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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YEARS OF THE PARIS COMMUNE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
巴黎公社，1871
﹝法国﹞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
王鹤凡 翻译、博约 校对
1871年3月18日，市民解放了处在普鲁士军队重重包围之下的巴黎，并在接下来的72天内，体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
1．受压迫者们的遗产
在巴黎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里有一面墙，名曰“公社墙”。正是在这面墙下，那些最后的斗士们被效忠于凡尔赛的士兵杀害。每年都有数千名——甚至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比如1971年，上万名——的同志，从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来到这里，来到巴黎公社运动的圣地。他们或成群或独行，手里拿着红旗或是鲜花，嘴里或许还在唱着那首旧日的民歌《樱桃成熟时》（Le Temps des Cerises）——它后来成了公社的象征。我们不向一个人、一位英雄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脱帽，而是向那一群名字无人知晓，功勋永垂不朽的同志致敬。
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1940 ）中所说，对解放的争取不仅仅是未来的向往，它还是已经失败的那一代人的追求。我们的被奴役的父辈们抗争的经历恰恰最能激发我们革命的想法与行为。巴黎公社因此是本雅明所说的“受压迫者们的遗产”的一部分——下层阶级短暂地“消灭”了那些长时间存在的特权。他们或许只争取到了片刻——那怕只是瞬间——的自由，解放与正义，但正是这些东西，指引了后世新的抗争。1871 年以来，它一直引导着革命者们反思与实践——从（18世纪的）马克思，巴枯宁，一直到20世纪的托洛茨基和列宁。
2．马克思与巴黎公社
尽管在第一国际内部存在分歧，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仍齐心协力共同支持巴黎公社这一近代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当然，马克思和巴枯宁对这一革命事件的分析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将第一种观点概括如下：“参与公社活动的一小撮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处境艰难。他们不得不建立一个效忠革命的政府和军队，以对抗凡尔赛政府及其军队。”对这场内战的第二种观点反对政府的旗帜相当鲜明：“巴黎公社是一场反对国家与政府——这种僭越于社会之上的畸形产物——本身的革命。”
细心而见识广博的读者会知道：第一个观点是巴枯宁在他的论文《巴黎公社和国家理念》（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中提到的。 而第二个观点来自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最初版本的引述。 我们故意搅浑水，以表明马克思和巴枯宁、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公认的相当显著的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和明显。
此外，马克思高兴地看到在公社期间，蒲鲁东主义者放弃了他们领导者的论点，而某些自由主义者则高兴地看到马克思在公社的著作放弃了集中制并转而支持联邦制。
马克思曾在1864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与自由要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实现。”——这后来也成为了第一国际的口号。巴黎公社之所以在他眼中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它是现代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追求自由的革命。
马克思在 1871 年以第一国际的名义发表的演讲在《法兰西内战》（以及筹备通告）中说，公社不是某一政党或团体的政权，而本质上是政“工人阶级的政府”，即“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人民收回自己的权利，为人民服务”。为此，仅仅“征服”现有的国家机器是不够的：有必要“打破”它并以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取而代之，就像公社第一个法令做的那样——武装人民以取代常规军。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7 日写给他的朋友库格尔曼（Kugelman）的信中说道：“如果你看看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会发现我说法国的下一次革命尝试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将官僚军事机器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而是粉碎它，这一点对于大陆上每一次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我们英雄的同志们正在巴黎尝试的。”
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的决定性意义不在于其立法——其中的某些措施，例如将被所有者抛弃的工厂转变为工人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与意义——而最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 正如他在 1871 年的演说中所写，“这个打破现代国家权力的新公社”是“普通工人”的杰作，他们“第一次敢于挑战政府‘神授’的特权。”。
公社既不是阴谋，也不是一场突袭，而是“人民自己为自己争取自由”。《每日新闻》（Daily News）记者发现，没有一个领导人行使“最高权力”，这使得马克思讽刺道：“这让极度需要政治偶像和‘伟人’的资产阶级感到震惊”。
虽然第一国际的同志在巴黎公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将公社解释为先锋队的干预行动。马克思回应那些将起义描述为第一国际策划的阴谋的诽谤时道：“带有警察色彩的资产阶级观点自然地认为第一国际就是在策划阴谋，它时不时在世界各地策划暴乱。但事实上，我们的协会是文明世界各个国家最进步的工人们之间跨越国际的纽带。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情况下，只要阶级斗争取得一定成果，我们的成员应该很自然地有所参与。”
如果马克思有时说工人，有时说“人民”，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公社不仅是严格意义上无产阶级的作作品，同时也是贫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士兵还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的杰作。他们怀揣着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团结在红旗之下。更不用说法兰西的农民，但没有他们的支持，迎接巴黎起义的只会是失败。
马克思所坚持认为的公社的另一个性质在于其国际性。当然，巴黎的人民在 1871 年起来反抗的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军队投降的资产阶级政客。但这种进步绝不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仅有第一国际中来自法国的激进分子的作用，同时也有被公社吸引的其他国家的人员的努力。国际工人协会的团结，工人在布雷斯劳和德国其他城市举行的支持公社的会议，都体现了巴黎公社中的这种国际性。正如马克思在 1872 年 3 月庆祝公社周年会议中通过的决议里所写的那样，公社成员是“普世无产阶级来势汹汹的大军的英勇先锋……”
沃尔特·本雅明在他 1940 年的论文中认为，在被压迫者的当下的斗争与过去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独特的联系，这个联系是相当微妙且隐蔽的。 在1905 年俄国革命时期，只有托洛茨基看到了 1871 年公社革命和 1905 年俄国苏维埃革命之间的联系。在他于 1905 年 12 月为马克思关于公社的作品的俄文译版作的序言中，他引 1871 年的例子并表明：“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人们有可能比在发达的国家更早地获得政权”。 而一旦成功上台，俄国工人就会像公社工人一样被引导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清算专制主义。
