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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美共党内反洛夫斯顿的斗争
〔美〕哈里·海伍德
1978年
来源：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总第19辑）第197—214页。
编译者按：本刊第十辑在《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的标题下刊登了斯大林1929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美国问题的三次讲话。下面这篇从1978年美国出版的《黑人布尔什维克》一书中摘译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三次讲话的背景情况。作者哈里·海伍德是美共老党员，当时属少数派（福斯特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曾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的斗争。本文标题和文内小标题都是译者加的。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
美共的洛夫斯顿一佩帕尔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他们在党内还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党内普遍认为这些领导人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加之洛夫斯顿大肆宣扬他拥护六大的路线，企图把右倾帽子戴在少数派头上。这种欺骗在短期内也产生了效果。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8年9月7日，即在六大闭幕后一星期给美共的来信，似乎也证实了它对洛夫斯顿的支持。这封信附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最后修改稿中的关于美国党问题的第49条。第二个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一个“补充决定”，它否定了美共少数派关于洛夫斯顿一佩帕尔集团代表着党内一条右倾路线的指控。《提纲》第49条一方面表扬美共，说“它表现了较大的积极性，利用了美国工业中的危机症候……许多顽强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主要是矿工罢工）有了共产党作为坚强领导者。反对惨杀萨珂和汪泽第的运动也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它又对党提出批评，说“它在组织无组织工人和黑人运动方面工作不够有力……在反对美国在拉美的掠夺政策方面未进行足够强大的斗争”。然而，它的结论是：“这些错误不能完全归之于多数派的领导……党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在于结束派别斗争，这种斗争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则分歧”。它指出两派都犯过一些右倾错误，“指责美共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代表一条右倾路线，是毫无根据的”。洛夫斯顿一佩帕尔集团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1928年10月3日在《工人日报》上公布共产国际来信的同时发表了中央委员会一个自我吹嘘的声明，说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美共现领导”。
我们少数派自然不满意洛夫斯顿对共产国际这封信的解释。我们觉得，共产国际批评一切派别活动和拒绝我们对洛夫斯顿一佩帕尔集团的具体指控，并不等于在政治上赞同洛夫斯顿。共产国际要求党在国际六大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很难指望它会出来支持少数派。加之少数派的坎农后来成为托派。虽然坎农及其亲信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的背叛是由少数派自己最先揭发的，使洛夫斯顿给我们戴托派帽子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洛夫斯顿还是设法利用托洛茨基问题使党偏离了对主要右倾危险的斗争。所以后来共产国际还是要批评少数派缺乏警惕性，未能“及早”同坎农的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
洛夫斯顿趾高气扬，极其自信。他认为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肯定能把少数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从美共中消灭掉。甚至在美共代表团回国不久共产国际就要把他的主要顾问和同伙佩帕尔召回莫斯科，似乎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心。（佩帕尔原来是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派往美国的，因此直接归国际调遣。）佩帕尔被召回无疑表示共产国际减少对洛夫斯顿的支持，洛夫斯顿集团支持佩帕尔对召回进行抗拒。共产国际当时并没有坚持，于是佩帕尔仍然留在美国。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党内的领导职务。但是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忘却，它还是记在洛夫斯顿的账上的。
