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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布哈林
施用勤
今天50、60岁左右的人都还记得《列宁在1918》影片中的布哈林的一个镜头：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去一家工厂演讲，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他与布哈林说了几句话就驱车前往演讲地。不一会儿，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得知社会革命党人阴谋在工厂刺杀列宁，匆匆追赶列宁，他在克里姆林宫门口看到布哈林，问他列宁所去的方向，布哈林朝相反的方向一指，瓦西里朝这个错误的方向追去。布哈林转过头来，阴险得意地一笑。由于那时的人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9》都是当成历史看的，因此都认为布哈林在那时就背叛列宁了。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史实。瓦西里作为列宁的卫士，他不会不知道列宁去哪家工厂演讲。另外，娜捷施塔·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忆列宁》一书中明确地说，布哈林不同意列宁去演讲。尽管这一说法出自列宁遗孀之口，也不能消除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布哈林的阴险形象。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与布尔什维克组成的联合政府，以及后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布尔什维克暴动，主要原因是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主战派——左派共产党人——领袖之一，曾与主和的列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战派为了能够推行他们的主战方针，甚至考虑过逮捕主和的列宁。但布哈林绝对没有参预刺杀列宁的活动。他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列宁的坚决主和，不惜割地赔款，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同意见。二者之间有对错之分，但没有敌我之分。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并不妨碍此后列宁继续重用布哈林，也不妨碍他在遗嘱中对布哈林寄以厚望，希望后者能够改掉烦琐哲学的毛病，掌握辩证法，成长为党的领袖。这就是列宁时代的党内斗争，对事不对人，是真正的党内民主的体现。
到了1980年代，布哈林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苏联官方正式为布哈林平反，布哈林不仅重新获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对他的正面评价：党的最大、最宝贵的理论家，理所当然最受全党喜受的人物，他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的斗争，捍卫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都作为功绩被重新挖掘出来，更有甚者，把他与斯大林共同推行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实践宣告其已经破产的经济政策称为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布哈林那封由其遗孀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苏共中央的著名的《致未来党的领导人的一封信》到处转载，大肆渲染的布哈林的悲惨命运，他在信中对未来党的领导人的哀怨诉说和自我表白，引起了对那段历史不大了解的人们的巨大同情。更有些学者声称研究联共（布）党史应该从布哈林开始。一时间，布哈林研讨会、种种评介布哈林的文章、论著纷纷登场，热闹了好一阵。于是，布哈林成了列宁以后苏共高层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坚持列宁路线的人。殊不知，布哈林背叛列宁，正是在列宁因中风失语而退出政治舞台后爆发的1920年代的联共党内斗争中。而且他的这次背叛绝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列宁一个人，而是使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退化为斯大林的党，使健康民主的党内制度退化为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他本人也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19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是列宁晚年最后斗争的继续
按《联共（布）党简明教程》的说法，也就是斯大林本人以及各共产党国家的官方说法，列宁以后的党内斗争是斯大林领导全党先后战胜托洛茨基和季托联盟以及1928年的布哈林右派反对派，捍卫了列宁主义和党的团结。到布哈林热时，这场斗争又被描述成这样，先是布哈林斯大林一起为捍卫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稍后的季托联盟进行斗争，后来由于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斯大林要粗暴地废除新经济政策，因此制造了所谓布哈林右派集团的惊天大冤案，联共（布）也一下子从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退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前一个说法已经被历史所否定；第二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联共（布）怎么会因布哈林被打成右派而一下子就从列宁主义的党蜕变为斯大林的党？什么事总得有个过程吧。
这个过程就是1920年代的联共（布）党内斗争。它始于1923年。为了更好地说明斗争双方到底谁反列宁主义，谁坚持列宁主义，只要把它与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即反对放松或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对斯大林及其助手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在建立外高加索联盟时在格鲁吉亚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就清楚了。关于列宁的这两场斗争，莱文著有专著《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作者在拙译《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译者序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也曾扼要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这里只扼要地概括一下这两场斗争的性质。
