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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中译本译者前言[1]
施用勤
第一卷译者附识
这套三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收录了他在1923-1929年间撰写的文章、书信和文件。此书的英译本书名《左派反对派的挑战》系英译本编者加的，大概是因为“挑战”这个词响亮。但由于以往有关联共（布）党史的著述一直诬蔑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挑起党内斗争，分裂党，这个书名容易引起误会。中译本将书名改为《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笔者认为加贴切。
托洛茨基根本不想进行这场斗争。自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的肖像一直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在列宁的“遗嘱”中，也明确地表明他倾向于让托洛茨基在他身后主持工作。而且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其后的内战以及后来的经济恢复时期的杰出表现，还有他在列宁晚年最后两场斗争——维护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赢得的。况且托洛茨基本人对是否当列宁的继承人并不热衷，他更加关注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正确解决。从收入本卷的他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他本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后来的一贯作法。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规模空前的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回溯十月革命到1923年以前的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曾有尖锐的意见分歧，如是否夺取政权（在主张起义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反对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何时和以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2]、布列斯特和谈（主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的列宁，同样主和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何时签约问题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问题（南线的进攻路线之争，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之争）、工会辩论、新经济政策之争、对外贸易垄断制之争、民族问题之争等，这些分歧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却并未妨碍布尔什维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分歧由表决裁决，获得多数的意见成为党的政策，少数便被否决，但没有给谁扣上反对派的帽子。而且，经实践检验，多数支持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妨再用少数的意见，如在南线进攻路线上，开始用的司令部的方案，攻打邓尼金的后方——哥萨克村镇，在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后，再接受托洛茨基的进攻路线。[3]因为那时斗争的双方是党内同志，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事业的胜利。派别是由立场和观点决定的，而且不是固定的。
但在列宁病重后，这一优良的党内民主传统被破坏了。可以追溯到内战期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患病期间就变得更加公开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当然，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他对列宁的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其次是担心采取行动会被人误解为他在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三驾马车[4]在这方面已经散布了许多流言；三是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此外，托洛茨基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革命队伍，主要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官僚退化的深层原因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内战和由此造成的工业崩溃中伤了元气，他无法率领这支精疲力竭、士气涣散的队伍战胜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的官僚。要想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振作起来，像在革命和内战中那样发挥首创精神，必须先振兴工业。所以，托洛茨基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在面临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建议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拒绝了，只同意做工业问题报告。他是以退为进，你们不是要把我排挤出权力中心吗？我不跟你们纠缠，我主动要求主管工业。你们在政治局开会前开小会，把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变成虚设，那我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小说。当列宁正式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主义宣战，要罢免他的总书记职务时，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说：“我根本无意为改组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床，可惜，可能性很小，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其实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根本改革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的迫害，停止对党的行政压迫，我要在工业化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5]即使得到病中的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由于意识到力量对比的悬殊，宁愿搞“靠不住的妥协”。列宁中风复发后，“三驾马车”的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扩大队伍，利用斯大林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他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缮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6]据新近公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对比是如何悬殊。上面已经说过，早在1922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7]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8]，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9]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10]、伏罗西洛夫[11]、米高扬[12]、卡冈诺维奇[13]、奥尔忠尼启则[14]、彼得罗夫斯基[15]、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16]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17]、莫洛托夫[18]、乌格拉诺夫、伏龙芝[19]。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20]在政治局里托洛茨基孤掌难鸣，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的支持者也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无疑是不会主动挑战的。
斯大林是在列宁准备从政治上搞垮他的情况下，同意了托洛茨基主管工业的要求。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正如他们拒绝他辞去联共（布）党内的一切职务，应德共的请求去德国指导革命的要求一样。
“三驾马车”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择手段，在开始时他们不敢直接与托洛茨基对抗，就借助神化列宁，再翻出列宁10多年前与托洛茨基论战时的彼此攻击来败坏后者的名声，并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学生，通过歪曲、诬陷，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推行一条反列宁的孟什维主义路线；而他们这些在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等事关国家和革命的命运和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与列宁对抗，为私利而背叛列宁遗愿的人，却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列宁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在托洛茨基在致党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信中以及他后来发表的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中，不带偏见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反驳那些人对他的诬蔑，澄清事实。“五人小组”借着人多势众，反而指责托洛茨基挑起争端，利用党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企图分裂党。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以组织行动为依托，以歪曲、诽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武器，于是，被动自卫者——托洛茨基——反被说成是挑起斗争者。
由于本书收的都是托洛茨基的文章，读者无从得知他的对手们对他的两封信以及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系列文章《新方针》是如何反应的，为了使读者能对当年的那场斗争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对此扼要介绍一下并非多余。
党的上层领导——“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又没有能力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这是促使托洛茨基10月8日写信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内被孤立，他决定致函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贼喊捉贼，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把托洛茨基的信上纲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联共莫斯科委员会秉承“五人小组”的旨意，纷纷谴责托洛茨基的信。莫斯科党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上是这样写的：“1、在莫斯科组织党员中散发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实质上是行动纲领，有些人正在此基础上全力从事建立派别组织的活动……”[21]下面五条讲的都是托洛茨基的信和派别活动对党和国家、世界革命如何不利。有趣的是，在这份记录中上引第一条的注2：“对此条提出的修改方案：将‘实质上是行动纲领，有些人在此基础上……’改为‘其中一些人试图将其作为行动纲领，以此为基础……’。4票赞成修改，4票反对，1票弃权。”[22]修改方案实际上否定了给托洛茨基的信定性的第一条，证明当时莫斯科党组织常务委员会的改组还不够彻底，其中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或是当时的压力还不够大，还有人敢说真话。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不仅更为严厉，而且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看了托洛茨基同志今年10月8日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后确认，这封信使党面对一个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与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党现行政策相对抗的明确的行动纲领的事实和在此基础上建立派别组织的企图”，指责“托洛茨基列举的分歧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臆造的，而且托洛茨基同志极不严肃地使任何一个集体工作中都会有的分歧尖锐化”，声称“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行为有破坏统一的危险，而且会给革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23]
与《19223年10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信的答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答复》的架势就不同一般，签署此《答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也就是说，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和病中的列宁以及鲁祖塔克之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签了名。《答复》一开头就给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定了高调：“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首次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充当了反对中央的主谋，充当了在艰难的国际形势下向中央提出进攻口号的急先锋”，信中犯的“这些错误在党内酿成真正的危险，造成党与工人阶级的分裂。”[24]之后，多数派分别就经济问题、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党内状况和46名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声明等8个方面答复托洛茨基。总的调子是粉饰现实，否认托洛茨基指出的问题，并通过歪曲事实，丑化攻击托洛茨基。在经济方面，说托洛茨基的警告“要么是惊慌失措的表现……要么就是出于派别动机故意夸大事实”。接下来说经济方面形势不错，“这一切说明情况是在好转而不是在闹‘危机’”，最后把一切归咎于托洛茨基的野心：托洛茨基同志实际上是让“党允许他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搞独裁”，否则“他实际上完全推掉在经济领域中的工作，最后也就剩下他在中央委员会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不断破坏中央的权利了。我们声明，政治局……无法……负责满足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中搞独裁的奢望”。[25]
1990－1991年间发表这组文献的《苏共中央通报》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注释。注释证实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即国内经济危机加剧，有破坏工农‘结合’的危险，党的机关官僚化日益严重”。[26]这篇《答复》的注释中有的证实了托洛茨基第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有的则揭穿了《答复》对托洛茨基的不实指控。如《答复》称“工人阶级的情绪基本是稳定的”。[27]注释则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1923年10月发生了217起罢工，有16.5万工人参加，……在国家政治保卫局9－10月的综合报告中可以发现‘工人的政治情绪不能令人满意’（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84目录，第468卷宗，第16页；第87目录，第178卷宗，第20页）。”[28]再如《答复》说：“一种有时是极不正常和不良性质的‘上层’和‘下层’的议论也几乎终止。”注释证实：“当时关于‘上层’和‘下层’的问题极其尖锐。比方说，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9月末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发言指出：‘工人的不满情绪找到了一定的表现方式。而且就表现为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我们看到，造成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脱离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脱离群众’（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6全宗，第3目录，第296卷宗，第41页。）”[29]《答复》指责托洛茨基犯了两大政治错误，一是他极端错误地低估农民作用的立场，二是他在党在领导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与奥新斯基[30]同志相接近的立场。[31]注释则说：“1920－1921年间，奥新斯基参加了‘民主集中派’。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与恩·奥新斯基1920－1921年间的观点不同，托洛茨基同志所撰写的工业提纲以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证明了这点。”[32]《答复》说：“至于报告（指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业报告——作者注）中所有凭空杜撰的内容全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各派经济权威驳倒了。请注意波格丹诺夫[33]同志、丘巴尔[34]同志、斯米尔加[35]等同志针对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的发言”。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波·阿·波格丹诺夫、伊·捷·斯米尔加和弗·雅·丘巴尔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同他有分歧。”[36]从上述几条注释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指出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而多数派对他的指责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是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整篇文风都是这样，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指鹿为马的作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难怪连大名忝列其中，当时在彼得堡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于10月20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37]这封电报除了证实当时的经济危机、党内民主遭到压制并非托洛茨基杜撰之外，也表明布哈林刚刚加盟“五人小组”，还有点拘谨，还不那么无耻，至少他还承认某些事实，还想使文件至少是在形式上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后来在与季托联盟斗争时，尤其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放开手脚毫无顾忌，他的犬儒主义的表演甚至赢得了斯大林的喝彩：“干得好啊，干得好！你不是在批他们，是在宰他们！”[38]大概布哈林搞明白了，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怎么可能有严谨的形式，怎么可能无懈可击，怎么可能不带小品文的味道呢？
至于托洛茨基对党内体制和书记官僚的抨击以及他对恢复党内民主的呼吁，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答复》无论怎样辩解都是徒劳的。
在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发出之后，10月15日，46名资深党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即所谓的《46人声明》（见本书附录）。他们在信中同样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多数派为集团利益破坏党内民主所造成的不正常的党内状况表示担忧。这份声明表明，对当时苏联国家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感到担忧的并非托洛茨基一人，那些没有卷入“五人小组”宗派斗争的、有良知的党员也有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上签名者中还有些人在签字的地方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如亚·别洛博罗多夫[39]的意见是：“我不同意这封信中对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进行解释的某些观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40]的附言是：“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声明……”。安·布勃诺夫[41]写道：“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中的一些看法；不同意对党内状况的一些评述……”。这是列宁领导时期党内不同意见争论时的遗风，它与多数派当权时的表面完全一致的反差是多么强烈啊。
这份声明的措辞比托洛茨基的信激烈得多，反映了当时有良知的党员对当权者的义愤：“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央在经济方面无能为力，它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草率从事、毫无系统，从而使得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无疑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暂时不会再取得新成就和出现严重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自然地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归功于令人失望的领导……但是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在官方团结一致的表面形式之下，实际上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方针时，只是片面地去适应小圈子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现在正相反，我们眼看着党日益迅速地毫不掩饰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党内的自由辩论已经名存实亡，党的舆论也缄默无言。现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员提名选举的。相反，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记特权阶层和党的官员选定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这一特权阶层发号施令的会议。”声明对党内国内危机的原因分析得如此深刻，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无能、偏狭如此直言不讳，使他们恼羞成怒颂。难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给斯大林等人的便条上气急败坏地写道：“他们纯粹是在行派别之能事，如果我们不能成立自己真正团结一致的派别，那么一切就完了。……拖延等于自杀。”[42]
