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美国现代社会主义之父”[1]——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美〕菲力浦·福纳

1978年


　　来源：原载东德《工人运动史论丛》1978年第1期，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7辑，韦建桦译、无成校。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年11月9日生于托尔高（萨克森省梅泽堡专区的一座县城。——译者）附近的贝陶。父亲名叫格奥尔格·威廉·左尔格，母亲名叫海德维希·克罗蒂德（父姓朗格）。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牧师，是“光明之友”的成员，该教派在1848年以前自由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很多新教的牧师一样，左尔格的父亲亲自给自己的一大群孩子讲课，向他们传授古典语言、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从1842年起，少年左尔格在哈雷的法兰克教会学校接受师范教育。在1848—1849年革命中，左尔格参加了萨克森省的革命运动。为了躲避反革命军队的征兵，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逃到了瑞士。1849年春天，左尔格在瑞士得知巴登爆发了反政府的起义，于是立即返回德国，加入武装的革命者的行列。德国革命军队主要是由工人和手工业帮工组成的，其中有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战斗在他们的行列中，担任奥古斯特·维利希（后来美国内战时期的北军将军）的副官。左尔格也在维利希的部队，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历次抗击普鲁士人的战役中，他总是战斗在最前列。七月中旬，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被反革命军队镇压下去。随着这次起义的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告结束了。
　　得胜的反革命势力把许多革命者处以死刑，把数以百计的革命者投入监狱，并迫使很多人流亡国外。左尔格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担任音乐教员，他的教育才干帮助他在艰难困苦的流亡中得以勉强维持生活。他业余的许多时间是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创立和主持的工人协会里度过的。在这里，他还结识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由于左尔格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851年瑞士警察当局命令他离开这个国家。这一次，他在比利时的列日居留下来，他的兄弟住在那里。可是，比利时警察当局的反应与瑞士警察当局完全一样，于1852年将他驱逐出境。他再也不能返回德国了，因为在那里，他已经由于革命时期所从事的活动而被缺席判处死刑；同时他又不愿意生活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极权制度之下，因此他便前往英国。然而左尔格在伦敦无法找到工作，于是他决定离开欧洲。他由于憎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和北方1850年颁布的可耻的奴隶逃亡法，便决定宁可前往澳大利亚，也不去美国。事情纯属偶然：他患了霍乱，身体虚弱，神志不清，被别人错误地带上了一条不是开往南方而是开往纽约的船。1852年6月21日，他在纽约登岸。就这样，照弗兰茨·梅林的说法，他来到了一个注定要使他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国家。
　　可是，当左尔格来到新大陆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样一种使命。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曾在伦敦遇见马克思，可是，这次会面多半是邂逅相遇，而且，左尔格在那时对马克思观点的认识程度还远不足以使他赞同这些观点。当然，在到达纽约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已经不是一个新手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同许多外来的移民一样，左尔格必须为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而奔波。他几乎从来不提这段艰苦的岁月，可是，倘有一位德国同伴坐在要塞工事的长凳上赞叹起纽约港的美景，左尔格就会冷漠地说道，他正是在这些长凳上度过了许多个饥寒交迫的夜晚。这一段艰苦的时期到底延续了多长，很难准确地断定。不过，没有多久，左尔格就开始担任音乐教师，挣得了一份低微的收入。来到纽约几年以后，他和一位年轻的德国移民玛蒂尔德（即卡塔琳娜·左尔格。——译者）结了婚，同她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
　　在来到美国以后的最初五年，左尔格在政治上没有公开露面；但是，他从事着政治活动。他在巩固自己的音乐教师职位的同时，把所有能够节省下来的空余时间都拿出来，一方面从事纽约还俗者秘密组织（一个无神论者的团体，创立于伦敦，旨在宣传理性主义）的活动；一方面在争取德国自由和统一同盟美国支部里工作，这个组织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德国从专制政体下解放出来，它支持德国革命者，并为发动一次新的革命起义筹集资金。左尔格把大部分空余时间用于后一方面的活动。在美国舆论界，首次提到左尔格名字的是1858年6月26日《社会共和国》杂志刊登的一篇关于国际协会美国支部在纽约集会，纪念德国1848年3月革命牺牲者的报道。报道说，左尔格代表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出席会议，并致了欢迎词。
　　1857年10月25日，一些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俱乐部同马克思互相通信，并同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移民区的成员建立了联系，其中就有在诺沃尔和伊利诺斯兴办伊加利亚的人们。俱乐部致力于工人们的团结及其与欧洲运动的合作。当时居住在密尔窝基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约瑟夫·魏德迈对这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立表示祝贺[2]，并帮助它同共产主义流亡者广泛接触。1858年，纽约、芝加哥和辛辛那提都有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不仅是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而且也是当时唯一的吸收黑人作为享有平等权利成员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俱乐部的章程要求它的成员“承认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和性别如何，一律平等”。俱乐部站在反对奴隶制斗争的最前线。它的成员动员在美国的德国工人支持这一斗争。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成员是共和党内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力图促使这个党更加激进，以求彻底废除奴隶制。
　　当1861年内战开始的时候，德国人组成的激进组织大部分都解散了，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北方的军队。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也加入了北军。