不久就来了第一个打击。这是政治书记处1928年11月21日发出的一封信。它对洛夫斯顿以宗派方式利用9月7日那封信表示了强烈不满，指出多数派就这封信发表的言论毫无自我批评、纯系自我吹嘘，并且特意声明不同意洛夫斯顿关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美共现领导”的提法。“这个提法可能使人以为六大已明确宣布信任多数派而不信任少数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封信还要求把美共党代会推迟到1929年2月以后。显然洛夫斯顿弄巧成拙了。这封在美共中央全会前夕到达的信，使得洛夫斯顿集团惊恐万状。
这封信的调门这么高，是因为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国际上的右倾思潮和调和派有所抬头，必须予以反击。这封信是这种形势的产物，是即将到来的地震的前兆。国际上的右倾思潮在六大上已有冒头，大会之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一些大党中又有所发展。在德国，它表现为对社会民主党抱幻想和不愿成立左派工会。在法国，它反映在不愿提出“阶级对阶级”的竞选口号上。在英国，它表现为对工党的非批判态度和拒绝提出独立的候选人。这种右倾思潮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德国党开除了布兰德勒一塔尔海默右倾取消派。共产国际在那里代表台尔曼参与反对了调和派艾瓦特和格尔哈特·艾斯勒。在苏联则是对布哈林的右倾路线采取行动。1928年10月在莫斯科市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开始不点名地批判布哈林，1929年2月初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正式谴责布哈林是右倾路线的头子。在共产国际内部，斗争在六大以后就展开了。布哈林由于受到批判，对共产国际越来越无力领导。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已落到亲斯大林的力量手中，布哈林比傀儡强不了多少。他的副手，瑞士的冯伯特一德罗兹和意大利的塞勒，也遭到了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洛夫斯顿被揪出来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这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等于有双重党籍，既能了解苏共的情况，也能了解美共的情况。我们比国内的同志更了解共产国际内部的事态发展。我们作为苏共党员参加列宁学校反对右倾路线的斗争。斯大林的最亲密助手莫洛托夫亲自到学校来作关于1929年2月苏共中央监委会和莫斯科党组织联席会议决议的报告。除了布哈林以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被揭露为苏联党内的秘密右倾路线的头子。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就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了，所以，他以权威的口气谈到了国际右倾路线的支系以及德、法、意等兄弟党内的布哈林支持者。他在报告内没有提到美共或洛夫斯顿，但是我们学生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提到了。
列宁学校正象在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左倾路线时一样，在反对布哈林右倾路线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据点。这个学校的右倾分子居于少数，整个学校的行政和教学领导从库尔桑诺夫（校长）以下都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洛夫斯顿许可美共少数派的这么多活动分子上列宁学校，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无疑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这一批之前学成回国的同志中，有人迅速成为了少数派的杰出领导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俄国党和共产国际中有许多朋友，特别是在中层领导中，而这些人在国际的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有些人被派去执行短期的国际使命，例如，克鲁班被派到中国和英国去。另一名美国学生鲁笛·巴克也被派到中国去。赤色工会国际、英美书记处、甚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美国问题时，常邀请我们中的许多人参加。我记得我曾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就是上面提到的1929年2月苏共中央监委会和莫斯科党组织的联席会议。我被派去代表列宁学校向会议致贺词。我在简短的发言中欢呼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对右倾路线和右倾调和派进行的胜利斗争为我们美国党树立了榜样。我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右倾分子，那就是布哈林在美国党内的朋友——佩帕尔一洛夫斯顿领导集团。”我描述了这个领导集团关于美国例外和对美国工人阶级与受压迫黑人的激进化程度估计过低的理论。这肯定是一篇宗派性的演说，但是却受到了在场的莫斯科官员和工人的热烈鼓掌。我记得，这篇演说使得洛夫斯顿集团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伯特拉姆·沃尔夫特别生气。他在几天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次讨论美共六大筹备情况的会上特别提到我这篇演说，抱怨苏联党对美共合法代表不够尊重。他感到惊讶，“怎么可能让海伍德，仅仅一个学生，去给苏联党致贺词？为什么让他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对美国共产党进行派性攻击？为什么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总是召列宁学校的学生来提出少数派的报告？”书记处的成员对这些怨言绷着脸听着，一言未发。
