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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Dangers" of Power

权力的“职业风险”

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
（Christian Rakovsky）

1928年 8月
小狼 译　碳烤肥羊 校



亲爱的瓦伦蒂诺夫（Valentinov）同志：
　　在7月8日您所写的《思考群众》（Meditations on the Masses）一文中，在考察工人阶级“活跃性”时，您提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如何）维持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尽管反对派的所有政治性要求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依然同意您的看法：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完全的阐释。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只将它与如何夺取及捍卫政权联系起来；说得更清楚些，便是我们应当将它视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价值与重要性的问题作单独的考察。现实事态已经将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对于党而言，反对派不可磨灭的功绩之一便是：它在恰当的时机敲响了工人阶级行动斗志严重下滑、且对无产阶级专政使命与苏联命运漠不关心的警钟。
　　面对前所未有的专制统治的产生，群众的消极性（共产党员的消极被动甚至比无党派民众的严重）不仅体现在最近披露出来的大量丑闻中，而且形成了最为严重的危险。工人们目睹了专制政治的崛起，却不去抗议，或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恐惧（或是由于对政治的冷漠）而满足于些许挂在嘴皮子上的抱怨。我们且不用回溯太远，仅仅是观察从丘巴罗夫斯克（Chubarovsk）丑闻到发生在阿蒂莫夫斯克（Artiemovsk）与斯摩棱斯克的滥用职权案，等等，您都能察觉民众同样地表现出一种忍耐：“我们早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偷窃、推诿、暴力、贪污、闻所未闻的滥用权力、无处不在的专制主义、酗酒、道德败坏：这些都是已经存在了不止几个月、而是长达数年的现象，但是民众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了容忍。
　　我没有必要去解释各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拿所谓“苏联的罪恶”大做文章，我们大可以冷眼蔑视它。因为大家都太清楚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与议会的道德纯度了。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学习对象，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人国家。如今没有人可以忽视工人阶级政治冷漠的可怕后果。再者，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和消除这种冷漠的办法都属于基本问题。但这需要我们从根本上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深刻的分析。我们应充分关注工人阶级政治冷漠的现象。
　　毫无疑问，您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已经在演讲中把这些解释融会贯通；这些解释已经部分地体现在我们的纲领中（比如说左翼反对派1927年的纲领）。尽管对当前工人阶级政治冷漠性的解释与摆脱这一现状的补救方法已经有现实经验为依据，但是却只是涉及个别的事件，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在我看来，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前所未有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目睹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的消退乃至沦为政治反动的大量例子。不论是在苏联内部还是在国外，在无产阶级仍在为夺取政权而战的时期里，这类现象都日益明显。
　　我们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政治激情在其掌权以后日渐衰减的先例。原因很简单：这是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权力达到这么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固然已经知道了当工人还是受压迫与受剥削的阶级时，他们的意识会如何摇摆；但只有从当下起，我们才有足够的事实证据来评估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的思想变化。
　　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并未稳如磐石，相反它遇到了重大危机。我所指的并不是由于复杂的历史条件、国外资本主义的包围或是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压力所造成的客观困难，而是每一个新生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固有问题，它源于对权力的夺取及行使，源于有多大的能耐去使用政治权力。您将意识到，即使苏联的人口都由工人阶级构成，并且即使国外已经全都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这一固有问题依然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可称之为权力的“职业风险”。
　　事实上，为取得政权而斗争的阶级所面临的处境和（已取得了权力的）为继续掌握政权而斗争的阶级所面临的处境是不同的，我再重复一遍，在谈到风险时，我并不是指统治阶级与其它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是指在成功夺取政权后的那一个阶级内部所建立的关系。
　　处于攻势对一个阶级而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大程度的团结与凝聚力，因而所有的小山头和小集团（更不用说个人利益了）都是次要的。劳动群众本身及其革命先锋力量掌握了主动权，后者以最为紧密的有组织的方式和群众团结在一起。