1923年10月23日，也就是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写第二封信的那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表达了她本人对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看法。“整个这件令人气愤的事情（指1923年10月25－27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作者注）上要指责的不只托洛茨基一个人。所发生的一切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您、斯大林、加米涅夫。你们当然能够阻止这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但你们不想这样做。……我们的人自己就采取错误的、不能容许的做法。……来自工厂的工人不仅会对托洛茨基，也会对我们进行严厉的指责。工人的正常的阶级本能会促使他们激烈地反对双方，但更激烈地反对的是我们的集体，因为它对整个风气负有责任。正因如此，大家很担心这起纷争会原原本本地传到群众中去。整个事件应该瞒着工人。而领袖们肯定对工人有所隐瞒（我说的不是十分秘密的事情，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敢把一切都告诉工人。全会上出现的以伊里奇的名字来压人的做法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彼得罗夫斯基说伊里奇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这番话时我刚好不在场，不然我会大声地说：这是捏造，最令弗·伊·担忧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民族问题（指格鲁吉亚事件——作者注）和我们的上层形成和那种风气。……弗·伊·认为分裂的危险不仅在于托洛茨基的个人特点，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特点。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所以拿伊里奇的话来做文章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别有用心的。……这样做很虚伪。这种做法给我本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想，既然伊里奇的最亲密的同志们都这样对待他，这样不尊重他的意见，歪曲他的话，他又何必再恢复健康呢？”[43]从个人关系来说，克鲁普斯卡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亲近，她与托洛茨基有隔阂，主要原因是革命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长期论战和彼此攻击。这点从她的用词也可以看出来：“这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我们的人”。但她出于党的利益和正义感，对多数派加以指责，因此，她所陈述的观点更有分量，她所说的事实也更可信。她甚至以列宁康复的名义，请求多数派尊重他的意见，不要歪曲他的话，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悲伤和绝望。但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们”对她的话和呼吁置若罔闻。1926年，她曾一度加入过联合反对派，后来退出，并开始批评联合反对派，似乎完全支持斯大林派。她的所作所为与以往判若两人。其实，她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爪牙卡冈诺维奇对她说，你若继续支持联合反对派，我们就给列宁另立一位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为了列宁的声望考虑，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而这时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党在背离列宁的党的传统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他们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也更加粗暴、更加无耻，可是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不能对此进行批评，而且还被迫随声附和，她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答复》指责托洛茨基10月的信和《46人声明》是“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的例证，“很清楚，这两份文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44]文件的注则说：“并未发现说明托洛茨基参与撰写这份文件或说明在该文件上签名的人曾看过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那封信的证据。”[45]
政治局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而采取的压制党内民主、机关凌驾于党之上的作法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不满。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进行批评，其本意是在败坏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名声，却没有料到他们对多数派压制民主的批评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他们被迫在《真理报》开辟讨论党内民主的专栏，来稿踊跃。迫于舆论压力，多数派不得不做姿态，通过了旨在保障党内民主的《新方针》决议。托洛茨基在对这份决议做了加强其约束力的修改之后，也在上面签了字。但他一直担心这一能改善党内风气，使党摆脱官僚主义羁绊和机关专政的决议会被多数派束之高阁，他于1923年1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并于12月9日致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政治局委员在集团和组织派别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立场……使近来在党内亮相的派别和集团有所加强，其原因不是对工人民主制使用不当，相反，是由于纯粹官僚主义制度的影响。为了消灭派别活动，必须打击官僚主义。其实党现在还完全处在对那些无可指摘的党员的‘派别活动’进行谴责的影响之下，这些党员警告中央说党的方针是错误的。要是把这些手段转用于‘新方针’，就会把这一方针彻底毁掉。……任何利用一致通过的决议并借助机械的方法保证党内意见一致的企图，都会导致与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46]
苏共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必须更加果断而坚决地提出新的初步措施以消除党内对中央能否真正把已宣布的原则变成现实而产生的担心。……他担心今后连那些最守纪律的工作人员给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声明也会被当作派别活动，就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上对待46人声明的态度那样，……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担心，党的机关的保守主义，用官僚主义的方法管理党的陋习将成为实现新方针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而有可能引起组织震荡和派别活动。”[47]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却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治局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都认为必须依靠全党并采取强硬手段实施既定措施，确实保证在党内生活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原则。”[48]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担心并非多余。但对多数派来说，他的担心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扼杀党内民主是多数派夺取权力的需要，他们根本不会把新方针变成现实，制定新方针不过是收买人心、缓解压力的招数而已。一旦允许党内民主，他们就不能专权弄柄、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没有这些武器，他们就没戏了。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恢复党内民主，还要进一步扼杀它。他们不仅要把《46人声明》打成派别活动，还要把托洛茨基本人打成派别活动的总头目呢。
12月14日，8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们再次强调一致的重要性，强调除了托洛茨基之外，签署这份声明的人都力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一致受到全党的欢迎。而托洛茨基在讨论决议时提出的修改意见无疑会给过渡带来痛苦。指责托洛茨基“力图用自己的修改意见使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不仅有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而且谴责党的整个机关过去所有行为的性质。同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对党内‘派别’进行旗帜鲜明的而坚决的谴责。”[49]这里所说的文件就是强调党内民主的《有关新方针问题的决议》。正是因为旧的方针有毛病，才需要制定“新方针”，不谴责旧方针，不谴责整个机关对党的官僚压制，就无法贯彻新方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派否定新旧方针之间有区别，否定多数派扼杀党内民主的事实，表明他们根本不想实施新方针。他们所谓的“派别”，无非是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国内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罢了。这些活动正是党内民主的体现。他们指责托洛茨基拒绝谴责派别活动，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口是心非。接下来，他们又指责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新方针》破坏了那个由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修正意见后才一致通过的决议，说“文章的实质是：1、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2、挑唆党内青年反对党的基本核心；3、破坏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威信”。[50]“新方针”被你破坏了，不贯彻“新方针”就不能怪我们了。你“挑唆”青年反对我们，妄想！团中央支持你，我们把它解散，换上我们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上的一段表明多数派团结一致的话：“我们这些签署本声明的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都力争达到意见一致。”[51]这个如此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仅两年后就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了反对派，4年后再次分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成了右派反对派，7、8年后，上述5人中有4人被枪毙，1人（托姆斯基）自杀（否则肯定也被枪毙）。这对“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的说法真是莫大的讽刺。回避否定对手所提的问题，一味乱扣帽子、打棍子，这是多数派论战的典型手法，随着权力的稳固，他们变得越来越蛮横。
1923年12月16日，当时担任俄共（布）乌克兰基辅省委书记的约·米·瓦雷基斯[52]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主要介绍基辅各区党支部会议的情况，在斯大林的书记集团中说话用不着遮遮掩掩，信中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黑窝”这样的词句。[53]可斯大林在其1923年12月17日致谢·米·基洛夫[54]的信中，仍在说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是“恶毒传闻”，并列举彼得格勒组织在《真理报》上的声明中的一句话：“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积极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供后者在写阿塞拜疆共产党（布）组织声明时参考。斯大林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狡诈，也不像后来他在整布哈林时那样（明明已经决定要逮捕后者时，在一次庆典上还把站在普通观礼台上的布哈林请到列宁陵墓上），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虐待狂，在心理上折磨对手。他何尝不想罢免托洛茨基，只不过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有顾虑，而且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谨慎。托洛茨基在全党全国、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他们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拉帮结派，自封党的领导核心，利用书记处和组织局对各级干部恩威并用，但乃有不少有良知的干部不买他们的账。《46人声明》就是例子。军队的反应更加激烈。苏联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923年12月27日致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的信反映了军队的情绪。信中说，目前中央的争论使许多同志、尤其是军队的同志感到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中央正式代表总是在军人党员会议上诬蔑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分裂党，破坏党的统一，是政治上的破产者，这些说法使军人党员气愤地高喊：“托洛茨基万岁！报告人滚下去！”的口号。军人党员中有人提议，大家必须万众一心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指出，斯大林的文章（指斯大林刊登在1923年12月15日《真理报》上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同志、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同志的论文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作者）是给整个运动定调子，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盲目地支持政治局多数派的路线，调动一切老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托洛茨基孤立于老布尔什维克之外。党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诬蔑托洛茨基是党内“非列宁主义”的旗帜，并且滥用列宁同志的崇高威望，压制对中央多数派路线的批评。他认为，对广大群众公认的领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党内外群众对中央内部分歧的实质一无所知。当权者不是认真地搞清那些主要问题，而是用个人攻击和诽谤来欺骗党和国家，并将使这种方法制度化。其结果是党、军队和工人的人心涣散，破坏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党的领导人把党领上歧途，“是因为他们政治眼界狭窄，被派别活动迷住了心窍”。他正告多数派，他的警告表达了那些“忘我地献身于全党的利益和共产主义革命利益的人的义愤……他们总有一天会让那些因极端派性而闭目塞听的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听到这种疾呼，从而让他们守规矩”。[55]
虽然斯大林等多数派为此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撤职，但面对军队如此激烈的反应，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12月31日，9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10月23日的信作了答复。《答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模样：他们一心想结束争论，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却在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争论。[56]根据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把他10月23日的信重新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57]在对此所做的注中引用了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17日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便函：“……与此同时，书记处还向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分送了一份新声明，并把政治局以前的答复（指对10月8日的信的答复——本文作者注）和联席全会的决议作为第1号和第2号附件也分送给了他们。因此我请求下令，立即将我10月23日对政治局委员的信的答复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58]原来如此：只能让他们看我们对你的诬陷，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答辩，否则，把戏就戳穿了。我们怎么诬陷你，都是“一心想结束这场争论”，你想辩驳，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争论”。
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指责“多数派制造了关于我几乎是反列宁路线的恶意传闻”。对此，多数派公然声明：“事实上的确是一方面多数派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则在进行反对这一路线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的那些特有财产是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这对谁也不是秘密。”[59]从现在起，托洛茨基的罪名不仅是挑起党内争论，组织派别活动，而是一贯反对列宁主义了。而他们这些人则是一贯追随列宁，如今仍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紧接着，答复引用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打倒派别活动》，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60]最后一名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论。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关。这种作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也就是《答复》把无论是战争还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重视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考虑到这篇编辑部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 上，布哈林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由布哈林写是不合适的。是否同样也可以追一下他的错误的根源呢？《答复》的无原则和荒谬性在这里昭然若揭。
托洛茨基要求恢复被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所破坏的党内民主，也被编辑部文章指责为在党内政策上背离列宁主义的组织传统，是搞派别活动。文章还指责托洛茨基对效忠于斯大林个人的党的机关的批评是把“党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背离列宁主义”。[61]时隔两个月，布哈林本人的文章就已经充满了他所批评过的“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也没有他所要求的“高度的严谨、无懈可击”。在此文发表的6年之后，当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手法整他，他失魂落魄地去找以前的对手加米涅夫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曾为他当年与斯大林一起破坏党内民主、栽赃陷害对手等恶劣作法忏悔过。从他那封《致党的未来领导人的信》来看，他没有忏悔，因为他仍觉得他是“纯洁的”党员。
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有不同意见的地方，都被夸大成原则性的。而对列宁与他们的冲突则轻描淡写，这是这份答复的一大特点。如在民族问题上，《答复》说，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核心中“似乎发生了分歧”，其实只是些误会，而之所以产生误会，是因为列宁重病在身，到后来连通信都不可能，否则他们之间会百分之百地达成协议。攻击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列宁的主张是利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挑动少数民族党员反对列宁派的主要核心。[62]事实如何呢？斯大林曾对列宁对联盟草案的修改意见逐条批驳，他与加米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便条：“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斯大林：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就能影响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而后者又影响伊里奇，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独立可言？”[63]
托洛茨基在其第二封信中对列宁曾打算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一事加以解释。多数派在《答复》中变得更加蛮横。他们硬说，托洛茨基应为政治局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承担罪责，他无端挑起他与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即签署这份《答复》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列宁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是“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工作气氛的一种尝试”。还说托洛茨基把此事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枉费心机，这是列宁要彻底摆脱托洛茨基干扰的大事。[64]这让人想起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的作法。政治局多数想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不顾一切的决心，并以此建立起他们的威慑统治。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多数派肆意歪曲列宁的看法是很典型的。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说得明明白白，他开始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思想，后来改变看法，认为它是合理的。《答复》却列举了1922年5月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有关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的文章——即列宁明确表示他已经放弃的观点，并把列宁表明他改变以前看法，同意托洛茨基意见的文章，归结为他不同意托洛茨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甚至还把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的责任推到列宁身上：“列宁生病期间，一些同志为了改善中央内部关系，有意设法推举托洛茨基担任经济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认识到，我们当中赞同这种作法的人是不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是完全正确的。”[65]
《答复》的第6章专门谈列宁有关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文章。说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说是在他的努力下列宁的这两篇文章才得以发表，是“杜撰了一个当代传奇”，“是欲盖弥彰”。《答复》解释说，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因误寄给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使政治局委员感到困惑，才耽搁了发表。一旦弄清了列宁是寄给党中央并确实想发表时，他们马上决定发表。古比雪夫也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驳斥了对他要封杀列宁这封信的指责，说托洛茨基此举纯属“恶意造谣”[66]。《答复》还以攻代守，说托洛茨基之所以攻击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是因为发现这两个机构不维护他的派别活动。[67]事实胜于雄辩，包括这两封信在内的列宁晚年文章一直被尘封，未被收入《列宁全集》中，直到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它们才重见天日。
有关军事问题，《答复》说，中央重视托洛茨基并坚持让托洛茨基留任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却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束缚了中央的手脚，使它不能采取加强军事部门所必须的措施。《答复》继续谴责托洛茨基确实没有对军事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军队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以斯克良斯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小组不认真负责地对待军队工作。党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在军事部门建立起正常关系。[68]