　　战争结束后，左尔格又恢复了政治活动，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斐迪南·拉萨尔的信徒在旅居美国的德国人中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左尔格研究了拉萨尔的思想，认识到拉萨尔的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原则基础上的。左尔格摒弃了拉萨尔的论调，即认为选票是把工人从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在国家帮助下，通过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尤其是拉萨尔对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的否定，使左尔格抛弃了拉萨尔主义。左尔格确信，拉萨尔的这些思想在手工业者当中比在工业工人中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他断定拉萨尔主义在美国毫无前途。在共产主义者俱乐部里的马克思的拥护者们影响下，左尔格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867年6月，他给马克思写了第一封信，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在距离他所居住的纽约不远的新泽西州的霍布根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马克思鼓励左尔格去实现这项计划，这样，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便开始了，定期的通信一直保持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逝世为止。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协会的工作。众所周知，马克思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及其章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受到了国际的鼓舞，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下列论断的鼓舞：“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3]
　　1868年1月，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和拉萨尔主义者于1866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短期合并，从中产生纽约社会党。1869年12月，该党又改建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美国第一支部。支部的书记、促进者和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左尔格。1868年7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左尔格代表协会在美国进行活动。1870年12月，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支部在纽约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北美中央委员会，左尔格担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4]
　　左尔格同瑞士德语区支部领导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贝克尔就如何扩大国际在美国的影响的问题向左尔格提出建议，他在发自日内瓦的信中写道：“你们一旦在纽约有了坚实的基础，就要设法在北美其他城市建立与你们的组织互相联系的同类组织……每一个支部都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自己的地方章程，只是绝不允许违背总的章程。”贝克尔强调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项与工人有关的事务中，我们都必须保持主动权，都必须是发动者、组织者和教育者。”[5]
　　左尔格和他的第一支部的战友们为实现这些目标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贯彻执行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总委员会的各项宣言。他们特别重视建立和加强工会的工作，支持争取罢工权、废除计件劳动和兵营式住宅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确信，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将在为满足现实要求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采取必不可少的最初步骤。因此，他们参加工会的会议，委派左尔格作为代表出席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并派出其他代表出席工人代表会议和工会代表大会。1870年，在普法战争期间，一些工会联合会在他们的影响下通过了反战决议。他们同一些工会联合会，特别是同铜矿工人工会一起，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工人们对德意志帝国蓄谋兼并亚尔萨斯一洛林提出抗议，并维护人民的自决权。他们援助罢工的工人，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同铜矿工人、制鞋工人、机械工人、建筑工人、烟草工人、木工和家具工人保持通信联系。他们协助所有这些行业的团体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赛米尔·伯恩施坦指出：“毫不夸大地说，这个支部是一所学校，后来那些参加建立美国工人联合会的工人领袖都是由它培养出来的。”
　　1872年，左尔格离开纽约，去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返回美国时，他已经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书记，这时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也迁到了纽约。
　　左尔格直至1874年卸去总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为止，一直担负着复杂的任务。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以后，欧洲大陆开始了对国际的残酷迫害。此外，一些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又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同时，这也是由于国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国际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的袭击，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左尔格为维护国际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在这方面，他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全信任，他的行动同他们协调一致。1874年9月25日，当左尔格卸去总书记的职务时，他确信，最明智的作法是解散国际，而且在美国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1875年7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名代表在费拉得尔菲亚解散了协会，并把协会的档案和全部文件委托左尔格和卡尔·施佩耶尔保存。四天后，在该城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分子的统一大会上，成立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政党：美国工人党。
　　虽然新建的党对拉萨尔分子作了一些让步，但它的纲领是建立在第一国际的原则基础上的。纲领主张，工人们目前应当“离开投票箱”，集中力量去加强组织，因为“仓卒的政治行动将使组织经常地遭到破坏，不断地蒙受损失”。
　　纲领强调指出，工人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受到奴役，是因为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争取工人解放的斗争必须通过统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去进行；最终目标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纲领的思想以至语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大部分是左尔格起草的。
　　左尔格在建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876年，成立大会召开以后不久，他发表了自己唯一的一部英文著作《社会主义与工人》。左尔格批驳了那些针对社会主义散布的谎言和诽谤，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书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一旦实现，美国在进入自己独立后的第二个世纪时所面临的问题就将解决。他写道，尽管受到镇压、迫害、讥讽和嘲笑，“社会主义仍然在整个文明世界站稳了脚跟。它在各地都展开了反对资本、反对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斗争，并且必将取得胜利”。左尔格要求把工人组织起来。他在这方面强调了把工人掌握在工会之中，并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前途是同工会的前途紧密相联的：