　　当一个阶级掌握权力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代理人，这是官僚形成的策源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旦资本积累为执政党所禁止，这种党内的分化就可能会先形成一种职能（functional one），其后形成一种社会阶层（social one）。我在这里思考的，是一位拥有汽车、高级公寓、定期休假的，而且还领着党所批准的最高级别工资的共产党员——他的社会地位肯定和在煤矿中工作的、月薪为50-60卢布的普通党员不同。至于工人和雇员，您也知道的，他们被划分成十八种不同的类别……
　　其所带来的另一种后果是：以前由全党共同地、由全体阶级一起地履行的职能，现在专属于当权者——换言之，专属于党和工人阶级当中的小部分人。
　　团结和凝聚力曾是革命性阶级的斗争所自然产生的结果，而现在只能通过一整套的手段来维持，这些手段的目的在于维护工人阶级与党内各个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所有集团都要服从于这一根本目标。
　　但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微妙的(delicate)，在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以便使得它们有能力牢牢掌握国家机关、政党和工会，有能力控制与领导这些权力机构。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关乎教育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阶级天生就拥有统治或管理的技艺。这些技艺的获得完全取决于后天所积累的经验与错误教训。也就是说，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苏联的宪法无论制定得多么理想，都无法自动地保证在工人阶级在不清楚如何根据宪法运用其政治权力的情况下，能够毫无障碍地实行专政和牢牢地掌握政权。
　　统治阶级的政治本领与行政管理能力和其夺取政权后为自身量身打造的法定统治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在所有阶级的发展中都可以观察到，因此这也是资产阶级历史的一部分。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例，他们打了许多场仗，不仅是为了重订宪法以符合自身利益，也是为了能够从宪法赋予的权利（特别是充分的、不受阻碍的投票权）获益。查尔斯·狄更斯所写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记录了英国宪政时期的许多事件。有一次，当时的执政集团在行政机关的协助下，让支持反对派集团的选民所乘坐的车子掉进沟里，从而迫使他们无法按时投票。
　　对于已经胜利或即将胜利的资产阶级而言，这种分化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广义地讲，事实上“资产阶级”是由一系列集团甚至经济阶级构成的。我们能够分别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我们知道现实中存在有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某些事件（例如战争或革命）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内部重组：新的阶层出现，并开始扮演自身的历史角色。例如业主、国有财产的收购者或所谓的新贵，这些群体在每一场持续了一定时间的战争之后都会形成。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新贵组成了反动势力的一翼。
　　总的来说，（在1789年的法国）第三等级的胜利史是极有启发性的。首先，第三等级是由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的；它囊括了所有不属于贵族等级或教士群体的人。因此，它不只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成分，也包括了工人和贫困农民。在经历了漫长的战斗与多次外国武装干涉后，在1792年第三等级（总的来说）方才获得参与管理国家的法定权利。甚至早在热月政变以前就开始的政治反动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政治权力开始被收拢到日益封闭的一群公民手中。”首先是由于客观形势，其后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民众日益被排挤出法国的政府机关。
　　的确，政治反动的压力一开始孳生于第三等级内各个阶级之间的嫌隙。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资产阶级内部的个别集团，并不能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那般清晰的分歧与差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此外，在法国大革命的衰退时期，新政权不仅去消灭（在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在不久前仍在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并肩斗争的各个社会集团，而且还去分化或多或少是同质的民众。专业化的职能分工使得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分化出了一个由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员组成的圈子；这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同时在反革命的压力下）被撕扯成鸿沟的原因。由此，统治阶级自身在冲突的过程中内生出矛盾。
　　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即那些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在革命后提笔叙史的那些人，都在思考雅各宾派因何衰落的问题。
　　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的支持者们沉迷权力所带来的恶果。他警告说，在掌握权力权时不应过于专横（或者像他说的“傲慢狂妄”，或者如我们所惯常称呼的“沾染了雅各宾派的自负”）。然而，正如下文即将提到的，罗伯斯庇尔本人要对政治权力从依靠巴黎雇工的小资产阶级手中旁落负很大的责任。