由于第一份《答复》否认存在党内民主危机，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引用了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的话证明党内状况的危机：捷尔任斯基指责莫斯科委员会说，莫斯科组织的普通党员不能在党组织范围内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背着党组织说。布哈林反对政治局要求党员必须报告党内任何派别活动的建议，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只会被理解为警察制度。必须迅速转向党内民主。[69]而在《答复》中则说，托洛茨基在其10月23日的信中引用的上述人的话是证明政治局早在今年9月就认为必须转向工人民主，而且戳穿了是在托洛茨基和46人声明的压力下政治局才决定转向工人民主的杜撰。[70]
颠倒黑白到了这种程度，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又恰逢托洛茨基患病和去南方疗养，这场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多数派继续抨击、诋毁托洛茨基，抓紧组织安排，使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进一步向多数派倾斜。直到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为其文集第3卷写了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围剿）再度开始。
※ ※ ※
由于本卷收了托洛茨基署名的《关于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该文主要是否认所谓的列宁遗嘱的存在的。托洛茨基签署这个明显对自己不利的声明的原因，在编者按中已经说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把列宁晚年的这封信称为“遗嘱”本身就是斯大林等多数派阴谋活动的结果，连托洛茨基也被蒙在鼓中，他在1932年曾写过一篇标题为《列宁遗嘱》的长文。其实列宁这封建议罢免斯大林的信以及同时期写的其他文章都是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里面提的都是他认为需要立即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他本来希望能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他在这些信和文章中所谈的问题，就是他的报告内容。但他的健康恶化使他不能出席这次大会，他只能以信和文章的方式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由于受中央委托监护列宁治疗的斯大林禁止列宁进行这些活动，他以拒绝治疗来威胁，才赢得写这些信和文章的权利。[71]这些文章和信是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虽然列宁的那封建议罢免斯大林的信的标题是《列宁全集》编者加的，但这个标题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列宁在口授前对他的秘书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72]如果有人认为，出自《值班秘书日志》的说法不可靠，那么还有更加可靠的证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副标题是《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73]，这足以证明列宁的包括那封信在内的全部晚年文章都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
然而，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并没有看到列宁的这些文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只宣读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一份文件，而且还做了不许记录，不许传播等规定。
这些明明是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和文章怎么就变成了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呢？怎么就变成了遗嘱呢？答案并不难找，就在政治局的多数反对托洛茨基的阴谋中。列宁患病后，斯大林等人虽然通过无原则的勾结成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多数，摄取了相当大的党政权力，但他们自己无力与托洛茨基抗衡，只能让列宁与托洛茨基对立。于是他们就不遗余力地抬高列宁，千方百计地贬低托洛茨基，制造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
然而列宁的第一封信和后来写的续对他们非常不利，他在信中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这两人的评价是：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74]当然，仅这个对两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对斯大林和多数派造成伤害。但列宁对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评价没有到此为止，在12月29日又补充了下面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75]本来，列宁认为党的分裂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76]在补充中，列宁改变了看法，防止分裂的关键是罢免斯大林。可以想象，对主要以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作为排挤托洛茨基的借口的多数派来说，这是多大的打击，简直是釜底抽薪，可能会使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虽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没有把斯大林看成领袖，而只是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助手，但他们知道，他们的阴谋活动离不开擅长耍手腕的斯大林和他掌握的书记处。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拖延公布这些文件的时间。研究证明，列宁虽然再三叮嘱他的秘书，他口授的文件是绝密的。但它们都在第一时间就由他的秘书交给了斯大林。为了文件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他们搞了一系列幕后活动。这些文件在拖了一年之后，才在1924年5月22日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和资深代表会议上，首次宣读列宁“遗嘱”。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主要是通过人事安排进一步控制了党政大权，经过了几个月的对托洛茨基的批判，列宁晚年文件的公布不会引起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了。但在公布时，仍做出严格的规定，不记录，不许传播。即尽量减少它们的影响。在悼念列宁的气氛中，在多数派亲手制造的列宁崇拜下，在宣誓“坚持列宁神圣遗言”的口号下，列宁“遗嘱”的宣读犹如晴天霹雳，党不能违背列宁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请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时他还没有1927年的底气，说什么“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77]季诺维也夫赶紧出来打圆场，他说：“我们很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忧有一点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全都亲眼看到我们在近几个月里的融洽的合作；像我一样，你们都会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忧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78]
正式说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是斯大林。联合反对派成立后，曾多次要求公布列宁“遗嘱”。1927年10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79]
于是就有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提供的证词，她说，列宁晚年的口授文件都按他本人的要求打印五份，一份交列宁本人，三份交克鲁普斯卡娅，一份由秘书处保存。她说，保留的都是副本，底稿由她烧毁。装有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列宁请求写明，只有他本人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启封。”而“他死后”这几个字她没有写。她的这些话语焉不详，又缺乏物证，难辨真假，但是使列宁的这些文件具有了遗嘱的性质。但这个沃洛季切娃不简单，她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提供不同的证词。苏共二十大后，她又提供了一段很长的关于列宁给斯大林写信的事，收入《值班秘书日志》中。据她本人说，是她当时用速记符号下的，反对个人迷信时，她把这份记录译了出来。[80]
把列宁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还有一个更权威的根据，就是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她在1924年5月28日把列宁的文件移交给中央委员会，并附有说明：“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口授的札记，共13篇……弗拉基米尔后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些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81]
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列宁晚年札记就经历了两次嬗变，由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变成了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也从而变成了“遗嘱”。
无论是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也好，还是遗嘱也好，列宁晚年这些极其重要的文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尘封。直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才重见天日，收入了此后出版的《列宁全集》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近年来对列宁的这些文件又有了新说法，这些说法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列宁晚年斗争的看法。
俄国一位名叫瓦连廷·萨哈罗夫的历史学者通过比较《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得出结论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玛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原始文档是来自列宁本人，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1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中的伪造就太多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8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萨哈罗夫继续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做出的，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82]……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我在网上查了查，萨哈罗夫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著作《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还是政治虚构》现在很热，多家网站转载。他否定遗嘱的真实性，从否定列宁1922年12月21日对克鲁普斯卡娅口授致托洛茨基的信——祝贺在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上的胜利的信——开始，认为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伪造的，从而进一步否定遗嘱的真实性，推断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伙同列宁的秘书和托洛茨基合谋搞的，旨在阻止斯大林上台。
当前在俄国，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说它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合谋的产物的说法有很多。在此仅举两种。一种说克鲁普斯卡娅年轻时漂亮、有魅力，托洛茨基在伦敦时，两人成了情人，几乎导致她与列宁离婚。克鲁普斯卡娅帮助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出于以前的旧情。还有种说法说托洛茨基是主宰世界政坛数百年的共济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是由于共济会大佬的支持和资助，而克鲁普斯卡娅之所以帮助他，因为她也是该会的成员。
与上述两种离奇的说法相比，萨哈罗夫的研究还真是挺历史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萨哈罗夫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上面说过，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首先，这位历史学者认为克鲁普斯卡娅与托洛茨基联手阻止斯大林上台的说法，是倒推的，即根据后来斯大林实际成为苏共的领袖而认为他在当时就是列宁的接班人。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列宁生前，在苏联各地，列宁的照片与托洛茨基的并排悬挂，在各种会议上，都要宣读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致敬电。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于是只能在次要环节上做文章，什么“在娘们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在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的”来间接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83]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当时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 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
[84]：“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
[85]
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份文件用了“遗嘱”两字，虽然列宁当时尚未离世。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由于列宁已经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他的这些文件中提到的事已不能由他亲自处置，他在这些文件中表达的愿望也不能由他亲自来实现，所以用了遗嘱二字。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86]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还有上面提到过的斯大林为列宁批评他的粗暴的强词夺理的辩解。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讲话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的矛盾，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缔造者、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为生存而斗争：与德国人进行的和平谈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内战、外国武装干涉、苏波战争，内战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无暇进行全面的政体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是应急性的，如战时共产主义、任命制、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等。这些措施压制了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为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措施既是形势的产物，也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便在环境好转（内战结束，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后也不能马上废除它们。开始时，列宁并不为这些事情感到担心，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上，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体制问题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困难。但这一希望破灭了，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解决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
早在1920年，列宁就觉察到官僚主义对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威胁，成立工农检察院的初衷就是让它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1922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泛滥更加关注，他不断地指出官僚主义的危险，并考虑采取新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他忧虑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它要去的方向”；[87]并指出危险来自官僚主义：“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不是他们（共产党员——引者注）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88]在有关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列宁想通过对工作制度的彻底改革把这些部门从“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的官僚主义积习中解脱出来。[89]这时，列宁认为当时的苏维埃机关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消灭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党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
但是，他建议的措施未能产生希望的效果。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令1922年10月大病初愈、恢复工作后的列宁震惊不已。在他的晚年，在中央又发生了两场严重的斗争：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斗争。前者事关苏维埃俄国的生存，[90]后者事关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在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中，看到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因列宁身体不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中央委员会甚至还通过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以他们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讲话，才使中央放弃了它以前通过的决议。而民族问题，则由于列宁因病失去理政能力而不了了之，为后来苏联时期的民族冲突和后来的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列宁当时正值一个政治家的盛年，如果不是身患重病——中风，他还有时间通过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的患病——尤其在中风复发后——使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他感到来日无多，认为他必须在他生前解决它们，至少为它们的解决奠定基础，否则，他创建的党和国家会就偏离革命方向，会发生可怕的蜕变，背离革命的初衷。完成这个任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他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这份“遗嘱”。这是一个革命领袖在面对死亡之际，为了党的前途和革命的命运，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再次完成的惊人壮举——为保障革命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接班人。
显然，在列宁的心中，接班人的问题是首位的。把俄国革命航船的舵轮交给他身边的战友中的哪一个，才能保证它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呢？他反复衡量“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在他身后能够主宰党和国家的，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也很到位，充分表现出领袖人物的知人善任。“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91]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当时，斯大林确实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但因为他在理论上的短板，没有人把他看成领袖人物，更没有人认为他会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时已经与斯大林一起结为“三驾马车”的另两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没把他当成领袖，而是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助手。列宁在信中把斯大林放到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位置，充分表明列宁对身边战友的洞察力，他预言的党的分裂，也让他不幸而言中。政治领袖的知人善任、高瞻远瞩，难道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能伪造的吗？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党政要人，他只说他们“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十月的事”指的是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反对夺取政权并在报纸上泄漏起义日期的事，并说此事不是偶然的，是提醒党注意， 他们在日后的关键时刻，还会有动摇、犯错误的可能。又是一语成谶。他们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不顾列宁的叮嘱，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嘱托，还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疯狂破坏党内民主，成了苏共退化堕落的千古罪人，最后本人也沦为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十分可悲。后来，当季诺维也夫也沦为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成季托联盟后，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党内斗争中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比他在十月时犯的错误更加严重。
斯大林的杰出，在于他掌握的无限的权力，使列宁忧虑的是，他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在他身后，在专政和无人能够控制和监督他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后果？另外，列宁还指出了斯大林掌握的无限权力的根源——他的总书记的职务。如果说斯大林的杰出是由于他掌握的权力和他的职位的话，托洛茨基则不同，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才能，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让列宁担心的是：他们的这两种特点会导致党的分裂。