美共六大期间
我们这些学生从莫斯科注视着美国事态的发展，国内的朋友及时地把情况写信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摊牌迫在眉睫。最后，美共六大在1929年3月1日召开了。
共产国际派了德国人菲力浦·滕厄尔和英共领导人哈里·波立特作为全权代表前去参加。他们带去了两套指示：第一套是公开的，即共产国际给美共六大的公开信的最后修改稿，第二套是为保证公开信的指示付诸实现的秘密组织建议。公开信的内容是大家知道的，它的草案曾传阅过。我们在列宁学校的学生曾参加共产国际中为起草这封信的讨论会。
公开信继续按照六大提纲第49条和补充提纲的精神对两派进行同等的批评，说两派都犯有搞无原则派性和右倾的错误。然而公开信中有一个新的提法，即指出两派右倾错误的根源都是美国例外论。“两派都想把美帝国主义看作是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之外、与它无关而且是按照自己独特的规律发展的东西。”在我们少数派看来，现在形势肯定变得对洛夫斯顿不利了。虽然双方都犯有这个错误，但是把它弄成系统理论并且执意要予以坚持的，却是洛夫斯顿那一派。
公开信强调指出，“多数派这一错误是与他们过高估计美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发展密切有关的”。它说：多数派提纲中“把这种技术革命看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绝对错误的”，说南方的封建残余正在消灭，正在形成新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严重的错误”。公开信认为这种过高估计正中资产阶级的下怀，“技术变革……只能使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和尖锐化”。
至于少数派，公开信批评了毕特曼的“顶点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点，很快就会由于它自己的内部矛盾而陷于崩溃。公开信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将要尖锐化，并不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停止发展，而是因为它继续发展，并且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导致一切对抗性矛盾的极度加剧”。
公开信接着谴责党内的派别活动，它说：“只要党内存在着这两个派别，就不可能有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健康发展。”它提出了为了使党变成群众性的共产党所必不可少的四项原则条件：“（1）用正确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美帝国主义；（2）把美国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放在党的工作的中心；（3）使党摆脱移民的狭隘性和关门主义，把美国工人作为它的广泛基础，对黑人中的工作予以应有的重视；（4）消除派性并吸收工人参加领导。”很显然，这封信使洛夫斯顿关于共产国际支持他的说法失去了任何根据。
那么共产国际为建立一个不搞派性的新领导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这就是由滕厄尔和波立特带去的秘密组织建议。这些建议要求把洛夫斯顿和毕特曼（作为搞派性的两个主要人物）暂时调离美国去共产国际等候分配工作。要求任命威廉·福斯特为新的总书记。佩帕尔再次被立即召回莫斯科，不许出席代表大会。
在形式上接受公开信的路线，对洛夫斯顿那种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实上，这封信得到了两派的赞同。但是威胁要夺去洛夫斯顿权力的组织建议则是另一回事了。洛夫斯顿及其一伙的关键问题就是要保持对党的控制。他自恃在党内拥有绝大多数，能够同共产国际进行讨价还价。他一面高喊完全同意政治指示，建议无条件接受这一指示，一面把主要矛头对准组织建议，声称这些建议与政治指示相矛盾。他和同伙们不顾共产国际两位代表的反对，把斗争带到代表大会的会场里。他们在那里对当时被共产国际提名来取代洛夫斯顿的福斯特，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诽谤运动。少数派方面则指控洛夫斯顿支持已经挨批的布哈林。洛夫斯顿集团为了不让别人超过自己，支持通过一项谴责布哈林、要求撤销他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的决议。洛夫斯顿在抛弃他先前的政治保护人时，丝毫不感到良心不安。
两派火气越来越大，终于在会场上打了起来。由洛夫斯顿组织的一群所谓无产阶级代表向共产国际发电报要求撤销组织建议，让代表大会自己选举总书记，当然最后要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共产国际作了让步，同意由代表大会自己选举总书记，但不得选举洛夫斯顿。共产国际仍坚持要把洛夫斯顿和毕特曼调往莫斯科。洛夫斯顿乃让他的亲信吉特劳任总书记。共产国际还坚持要佩帕尔回莫斯科。代表大会结束前指定了几名忠于洛夫斯顿的分子组成“无产阶级代表团”，准备到共产国际去为多数派辩护。他们主要是一些由于政治可靠而被选中的党的干部。他们由多数派领导人洛夫斯顿、吉特劳和别达赫特率领，到莫斯科去要求撤销把洛夫斯顿调往莫斯科和不让他担任美共领导职务的决定。