　　“工会会员一旦克服了在自己的民族条件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偏见，就会越出自己划定的狭隘界限，就会扩展开去，掌握住这个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先锋队”。[6]

　　左尔格对美国工人党所寄予的希望很快就变成了泡影。原第一国际的会员们认为，工会运动是工人运动的必要的起点，并期待新的党贯彻这一条符合党的纲领和原则的路线。可是，拉萨尔派对统一代表大会所赋予的委托却漠然视之。他们为了修正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不顾原第一国际会员的反对，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于1877年12月26日在新泽西州的纽阿科举行。会上，党的名称被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章程和原则声明也被修改了。政治行动被说成是党的主要目标。有一篇附带的声明保证说，党将保持同工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促进工会的建立。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职责既然被认定是组织政治运动，那么很明显，从工人的社会利益出发、从而把工人纳入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必要性就被忽视了。这样一来，宗派主义的、其中部分是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便在党内占了上风。
　　由于统一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全部取消，而拉萨尔派的首领获得了胜利，左尔格、I·P·麦克唐奈、奥托·魏德迈和卡尔·施佩耶尔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退出了党。他们同艾拉·斯图尔特，乔治·E·麦克尼尔和乔治·冈托一起，着手从事一项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为口号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但其最终目标是废除剥削制度。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马克思主义者和八小时工作日的支持者于1878年成立了国际工人联盟。一切靠劳动工资为生的人，除去那些从事过反对工人利益的活动的人之外，不分民族、性别、信仰和肤色，都可以取得会员资格。不过，当时主要是着眼于组织那些未受教育的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缩小这些工人和受过教育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会员必须赞成以下各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在工厂、矿山和工场实行监督；废除计件工、罚款和童工；在发生事故时企业主负有赔偿的责任；设立劳动局。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同争取“最终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
　　国际工人联盟最初几年在新英格兰和新泽西州的纺织工业中心以及纽约北部的纺织工人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组织的人数一直不是很多。1878年，麦克尼尔估计，它在十三个州的各个组织共有七千至八千名成员。一年半以后，国际工人联盟总书记卡尔·施佩耶尔指出成员的数目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人。到1881年，仅仅在左尔格居住的新泽西州的霍布根剩下了一个党组织。左尔格于1883年把这个组织改建成霍布根国际工人联盟，“以援助新泽西州工会、争取较为有利的劳工法为目的，把国际工人联盟的成员联合起来”。1887年，这最后一个组织也解散了。
　　虽然国际工人联盟仅仅存在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它由于自己所尝试实现的目标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强调必须用工会的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运动。它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即把所有未受教育的工人团结在一个同盟之中，并使他们与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从而实现工人的团结。尽管工人联盟对工人运动的实际统一贡献不大，但是，它强调了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性，鼓舞了那些要把工人运动向前推进的人。
　　随着国际工人联盟的解散，左尔格的政治活动也就终止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在某一个组织里面参加过任何一项与工人运动有关的行动，或者说没有再参加政治行动。尽管左尔格不再积极参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他仍然是有影响的。当工会组织从七十年代中期的萧条状态开始慢慢地恢复时，工会领袖们便去拜访左尔格。左尔格同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从公众活动中引退以后，作为一个珍贵历史资料的收集者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仍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向威斯康星州的国家历史学会移交了第一国际的大量文献资料、通信、文稿和文件。他在1906年10月逝世前不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美国人的通信（其中有许多信是写给他的）连同他的私人藏书和一部工人运动文件集，一起存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左尔格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请求，把一些经过选择的书信的副本寄给了党内出版家约·亨·威·狄茨。1906年，狄茨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这些书信，书名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这部书信集的俄译本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并附有列宁写的序言。列宁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信集的意义，并在文中指明了英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产生的原因。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工人运动。”列宁谆谆嘱咐俄国社会主义者要学习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通信。
　　在恩格斯的推动和鼓励下，左尔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于1891—1895年间。左尔格在着手撰写美国工人运动史时，已经收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统计局关于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的各项报告，直至代表大会记录、传单和小册子。而且，他所叙述的许多事件都是他亲自参加过的，这就使他的著作在某些地方带有目击者的报道的特色。他写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
　　左尔格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大部分时间都退居于霍布根从事著述活动。1888年夏天，恩格斯在美国拜访了他，其他战友也经常前来作客，这就消除了他的孤独寂寞。弗兰茨·梅林在描述1905年到左尔格家里作客的情景时写道：