列宁在托洛茨基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共同反对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并使后者放弃了它。列宁得知这一喜讯，兴高采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贺：“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如果仅限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它已经以列宁的胜利而告终，为什么还要“继续进攻”？向谁？为什么？联系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提到的他和列宁在1922年10月建立的列托反官僚主义联盟，列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还有列宁晚年反对官僚主义、捍卫党内民主、罢免斯大林的文章，就不难明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虽然有十分具体的目的，但它只是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维护党的统一、捍卫党内民主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虽然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已经结束，但整个战役才刚刚开始，所以他才对托洛茨基提出了“继续进攻”的要求。在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中，布哈林站在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多数中央委员一边，但在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站在列宁的一边。但列宁更依重的还是托洛茨基，他在致后者的便函中说：“如果您同意在代表大会上出面为格鲁吉亚同志辩护，我就放心了。”列宁晚年的两场斗争的性质已经搞明白了，而且矛头直指斯大林，列宁还为了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彻底搞垮斯大林准备“炸弹”。双方的营垒也很明确，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布哈林当时还游离在两个营垒之间。
列宁再次中风，失去了理政能力，本来已经准备全面退让的三驾马车知道已经逃过此劫，又开始活动起来。他们把矛头指向托洛茨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托洛茨基要取代列宁，搞个人独裁，搞波拿巴专政。还公布了1912年托洛茨基致孟什维克领袖齐赫泽的一封攻击列宁的信，但不标明信的日期。在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第一封信后，他们把背地里搞的小动作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列宁在失语后是否改变了主意，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改变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把火力从斯大林身上转到托洛茨基身上？这是不可能有任何文件证明的。所能看到的是相反的证明材料。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中，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仗义执言：“彼得罗夫斯基说伊里奇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这番话时我刚好不在场，不然我会大声地说：这是捏造，最令弗·伊·担忧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民族问题（指格鲁吉亚事件——一施）和我们的上层形成的那种风气。……弗·伊·认为分裂的危险不仅在于托洛茨基的个人特点，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特点。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所以拿伊里奇的话来做文章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别有用心的。……这样做很虚伪。这种做法给我本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想，既然伊里奇的最亲密的同志们都这样对待他，这样不尊重他的意见，歪曲他的话，他又何必再恢复健康呢？”[1]
另外，列宁的病逝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有直接关系。1924年1月19日，加里宁在第十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列宁的医生认为列宁的病情已经大大好转，有恢复理政能力的希望。但在19日听了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了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大会决议后，列宁变得激动不安。于是克鲁普斯卡娅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次日上午，列宁身体出现明显不适，21日下午，他的病情急剧恶习化，出现昏迷，6点15分去世。[2]虽然列宁失去语言能力，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把列宁的病情恶化、逝世与他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反应联系起来，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他对反官僚主义的列托同盟的初衷，应该是不会错的。
再看看托洛茨基的斗争是否在列宁病后改变了斗争方向。托洛茨基在其１０月８日致政治局的信中，对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发出警告。他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变本加厉地推行筹备第１２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办法，使党内状况急剧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制度不正常、不健全；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引起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他指责组织局在党员任免调动上以他们是否拥护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正式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为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支部书记都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作法，这些作法瓦解了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会形成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书记阶层，导致党的机关官僚化，机关党务工作者认为书记处是形成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机构，所以拒不接受本党党员的意见，这一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形成的制度在代表大会后得到巩固并且定型，它距工人民主制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制度更遥远。最后，他告诫说，当前日益扩大的党内危机不可能靠镇压而平息；党将进入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领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将会严重束缚党的积极性，使它无法承担它的历史责任。他呼吁，废止书记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让党的基层群众说出自己的不满。[3]公布这些档案材料的《苏共中央通报》对该组文献所作的注释和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材料证明托洛茨基指出的危机确实存在，历史也已证明书记处凌驾于党之上，机关官僚化、压制党内民主，确实是斯大林日后独裁、苏联共产党僵化、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看来，托洛茨基是在沿着同一方向“继续进攻”。在其后长达4年的斗争中，当然还有不少就具体国内外政策分歧而展开的争论，但恢复党内民主，贯彻列宁遗愿——罢免斯大林，维护党的统一，始终贯穿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
现在，只须把由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而被挟持进多数派阵营的列宁归位，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进行的斗争就是列宁晚年进行的斗争的继续。