列宁12月24日的口授表达了他对党在他身后的分裂的担忧，但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直到1923年1月4日的续中，才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在这10天时间内，他一定回顾了斯大林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表现：在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反对继续革命，主张布尔什维克充当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并在他主持的《真理报》上阻止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后来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无故缺席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起义的会议，致使列宁在当天晚上，当起义已经开始后，还在他藏身处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敦促他们立即起义；在内战期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染指军权，他在部队中拉帮结派，支持受他指使的伏罗西洛夫等拒不执行司令部的命令，严重干扰了战略战术的落实，致使中央不得不把他从前线召回；在苏波战争中，他为了争功，擅自命令他所辖的部队进攻利沃夫，而使进攻华沙的主力部队侧翼暴露，使得攻取华沙的战役功败垂成；在建立联盟工作中他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列宁对他更加失望。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斯大林手中掌握的、而又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的“无限的权力”和他的粗暴及“不忠”[92]是今后党的分裂的隐患，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在他的心目中，托洛茨基是接班的更加合适的人选：“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可惜当时身居高位的人，被自己的野心迷住了眼睛，置列宁的忠告于不顾，一心排挤托洛茨基，死保斯大林，使他不仅保留住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最终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让列宁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他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他身后多次分裂，它的精华几乎被杀光，而且从一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党退化为斯大林的独裁工具。
斯大林日后表现出的滥用权力、残暴、不忠诚，不知比列宁当年所说的要放大多少倍，而且早已成为确凿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为他涂脂抹粉，甚至不惜诋毁对此做出准确评价和预言的列宁。
另外笔者要说的是，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多数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中一些虽然有中译本，有的收入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两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中。但这是内部读物，发行量小，读者范围有限。收入这套书中的文章还有一个弊端，即每篇文章前都要加一个编者按，其口径和当年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一样。还有一些刊登在马恩列斯编译局的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上，这份刊物的印刷量更小，一般读者根本就无缘见到。
为了避免多重移译造成的译文不准确和信息递减，我们尽量根据托洛茨基的俄文原著翻译，在找不到俄文原著的情况下根据英译本译出。本卷的篇目保持英译本原貌，编者按和参考阅读书目均从英译本译出，只是编者按中的所依版本和译者姓名改为中译本实际所依的版本和译者，参考阅读书目中的著作凡有中译本和俄文原著的，标的均是中译本和俄文原著的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英译本的注释分为脚注和尾注两种，中译本均为脚注，标明注者的是译者注，没有标记的均为作者注。
第二卷译者附识
1926-1927年间，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的斗争，读者在本文集中已经有所了解。随着斯大林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牢固，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加粗暴、无耻，为达到让党接受把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反对派主要领袖开除出党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让格别乌的特务冒充弗兰格尔军官的卑鄙作法。但总体来说，这些无非是1923-1925年斗争的升级版，与前一阶段的斗争手法相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此只想谈谈这一阶段中围绕着中国革命展开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有关这场斗争的讲话和文章、书信都收入了英译本《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大概是出于这一考虑，本集英译本中未收托洛茨基的相关论述。可能是编者认为美国读者对此已有相当的了解，而对这套文集感兴趣的读者肯定会去阅读这个译本的，故说得相对简单。虽然在《导读》中对此用了一定的篇幅，在编者按中也提到斯大林之所以一定要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把托洛茨基等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是为了阻止反对派把中国革命问题提上代表大会的日程，追究他对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对美国读者来说，这可能够了，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嫌不足。虽然1940年代出版过中国托派译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但此书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像中国托派对中国革命一样。笔者译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一书也已于2011年在国内出版，但由于此时中国学界的大潮是告别革命，把目光转向西方民主，此书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只印了3000册，还不知是否全部售出。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再多着些笔墨，把当年联共（布）党内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说清楚些，否则读者就不会理解斯大林非要在十五大之前把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的作法对他本人来说的必要性。
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一直把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身上，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的斗争，也一直持否定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译本的《出版者说明》中，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败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预见’。”这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批评和他对这场革命进程的预见。[93]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出版者说明》则这样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做了种种的造谣诽谤，诬蔑广州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说中国在1911年已经经过‘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否是中国的“二月革命”，是个可以讨论的历史学术问题，说托洛茨基否定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那可真是胡说了。通观托洛茨基乃至反对派的所有文章、文件，都没有一处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错误的中国政策，怎么就成了诬蔑诽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来解密的文件表明，广州起义确实是领导（斯大林）“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进行的冒险”，[94]而且广州起义确实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失败。但在当年，这几乎是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评价，是不能讨论和质疑的。
改革开放后，当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不再之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这场论战的多数评价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片面性，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中共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斯大林就没有必要那么忌惮反对派，也不必担心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会利用中国革命的失败让他难堪了。反正半斤八两，我失败了，你也成功不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在为拙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写的前言中，总结了当年两派在上述斗争策略、方法上的分歧的背后，还有理论的不同：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社会力学观的不同：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还有对宁汉合流后中国形势判断的不同：高潮还是低潮。
不断革命论认为，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所以革命不会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者们都信奉三个阶段理论。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具体到中国革命问题上，不断革命论和阶段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和领导权上。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领导权，它只能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当苦力。
斯大林的阶段论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于是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作双重政权的要素，当作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作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95]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要求中共更加紧密地依靠左派国民党。
然而，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1927年的中国革命则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败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领导权的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确实，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的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因而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厢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硬说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们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革命社会力学与常规社会力学的矛盾的焦点，是在对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的判断上。斯大林、布哈林否定反对派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和今天的某些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否定托洛茨基的研究者，都以中国落后，无产阶级弱小为借口。
但这种力量对比概念，是从常规社会力学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社会力学的角度得出的。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永远是弱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国家政权和军队的资产阶级，则是强者。但社会不是永远处在常态之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正常社会状态维持不下去的结果。
其实，在正常社会状态下，无产阶级不仅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是弱者，就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是强者。无产阶级的强弱（无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取决于它自己，而取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力学所着眼的，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危机与震荡中的变化。列宁早在1905年革命时，就曾说过：“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后备力量是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96]这个“从敌人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主要后备力量”，就是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在对德国小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可能发生的立场变化的论述，对其他国家也完全适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强烈爆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
……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
[97]
斯大林正是因为信奉常规社会力学，他才一直把赌注押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将军们身上，根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
1923年开始的党内斗争中，多数派炮制了与布尔什维主义对立的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说它的主要特征是“低估农民”。他们总结的四条列宁主义的主要特点中，有两条和农民有关，一个是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另一个是发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与列宁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另外两条相提并论，重视农民对列宁主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像国内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列宁主义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主要是为了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以达到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层的目的。托洛茨基在《新方针》系列文章中的《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一文中，驳斥多数派强加给他的低估农民的罪名，并指出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本特点不是“低估”农民，而是低估无产阶级的作用，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始终相信中国工农的革命力量，在大革命开始后就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变党内联合为党外联合，保持党在革命运动中的独立性，从而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在革命高潮期提出组建苏维埃，形成双重政权，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准备。
而斯大林在中国相信谁呢？他所寻找和依靠的盟友和革命力量是谁呢？甚至都不是他们赋予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农民，而是有实力的将军、政客。这就是他死死抓住国民党不放的原因。
这里说的高潮与低潮，是对经受蒋介石和左派国民党双重打击后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即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时，革命是否仍处在高潮期？托洛茨基认为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两次沉重的打击后，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农运动已被粉碎，工人脱离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动势力加强，今后出现的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党员、群众因失败而沮丧，反动势力嚣张之时，发动起义只能遭受新的失败，因而是冒险主义，是左倾盲动。客观地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斯大林不仅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认为它还在进一步高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在武汉政府分共后，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观点就已经得到确认，也是后来中共党史界的共识，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反之亦然，在革命高潮期是不可能出现白色恐怖的。
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一是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另一方面，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涮以往失败的耻辱。
众所周知，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
如果再看看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期间做的一些政策性和指导性的讲话，他对中国革命的失败应负什么责任，就更清楚了，同时也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把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了。
1926年11月30日，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极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蒋介石的军队是工农军队。它给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带来自由。
[98]
在中国，不是没有武装的群众反对旧政府的军队，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99]
在讲话结束时，为了革命成功，他号召：
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
[100]
1924年4月6日，在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说：
中国革命与1905年俄国革命的不同在于这个事实，即它主要是一场反帝革命……拉狄克提出了非常革命的口号：粉碎右派国民党，开除右派。这样革命的口号再多一点，中国革命就会被葬送。由于对国际形势、中国革命和它的发展速度的错误估计，导致了拉狄克的所有其他错误。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某种革命议会，其中有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政变？在我们是多数，右派听我们的话时，为什么要开除右派？
……现在，我们需要右派。他们是些能干的人，他们还指挥着军队，领导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他只能率领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
除此之外，右派分子还与张作霖的将军们有联系，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士气低落，无须打击就能让他们彻底转到革命一边来。而且他们还与富商有联系，可以从他们那里筹款。在彻底地利用完他们之后，就把他们扔掉，像榨干的柠檬一样。
[101]
在四·一二政变后，在1927年4月21日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斯大林这样说：
这条路线（指不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
[102]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
[103]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104]
此后，斯大林否认他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立场，还指责托洛茨基和反对派：
极其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不用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
[105]
既然中国还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么，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
现在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106]
斯大林之所以说得理直气壮，是因为他认为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左派国民党。在他的心目中，左派国民党是：
蒋介石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这意味着，进行坚决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将实际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构。
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07]
5月底，当所谓的左派国民党开始着手粉碎工人农民时，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声明（1927年5月24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108]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双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109]
显然，谁号召在这个地区（武汉）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10]
当中国革命败局已定时，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正确和他的错误都已是不争的事实。应该有人为此责任，而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就是斯大林。上面所引的斯大林的讲话和文章都是证明。但他不承担责任，反而让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正确地批评他的反对派来埋单。而失败越是严重，正确的反对派甚至是潜在的对手受的惩罚就越重。这次是把他们开除出党，而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失败后，则是大清洗，大屠杀。[111]斯大林保持权力的秘密就在于此。犯了葬送中国革命这样严重错误的人如果允许反对派把中国问题提上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程的话，即使他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的话，也会在反对派犀利的攻击下声望扫地，狼狈不堪。所以必须在代表大会前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会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样的重要人物开除出党，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其他人能和他们相比吗？你们敢批评我是什么下场？