　　“去年夏天，我们拜访了左尔格，在他那简朴的住宅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刻，他以诚挚感人的盛情接待了我们。在他图书室的墙壁上，悬挂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肖像，在音乐室的墙壁上，悬挂着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肖像。他毕生都快活善饮，告别前，我们喝了他保存的在庆贺他金婚时别人赠送的最后一瓶酒，他举杯祝愿我们大家能再次愉快地重逢。”

　　可是，他们再也没有能够重逢。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于1906年10月26日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1906年10月28日，《纽约人民报》在头版刊登了左尔格的巨幅照片，并配上醒目的标题：“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弗·阿·左尔格逝世”。
　　《纽约人民报》为左尔格的逝世发表了社论，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事业，并指出他直到临终前还在“密切注视着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斗争”。社论最后写道：

　　“这个人对战斗的无产阶级倾注了满腔的热爱，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着促进无产阶级的斗争。他认为，全世界的工人不言而喻是属于一个整体的，多年来他的活动所致力的一个目标，就是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奠定国际的思想基础。美国工人的代表和发言人多少次到霍布根去拜访他这个德国人，请他就工人运动的问题给予指教和帮助！
　　只要涉及到工人斗争的重大步骤，不光是美国工人，不，而且欧洲工人的发言人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发言人，也都多次向左尔格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很珍视这位战友的意见。两个大陆的战斗无产阶级将永远怀念他。”



[1] “美国现代社会主义之父”这一称号是泽利希·佩尔曼提出的，他还补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全权委托”左尔格“在美国作为他们的思想的解释者。左尔格的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06年他逝世为止”。

[2] 许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证，认为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不是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是，俱乐部的创始人都是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们与马克思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得到马克思的支持。魏德迈也认为俱乐部是马克思主义组织。1858年12月10日，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主席弗里德里希·康姆曾把俱乐部章程的抄本寄给马克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马克思认为这个俱乐部不是马克思主义组织（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奥伯曼：《约瑟夫·魏德迈传略（1818—1866）》1968年柏林版第345—34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4] 值得指出的是，左尔格在开始时很难取得第一支部成员的信赖，因为他不是雇佣劳动者。当左尔格接受全权委托，在美国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活动时，担任总委员会德国书记的马克思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寄去下列全权委托书：“现将左尔格先生介绍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朋友们，同时委托他代表本协会并为本协会进行活动。”（《马克思致齐·迈耶尔（1868年7月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9页)。

[5]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2—3页。

[6] 左尔格：《社会主义与工人》1876年纽约版第12—13页和第19—20页。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