　　我们将不会在这里提及大革命年代的人就雅各宾派腐化瓦解的各种原因所列举的事实，例如他们聚敛钱财的愿望、插足合同与物资的供应，等等。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广为人知的奇怪事情：巴贝夫（Babeuf）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与雅各宾派纠缠在一起的贵族名媛是其覆灭的重要帮凶。他对雅各宾派说：“怯懦的平民，您们究竟在做些什么！今天，她们把您们拥入怀中，而到了明天，她们将亲手勒死您们！”（如果汽车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存在的话，也应该会有人把汽车视为“情妇”。索斯诺夫斯基同志认为在苏维埃内部和党内的官僚化，汽车的拥有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使得罗伯斯庇尔与雅各宾派日益孤立、使得他们与雇工和小资产阶级民众的关系彻底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是（罗伯斯庇尔派）对所有左派人士的清算：从忿激派、埃贝尔派到肖梅特派，（也就是对整个巴黎公社下手）开始，并且以直接任命的原则来取代民主选举的原则。
　　把特派员派遣至反革命势力再次占上风的军队或城市中，本来是既合法又合理的。但不久后，罗伯斯庇尔开始逐渐地替换巴黎各区的法官和委员——一直以来，两者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开始提名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人选，甚至用专职人员取代巴黎公社的领导层，这些做法只是在巩固官僚化，并且扼杀了民众的主动性。因此，罗伯斯庇尔政权不仅没有提振已被经济危机乃至食品短缺的形势所压制的民众革命活动，而且还恶化了革命形势，助长了反民主势力的壮大。革命法庭庭长杜马斯（Dumas）向罗伯斯皮尔抱怨说，他找不到人来担任法庭的陪审团成员，因为没有人愿意履行这一职能。但是对于罗伯斯庇尔而言，在他沦为被告时，他是切身体会到了巴黎群众的政治冷漠。在热月10日，被打伤流血的罗伯斯庇尔在巴黎被游街示众，他的对手毫不担心民众会挺身而出保护这位昔日的专制者。
　　根据已有的史实，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和革命民主的失败归咎于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似乎是荒谬的。但是，这一点无疑加剧了其它因素的作用。在这些其它因素中，食品与军需品的供应困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又是由于两年来的糟糕收成（以及由于贵族大地产转化为小农耕地的过程中不间断地发生的骚动），由于面包和肉类价格的不断上涨，由于雅各宾派起初不愿诉诸行政手段来打击猖獗的投机者和富农。而当他们最终在群众的压力下通过了全面限价法令后，法令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也无可避免地只能起到缓和姑息的作用。
　　让我们回到当下的情形。
　　我认为应首先指出的是，当我们在使用“党”、“群众”这类术语时，我们不应忽视在过去十年这些术语所吸收的新内涵。无论就肉体（physically）还是道德（morally）而言,如今的工人阶级和党都不再是十年前的样子了。毫不夸张地说，活跃于1917年的激进力量很难认出自己在1928年的样子。工人阶级的成分构成（anatomy）与社会机理（physiology）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认为必须集中精力去研究工人阶级在组织与功能上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分析将有助于引导我们摆脱现状。但是，我不准备在这封信里展开分析，而是仅限于作一些评论。

　　在谈论工人阶级时，必须解答一连串的问题。例如，在当前于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当中：
　　· 在革命后参加工作的和在革命前就已参加工作的人分别占比多少？
　　· 投身过革命运动（参加过罢工、曾被流放、曾被监禁、参加过大战或参加过红军）的人占比多少？
　　· 工人中稳定上班的人和偶尔打工的人，分别占比多少？
　　· 半无产者（semi-proletarians）、准农民（semi-peasants）在工业工人中占比多少？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乃至广大劳动民众，就能发现整个很难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社会群体。我不仅是指失业者(这个群体构成了一个日益严峻的危险因素，对此左翼反对派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而是指那些赤贫者或那些半赤贫者（对后者而言，国家提供的救济金如杯水车薪，因而极有可能成为赤贫者、小偷和性工作者）。
　　我们有时无法想象离我们咫尺之遥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尤其当牵涉到我们原以为不会发生在苏联的某种社会现象时，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巨大的落差感。问题不在于用苏联尚未完全摆脱沙皇时代和资本主义政权时期留下的历史包袱来为苏维埃政权辩护。不，问题在于在当前这个年代，在苏维埃政权下，我们在苏联工人阶级内部察觉到可能让资产阶级有可乘之机的裂缝。
　　在资产阶级政权下（译注：指二月革命后及十月革命前的时期），工人阶级当中有独立政治意识的那部分人一度能团结起广大民众，包括那些准无业游民。资本主义政权的垮台理应带来全体工人阶级的解放。准无业游民让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为其艰难处境负责；他们认为革命应当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的诉求远未得到满足，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因此，他们开始敌视苏维埃政权、敌视工人阶级当中在工业部门上班的那部分人。他们尤其与苏维埃、党和工会中的专职人员为敌。有时，您会听到他们将工人阶级的上层称为“新贵族”。
　　我将继续讨论权力引起的内部分化问题，在前文我将之限定为“功能性”的。这种内部分化已经改变了组织本身，换言之那些在苏维埃行政机关和经济机关中担任领导职位的人的心态已经蜕变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道德上，已是自外于我国的工人阶级了。因此，例如一名作威作福（playing the satrap）的工厂领导——尽管他是共产党员，尽管他出身于工人群体，尽管在几年以前他也当过工人——在工人眼中是不会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典范的。莫洛托夫或许会发自内心地乐意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当前官僚化的国家机关（甚至和斯摩棱斯克的凶恶之徒、塔什干的赌徒及阿尔乔莫夫斯克（Artiemovsk）的投机分子）划上等号。这样做的话，他只能抹黑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来面目），却不能回应工人的合情合法的不满意见。
