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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Answers of C.L.R. James

C.L.R.詹姆斯的革命性解答

﹝美国﹞比尔·V·穆伦(Bill V. Mullen)

杨吉姆 译、碳烤肥羊 校



  本文是《回望革命家》(Revolutionaries Reviewed)系列的一篇文章,作者比尔·V·穆伦(Bill V. Mullen)认为来自特立尼达的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家C.L.R.詹姆斯(C.L.R. James)的著作能帮助我们破解“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当中的一些关键辩论;作者还强调反种族主义者有必要组织起来,投身到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中心。


  美国各地的旨在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平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近年来最具活力的进步性政治运动之一。它发起了要求废除与停止资助美国警察机关的行动;它要求把警察机关所掌握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给医疗保障、公共工程和教育(尤其是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等领域;它还强力拆除或捣毁在欧美世界中象征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纪念碑。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把许多美国民众动员上街,应当是创下了美国历史的新高。据《纽约时报》估计,自从警察对布莱娜·泰勒(Breona Taylor)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谋杀激起了公愤以来,已有多达2600万人参加了公开抗议活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最近的抗议活动中,许多白人追随着黑人组织者的领导。在美国举行过“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县里,将近95%的县都是白人占人口多数;而在将近75%的县里,白人人口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

  这些事态进展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把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团结打造为反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种族与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句名言“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1]。他们认为“原始积累”离不开奴隶制和黑人贩卖,而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原始积累”创造出用以建立资本主义本身的财富。

  马克思还指明:创造种族差异与种族对立,是资本家分裂与统治工人阶级的一种核心工具。1870年,在写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与奥古斯特·福格特(August Vogt)的信中,马克思谈到:

  “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2]

  马克思认为:为了打败资本主义,工人们必须克服统治阶级所施加的根深蒂固的偏见——除此以外,别无出路。

C.L.R.詹姆斯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之后的作家和组织者中,在关于建立一种统一的、跨种族的、以打击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动力学问题上,特立尼达社会主义者C.L.R.詹姆斯做了大量的推动性的分析与理解工作。

  在1948年的文章《对美国黑人问题的革命性解答》(The Revolutionary Answer to the Negro Problem in the U.S.)当中,詹姆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黑人劳工与黑人工人阶级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核心的、独特的作用。

  詹姆斯敦促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和劳工运动去认识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黑人劳工所面临的特殊压迫。他还尝试鼓励黑人劳工自主组织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做出贡献。

  詹姆斯是这么说的:

  我们认为:首先,黑人的斗争,或者说独立的黑人斗争,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无论是在美国的历史中,还是在如今的现实斗争中,独立的黑人斗争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有一种内在不可分割的政治视角,它基本上在这种视角的指引下前进。经验表明,我国的独立黑人斗争正在迅猛地开拓前行。

  此外,我们认为:独立的黑人斗争运动能够拥有巨大的力量去干预美国总体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尽管它是在民权的旗帜下发动的,并且并不必然是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独立的黑人斗争运动能够对革命无产阶级施加强大影响力,它对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

  詹姆斯是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实例来得出了上述结论的。

  詹姆斯从列宁支持殖民地自决权的论点中得到了启示。用詹姆斯的话来说就是:“小群体、国家、民族……可以作为酵母、发酵菌,将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根本性力量——引导上历史舞台。”

  对詹姆斯来说,黑人工人是所谓的“小团体”中的一种。在这同一篇文章中,詹姆斯举了在20世纪40年代跨种族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成立后大量黑人工人踊跃加入工会的例子。他认为:黑人工人在加入工会后,会培养出更高层次的阶级意识,并对自身组织斗争的能力更有信心。他写道:“(因此)自1940年以来……独立的群众运动所爆发的力量比以前的强大得多”。

  詹姆斯还支持反资本主义的独立的黑人运动,因为黑人工人会陷于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对黑人的特殊偏见。在这里,詹姆斯深入探讨了建立跨种族的工人运动所要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白人劳工的角色。

