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保罗·弗莱雷诞辰一百周年（﹝加拿大﹞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2021年9月19日）

Paulo Freire at 100

纪念保罗·弗莱雷诞辰一百周年

﹝加拿大﹞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Yang Chenhuan 翻译、西风、彬华校订

　　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年9月19日至1997年5月2日）出生于一百年前的今天。他的工作成果说明，教育可以帮助我们解放被压迫者——以及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
　　今天是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一百周年诞辰。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权威著述，他的工作持续指引着在世界各地贫困社区中工作的教师，也鼓舞着所有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中追求正义的人们。
　　每个具有批判意识的教育者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教育中使用了弗莱雷的理论——为了深入了解受压迫者的颠倒了的世界，或者是启发他们将教育视作一种推翻社会权力和特权不对等的手段。
　　弗莱雷为农民赋权的扫盲计划现在被推广到了世界各国，而《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现在是社会科学领域引用数量第三，也是教育领域引用数量第一的著作。
　　弗莱雷相当知名，这使得他在他的祖国巴西同时被视作靶子和先知。他上了类似自由巴西运动（Movimento Brasil Livre）以及线上抵抗军（Revoltados Online）之类极右组织的黑名单，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也宣称他是在巴西的学校系统中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幕后黑手。
　　事实上，博索纳罗一直在尝试消除弗莱雷带来的影响，这令人想起了美国共和党对于批判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者的攻击。
　　博索纳罗以及右翼运动无党派学校（Escola sem Partido）一直以来都鼓励学生记录他们老师的课堂，尤其是当学生们怀疑老师正在提倡左翼观点，甚至是主张弗莱雷式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时。
　　博尔索纳罗的政党中的一名联邦议员甚至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剥夺弗莱雷作为“巴西教育赞助人”的头衔。
　　甚至连美国的保守派也加入了抨击弗莱雷的潮流。《经济学人》最近的一期专题“来自非自由左派的威胁”包括了一篇关于“警醒文化”的文章，该文章诬称弗莱雷的教学方法是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引领下写成的。
　　然而，这篇文章仅仅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的一个脚注中摘取证据，更重要的是，弗莱雷的作品以团结群众为前提，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部分。
　　所以，为什么博尔索纳罗和《经济学人》要针对弗莱雷？他们为什么觉得弗莱雷的理念是具有威胁的？

一位革命教育家的一生

　　20世纪20年代，保罗·弗莱雷出生于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州，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大萧条。在童年时期，他经常会坐在芒果树的树荫下，用树枝写出字母，从而逐渐学会认字。
　　弗莱雷年轻时的饥饿和贫困经历最终导致他落后同学四个年级，而 1933 年父亲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弗莱雷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于1959 年从累西腓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律师资格（尽管他从未从事过法律工作）。
　　他在 26 岁时开始了职业生涯，在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中学担任葡萄牙语教师。
　　1946 年，他被任命为布尔能布库州社会服务的教育文化部主任，这是一个雇主机构，旨在为伯南布哥州的工人及其家人提供健康、住房、教育和休闲服务。
　　1961年，他成为累西腓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并于1962年参与了一个旨在大规模扫盲的传奇教育项目。
　　弗莱雷 1962 年在累西腓的扫盲工作为他带来了国际上的认可，尤其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民俗传统，并且重视对知识的集体建构。
　　正是从那里开始，弗莱雷开始创建他所谓的“文化圈”——他更喜欢这个词而非“扫盲班”，因为“文盲”和“非文盲”这种字眼的使用，实际上已经在假定阅读和写作成为工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令人惊奇地，在这样一个文化圈里，300名甘蔗收割者在的45天内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可以理解的是，受到弗莱雷成功的鼓舞，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 (João Goulart) 领导的巴西政府计划建立 2000 个弗莱雷文化圈。
　　理想情况下，这些圈子可以覆盖 500 万成人学习者，并在两年内教会他们阅读和写作。在一个只有一半成年人可以阅读和写作的国家，这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事与愿违，在 1964 年，一场右翼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的民选政府。弗莱雷被指控宣扬共产主义并受到审讯和逮捕。
　　他在被军政府囚禁了七十天之后开始逃亡，因为他害怕自己在全民扫盲运动中的显赫地位可能招来暗杀。
　　的确，巴西军方认为弗莱雷是“国际颠覆者”和“基督和巴西人民的叛徒”，指控他试图将巴西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
　　弗莱雷的 16 年流亡生涯既动荡又富有成效：在玻利维亚短暂停留后，他在智利待了五年，在那里他参与了基督教民主土地改革运动，并UNESCO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
　　他于 1969 年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成为发展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于次年移居瑞士日内瓦。
　　在日内瓦，他担任世界教会理事会教育办公室的顾问，为坦桑尼亚和几内亚比绍制定了扫盲计划，其重点是他们国家的再非洲化。
　　他还参与了一些后革命时代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扫盲计划的制定，比如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并协助秘鲁和尼加拉瓜政府开展了自己的扫盲运动。
　　弗莱雷最终于 1980 年返回巴西，在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和坎皮纳斯大学任教。1980年至1986年间，他担任圣保罗工人党（PT）成人扫盲项目的主管。
　　从 1989 年到 1992 年，弗莱雷曾短暂担任圣保罗教育部长，继续对该市人民进行扫盲改革的激进议程。