　　如果我们回到党本身，除了考察工人阶级本身的各种社会类别外，还有必要考察其它阶级背景的党员。党的社会构成远比所谓工人阶级政党更为良莠不齐。这本来是挺自然的，但是区别在于，如果党内能够保持针锋相对的激烈思想讨论，那么革命阶级的斗争行动就能够把党的不同社会成分熔铸为单一的整体。
　　然而，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无产阶级当中，权力都导致了分化，暴露出了不同社会阶层间之间的裂痕。苏维埃和党内的官僚组成了新的秩序。我们不能仅盯着某个党员同志的堕落行为，而是要去关注一个新的社会集团（social category）的产生，这值得以一部专著的篇幅加以讨论。

　　我写了一封信给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谈及共产国际纲领的草案：
　　“在第四章（‘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中，纲领对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如何发挥作用的阐述略显单薄。毫无疑问，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讨论党对无产阶级和国家机关的作用不是冒险为之。纲领清楚地区分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却丝毫不曾阐释党应当做些什么来落实无产阶级民主。‘吸引群众并让他们参与建设’、‘针对民众的良好本性进行再教育’（布哈林提出了与后面这个论点有关的想法，主要是和所谓‘文化革命’有关）：这些固然都是人所共知的、从历史角度出发的说法；但是，如果不将其与这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所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就会使这些说法沦为陈词滥调。”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与起着重要作用的领导方式有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暴露出他们才是真正迫切地需要“对自身的良好本性进行再教育”的人。如果是由我来负责撰写共产国际纲领的草案，那么在这一章（“过渡时期”）当中，我会用很大的篇幅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关于党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上（本应）发挥的作用的相关理论。但由于目前苏维埃和党的官僚化，我们看不到哪怕丁点无产阶级民主。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已经答应要在他的新书《革命成功后的十一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征途》以专门的一章为苏维埃官僚祝圣。
　　我希望他不要忘记官僚在党内扮演的角色，它在苏维埃的国家机关的影响比在苏维埃中的影响更大。我已经向他谈了我的期待，那就是希望他能研究这一社会学现象的所有方面。目前尚未有一本共产主义小册子在谈到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同时，不会同时强调在党内与工会内担任领导层的官僚在党的腐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灾难性作用。在另一方面，对苏维埃和党内的官僚化在党和苏联的分裂中所发挥的作用却着墨甚少，而且极为笼统。这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如果不考察它是如何改变党的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它。
　　您问到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遭到了什么变故，他们的革命主动性、他们对理论的兴趣、他们作为革命者的价值观、他们的阶级自豪感去哪里去了？您是否被如此广泛的政治冷漠、软弱、怯懦、机会主义（我还能补充很多现象）所震惊呢？那些有着光辉革命经历的、体现过毋庸置疑的诚实品质的、并多次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激情的人是如何沦为可怜的官僚的？托洛茨基在其评论克列斯廷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等人的宣言（译注：指1923年10月致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四十六人声明”，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的信中谈到的可怕的“斯乜尔加科夫习气”[1]是从何而来的？
　　但是，如果说那些有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景的人或一般来说的“普通人”的革命意识与道德感的没落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类似的蜕化现象发生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呢？很多同志已经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消极现象，从而无法掩饰自己的幻灭感。
　　当然，其他一些同志在征收小麦的运动中仍然能目睹坚韧的革命态度，从而证明党内仍然有阶级本能的存在。最近伊先科（Ishchenko）同志曾写信给我（或者在最近一篇他同时抄送给其他同志的论文当中）说小麦征收运动的顺利进行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得益于工人党员的抵抗努力。但很不幸的是，他的说法是不对的。相反，这两件事的开展是由于党内高层的安排，而非由于工人党员的批评压力；党内的一部分高级官僚有时候会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出于党内集团（我应该说“派别”） 的利益，而推动这种路线。可以这么说，工人党员对官僚的施压能够被左翼反对派引导；但是不得不明确指出的是，这种施压不足以使反对派不被党开除；而且，这种施压并未成功地扭转党的政治路线。我同意列夫·达维多维奇的观点，他以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例子表明了那些失败了的革命（巴黎公社、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正是以其失败来发挥真正的、积极的革命性影响：前者挽救了法国的共和制，后者为帝俄的宪政改革开辟了道路。但是这些失败的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在没有新的革命高潮的支持下只能延续很短的时间。