布哈林在派别斗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布哈林在列宁病重后结束了游离状态，转到了三驾马车一边，结成了把矛头指向了托洛茨基的“5人小组”和扩展而成的“7人小组”。
最能说明多数派进行的斗争的性质的，莫过于从多数派中分裂出来的人的表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布哈林在成了反对派后，都曾谋求与前反对派结盟，共同反对斯大林的机关专政，压制民主。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成了列宁格勒反对派后，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建立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承认“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4]承认自己为了派别斗争的目的破坏党内民主，要求执行列宁“遗嘱”。
布哈林在因粮食征购危机与斯大林反目之后，也说过：“他（斯大林）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么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责别人搞背叛。”他代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联席会议上所做的“辞职声明”中指责斯大林压制民主，没有为自由讨论党的政策问题创造条件，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列宁主义倾向，令人不敢说话，因而导致本该在正式场合上讨论的问题只能在私下讨论，什么决议都一致通过，党在“官僚主义化”，党内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党不参与决定问题，一切由上头包办。[5]这些批评都是重复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盟说过的话。而在布哈林没有成为反对派之前，他曾大肆抨击过这些意见。
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准确的。但他没解释为什么他能与“这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亲密合作了四五年之久，也没承认斯大林此前的阴谋和“设置圈套”都有他一份。这是他不老实的地方。可能区别只在于斯大林是“没原则的”，而他自己是有原则的。但他有什么原则？肯定不是党内民主，也不是列宁遗愿，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坚持的唯一原则恐怕就是所谓的他的新经济政策，即俄国拉着农民的大车，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了。这曾是他和斯大林一起坚持的原则。他谴责斯大林没有原则，后者抛弃了这个原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其实，布哈林也没有要把这个原则坚持到底。没过多久他就认输了，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斯大林英明正确，是不可取代的唯一领袖。但是，他认输也不行。斯大林需要替罪羊，需要有人为1923年以来导致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失败的右倾政策负责。虽然临死前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肉麻吹捧的信，并表示如果留他一条活路，他将与托洛茨基血战到底，但他还是难逃被枪毙的厄运。
在开始时，布哈林有可能不知道列托反官僚主义联盟。因为这个同盟是一个口头同盟。但对列宁晚年的斗争，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就不会不知道了。至于所谓列宁的“遗嘱”，布哈林就更不会不知道，而且有文件为证。在1923年7月初的一份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对是否公布列宁“遗嘱”意见记录表明，布哈林赞成季诺维也夫的意见。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是根本不存在发表的问题，只是把文件交给中央委员会。[6]在此有必要更正一下。列宁晚年所写的信和文章根本就不是什么遗嘱，也不是在他死后交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而是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如果真是遗嘱的话，政治局就不会在列宁尚在人世时讨论是否公布的问题了。
上面说过，斯大林后来对布哈林使用的诬陷粗暴手段并不是始于与布哈林翻脸之后，而是他们在与反对派斗争中共同使用的惯用方式。如他们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结成派别，政治局每星期四开会，他们在星期二碰头，提前协调立场，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明明是他们背叛列宁，搞派别活动，还把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党隐瞒列宁晚年的文章，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的建议，同时为了利用列宁的威望与托洛茨基斗争，他们别有用心地神化列宁，说他英明伟大、永远正确，为斯大林后来的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忠实的学生，拉列宁的大旗作虎皮。当然，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先后被打成叛徒和反革命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的唯一的学生。正是在这场无原则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他们破坏党内民主，粗暴地用组织纪律和行政制裁压制不同意见。他们让列宁坚决要求罢免的斯大林在列宁葬礼上带领人们宣誓忠诚地贯彻列宁的遗愿，无疑是对列宁最大的嘲弄。
布哈林自觉地加入这个反列宁集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也少不了干这类勾当。但他毕竟是理论家，开始时免不了有点不适应。他因不在莫斯科，没有参预写作他的大名忝列其中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的答复。看了这个答复之后，他从列宁格勒给“5人小组”发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7]这封电报除了证实当时的经济危机、党内民主遭到压制并非托洛茨基杜撰之外，也表明布哈林刚刚加盟“五人小组”，还有点拘谨，还不那么无耻，至少他还承认某些事实，还想使文件至少是在形式上高度严谨，无懈可击。
时隔还不到两个月，布哈林就对他曾谴责过的方法就已经适应了。当时布哈林撰写的《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打倒派别活动》就是证明。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8]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9]最后一句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论。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他本人有关。这种作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把无论是战争还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重视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考虑到这篇编辑部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散布的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党人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 上，布哈林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这篇文章由布哈林执笔，岂止是有小品文味道，恐怕是荒诞了。是否同样也可以追一下他的错误的根源是否同样是轻视农民呢？