正是因为开除了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领袖们，斯大林才能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毫无顾忌地对中国革命进行这样的总结：
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中国革命还没有导致直接战胜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决定的意义。伟大的人民革命总是不会在它的发动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彻底胜利的。这个革命问题经过来潮和退潮而成长和加强起来的。各国情形都是如此，包括俄国在内。中国的情形也将是如此。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它已经把几亿被剥削被压迫者从长期的沉眠中唤醒并使他们行动起来，它已经彻底揭穿了各系军阀的反革命性，撕破了那帮效忠反革命的国民党分子的假面具，巩固了共产党在下层民众中间的威信，把整个运动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被压迫阶级千百万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112]
这就是斯大林对在他的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失败的总结。“推上了更高的阶段”，“走向新的高潮”的说法，一是掩盖实际遭受的失败，另外是为他暗中策划的武装起义做铺垫。这是赌徒的最后一搏，他心里也没有底，再加上此前的多次论断都被事实推翻，他变得谨慎了些。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广州起义已经开始，他指望它会成功，可以把他以前的错误导致的失败和耻辱一笔勾销。而怀疑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的瞎子和懦夫也是有所指的，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失败后已陷入低潮的托洛茨基。
这就是共产国际领导党的领袖斯大林对他亲自指导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三言两语、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廖廖数行就把如此重大的革命失败敷衍过去了。
现在不少人倾向于把斯大林的暴虐归因于专政，把它说成是一党专政的弊端的和必然结果，甚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必然结果。其实斯大林的暴虐既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要求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更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要求的。他凭窃取的无限的权力成了苏共的最高领袖，但又没有能力领导它在国内建设和世界革命中取得胜利，于是他的领导权与党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为了党的利益，应该罢免斯大林，而斯大林为了保持个人权力不择手段，通过组织措施和镇压扼杀了党，并使它沦为他个人专制独裁的工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这点表现得相当明显，后来的事实（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和其后的大清洗）则以更大的规模证明了这点。
第三卷译者附识
英译本介绍的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第3卷中所收的文章和书信，都是托洛茨基在被开除出党，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林图时期写的。它把这个时期的斗争仍称党内斗争，这不是很准确的。笔者不大赞成这种作法，虽然这样做也有根据：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开始着手组织国际组织，但目的仍是对共产国际和它的各个支部进行改革，使它们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他们仍称自己是左派反对派，而且坚决与任何主张另建新党和新国际的人决裂，就不用说在1928年了。直到1933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台尔曼领导德共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失败，让希特勒未经战斗就上台，而共产国际和它的各个支部还都坚称德共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对德共的失败做任何认真的反思后，托洛茨基才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可救药，才主张另立新党和建立新国际——第四国际。如果把1928年的反对派的斗争仍称为党内斗争，那么此后直到1933年的斗争是否也应称为党内斗争呢？
关于这段时期左派反对派斗争的文献还有另一个版本，是俄裔美籍历史学家尤里·费利施京斯基[113]编的4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这套文集共计1000多页，是小字本。它收录的文章日期从1923年1月到1927年12月（即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为止。我觉得这种编排更加合理。托洛茨基在本卷的文章中也说虽然他们被开除出党，他们比投降的季诺维也夫等更在党内。但无论如何，已经被开除，就在党外了，尽管你进行的斗争仍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当然，除了本人的意愿外，这也是条件所迫。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政府后，苏维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后来的内战中，之前还是合法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因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都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取缔。此外，所有托洛茨基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都在党内，这也是他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苏联共产党反对派》这套书的合理之处除了结止时段外，还有它始于1923年1月，即在以托洛茨基同年10月8日的那封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信为党内斗争开始的10个月前，也更加合理。以这封信为起点，会使人产生错觉，认为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是托洛茨基挑起的，即挑战，其实这封信并非斗争（排挤托洛茨基的斗争）的起点，而只是它从隐态转向公开化的节点。在此之前，多数派尚有顾忌，或是准备还不充分，斗争是暗中进行的。虽然斗争尚未公开，但双方对峙在此期间的文件中已经暴露出来：如季诺维也夫指责托洛茨基对改组组织部门的建议是要形成两个中心的指责等，这一后来斗争中的上纲上线的作法，也已使用了。只不过这次多数派不像后来那样蛮横，在托洛茨基驳斥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做了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关于组织的提纲中的有关“两个中心”的第一句话删去。[114]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列宁时期联共（布）党内不同意见交锋的机制和解决矛盾的方式。它和后来多数派所描绘的完全不同。根本不是英明领袖（列宁）做出英明决定，除托洛茨基之外的他的学生们坚决执行。当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经过不同意见和立场之间的激烈交锋才做出的。这些意见分歧和斗争并没有导致党分裂，也没有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而是使党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它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在内战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败了敌人，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取得辉煌胜利。在这10个月内，无论是托洛茨基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信件，还是建议，都是提出不同意见，否决做出的决议，如伏特加酒的国家专卖。列宁领导下的核心领导机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就是这么工作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集体领导或充分体现集体智慧的领导。否则就是一人说了算，下辖几个执行机构就完了，那还要党什么？
有个叫富尔[115]的美国教授在中国做了一次题目为《托洛茨基的谎言》的讲座，他在讲座中重复多数派就当年列宁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当粮食人民委员一事编造的谎言。[116]我在拙文《富尔教授的谎言》一文中，叙述了托洛茨基对政治局对他10月8日的信的答复中对此事的曲解所做的澄清。刊载此文的荆棘鸟网站的一个编辑对此质疑，说怎么能证明托洛茨基没有干扰过政治局的工作呢？这完全是因他不知道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所致。因此这套文集中的前几个月的托洛茨基的声明、提纲、建议，除了能够提供托洛茨基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立场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另一种集体工作的方法。如果我计划中的托洛茨基最后一次流亡国外期间的14卷文集译完（已经译了4卷，校对了两卷，还有8卷未译）后，如果我还有能力和精力，打算把这几卷也译出来。
现在可以对当年的党内斗争做一个要扼要的总结了。在这场斗争中，谬误战胜了真理，数量战胜了质量，组织纪律和国家镇压机器战胜了思想。谬误之所以能够战胜真理，就靠以拉帮结派的手段掌握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所以能够以党的名义动用党纪来把对手开除出党，再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把他们流放，最后是肉体消灭。
记得在一次与一个朋友谈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我说斯大林在个失败者。朋友惊讶地说，不对，斯大林是胜利者，他在这场斗争中掌握了党政大权，还把他的所有对手最终全部消灭，怎么能说他是失败者呢？托洛茨基才是失败者。我说评价党内斗争的胜负，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谁赢得了权力，掌握了政权，另一个是思想、政策、路线的对错。你说的只是第一个。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斯大林确实是胜利者。但还有第二个标准，即思想、政策、路线的对错，而且我认为这个标准对衡量党内斗争的胜负来说，是更加重要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托洛基就是胜利者。《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把全书的后记称为《失败中的胜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如果只从权力归属的角度，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他不仅在斗争中失去了他的权力、地位，被开除出党，被驱逐出国，最后还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哪里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呢？他在失败中的胜利只能是思想的胜利。在正常的情况下，在党内斗争中，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即持正确的观点、政策、路线者掌握党的领导权。当然会有二者背离的情况，在党或它的决策机构还不能判断政策、路线正确与否时，会让持错误观点、政策、路线者当政。或是没有领导人的更替，而只是党在经过实践检验后，采纳了正确的意见和政策，就像列宁当政时那样。这是出于党的利益、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也是它领导的国家的利益。这二者之间的背离纠正得越快，对党和国家就越有利。如果二者严重背离，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话，就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党内危机了。联共（布）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之所以越演越烈，就是这两个标准严重背离的结果。
抛开当年多数派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诬陷如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基主义、分裂党、搞军事政变等不谈（这些在第1卷的《译者附识》中已经做过分析，在本文集中，托洛茨基用了相当的篇幅对它们加以驳斥），也不谈“不断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争，[117]因为理论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判断具体经济政策、战略战术问题的对错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这些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并接受后者的判决，而且历史也早已得出了它的结论。在当年的党内斗争中，属于这类的问题是经济建设政策之争和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的分歧。因为在本文集第2卷的《译者附识》中，已经对双方在中国革命政策、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做了分析，所以在此主要谈谈经济政策问题。
1928年，斯大林完成了从右到左的摇摆。1926-1927年，是斯大林布哈林国际政策失败的两年，英俄委员会的失败和中国革命的失败，即右倾政策在国际上导致的灾难。在192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粮食收购危机也已露出端倪。这宣布了以前他们推行的自诩为稳健的经济政策的破产。英俄委员会是彻底失败，并导致英俄两国政府的断交。中国革命虽然已经失败，但斯大林还在筹划挽回声誉的最后一搏，即广州起义。因此他还心存侥幸，抱有一线希望。但这些都是国际问题，他和布哈林炮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使他可以相对轻松地对待这些问题。该理论规定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他指导下的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胜利固然可喜，是锦上添花的事，失败了也无伤大局，承受牺牲和失败的后果的主要是外国共产党，不会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控制舆论和封锁失败的消息来降低它们的严重性。而国内经济问题，则是他必须面对的，耍手腕和推卸责任都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粮食收购危机，苏联当时还是农业国，它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粮食收购不上来，不仅城市居民要挨饿，出口还会受影响，不能出口粮食，就没有外汇，又会影响到进口。
这次危机的真相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布哈林热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这个持续了10多年的布哈林热中，使布哈林备享身后哀荣，而他的主要功绩就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无端放弃这个政策时，他作了英勇斗争。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于是这个布哈林捍卫的新经济政策也被拔高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甚至是康庄大道。因为这个功绩，又把布哈林奉为列宁身后高层领袖中唯一一个掌握了辩证法的人。
其实这里存在着严重的误读。首先，在列宁身后，在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之前，捍卫新经济政策——实际是以此为由头反对、排挤托洛茨基——的是多数派，是他们的共同荣耀。布哈林或布哈林派单独捍卫这个经济政策，那是粮食收购危机爆发之后的事了。可是他们捍卫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吗？
就这个题目笔者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的标题是《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政策》（载港台杂志《红鼹鼠》2005年第5期），另一篇的标题是《新经济政策和重视农民》，在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不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莫须有的罪名》（《博览群书》2007年第5期）。第一篇文章论述的是斯大林、布哈林推行的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是抱残守缺，无视新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这个问题早在实施该政策的第二年就暴露出来了。托洛茨基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和它的严重性，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即加速工业化。这个报告事先得到政治局的同意，又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同时也通过了根据这个报告所做的关于工业化的决议。但在列宁中风再次发作并失去理政能力后，多数派担心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拯救者的业绩上再添实现工业化的领导人的辉煌一笔，于是将相关决议束之高阁，也撕毁了之前在政治局达成的让托洛茨基领导工业化的协议。
国内学者如此吹捧新经济政策，还因为它是列宁亲手制定的。而伟大领袖制定的政策就是正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只要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会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篇文章《新经济政策和重视农民》主要是论证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重视农民的，而且是针对农民的。在此只引拙文中引用表达列宁初衷的一句话：“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118]众所周知，列宁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恰恰是农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远比小农更接近社会主义。可是这个新经济政策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手中，仅剩了重视农民，即重视列宁要工人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盟来对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二者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国家中成功的。包括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炮制者布哈林、斯大林在内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十月革命的胜利会立即引发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二月革命后有人问托洛茨基，如果俄国革命不能引发世界革命呢？他回答说，这就像设想往一个火药库扔一个火把不能引起爆炸一样。[119]因此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自己的力量单独在俄国进行经济建设，而是寄希望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革命胜利后会来帮助他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是前无古人的事，何况又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俄国。因此，即便伟大如列宁者，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一个成熟的经济建设方案。新经济政策是在现实压力下制定的，有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就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即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因素进入俄国经济中，因而产生了两种因素——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斗争。既然有斗争，就会有双方的力量消长和变化，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列宁本人在回答新经济政策要实施多久的问题时说，“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120]何况还会出现新问题，指望一个新经济政策就包治百病，就能把苏联带入社会主义，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起码这不是列宁的看法，而是后来人的看法，或是布哈林这样的烦琐哲学家的看法。
笔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解决问题的尝试。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只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采用租让企业的形式，用资本主义方式来恢复工商业，即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但是由于资本家对苏维埃制度心存疑虑，前来租赁企业的人不多，即列宁的招商引资的计划没有成功，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实施伊始，就是瘸腿的，瘸了工业这条腿。
新经济政策和外贸垄断制都不能解决剪刀差的问题，而且它正是它们的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解决剪刀差的问题，或是采用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建议，或是放宽或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制。但多数派不敢放松或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制，因为这是列宁划的红线。关于放松和维持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还有必要再说两句。许多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有必要非得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吗？但上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世界格局完全不同。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似乎有所缓和，不是非得要打个你死我活，或是对抗的方式有所改变。当然，这不是说这两种制度的对峙完全消弥，彼此相安无事。欧美肢解铁托后的南斯拉夫就是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南斯拉夫的命运，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是个核大国，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力量对比，不同于1920年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力量对比，这一切使得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在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想与苏联作生意，而是想把它消灭。多数派不愿意采纳托洛茨基的建议，一是怕他在工业领域建立新的功勋，更主要的是他们看不到剪刀差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他在危言耸听。再有要求加速工业化，正好能坐实他们强加给他的轻视农民的罪名：要加速工业化，就要投资，就是掠夺农民。
于是，他们就悠然地坐在俄国农民破旧的马车上，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语）。他们把持大权，全力以赴地进行争夺权力的派别斗争，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却不作为，使剪刀差愈演愈烈，直到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的来临。