  在写作《对美国黑人问题的革命性解答》的往前三年即1945年,詹姆斯写有《白人劳工的偏见》(White Workers’ Prejudices)。在其中他解释道:白人劳工总是很容易沾染对黑人劳工的种族偏见,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制、种族隔离与种族等级的基础上的,这后三者从整体上(特别是工作场所)塑造了这个社会。

  例如在其日常生活中,白人劳工几乎总是会碰到黑人生活中的负面事例。正如他所说:

  “(这位白人)碰到的黑人一般都很穷,衣不蔽体,往往属于社会渣滓。固然也有不少白人也是社会渣滓。但起到缓冲作用的事实是:那些富有的、有权势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往往是白人,除此以外就是那些不富裕又非渣滓的普通公民,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的运转当中。”

  詹姆斯还指出:

  “当一名工人进入一间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一家百货商店或一名律师的办公室时,他从不会看见有一位或几位黑人是属于领导层,或显示出渊博的学识,或身为中产阶级而赢得相应的社会重视度”。

  更糟糕的是:书籍、杂志和电影经常会负面地、贬低地描述黑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出版物都可能使白人劳工对黑人产生偏见。

  然而,詹姆斯也很清楚,白人劳工群体中的种族主义与种族偏见是他们身处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映”,而不是他们自己给自己选择的事物。詹姆斯紧扣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提出:

  “在白人劳工阶级中,要是没有种族歧视,那才叫奇怪呢。因为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在统治阶级那里占主导的思想,都会在劳动群体身上得到反映”。

  事实上,詹姆斯认为:黑人劳工和白人劳工会以不同的方式受到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的影响,而种族主义对黑人劳工和白人劳工都会造成伤害。例如黑人劳工可能会由于自身曾遭遇过的种族歧视,而发自内心地觉得与白人并肩作战是不可靠的。而这点会妨碍工人阶级的团结。

  正如詹姆斯所言:

  “在美国,资产阶级对黑人的种族偏见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影响广泛而微妙的事物,需要花多年时间才能理解它;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分裂,方能使无产阶级看透种族偏见。”

特权


  对于那些试图将反种族主义斗争置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中心的人来说,詹姆斯的分析很重要;对于那些试图反驳“白人劳工要么天生就有偏见,要么就是无法克服他们自身的偏见来对抗资本主义”的论点(这有时被称为“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的分析也很重要。

  “白皮肤的特权”(White skin privilege)作为成体系的理论,最早出现于1967年。那一年,化名为诺埃尔·伊格纳丁(Noel Ignatin)的美国人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与西奥多·艾伦(Theodore Allen)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两篇文章:伊格纳季耶夫的《白人的盲点》(White Blindspot)和艾伦的《白人激进派能被激进化吗?》(Can White Radicals be Radicalized?)。

  他俩所论证的“白皮肤的特权”理论认为:白人激进派与活动人士无论是在评价美国历史还是在制订关于建立革命运动的策略时,都没有足够地重视种族主义问题。他们的分析结合了:(1)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对美国社会的“白人至上”现象的强调;(2)把黑人劳工团结起来加入到革命斗争中的努力方向;和(3)那种认为白人劳工群体中的“白人沙文主义”是工人阶级团结乃至工人阶级革命的最大障碍的观点。

  伊格纳季耶夫和艾伦的小册子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 SDS)的“激进教育计划”(Radical Education project)立项出版,对新左派、SDS和毛主义的新共产主义运动都有着持久的影响。

  艾伦在他后来的重要著作《白种人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White Race)中,称“白人特权”是老板们给白人劳工的“诱饵”,目的是使后者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反对或凌驾于非白人劳工的利益。

  艾伦由此认为:只有拒绝老板们的“诱饵”,白人劳工方能看清统治阶级的分化策略。

  艾伦和伊格纳季耶夫在《种族叛徒》(Race Traitor)等期刊上发表的分析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废除”白人性(whiteness)的运动。废奴主义者认为:只有当白人承认“白人性”是虚构的、白人的特性(identity)被否定后,“白人至上”所蕴含的权力才能被瓦解。

  詹姆斯的分析则有所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本身会让工人之间形成跨种族的团结,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场所经历过剥削。

  他在《白人劳工的偏见》一文中写道:

  “黑人的当下处境固然是基于美国的生产制度,但也正是这种生产制度,能够为黑人摆脱当下处境准备好前提条件。近年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渐渐使白人与黑人在最为根本的社会领域——生产性劳动过程——处于同样的地位。”

  因此,詹姆斯反对那些认为白人劳工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与无法克服的观点。有一次,詹姆斯被指责说他对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视而不见”,他回答说:“……你可以指责我忽视了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但我想说的是你更是低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进步的、革命的一面……而这是能量更为巨大的一个方面。”

反种族主义属于阶级斗争


  詹姆斯的分析得到了其他作家——例如非裔美国人马克思主义者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3]——的支持。在杜波依斯关于奴隶制、美国内战及其后果的著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中,他将白人特权所意味的种族“贿赂”称为“白人的工资”。他认为内战结束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试图在白人劳工心中植入种族主义,以防止他们团结起来:

  “对种族因素的强调是为了使有产者得到大多数白人劳工的支持,并提高剥削黑人劳工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可怕事物的种族哲学出现了,这开始使得劳动团结或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变得不可能。只要南方的白人劳工依然被诱导去宁愿选择贫穷也不愿与黑人平起平坐,南方的劳工运动就不可能成型。”(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680页)

  和詹姆斯一样,杜波依斯也意识到白人劳工受制于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这可能会损害他们实现阶级团结的机会。在杜波依斯看来:由于白人劳工未能看穿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因而阻碍了在南方解放后的后奴隶制时代美国南部跨种族的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形成。他痛惜白人劳工很容易受到实际上会损害其自身阶级利益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是这样描述杜波依斯所分析到的矛盾的:

  “活跃的民众有自身的实践,却对其实践没有清晰的理论意识;尽管如此,民众的实践既然涉及到去改变世界,也因此会涉及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每个历史时期,民众的理论意识可能会与自身的实践活动发生对立。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每个人都具有两种理论意识(或是一种内在矛盾的意识):其中一种意识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并在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将他自己与其他所有工友联结在一起;另一种意识则在表面上是公开的、挂在嘴边的,是人从过去不加批判地予以继承与吸收的。人是一种奇怪的复合体:在他身上有着石器时代的影子,也会具备更为进步的科学原理;既会有对以往各个历史时段的狭隘偏见,也会有对那代表着未来的哲学——即关于全人类联合起来的哲学——的直觉。”(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精选》(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伦敦,1995年,第641页)

  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的思想正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发挥作用。民意调查显示:抗议活动使得民众对警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一向很高,如今却处于历史低点(尤其是在白人群体)。

  这一转变证实了詹姆斯的分析。独立的黑人斗争运动能够极大地推动更为包容的社会观念的形成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发展。白人劳工可以通过跨种族的社会斗争来认清资产阶级社会的种族主义本质,并且加以反对。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工作是要理解到工人阶级本身是社会变革的最大推动者,从而为继续落实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斗争。

  将反种族主义斗争置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事业核心,对我们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

2020年9月11日


  比尔·V·穆伦是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教授,专业是英国和美国研究。他的作品有:《人民阵线:1935-1946年的芝加哥和非裔美国人文化政治》(Popular Fronts: Chicago and Afric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1935-1946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9年),《非洲东方主义》(Afro-Orientalis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还与侯维翰(Fred Ho)合写了《非洲—亚洲:非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革命性政治和文化联系》(Afro-Asia: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African-Americans and Asian-Americans)(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W.E.B.杜波依斯:跨肤色的革命》(W.E.B. Du Bois: Revolutionary Across the Color Line, 冥王星出版社,2016年)。他和阿什利·达沃森(Ashley Dawson)一起编撰《反对种族隔离:针对以色列大学的抵制活动案例》(Against Apartheid: The Case for Boycotting Israeli Universities , Haymarket出版社,2015年)。他是美国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United States Campaign for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oycott of Israel.)的成员。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20/09/11/revolutionary-answers-clr-james/




[1] 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08.htm──译者按。

[2] 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2/365.htm──译者按。

[3] 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du-bois/index.htm──译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