斗争又转到莫斯科
洛夫斯顿的“无产阶级代表团”于1929年4月7日到达莫斯科。福斯特和怀恩斯顿也来向美国委员会提出少数派的看法。怀恩斯顿是在美共六大期间转到少数派方面来的，现在支持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议。毕特曼也来了，他已同意给他重新分配共产国际的工作。
一周以后，即在1929年4月14日，美国委员会在共产国际一间宽敞的长方形大厅里开会。出席和列席的人数有一百多。这个委员会本身就很可观，它的成员中包括有来自德、英、法、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代表中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还有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最高级领导人：库西宁、古谢夫、米哈伊洛夫（威廉斯）、洛佐夫斯基、贝拉·库恩、柯拉罗夫、基塔罗夫（少共国际书记）和贝尔。库西宁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米哈伊洛夫是书记。在来宾中有我们这一大群在列宁学校学习的学生。
委员会的会要开将近一个月。吉特劳开始陈述多数派的观点。他夸夸其谈地说了两个小时，对少数派，特别是福斯特进行了恶毒攻击。他把洛夫斯顿的所谓“伟大贡献”与福斯特的缺点和失败加以对照，高度颂扬洛夫斯顿，夸口说，党的压倒多数都支持他这一派。他攻击赤色工会国际的主席洛佐夫斯基，说他实际上是少数派的成员。他通篇发言的要旨就是要求撤销共产国际对美共六大的组织指示，声称撤掉洛夫斯顿的领导职务将是对党的致命打击。
福斯特以较温和的语调作了回答。他指出佩帕尔一洛夫斯顿领导集团及其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党内右倾偏向的代表。他对洛夫斯顿集团发动的诽谤他的运动表示了愤慨，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驱使党来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他要求支持共产国际。毕特曼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美国经济的下降趋势已经开始，生活本身就驳斥了洛夫斯顿和佩帕尔的乐观估计。
沃尔夫埋怨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他采取歧视态度，他作为美共正式代表的身份没有受到尊重，关于美国问题的重要讨论没有让他参加。最后，“无产阶级代表团”的成员发言，内容都是诅咒福斯特和颂扬洛夫斯顿。他们发言后，委员会的成员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询问，目的在于弄清楚他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但是他们除了机械重复吉特劳和洛夫斯顿的话以外，说不出什么新东西。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洛夫斯顿忠心耿耿，在内心深处对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怀有敌意，因此他们中某些人的发言相当粗鲁。
接着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官员相继发言，他们开始对两派进行同等的批评，但是随着会议的进展，批评的重点愈来愈转到多数派的错误上。
洛佐夫斯基详细谈了佩帕尔在被召回莫斯科的问题上所耍的花招。佩帕尔头一次是在1928年9月被召回莫斯科，在1929年2月的组织建议中又重提了这个要求，并且他还被命令不得参加美共代表大会。佩帕尔不再露面了，给人的印象是他正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据佩帕尔说，他当时曾到墨西哥去设法乘船赴苏联，由于无法弄到船票，他又返回纽约，打算从那里动身去莫斯科。但是，正是在他应该在墨西哥的期间，却有人在纽约看到了他，那时党代表大会正在那里举行。现在佩帕尔的问题已提到国际监察委员会。柯拉罗夫批评了“无产阶级代表团”某些人发言时的粗鲁态度。
斯大林第一次讲话
斯大林5月6日在委员会里第一次讲话。我以前曾见到过斯大林，但是我怀疑这位大人物从第一次会见就会记住我。这次开会之前，福斯特又把我介绍给他。我猜想福斯特是想要让斯大林知道，他也有一些黑人支持者。现在我要第一次听斯大林讲话了。他穿着平常穿的那套棕黄色紧身制服和刷得闪亮的黑皮靴，一只手里拿着烟斗，很随便地倚靠在讲台上，开始用一种很平和的、有节奏的、而且很低沉的声音说起来。我们必须很用心才能听得清。
斯大林强调指出多数派和少数派都犯了美国例外论和搞无原则派性的错误。“两派在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方面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种夸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派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接着斯大林反问道：“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他们——首先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受无原则的派性考虑的左右，把自己一派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第二，这两派—特别是多数派——患有派性病，以致他们不是把信任的原则，而是把腐朽的外交手腕、外交把戏的政策当作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基础。”