国内一些学者说，1921年至1927年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几年，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最好的几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粮食收购危机是怎么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何况在这短短的几年内，还发生过数次商品荒。剪刀差不解决，即不恢复工农业的平衡发展，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学者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可以用布哈林的办法来解决，即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当时农民不卖粮食，主要不是因为价格低，而是卖粮食得到的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业品。提高粮食价格不仅解决不了商品荒，还会加剧它。因为这不能使落后的工业生产出足够的市场需要的产品来，即不能解决工农业之间的平衡问题。
斯大林是个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具备真正的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既不能前瞻，也不会总结汲取以前的教训。只要错误的政策还没有酿成巨大的灾难，他就坚持，并对一切批评都予以否认，严加批判。一旦灾难发生了，他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之前的错误，那就是来一个180度的转弯，接过对手的方案，而且每一次转变都是突如其来，如此剧烈，造成前后政策的脱节，引起巨大的震荡。但他是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即使实际上承认了对手的正确，剽窃了他们的政策和方针，仍要继续批判和咒骂对手。党内斗争日趋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实践证明了他的路线、政策是错误的，对手是正确的之后，甚至在他已经接过了对手的政策、方针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仍要处罚对手，把他们降职，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逮捕、流放。这怎么能够让对手服气？不仅对手不服气，他自己的追随者都不认同。据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中说，1929年，当部分反对派领袖因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而向他投降，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一些正派的斯大林派成员被发配到流放地。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反对派主张加速工业化是错误的，我们今天接过这个主张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正确的，那么反对派的主张一直是正确的，那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因此批评打压他们，甚至运用党纪国法来惩处他们，就太卑鄙了。[121]那时的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气息更浓一些，斯大林派中也有不少追求真理的人。就不说投降的反对派成员了，他们之所以妥协投降，是想加入到实现他们主张的工业化的建设中，而不是真心承认斯大林正确，自己错了，而且他们从心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斯大林和他的作法没有丝毫尊重，而是轻蔑。
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惩罚据自己的错误后果严重程度而定，他犯的错误越大，后果越是严重，对反对派的惩罚就越严厉。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仅是在国内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还有在他领导世界革命中的，如中国革命和1930年代初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不仅国内学者，就连苏俄学者也没有谈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是专门研究1930年代大清洗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把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和1930年代初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与这次清洗联系起来。瓦迪姆·罗高文[122]的7卷本的《是否曾有另一种选择》中的第5卷也是研究大清洗的，也未曾提到这点。斯大林1927年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强行把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将他们流放，是经济政策错误导致的灾难和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把中国革命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提上代表大会日程，避免不测的后果，既赶走了敌人，又震慑了不满情绪。所以他能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中国革命还没有导致直接战胜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决定的意义。伟大的人民革命总是不会在它的发动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彻底胜利的。”[123]1936-1939年的大清洗没有之前的派别斗争的背景，导致党内对斯大林领导不满的完全是1928年后经济建设中的政策错误和它们引发的灾难，尤其是在农业集体化中的灾难，但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初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经济建设中虽然有失误和灾难，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完成了工业化。但德国的失败就不同了，鉴于它对苏联和世界的影响，理当在苏共党内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失败与斯大林的关系，东西方史学界都鲜有人提。其实它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直接相关。这个理论是他的代理人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该理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为三个时期，1917-1924年为第一时期，革命的高潮期，第二个时期是低潮期，从1925年到1927年，从1928年起，革命再度进入高潮，任何一次劳资之间的偶然冲突都有可能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世界资本主义再也经受不起任何震荡，世界革命已经“双脚迈进第三时期了”（莫洛托夫语）。此后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是妥协派、改良主义者，即各国社会民主党，还给后者起了个名字，称之为社会法西斯，要集中火力打击这个敌人，不能与他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的向左转的继续，它同样导致灾难。直到碰壁之后，斯大林又转到另一个极端，即人民阵线，与资产阶级政党无原则的联合。[124]至此，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政策的界定得到了生动完整的诠释。历史证明了斯大林的摇摆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带来的都是灾难。需要补充的是，中共党内1930年代的立三左倾盲动路线，实际上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中国版，后来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译成中文的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可见斯大林政策对世界革命的负面影响。在德国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像在国内建设和中国革命进程中一样，虽然托洛茨基根据德国形势的每次变化都提出应对建议，并始终坚持德共与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对抗真正的法西斯，但在莫洛托夫的指挥棒下进入了第三时期的德共对此置若罔闻，豪情满怀地宣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他们，直到彻底失败为止。
深受第三时期理论和德共豪言壮语鼓舞的的苏联民众翘首以盼，期望看到德国共产党的胜利，看到革命烈火燃遍全球。但他们等来的不是德共的胜利，而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上台。德共不战而交出全部重要阵地，让法西斯兵不血刃地掌握了政权，共产国际还做出决议，称德国共产党之前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这让托洛茨基怒不可遏，他说：“连法西斯的雷霆都不能将其唤醒的党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此后，他放弃了在共产国际和它的各支部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主张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第四国际。
然而，这些重大的失败并非没有在苏共中引发震荡，它们让党内有思想的人认识到，斯大林不是合格的党的领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为了苏维埃共和国，应该执行列宁遗嘱。1930年代初出现了新的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它的领导人是尼·博·埃斯蒙特、B.H.托尔马乔夫、亚·彼·斯米尔诺夫，这三人都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人民委员。他们的主要罪过是与他们的支持者谈过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此外，一些年青党员和共青团员也通过这些事实对斯大林感到不满，形成了一些小规模的组织，他们接受左派反对派的观点或是布哈林派的观点，他们组织游行和散发传单。但这些都不能对斯大林构成威胁。
对斯大林真正有威胁的是他与新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分歧。在政治局里形成了相对温和的一派，在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中，他们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最后采纳的是他们的建议。更主要的是，在193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一个由省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他们经常在一些负责干部的莫斯科的家中聚会，他们中有人建议让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但这个建议因基洛夫拒绝而搁浅。[125]
由时任苏共中央书记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的于1962年出版的《苏共党史》教科书确认了这个事实：
部分党员，尤其是在列宁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干部，对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的现象忧心忡忡。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读过列宁遗嘱的代表认为，该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安排他担任其他工作。
[126]
虽然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是三个前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的领袖，但真正要镇压的，并不是这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死老虎，虽然这些人曾有过一定的影响，甚至其中一些当时还担任着领导职务，但他们并不掌握实权，而且还处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监视之下，其中还有些人一直处在关押流放中，不能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主要清洗对象是当时还掌握实权的，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到1939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2/3都被逮捕和枪毙，其中有政治局委员丘巴尔和斯·维·柯秀尔，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帕·彼·波斯特舍夫、罗·埃赫、扬·鲁祖塔克，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人都是斯大林派。军队是清洗的重灾区，上万名各级指挥员死于非命，5位元帅中枪毙了3位。各加盟共和国、各省、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都不能幸免。这些人大多没有上莫斯科的法庭，他们都被逮捕，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有些领导机构被捕人多，甚至使这些机构的工作陷于瘫痪。
斯大林为他的频繁大规模的清洗辩护的一句名言，大意是革命战车疾驰向前，道路崎岖不平，又有许多急转弯，难免把一些人甩出去。其实，其中不少急转弯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是他顽冥不灵，固执己见的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则是被他亲手推下车的。
我在翻译《先知三部曲》和托洛茨基著作过程中为人名作注时，发现其中许多人集中死于1936-1939年，而且其中多数人正值壮年和政治活动家的鼎盛时期，故断定他们都死于非命。但无论是中文工具书还是俄文百科，都未提及死因。感谢互联网使我有机会能在校对这套文集时，弥补了这一缺憾。在网上能查到确切死因的，我都注了出来，一是为揭露斯大林的残暴尽点责任，二是对这些牺牲者尽点后来人的责任。这些牺牲者的平反分两批，第一批是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在上世纪50年代，在这段期间平反的主要是斯大林派的牺牲者或没有派别背景的人，没有一个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的成员。第二批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平反中，几乎所有屈死的反对派成员都被平反，只有托洛茨基因后来在国外的“反苏活动”而仍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网上相关资料介绍得非常详细，每个牺牲者的罹难地点，他在此前的遭遇，平反的具体时间都有，为了减少注的篇幅，这里就没有一一译出。让读者知道他们是清洗的受害者就行了。但仍有不少文集中出现的人的资料查不到，甚至连全名都没有，[127]笔者受条件限制，也只能付诸阙如。
关于这些牺牲者，还有必要多说几句。联共（布）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共有四派，除了托洛茨基派外，其他三派都要为破坏党内民主承担责任，他们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派别目的，破坏了党内民主，也应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形成负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而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负的责任更大一些，1927年把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开除出党和流放，即动用国家镇压机器进行党内斗争，是这两派一起干的。当然，斯大林派应负最大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后来，其中不少人自己也成了牺牲者，成了用同样手法炮制的冤假错案的牺牲。但这些牺牲者并非都是无辜的。他们中不少人都曾为了派别利益，参与了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积极参与对托洛茨基的诬陷，歪曲和伪造历史以及对反对派的迫害，至少是坐视和容忍了这些作法。本文集第2卷中收录的托洛茨基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也令人感慨。在这些会议上，在托洛茨基讲话过程中的插话和叫喊，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如同那时的批斗会一样，尤其是在1927年10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共（布）的中央委员甚至还有政治局委员不仅粗暴喊叫，还将书籍、杯子之类的东西向在讲台上讲话的托洛茨基扔去。这些事都发生在党和国际共运的最高际殿堂——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高层会议上，包括丘巴尔之流的党内高层以及外国共产党领袖雷梅勒、诺伊曼等在内的不少摇旗呐喊者、擂鼓助威者，后来也难免一死，真是既可悲又可恨。搞政治和做人一样，是应该有原则的，有些底线是不能逾越的，一旦逾越，就不会有好结果的，虽然可能会一时得计。但这是把双刃剑，除了最高独裁者外，谁都可能是它的牺牲。
现在一些人总是把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与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后几个因素的必然结果。其实这跟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一党制要求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亦或是共产主义要求的？都不是。按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是何等的胸怀！连自己的战友都不仅不能解放，而且还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斯大林，哪里有这样的胸怀？他代表的肯定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未来世界的蓝图，它要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的平等世界，是人间天堂。滥杀同志肯定不是以努力争取实现这个目的为宗旨的党的应有之意。至于一党制，不要说一党制，就连在君主制度下，也有开明君主和昏君之分，不都是杀戮无度的暴君。其实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放入不同的内容。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史，可以看出列宁领导下的一党制与斯大林的一党制之间的截然不同。同一种制度因领导人的人格和水平的差异而大相径庭，尤其是在该制度草创时期。不过斯大林体制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党制，因为此时斯大林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党已经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工具，所以它的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个人独裁。他的清洗和屠杀，只是出于维持他手中的权力的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以及它的宗旨无关。记得在插队时看过基辛格的一本书（可惜我没有做笔记的习惯，连书名都忘了），他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的大意是：有些共产党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是它提供的专政思想，而不是它的深刻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思想以及它的理想主义。我想，这句话首先应该是针对斯大林的。
托洛茨基反对派争取恢复党内民主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当年的整个斗争中。党内民主是防止党沦落为个人独裁和专制的工具的利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布哈林反对派从当权的多数派中分裂出来后，也都呼吁恢复党内民主。而在他们是多数和派时，他们都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恢复工人民主的要求大加抨击，主张加强纪律。一旦自己也尝到了所谓的纪律的苦果后，他们才想求助于党内民主，但为时已晚。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所谓的加强纪律，实际上是破坏党内民主，剥夺党员据党章享有的权利，从而也剥夺了党对领袖的监督和及时纠正领导错误的权利。如果当年的多数派不是为了权力之争而破坏党内民主的话，党可以根据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意见来修改经济政策，纠正为中国革命制定的政策，更主要的是纠正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战术，那么不仅苏联、苏联共产党、国际共运在今天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整个世界都会截然不同。
※ ※ ※
国内有些斯粉对正面研究介绍托洛茨基的工作不满，称之为翻案。翻案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但从他们嘴里出来，则带有贬意，即以前说的“翻案风”。从我个人来说，我从1989年翻译《托洛茨基自传》开始，为翻译、研究、介绍托洛茨基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并不认为我的目的是为托洛茨基翻案，甚至是在这个词的正面意义上。如果把托洛茨基仅看成是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的话，就把他看得太低了。再有，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翻案，把冤情说清楚也就够了，何必用几十年的时间去翻译他的著作呢？我赞成俄国史学家瓦迪姆·罗高文的观点，他认为托洛茨基代表的是不同于斯大林道路的另一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倾其晚年15年的精力撰写的7卷本著作的书名《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就是这个意思。另一种选择说的是除斯大林外的其他选择，也就是与苏联和后来东欧乃至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从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就有这种自觉：为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工作。再说，斯大林的判决不是历史判决，而历史已经对他和他建立的体制做出了裁决；托洛茨基对他的判决——革命的掘墓人——也早已成为事实；他所建立的专制独裁体制虽然经他的后继者的改良和改革，但也难逃历史性覆灭的命运。当年的托洛茨基案完全是建立在诬陷和诽谤上的，只要恢复历史真相，对托洛茨基这个革命巨人的诬陷、诽谤就会烟消云散，而建立在这些诬陷、诽谤之上的对他的判决也就不攻自破了。我和同道所做的译介托洛茨基的工作，只是为中国读者掸去历史尘埃，让他们看到历史真相而已。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的跋中对他评价最为确切：“托洛茨基宏伟的一生与工作是俄国革命经验中的精华部分，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结构中的精华部分。他的独特命运和他的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如此卓越的智力、如此杰出的能力和如此高贵的殉道精神最终必将释放出其充溢的冲击力，否则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观念。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传奇都是由这样的材料构成的，但唯有托洛茨基的传奇是完全由记录在案的事实与确定无误的真实构成的。其中没有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神话，而是现实本身上升到了神话的高度。”[128]这样伟大的革命巨人用得着我辈为他翻案吗？他永远屹立在革命奥林帕斯山的顶峰上，他的论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宝库，他的辉煌革命业绩彪炳史册。
※ ※ ※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布哈林热，使读者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判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再用些笔墨来谈谈他并非多余。我们这里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共产党内的人物的评价，往往是非好即坏，好就完美无缺，坏就一无是处。而多数人其实是在这二者之间。布哈林也不例外。牺牲者本来就容易引起人的同情，而新经济政策的殉道者的光环更为他平添了一抹悲剧的色彩，尤其是他那封煽情的致未来领导人的信，更让人相信他的无辜和纯洁。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布哈林是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甚至说，联共（布）党史应该从布哈林写起。但这不是历史上的布哈林，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造的布哈林的幻像。不过这些人无法回答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掌握了辩证法的领袖，怎么会让当年那场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产生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呢？