　　最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在今天，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没有产生反思。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左翼反对派和党的高级官僚圈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事情足以使哪怕是最闭目塞听的人看到现实的真相。但是直到现在，大多数党员依然没有挺身而出。
　　因此，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您提出的问题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
　　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出来之后，环顾周遭，扪心自问：巴黎的民众到底怎么了？圣安东尼区和圣马瑟勒区的工人、那些在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人、那些在1792年8月夺取杜伊勒宫的人、那些在1793年5月30日围攻国民公会的人（更不用说其他几次武力介入了）到底怎么了？从短短的这么一句话便可看得出这位革命者的苦闷。他的观察是：“去教育民众拥抱自由，比直接打败并让他们臣服要困难得多。”
　　我们已经谈到了巴黎的民众为何不再迷恋自由。饥荒、失业、对革命阵营的清洗（其中许多人上了断头台），群众被排挤出国家的领导职位，所有这些情况让民众产生了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沉重的疲倦感，以致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民众需要37年时间的恢复方才发动一场新的革命。
　　巴贝夫针对两种阶段制定其纲领（“1794年纲领”）：“自由、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
　　我现在必须承认一些事情：我从未让自己被这样的幻想所麻痹：即对于反对派领导人来说，仅仅是在党的集会和工人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足以让群众投身反对派运动。我一直认为这种幻想——尤其体现在列宁格勒反对派领导人的身上，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源于之前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他们将自己提出的观点所收到的欢呼与官方赞扬，和群众真实的观点与情绪混淆起来了，还误以为自己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更进一步地说：对我而言这解释了为何季、加等人的行为会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变。他们之所以投向反对派，是希望能够迅速恢复权力；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标加入到1923年的反对派（是第一个左翼反对派组织，由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创建起来的）。当其中一个“无领导小组”（group without leaders）谴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后来）抛弃盟友托洛茨基时，加米涅夫回答说：“我们需要借助托洛茨基的力量来重掌领导权；但在党内，他反而是我们的累赘。”
　　无论大家的出发点是什么，都要面对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对党和工人阶级的教育工作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扫清由于党和苏维埃在过去的（在官僚化的作用下）所作所为而带来的种种恶习。
　　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大部分党员（更别说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党的任务、职能和体制结构抱有错误的观念。这些错误观念是官僚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实际经验和刻板观念）来灌输给新党员的。所有那些在内战结束后才入党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在1923年后加入的（根据列宁的提议）；他们对党在以前的组织方法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在参与实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生活中受过革命阶级教育。然而，由于官僚集团让这种参与沦为空谈，工人们也不可能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了。我在这里不是指这么一种变态的阶级教育方法：官僚降低了实际工资、恶化了工作环境，间接地助推了失业率的上升；这些情况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斗争的升温，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但却是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增长为代价的。
　　按照列宁以及我们大家的观念，党的领导人的职责正是要确保党和工人阶级不会由于和帝俄贵族余孽与小资产阶级的接触，而被权力本身所带来的特权与特殊优待所腐蚀；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观的诱惑。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期望党的领导层会建设崭新的、名副其实的工农组织、建设崭新的、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工会、树立新的日常生活道德。但现在我们必须坦诚地、毫不回避地以一种明白易懂的方式公开宣布：党未能完成这些任务。它在捍卫（preservation）和教育这两项使命的履行上都表现出极致的无能。党已濒临破产，它已无法回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服党，但过去的八个月表明党的所有领导人正在朝着最危险的道路前进，并且不会回头。