他举出两派“拿联共党内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分歧”进行投机作为例子，并且说他们在这样做时就“象赛马似地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他为解决美国党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个六点计划。其中包括“基本上”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给美共六大的建议（关于提名福斯特为总书记的一点除外）；发出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着重说明铲除一切派别活动根源的问题”；谴责多数派领导人在党代会上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的活动；立即结束美国党内的这种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问题、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问题被派别斗争的小问题所取代的状况。他最后要求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改组美共，强调要把那些“能够把党及其团结的利益放在各派利益之上的”工作人员提拔上来。洛夫斯顿和毕特曼则应由共产国际调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清楚了解，“共产国际在十分认真地肩负起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
斯大林指出为什么共产国际那样重视美国党的发展，为什么它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解决美国党的问题：“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共产党肩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从世界革命运动角度来看具有决定性的任务，美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美国现有的三百万失业工人，是表明危机也在美国成熟的第一个征兆……我认为，革命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刻不远了”。
接着莫洛托夫发言，他的调子与斯大林的基本上一样。他强调必须结束已经使党受到腐蚀的派别活动，号召美共“弃旧图新……不是用言词而是用行动来保证消灭派别活动，保证改造党的组织”，使党能够对付即将来临的尖锐斗争和危机。
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发言，现在已能清楚看出风是往那边刮的了。对多数派来说，斯大林的讲话肯定是一个凶兆。尽管委员会的特别小组（莫洛托夫、古谢夫和库西宁）还没有提出委员会的结论草案，洛夫斯顿及其一伙已决定要迫使摊牌。从这时起，他们就开始对共产国际进行一系列未明说的威胁。5月9日，即在特别小组提出草案之前三天，洛夫斯顿派发表声明，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少数派反对多数派。他们以为还能够控制国内的党，便傲慢地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这只能被解释为威胁要把美国党从共产国际分裂出去。
5月12日，委员会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库西宁作为主席报告特别小组的结论和决定。这个报告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美共党员的信件草案，在前一天已经传阅了。这封越过党的领导写给全体党员的信，对洛夫斯顿派进行了最尖锐的抨击。在这方面，它大大超过了象《致六大的公开信》等以前的批评。它现在说，例外论是“美国共产党中右倾错误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且说“例外论的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佩帕尔和洛夫斯顿同志，他们的理论是：资本主义有危机，但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群众在向左转，但不是在美国。有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但不是在美国，有必要反对右倾危险，但不是在美国共产党内”。这封信指责洛夫斯顿领导集团“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忠诚的无产阶级党员误入歧途”，并且“在反对右倾危险的问题上玩弄无原则的把戏”。它把洛夫斯顿的5月9日声明称作“最宗派主义的和完全不能许可的反党声明”。这封信在最后提出五点：（1）解散两个派别；（2）把洛夫斯顿和毕特曼暂时调离美共；（3）拒绝少数派关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要求；（4）按非派性原则改组美共中央书记处；（5）把佩帕尔的问题交国际监察委员会处理。
库西宁在提出信件草案时，要求洛夫斯顿的代表团“绝对明确地说明他们是否准备服从共产国际关于美国问题的决定并且毫无保留地予以执行”，但是他们拒绝作直截了当的回答。他们离开了会场，把对抗推迟到5月14日。同时，多数派的领导人秘密地采取步骤来分裂党。5月12日会后立即起草了一个电报，5月15日从柏林秘密地发给国内的“看守班子”，指示他们：“决定草案意味着党的灭亡……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要接受任何人的任何建议。”电报接着说：“形势令人吃惊，难以容忍，在回来前不能理解”，“有可能整个代表团被扣押”。电报还要求“在基层开展广泛的运动，催促整个代表团回国……不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等等。