直到那时，还有人吹捧布哈林是理论上战胜反对派的功臣，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认为布哈林为击败反对派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其实当年多数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工具不是理论，而是操纵党纪和国家镇压机器，布哈林只不过是为这种斗争方式增添了一层理论伪装色而已。而他的理论水平究竟有多高，读者通过本文集第2卷的托洛茨基致布哈林的三封信的第一封已经有所了解。在此再举一个例子。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讲话时，他和布哈林之间的一段对话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布哈林插话，问：“那季诺维也夫的全民族的联合呢？”托洛茨基回答说：“我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我能够回答您的地方提出问题，并与您进行任何争论。只有在您能够堵住对手的嘴时，您才是强大的。”布哈林：“您能够连续几小时在这里发表您的无耻言论。”托洛茨基：“但我清楚地知道，有耻的布哈林不给我在《真理报》上驳斥他的粗暴的歪曲和篡改的机会。”布哈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给您机会，在与英国外交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您的讲话就是犯罪行为。”[129]在这几句对话中，托洛茨基揭露了布哈林强大的原因和剥夺对手在党报上驳斥歪曲和断章取义的机会，布哈林对此供认不讳，只是拿英俄断绝外交关系来做狡辩。读者从文集的第2卷中已经了解，英俄关系破裂是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对英政策的结果，造成灾难的人没责任，可以为所欲为，但对此进行批评的人就是犯罪。看来，这个大理论家黔驴技穷，只能依靠斯大林克敌制胜的法宝了。接下来，在托洛茨基讲到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时，布哈林喊道：“这不是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吗？为什么？也就是说，您是想以此表明，共产党作为一个党，它不能存在于革命的国民党内？”[130]这次会议是在1927年5月下旬召开的，托洛茨基的这次讲话是在5月24日的晚间会议上，那时马日事件已经发生，离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的分共，也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直到此时还坚持共产党一定要留在国民党内，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哪里去了？与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又有什么区别？
在本卷附录中的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谈话纪要中，布哈林也说：“他（斯大林）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么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责别人搞背叛。”他代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联席会议上所做的“辞职声明”中指责斯大林压制民主，没有为自由讨论党的政策问题创造条件，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列宁主义倾向，令人不敢说话，因而导致本该在正式场合上讨论的问题只能在私下讨论，什么决议都一致通过，党在“官僚主义化”，党内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党不参与决定问题，一切由上头包办。[131]这些批评都是重复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盟说过的话。而在布哈林没有成为反对派之前，他曾大肆抨击过这些意见。
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准确的。但他没解释为什么他能与“这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亲密合作了四五年之久，也没有承认斯大林此前的阴谋和“设置圈套”都有他一份。这是他不老实的地方。可能区别只在于斯大林是“没原则的”，而他自己是有原则的。但他有什么原则？肯定不是党内民主，也不是列宁遗愿，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坚持的唯一原则恐怕就是所谓的他的新经济政策，即俄国拉着农民的大车，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了。这曾是他和斯大林一起坚持的原则。他谴责斯大林没有原则，后者抛弃了这个原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其实，布哈林也没有要把这个原则坚持到底。没过多久他就认输了，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斯大林英明正确，是不可取代的唯一领袖。但是，他认输也不行。斯大林需要替罪羊，需要有人为1923年以来导致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失败的右倾政策负责。虽然临死前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肉麻吹捧的信，并表示如果留他一条活路，他将与托洛茨基血战到底，但他还是难逃被枪毙的厄运。而他坚持的新经济政策，上面已经说过，是抱残守缺，是不能解决经济建设进程出现的矛盾的。
布哈林本人在当年的党内斗争中，水平如何不说，确实卖了不少力气。如在1926年联合反对派再次提出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愿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斯大林做伪证，并亲自捉刀代笔，替列宁的妹妹写了所谓列宁最信任斯大林，把最私密的事交给斯大林办的证明。[132]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他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攻击反对派领袖，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地引用列宁的话。对反对派呼吁防止分裂的悲剧，他嘲弄说：“才三个人离开党，就分裂了！……这是闹剧，不是悲剧。”他吹捧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吹嘘他与斯大林的政策是确保工农联盟的谨慎可靠的政策。他的表演使多数派的代表欣喜若狂，他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甚至赢得了斯大林的喝彩：“干得好啊，干得好！你不是在批他们，是在宰他们！”[133]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找到布哈林，宣布投降，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时，布哈林飞扬跋扈地说：“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134]然而，就在他作为多数派的代言人扬扬得意地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历史判决”时，同一个铁幕即将落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成齑粉。
布哈林当年在党内斗争中的表现就是这样，他积极地参预了破坏党内民主、造成斯大林独裁专制的畸形体制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个体制的牺牲，不那么值得同情，充其量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再说，他不是第一个被这块石头打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况且他本人也用这块石头打过人，即捍卫党内民主，反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更为严重的是，他（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搬起的这块石头沉重地打在了整个苏联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国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身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苏联解体的根子就在这里。布哈林的——其实一度也是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国内外政策不是治疗斯大林官僚专制毒瘤的灵丹妙药，而是滋生后者的营养液。
布哈林在开始挨整时斯大林答复他的一句话很有教益。一次他对斯大林说他一直献身于为革命服务，现在内务部却诬陷他。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无耻回答说：“怎么，你想谈自己过去的功绩，谁也没有把它们从你的身上剥夺去。不过，这种功绩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有这么多的革命功绩。这仅在我们之间说说，我们之间说说。”[135]斯大林的回答有两重意思，一是提醒布哈林别装糊涂，托洛茨基是咱们用同样的方法搞垮的；二是告诉他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你对革命的贡献怎么能和托洛茨基相比，托洛茨基都能整，怎么就不能整你。恐怕布哈林对此也无言以对。
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1923-1924）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目录
作者简介
前言
导读
译者附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923年10月8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923年10月23日）
新方针
序言
给党的会议的信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
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
党的社会成分
官僚主义和革命
传统和革命政策
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
附录 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1920年2月提交俄国共产党中央的建议）
计划经济（1042号）
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
论结合（或论结合与谣言）
两代人
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官僚化的危险
关于两代人的问题
派别和小集团
计划问题
关于错误
论德国革命的失败
摘自《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
摘自《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在全苏医务和兽医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内战问题
十月的教训
必须研究十月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
四月代表会议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十月革命前后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我们的分歧
解释的目的
过去
党的作用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列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配合型国家”
当前的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
“托洛茨基”的两份声明
关于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
关于莫奈特和罗斯默的声明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
——苏联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前言
数字语言
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
发展速度，它的物质限度和可能性
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资金
生产过程社会化
世界市场的危机和其他危险
最后的结论
三驾马车的分裂
——与季诺维也夫“结盟”（日记）
对口号与分歧的分析
论列宁格勒反对派
附录1 46人声明
附录2 新方针决议
扩展阅读书目
索引
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1926-1927）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目录
前言
导读
译者附识
致布哈林的三封信
对李可夫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论苏联经济状况
经济问题笔记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计划方法、工业化的速度和无原则
党内官僚主义和党内民主
在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13人声明
论平等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苏维埃选举问题的提案
关于反对派的问与答
捍卫联合反对派
党的统一和分裂的危险
需要争论吗？
反对派声明
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和反革命提纲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反对派将投票反对关于斯大林报告的决议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
共产国际问题
——致联共（布）代表团
致中央委员
哈萨克斯坦政策中的民族因素
致德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志
斯大林、农民和留声机
致克鲁普斯卡娅
84人声明
党内危机不断加剧
致全俄冶金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失败主义和克列孟梭
致一位“调和派”成员
热月政变
就莫洛托夫关于反对派 “造反”的讲话的声明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3人声明
抗议删节《13人声明》
论反对派策略的一封信
——致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
反对派政纲
——党内危机和克服它的方法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第三章 农民
第四章 国营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章 苏维埃
第六章 民族问题
第七章 党
第八章 共青团
第九章 我们的国际处境和战争危险
第十章 红军和红色舰队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虚构的分歧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统一
克列孟梭提纲和党内制度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反对派和一个弗兰格尔军官
7小时工作制
承认沙皇债务
托洛茨基就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问题的讲话
他们是如何败坏共青团的——致共青团中的党员的一封信
我们在争论中的调子
反对派对五年计划的反提纲
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事件概述
对攻击反对派成员一事进行调查的要求
悼念越飞
《反对派声明》和党内形势
121人声明
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两份声明
新阶段
阅读书目
索引
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1928-1929）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目录
前言
导读
译者附识
流放者的申诉
国际反对派的问题（两封信）
致И.Н.斯米尔诺夫
——国际问题
致几位流放的朋友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
致索斯诺夫斯基
——《真理报》敲响警钟
致И.Н.斯米尔诺夫
——一对桑科·潘札
致Р.М.拉狄克
致别洛博罗多夫
——皮达可夫：一具政治僵尸
致格柳恩施坦兄弟
——我们的通信者
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二封信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三封信
致克列缅季耶夫和塔马尔金
批评和支持之间的关系到
致姆拉奇科夫斯基
传阅信
——我们不支持鼠目寸光的政策
传阅信
传阅信
——阿拉木图的条件
致索斯诺夫斯卡娅
——我的工作概况
致别洛博罗多夫
——反对派的错误，真的和所谓的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致切切拉什维利
致勃罗维尔
致尤金的信的摘录
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Д.梁赞诺夫
传阅信
——领导方法
传阅信
——莫斯科的流言
致莱特曼
传阅信
——粗暴的经验主义转变
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声明
传阅信
拉狄克同志的提纲
传阅信
——对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抱什么希望
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
——《何去何从？》一信的后记
致В.Д.（埃利钦）
——冲突还在前面
致С.А.（阿什金纳济）
——左右摇摆的规律依然有效
致帕拉特尼科夫
致斯米尔加
今天领导共产国际的是谁？
传阅信
——评第六次代表大会
致Н.И.穆拉洛夫
——马克斯·伊斯特曼是十月革命的朋友
与一位善意的党员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再评第六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反对派的任务
致И.Н.斯米尔诺夫的明信片的摘录
传阅信
关于集体准备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致流放的同志们的一封信
致埃利钦
——不能对妥协情绪作政治让步
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
——对《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一文的补充
致拉狄克
——与热月的类比
传阅信
——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和反对派的作用
致切博克萨雷人
——如何批评中派主义分子
致乔普洛夫
——斯大林的一幅极左漫画
1928年4-10月儿子的一些统计资料
致索斯诺夫斯基
与民主集中派（15人小组）的分歧何在
——答被流放的民主集中派的工人成员
中右派联盟的危机和前景
当前的迫切问题
致亚努舍夫斯基
致保卫者的明信片的摘录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电报
传阅信
——两条妥协路线
什么是结合？
对最后通牒的答复
对两位妥协分子——伊申科的支持者——的答复
对驱逐出国的抗议
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的便函
附录一
布哈林-加米涅夫会谈
附录二
官僚主义的哲学倾向
附录三
托洛茨基判决书摘要
参考阅读书目
索引
索引 |
[1] 本文集译自《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中译本书名是译者改的。这套三卷本文集是20多年前译的。2017年上海三辉图书公司打算出版这套书，与译者签了出版合同。这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除了《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其余10 多本译稿都存放在我的电脑中。与三辉图书公司签订合同后，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将本文集校对了一遍，其中部分文章在翻译时没有找到原文，据英译文翻译的文章，这次则据在网上找到的俄文原文重新翻译。还为每一卷写了译者附识。后来不知为什么三辉图书公司变卦，这套文集的出版目前毫无希望。故将此三篇译者附识委托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文版）发表。
[2] 列宁从1917年9月14日（俄历）开始，就敦促立即发动夺取政权的起义。但起义的实际组织者、领导人托洛茨基认为形势将会朝着对苏维埃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不为列宁的催促和指责所动，有条不紊地推行他自己的夺权计划，使夺取政权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时间上的同步，突显了十月革命的民主性质（参见拙文《十月革命是两种夺权方案妥协的结果》，《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第5-11页）。列宁的主张和指责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3] 见拙文《未曾修改的伪造的档案》，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4] 三驾马车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早在内战时期，他们就在反对托洛茨基，支持军事反对派上达成了默契。
[5]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3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37页
[7] 同上，第36页。
[8] 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193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斯大林的得力助手，1923年起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7年起为政治局委员。他的神秘死亡至今仍是谜。
[9]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2辑第1－16页。
[10] 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1938）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突厥斯坦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当选中央委员，1926年取代季诺维也夫为政治局委员，至1932年。1934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清洗中未经审判被处决。
[11] 伏罗西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1969）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元帅（1935年）。斯大林的密友，内战时期为斯大林暗中支持的“军事反对派”首脑，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12] 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инович Микоянь，1895-197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5年起）。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历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苏联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食品工业人民委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2-1945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1965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3-197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35-1966年为政治局委员。
[13] 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1991）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担任党政领导职务。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大林的密友，坚定的斯大林分子。当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免除了他的一切职务。
[14] 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期间的红军政治领导人之一。1912年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俄国局委员。1921-1926年先后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局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1926年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自杀。