在 1905-1906 年间，托洛茨基是在孤立无援地推行1871 年法国革命模式。即使是批评那些支持反沙皇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列宁，也拒绝将公社视为俄罗斯工人运动的榜样。在他 1905 年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他批评巴黎公社将争取共和的目标与争取建设社会主义政府的目标混为一谈——因此，公社在政府形式方面与革命后的俄罗斯民主政府是全然不同的。
到了1917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列宁从四月提纲开始，把巴黎公社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榜样。他认为公社是俄国革命者的目标因为它实现了民主共和派与社会主义派斗争之间的辩证融合。这个想法在 1917 年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列宁的所有其他著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发展。 根据当时的记载，列宁是如此认同公社，以至于在1917年10月的几个月后的一天，列宁自豪地庆祝了苏维埃比 1871 年的公社成功地多坚持了一天。
因此，十月革命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论文中提出的这一思想的一个显著的例子：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仅仅是向未来的一大步，同时也是“一个虎扎跃入过去”，是向充满“当下性”[1]的过去某一时刻的辩证飞跃。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列宁和托洛茨基批评了公社的某些政治上或战略上错误：例如，没有从银行取出钱财，没有攻击凡尔赛宫，在街垒上被动等待敌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公社中认识到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第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尝试，被压迫者们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层面的第一次解放体验。
3．公社与二十一世纪社会的联系
根据经验、当前斗争的需要、激励其行动的愿望与理想中的乌托邦的不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 1871 年巴黎公社的自己的解读。那么从激进左派和 21 世纪初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恰帕斯州的萨帕塔主义运动（Zapatistas of Chiapas）[2]到“运动的运动”[3]以及全球正义运动等角度来看，它与当下的关联又是什么？
当然，今天绝大多数激进分子和活动家对巴黎公社知之甚少。尽管如此，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历与今天的斗争之间仍有一些值得强调的相似之处：
A．公社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解放、自我组织的完全自主的运动。没有一个政党试图代表大众，没有一个先锋队想代替工人“夺取政权”。第一国际中来自法国的激进分子是起义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他们从不想自称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从不试图垄断权力或边缘化 其他政治潮流。公社的代表是在社区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并受到其人民的监督与控制。
B．换句话说：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一个多元并统一的运动，蒲鲁东或少见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和社会共和主义者都其中。当然，在公社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也有争论和分歧，有时甚至会发生政治冲突。但在实践中，他们共同行动，相互尊重，一致对外，而不是与可能与他们有分歧的同志斗争。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教义都没有共同的目标——社会解放、阶级特权的废除——重要。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那样，雅各宾派忘记了他们的威权集中制，而蒲鲁东派则忘记了他们的“反政治”原则。
C．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主义运动，它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同志参与。 公社选举了一名波兰革命者（Dombrowicz）领导其民兵； 一名匈牙利裔德国工人（Leo Frankel）担任劳工政委。 当然，对普鲁士人占领的抵抗在引起运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它也受“欧洲合众国”这一乌托邦理念的影响，法国起义者对人民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证明了这种国际主义意识。
尽管父权制是绝对的主流，但妇女仍积极地参与了公社运动。自由主义者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 ）和俄罗斯革命家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是最著名，但绝不是唯二的两位女斗士。这些参加了 1871 年 4 月至 5 月的战斗的姑娘们被凡尔赛反动派称为“石油女郎”。 4月13日，有公社代表代表参加公社的妇女向公社执行委员会呼吁：“公社应当是消灭一切特权与不平等的伟大乌托邦的代表，它同时也致力于维护全体人民的公正要求，而不区分性别——这种区别是由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特权的需要而创造和维持的”。这份呼吁书由与会代表、女性公民中央委员会成员签署：Adélaïde Valentin、Noëmie Colleville、Marcand、Sophie Graix、Joséphine Pratt、Céline Delvainquier、Aimée Delvainquier、Elisabeth Dmitrieff。
由于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公社的社会上措施——例如，将被抛弃的工厂直接交给工人——具有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特点。
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起义——例如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4]、200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的起义、2002年在委内瑞拉挫败反查韦斯政变的起义、2019年反对的智利的邪恶总统皮涅拉的起义（仅举几个拉丁美洲最近的例子）与 1871 年巴黎公社大不相同。但是，他们与被压迫者进行社会解放的首次尝试的许多方面仍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且应该被新一代人反思。没有过去的记忆和这次斗争，就无法为未来的乌托邦而战。
2021年3月18日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7075
[1] 译者按：关于“当下性”，见《论纲》第十六又第十八（A）。本雅明反对所谓历史性，即把任何事件归结到历史的因果律中，相反事件具有当下性，其界定了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从而打破历史的连续性
[2] 译者按：萨帕塔主义运动是拉丁美洲国家为维护土生印第安人的权利而战斗，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球化的斗争。萨帕塔主义者应该是不发达国家维护本土居民利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球化的参与者，也就是反全球化主义者。
[3] 译者按：详细可参考A Movement of Movements: The Defini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New Left
[4] 译者按：该组织自1994年开展武装斗争。 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洲，爆发了以维护当地印第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萨帕塔运动”，他们的军队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运动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萨帕塔的革命理念，并在墨西哥城发表了著名演说《土地之色的人民》。同年12月，他们建立了反叛萨帕塔自治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