　　我们所指责的不是党所做工作的数量，而是质量。这一点是必须予以强调的，否则我们的声音就会再一次被漫天的数据所掩盖，这些统计数字被用来证明党和苏维埃机关取得了无数的、十足的成就。是时候要结束这种用统计数字来糊弄人的把戏了。要是去研读一番党的十五大报告，去读一下柯秀尔关于组织活动的报告，您会发现什么呢？我引用原文：“党内民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党的组织活动得到显著地拓展。”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地用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些说法。但是与此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文件却证实了当前党与苏维埃的瓦解，证实了当前发生的针对激进党员与工人的人身迫害与恐怖活动。
　　《真理报》在4月11日是如此描述官僚制的权力的：“机会主义分子、玩忽职守者、敌对分子和能力低下者，都把时间浪费在苏联境外挖掘最优秀的发明家；我们必须以十足的干劲、十足的决心与十足的勇气给予这些人以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根据我们对官僚制的了解，我是不会惊讶于再次听到有人在谈论什么党群活动以及中央委员会开展民主建设的组织工作取得了 “巨大的惊人的成就”。尽管在上个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审讯，但我确信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官僚仍然能够想方设法地维护身边的党羽渣滓（suppurating abscesses）。当前的官僚化进程不会因为清党运动而被改变。我当然不是要否认这类清党运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及其必要性，。我只是想强调（清除官僚化）不是仅仅是换下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首先是改变方式方法的问题。
　　我认为，要使我们党能够发挥其教育的责任，首要在于压缩我党领导层的规模、缩减我党领导层的职能。应当裁撤四分之三的部门机关，余下的部门机关的工作必须得到严格的限定。对中央机关的工作、职能与权利的限定同样要如此。 党员必须恢复其被践踏的权利，并给与他们足够的保障来对抗党领导层一直以来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专制行为。
　　很难想象在党的基层发生了什么变故。在打击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这些干部尤其暴露了自身的思想贫乏，这对党内的工人成员有着腐化性的影响。如果说在党的领导层确实存在什么思想路线，那也是徒有其表的、充满谬误的和夹杂着有害信仰的路线；但在党的基层，却确切存在针对反对派的最为恶劣的煽动与蛊惑路线。党内官僚的走狗毫不犹豫地借助于反犹主义、仇外心理和利用对知识分子的怨恨情绪。我确信任何不消灭官僚制的党内改革都是空谈。
　　总而言之，尽管我像您一样留意到大多数党员缺乏革命精神，但我对此现象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发生在党与工人阶级身上的所有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在党内和在工会内部对民众和党员进行再教育。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它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反对派的斗争、成百上千名同志被开除出党（甚至被抓进监狱，被驱逐出境）——尽管到目前为止对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教育作用甚微——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整个官僚机关的工作更为有效。在现实中，这两者甚至不能相提并论：官僚机关在浪费列宁传承下来的党内资源，不仅毫无增益，而且还制造出困难来。在反对派还在建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资源就几乎被耗尽了。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我们的经济与政治生活的事实（反对派的纲领已对此进行了分析）出发作了抽象的推理。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要强调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紧密相关的、党与工人阶级（在执政后）的社会构成与集体心态所发生的变化。这些事实或许会使我的阐释有片面性。但是，如果不作这类初步的分析，就很难理解我们党的领导层在牵涉到农民、牵涉到工业化问题、牵涉到党的内部体制与牵涉到国家管理等的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根源。

写于：1928年8月6日，阿斯特拉罕




[1] 斯乜尔加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在“斯乜尔加科夫习气”（（Smerdyakovshchina）专指病态的、多疑的、阴阳怪气的状态。──译注。


译自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rakovsky/1928/08/prodanger.htm
First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the Opposition (Bulleten Oppozitsii), No. 6, 1929, pp. 14–20.
最初发表在《反对派公报》
Reprinted in Christian Rakovsky, Selected Writings on Opposition in the USSR 1923–30 (editor: Gus Fagan), Allison & Busby, London & New York, 1980.
Copyright © 1980 Allison & Busby and Gus Fagan. Reproduced here with the kind permission of Gus Fagan.
Another translation entitled Power and the Russian Workers, appeared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Vol. I No. 4, November 1934, pp. 105–109.
Transcribed and marked up by Einde O’Callaghan for th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