[15] 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6) Петровскй，1878-1958）俄国工人运动最早的参加者之一，后为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16] 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卖力在1920年代中期升至高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成为右派反对派成员，并因此于1930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2年被开除出党。他向斯大林投降，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被逮捕，1937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判死刑，当日执行。
[17] 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火星报》代办员。在彼得堡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2年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真理报》组织者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格）。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19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36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译注
[18] 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苏联政治活动家，苏共党员（1906-1962）。十月革命期间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9年起任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涅茨克省委书记，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41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41-1957年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9年和1953-1956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57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0-1962年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驻代表。1921-1957年为中央委员，1926-1957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1958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年退休。他一直是斯大林的忠实支持者， 1957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纲领而被清除出领导集团。
[19] 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1925）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军事活动家、军事理论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1905年领导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1909-1910年两次被判处死刑。1910-1915年服苦役，后脱逃。在军队从事革命工作。在伊万基沃-沃兹涅先斯克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时在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中先后任东方面军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南方军队集团军司令和东方面军司令。1919-1920年任突厥斯坦方面军司令，1920年在粉碎弗兰格尔军队的斗争中任南方面军司令。1924-1925年先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18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40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144－145页。
[24] 同上，第16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第167页。
[26] 同上，第135－136页。
[27] 同上，第168页。
[28] 同上，第185页。
[29] 同上，第176页。
[30] 奥新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синский，1887-1938）苏共党员（1907年起），1917-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为农业副人民委员。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0-1921年为民主集中派小组领导人之一，一度依附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1923-1924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26年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被枪毙。——译注
[3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62页。
[32] 同上，第183页。
[33] 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1938）苏联国务活动家、工程师。苏共党员（1905年起）。参加1905-1907年革命（在沃罗涅日）和十月革命（在戈梅利，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任北高加索边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为苏美贸易股份公司领导人。1927-1930年为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34] 丘巴尔（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Чубарь，1891-193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1918-1923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23年起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35] 斯米尔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7年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被流放。1929年投降，恢复党籍。1934年再度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3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3－184页。
[37] 同上，第186页。
[38]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39] 别洛博罗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елобородов,1891-1938）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1918年任乌拉尔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苏维埃关于处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的决定，1923-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1919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20年为中央候补委员，20年代中期参加反对派，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乌斯季-库洛姆，1929年投降，恢复党籍，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毙。
[40]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1939）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书记，指挥攻打冬宫的战斗，1917-1919年为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任俄国南部苏维埃军队司令员，1922-192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年起先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的全权代表，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6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早期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快向斯大林等多数派投降。1939年被枪毙。
[41] 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1938）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被捕，1938年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4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21页。
[43] 同上，1997年第1辑第242－24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一辑第179页。
[45] 同上，第186页。
[46] 同上，1998年第3辑第224－225页。
[47] 同上，第226页。
[48] 同上。
[4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33页。
[50] 同上。
[51] 同上，第232页。
[52] 瓦雷基斯（Иоси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рейкис，1894-1938）苏联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3年起）参与建立波多利斯克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起历任党的州委会和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23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5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91页。
[54] 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1934）苏共党员（1904年起）。1921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年接替季诺维也夫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和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年起为中央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遭暗杀身亡。基洛夫时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书记。
[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199－200页。
[56] 同上，第201页。
[57] 同上。
[58] 同上，1998年第3辑第198页。
[59] 同上，第203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203－205页。
[61] 同上，第199－200页。
[62] 同上，1999年第1辑第207页。
[63] 同上，1997年第3辑第27页。
[64] 同上，1999年第1辑第209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11页。
[66] 指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信中揭露，在政治局中讨论如何处理这列宁这封信时，古比雪夫建议，将此信刊登在只印一份的《真理报》专页上，来欺骗列宁。
[6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14－215页。
[68] 参见同上，第216页。
[69] 参见同上，1998年第3辑第190页。
[70] 参见同上，1999年第1辑第217页。
[71]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30页。
[72] 同上，第463页。
[73] 同上，第373页。
[74] 同上，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75] 同上，第340页。
[76] 同上，第339页。
[77]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153页。
[78] 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80] 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22-123页。
[81] 转引自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24页。
[82] 这是萨哈罗夫的明显失误，它们早在1923年就出现了。下面对此有更详细的叙述。
[83] 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
[84] 索尔茨（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льц，1872-194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三次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1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苏联最高法院法官。1920-1934年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为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85] 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1卷第56页，CHALIDZE PUBLICATINS1988年版。
[8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87]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5页。
[88] 同上，第94页。
[89] 参见同上第42卷第387-395页。
[90] 对列宁当时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并与主张放松垄断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之间的斗争，有些学者表示不能判断二者之间的对错。大概这些人是受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但他们忘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与80、90年代的中国不一样，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和苏俄做生意，而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91]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92] 列宁原文中的“более лоялен”被译为“较为谦恭”，лояльный一词在俄文中有两个词义，一为忠诚，另一个为谦恭，中译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个词译为“谦恭”。列宁当时已经清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事，更了解斯大林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在他生病期间在民族问题上对他搞封锁和欺骗，所以这个词译为“忠诚”更加准确。
[93]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第三章整整一章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它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副标题是《它对东方国家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94] 在反对派领袖穆拉洛夫致托洛茨基的一封便函中，转述了1917年11月15日时任《消息报》副主编的“格龙斯基劝他放弃反对派的活动，并断言，中国问题立即会被事物本身的进程从讨论中取消，因为那里新的事件正在成熟，会把过去的全部失败一笔勾销。他还告诉我，‘广州正在筹备新的起义，它很快就会爆发，并导致建立苏维埃。’”（《苏联共产党反对派》第）4卷第276页。
[95]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页。
[9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2页。
[97]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я，№29—30，стр.26.
[98]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99] 同上，第8卷第326页。
[100] 同上，第333页。
[101]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第245-2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103] 同上，第203页。
[104] 同上，第204页。
[105] 同上，第259页。
[106] 同上，第267页。
[107]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108] 同上，第279页。
[109] 同上，第280页。
[110] 同上，第259页。
[111] 当年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失败的原因是1928年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时全世界已经进入革命总爆发的前夜，因此各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是妥协派，所以不能与他们结成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具体在德国，就是不能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而是要集中火力打击它。并为此创造了一个所谓的“社会法西斯”理论。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德共全力与社会民主党拼杀，让真正的法西斯纳粹坐收渔人之利。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可参阅拙译《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2]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2页。
[113] 费利施京斯基（Юр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俄裔美籍人，1956年生于莫斯科。近几十年来，他编辑出版了大量托洛茨基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4卷本《苏联共产党反对派》，还有9卷本《托洛茨基档案》，另外还撰写了大量苏俄历史著作。
[114] 《苏联共产党反对派》第1卷第32页。
[115] 富尔（Grover Furr，1944-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教授，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有关约瑟夫·斯大林和苏联的研究。
[116] 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本文集第1卷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3日《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中的相关段落。
[117] 请注意，这是两场理论交锋，而不是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对垒。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于1904年底创立的，针对的是阶段论，而在党内斗争时期，多数派则指责它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国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于1924年底炮制的，它VS的是世界革命，它背离国际主义，声称能够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因而受到反对派的批评。这两个理论彼此不搭界，所以无法相争。上面提到的富尔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就露了一大怯。他无畏地用一国社会主义VS不断革命论，并勇敢地得出结论，说什么托洛茨基之所以后来和帝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联手在苏联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就是因为他的不断革命论在与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彻底破产。可怜的中国斯粉，他们本以为从美国请来一尊能够为斯大林重塑金身的神，没想到原来是个洋韩复榘，演了一出政治理论版的关公战秦琼。原来美国教授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也有水军和山寨版。
[1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14-115页。
[119] 见《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第7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0]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25页。
[121] 见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22] 罗高文（Вадим Захарович Роговин，1937-1998）苏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代表作是7卷本的《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
[123]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2页。
[124] 有关托洛茨基为纠正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错误政策和战略战术而进行的斗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笔者编译的《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其实，当年这场所谓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托洛茨基眼中根本不是反法西斯斗争，而是德国革命，该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托洛茨基认为当时德国摆脱危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正确政策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另一条是纳粹获胜，建立法西斯统治，其结果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浩劫。
[125] 见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2-265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126] 转引自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5页。
[127] 俄国人的名字由三部分构成，名、父名、姓。在本文集中有不少人只有姓，名和父名只有首字母，有些人干脆只有姓。
[128]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29]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91-9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30] 同上，第93页。
[131] 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3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132] 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
[133]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第2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34] 同上，第350页。
[135]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48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版199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