全球扫盲运动

　　在弗莱雷流亡期间，他一直在撰写那些后来将成为经典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追求自由的文化行动》（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和《教育学进程：致几内亚比绍的信》（Pedagogy in Process: Letters to Guinea-Bissau）。
　　弗莱雷的工作后来被北美和欧洲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所采用，但它基本上是在南半球产生的：在信仰团体、城市贫民区、棚户区和贫民窟，在那里它影响了——并受到它们的影响——无数的社会运动，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到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MST)。
　　弗莱雷总是鼓励教育工作者在他的理论上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移植”到不同的国界，因为他认为显然他的教学方法来自巴西语境。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从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那里吸取了经验，这些教育工作者在其它国家开展了大规模扫盲运动，而他需要调整这些经验使其适应巴西。
　　1965年，在德黑兰举行的世界扫盲大会上，弗莱雷遇到了古巴扫盲运动的策划者劳尔费雷尔（Raúl Ferrer）。
　　1979年，费雷尔和弗莱雷再次会面，讨论了扫盲运动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中的作用。
　　弗莱雷认为，古巴扫盲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超过 900,000 人识字，这是 20 世纪伟大的教育成就之一。他对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的扫盲运动也持有相同看法。
　　弗莱雷公开承认古巴独立领袖何塞·马蒂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思想家之一，他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坚定崇拜者。
　　乌戈·查韦斯总统非常崇拜弗莱雷，并向我表达了将弗莱雷的成果引入玻利瓦尔革命的愿望——我在其中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弗莱雷意外去世后的一周，在他原定参加在古巴举行的庆典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向他颁发了重要奖项，以表彰他对教育的贡献。
　　据他的朋友说，这是弗莱雷一生中最重要的奖项。

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弗莱雷来说，挑战资本主义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他并未精确地描述，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变革将会是怎样的。
　　但弗莱雷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持是确定而深刻的，他的一生都保持着这样一种现代主义信念，相信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语言的不可动摇的社会性。
　　弗莱雷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的马列宁主义术语来探讨政治现象。
　　例如，他没有强调所有价值都起源于生产领域，也没有认为学校的主要作用是服务资本的代理人及其主人。
　　然而，他确实将资本主义教育视为一种再生产支配性和剥削性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并且认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话术通常是意识形态的面纱，它将人们的团结转化为对于个人努力工作、奖励、以及进步的虚假叙述。
　　弗莱雷还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但比起孤芳自赏，他更愿意将哲学用于推进他的解放教育学。
　　弗莱雷希望将教育从它的专制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一观点来自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而他对被压迫者自我转变的描述是受到了马丁·布伯和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启发；至于他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概念则受到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弗莱雷强调爱是真正教育的必要前提，这也是他与激进的基督教解放神学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原因。
　　东·埃尔迪·克马拉（Dom Hélder Câmara）是巴西罗马天主教奥林达和累西腓大主教，他对弗莱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用几句话概括了解放神学的精神：“当我为穷人提供食物时，他们称我为圣人。当我问为什么穷人没有食物时，他们称我为共产主义者。”
　　弗莱雷本人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并没有过度关注“宗教信仰”，而是关注解放教会的前景——在一个大部分教育系统仍处于宗教势力控制之下的地区。
　　弗莱雷梦想的不是所谓的“先知教会”：而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教会。
　　正是这一愿景导致将“穷人的选择”这一核心原则编入成解放神学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Gustavo Gutierrez) 邀请弗莱雷详细阐述新兴激进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关键要素。

弗莱雷在今天

　　弗莱雷总是拒绝承认他属于那些宣称他属于的运动，无论是大众教育、成人教育、教育变革、非正式教育、进步教育还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鉴于其中一些潮流最终会落入教育界的精英手中，而弗莱雷的成果始终是服务于那些受压迫者的教育学。
　　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弗莱雷想看到的。在这个世界上，通过提出问题而了解的知识正在被无休止的文化战争所取代；教师因循证推理而受到批评；人们因为挑战美国殖民主义和残酷的奴隶制历史而受到惩罚。
　　弗雷尔所呼吁的那种勇敢的思想使得当今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人物在道德上的怯懦显得更加可恶。
　　我们今天的学校系统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方法，它使学生能够在更广泛、更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和巴西的文化战争正是源于对这样一种方法的恐惧：正确或错误地启发学生对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理论，以及映像出使以上的分析视角成为可能的历史经验的其它分析语言。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在巴西还是在西方，右翼都在煽动恐惧，把（那些进步的教育学）视作是大规模灌输阴谋，这是源于他们自己也十分害怕。
　　保守派把我们的学校想象成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努力强加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的地方，很容易让我们忘记弗雷尔帮助我们理解的东西：教育不仅仅是静态的世界观，还有潜在的世界变化。
　　或者如弗雷尔所说：“阅读世界先于阅读文字”。

2021年9月19日

　　彼得·麦克拉伦是保罗·弗莱雷民主项目（Paulo Freire Democratic Project）的联合主任，也是全球道德和社会正义国际大使（International Ambassador for Global Ethics and Social Justice）。
　　他是世界顶尖的批判教育学学者之一，著有40多本书，包括最近出版的《起义的教育学》（Pedagogy of Insurrection）。
　　原文链接：https://tribunemag.co.uk/2021/09/paulo-freire-a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