最后摊牌，斯大林两次讲话
5月14日是大摊牌的日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这天晚上开会听取美国委员会的报告并作出关于美国问题的最后决定。共产国际大楼的红厅被会议参加者和旁观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有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高级领导、这两个组织的政治工作者和许多党的领导人。我们美国人的数目很可观，除了十名代表以外，似乎侨居莫斯科的所有美国共产党人都来了。洛夫斯顿的关键时刻到了。
宣布开会后，委员会主席库西宁宣读了委员会的结论，即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美共全体党员的信。他在结束讲话时指出，多数派代表还没有回答他12号在委员会里提出的问题。然后开始讨论发言。
吉特劳怒气冲冲地登上讲台，宣读了由美国“无产阶级”代表团签署的另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比前一个声明更富于外交辞令，却是继续进行着同样的派性和反党攻击。它在一开始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宣称声明的签名人是服从纪律、完全忠诚于共产国际的。但是紧接着便指责公开信的新草案“违背（共产国际）六大路线的文字和精神……有一些极有分量的理由使我们不能接受公开信的新草案，不能在党员群众面前承担执行这封信的责任，不能赞同这个新草案一经通过必然会给我们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消除的危害”。这种对共产国际的公然违抗，使全场惊若呆鸡。这显然是一封宣战书。
在吉特劳的长篇激烈发言之后，主席团的成员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相继发言抨击这个声明，指出它的反党分裂性质。他们都规劝代表团的普通成员继续忠于共产国际。我们列宁学校的许多学生也都发言提出这种劝告。
斯大林在这个阶段的讨论中作了第二次讲话。他以通常那种平和的、不慌不忙的语调对多数派领导人洛夫斯顿、吉特劳和别达赫特进行了极其尖刻的批评。他说5月9日的声明是“派性极端严重的”和“反党的”。5月14日的声明“比5月9日的声明派性更严重和更加反党”。他把新的声明称作骗人的花招，写得“相当狡猾……是由某个精明的法学家、某个讼棍式的律师执笔的”。“一方面，宣言说对共产国际完全忠顺，说宣言作者不可动摇地忠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宣言说，它的作者不能承担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责任……·请看，一方面是完全忠顺，另一方面又拒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把这一切叫作忠于共产国际！……这叫什么忠顺呢？为什么需要这种虚伪，这种假仁假义呢？洛夫斯顿同志需要空喊对共产国际忠顺和忠诚，是为了欺骗党员群众，这不是很清楚吗？”“不可否认，美国同志和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有不同意委员会决议草案的充分权利，有同这种草案进行斗争的权利……但是，我们应当向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认为在草案成为共产国际的有约束力的决议之后可以不服从这个决议呢？”
斯大林然后详细论述了派别活动的危害，他的话既刺中了多数派，也刺中了我们少数派。他举出美国党作为派别活动可能造成何种破坏的例子。他说，派别活动“削弱共产主义，削弱共产主义对改良主义的攻击力，破坏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使党性感淡漠，使革命嗅觉迟钝……妨碍对党进行原则性政策的教育……破坏党的铁的纪律……彻底破坏党的任何必要的工作”。
斯大林警告多数派不要“拿百分数来夸耀”，并且否认他们在美国党内拥有多数。“你们拥有多数，是因为美国共产党至今把你们看作共产国际的坚决拥护者……但如果美国工人知道你们企图破坏共产国际队伍的统一，事情又将会怎样呢？……你们就会完全被孤立。这一点你们是可以确信的。”
斯大林的讲话的确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在党内的整个五年中都是一个派别的一分子，我加入党同时也就是加入一个派别。当洛夫斯顿当权时，我从鲁滕堡派转到了福斯特派，但是经过过去这一个月的讨论之后，我看清了派别活动危害了党的工作。很明显，如果不肃清派别活动，党就不能向左转，尤其不能推进黑人运动。
这时已经过了午夜，主席团终于被要求对公开信草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反对被通过，这张反对票是主席团的唯一美国成员吉特劳投的。然后要求多数派的代表表态。每一名代表都被叫到讲台上去直接回答是否赞成决议的问题。当一直坚决支持洛夫斯顿的多数派领导人别达赫特与多数派决裂，宣布赞成并且要执行主席团的决议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欢笑。西海岸的农民组织者诺拉尔也作了同样的表态。洛夫斯顿坚持多数派的声明。另外六人回答说，虽然他们不同意这个决议，但是他们服从共产党的纪律，在下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以前将接受这个决议。吉特劳最后发言。他声明，他不仅不同意这个决议，而且他回到美国之后要积极进行斗争反对这个决议。
斯大林显然对美国代表团多数人的暧昧态度很不满意，他又再次发言。他用很平静的声音指出，美国同志们看来“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在决议未通过前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一回事，在决议通过以后服从共产国际的意志则是另一回事”。他说这涉及到共产党人能否集体行动的问题，为了能够集体地行动，就必须“善于以个别同志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
他否认，如果共产国际坚持反对洛夫斯顿的路线，美国共产党就会灭亡，相反，“要灭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主席团通过的决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使美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地肃清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建立党内的统一，最终走上群众性政治工作的康庄大道”。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到15日凌晨3点才结束。那已是初夏，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莫斯科教堂的金色圆屋顶已在晨曦中闪闪发光。我们列宁学校的学生径直回阿尔巴特的宿舍去，我们在路上谁都没有说话，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中，力图彻底弄懂刚才发生的事情，估量它对党所具有的含义。
大功告成
洛夫斯顿这出戏在很快接近尾声。共产国际迅速采取行动来防止可能发生的分裂。5月17日，即在主席团会议之后两天，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处撤销了洛夫斯顿、吉特劳和沃尔夫在共产国际和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同时这三人都被扣留在苏联，以等待对他们问题的正式处理。洛夫斯顿被警告，未得共产国际许可擅自离开苏联将被认为是破坏共产党纪律。支持公开信的别达赫特、怀恩斯顿和福斯特被立即派回国。米哈伊洛夫（威廉斯）也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派往美国。共产国际把三千字的致美共公开信用电报发出。洛夫斯顿的看守班子米诺尔和斯塔舍尔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洛夫斯顿划清界限。他们同多数派的十人领导小组一起保证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开会，一致要求仍留在莫斯科的代表们停止一切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
5月20日，即在主席团会议之后五天，公开信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成为全体党员的财富。洛夫斯顿的两面派手法和欺骗伎俩现在大白于天下。在以后几天里，洛夫斯顿以前的支持者们寄来大量信件和决议谴责他，批判他们以前的领导者在莫斯科的行动并且表示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国际。5月24日，仍在莫斯科的休斯伍德、诺拉尔和布鲁尔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仍不同意共产国际，但是无意抗拒。
中央委员会建立了由福斯特、米诺尔、怀恩斯顿和别达赫特组成的临时领导。新领导立即发起了群众运动，就斗争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对普通党员进行教育。这个运动很快就把党的绝大多数争取到了共产国际方面。6月22日，美国党得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洛夫斯顿违反共产国际的决定，没有交出供发表的收回其反对意见的政治声明就擅自离开了莫斯科。吉特劳和沃尔夫在这之前已经离开。洛夫斯顿回到美国后，继续进行分裂活动。6月底，这三人都被开除出党。这样，洛夫斯顿分裂党的企图就彻底失败了。他夸耀的百分之九十的多数缩小到了百分之二。只有二百名最顽固的右倾宗派分子仍忠于他，和他一起被赶出党外。
六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洛夫斯顿派被开除后刚过三个月，就发生了1929年10月的股票行情大跌价，这标志着即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经济危机的开始。这个危机粉碎了洛夫斯顿和佩帕尔信奉的美国例外论的资产阶级神话。随着六年之久的派别斗争及其罪魁祸首被清除，党内团结终于恢复了。党现在能够实现六大所要求的向左转，能够领导下一个十年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和解放斗争了。
至于洛夫斯顿派的头子们，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堕落了，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洛夫斯顿先成立了一个所谓共产党反对派组织，宣称其目的是“在美国重建共产主义运动”。他有几年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当他的反党运动不见成效，这个组织一瓦解，他就走上了公开反共道路。他在1963年成了劳联一产联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和乔治·米尼的“外交部长”。佩帕尔被国际监察委员会开除党籍，后来成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个普通职员。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