时隔才一个多月，布哈林不仅不再顾忌事实，还公然歪曲不久前的历史了。布哈林的堕落没有到此止步。在多数派分裂，形成了新反对派——列宁格勒反对派以及新老两个反对派联盟后，布哈林俨然成了当权的多数派的首席理论家，他摇唇鼓舌，不可一世，在践踏党内民主、诬陷、阴谋诡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当联合反对派再次提出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愿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斯大林作伪证，并亲自捉刀代笔，替列宁的妹妹写了所谓列宁最信任斯大林，把最私密的事交给斯大林办的证明。[10]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他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攻击反对派领袖，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地引用列宁的话。对反对派呼吁防止分裂的悲剧，他嘲弄说：“才三个人离开党，就分裂了！……这是闹剧，不是悲剧。”他吹捧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吹嘘他与斯大林的政策是确保工农联盟的谨慎可靠的政策。他的表演使多数派的代表欣喜若狂，他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甚至赢得了斯大林的喝彩：“干得好啊，干得好！你不是在批他们，是在宰他们！” [11]大概布哈林搞明白了，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怎么可能有严谨的形式，怎么可能无懈可击，怎么可能不带小品文的味道呢？会后，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找到布哈林，宣布投降，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时，布哈林飞扬跋扈地说：“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12]然而，就在他作为多数派的代言人扬扬得意地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历史判决”时，同一个铁幕即将落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成齑粉。
这是他在毁灭前的最后的疯狂。就在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纷纷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时，粮食征购危机已经爆发。就是这次危机导致执政的中右派联盟（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联盟）再次分裂，布哈林本人作为右派领袖也面临着灭顶之灾。
布哈林捍卫的“新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布哈林不仅不是捍卫党内民主和列宁原则的功臣，而是破坏党内民主和列宁遗愿的罪人。看来，布哈林在当年党内斗争中的唯一功劳就是捍卫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了。
在1980年代布哈林热时，新经济政策被称为列宁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1923－1928年，即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最好的时间，是经济稳定发展、欣欣向荣的阶段，布哈林是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捍卫新经济政策的人。
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到1927年底，“捍卫”新经济政策的不是布哈林一人，而是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整个多数派，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反目后，捍卫新经济政策也不是布哈林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他斯大林共同的业绩。直到1927年底爆发了粮食征购危机，斯大林恶狠狠地叫嚷着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并着手加速工业化时，才是布哈林或布哈林派独力捍卫新经济政策，但也没有坚持多久，他很快就向斯大林投降了。如果说捍卫新经济政策有功的话，那么把功劳全部归于布哈林一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就像以前把所有功劳都归于斯大林一样。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内政外交政策概括为左右摇摆的政策，在右倾投降和极左冒险之间来回摇摆：如从坚持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到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先是让共产党为国民党作苦力到革命失败后的冒险的武装起义；在反法西斯斗争期间，从拒绝与任何改良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第三时期”理论到无条件服从统一战线的“人民阵线”。斯大林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没有理论素养，没有理论预见能力。他坚持的旧政策路线导致的灾难发生之前，他不仅对在此期间产生的所有问题和危机视而不见，还固执地拒绝所有批评，并给批评者扣上反党的罪名。一旦灾难发生，他就来一个180度的转弯，再找个替罪羊。但摇摆的前提是灾难，他放弃新经济政策，转向加速工业化，也是灾难的结果。这个灾难就是1927年底的粮食征购危机。如果1923－1928年真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最好的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欣欣向荣的话，灾难又是从何而来呢？当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这个灾难轻描淡写，说什么只要采用布哈林的建议，提高粮食征购价格，就能解决这个危机。这实在是对那段历史太不了解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粮食征购危机决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一连串没有及时得到调整的新经济政策本身蕴含的问题和危机必然酿成的后果。
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的主旨被说成是重视农民。这种说法与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要“搞一段国家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手段把经济搞上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列宁的词汇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主要指的就是农民。因此，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加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苏维埃俄国的企业租赁给资本家经营。然而，新经济政策的这一部分因为资本家对苏维埃俄国心存疑虑而未能实施。虽然资本家不响应苏维埃俄国的号召，不来租赁俄国的企业，不是新经济政策的罪过，但仍不能否认，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所以，新经济政策所能实施的，其实只是相关的农业部分，布哈林、斯大林推行和捍卫的也只是新经济政策中的这一部分，他们以偏代全，把它说成是新经济政策的全部。
除此之外，在列宁的眼中，并不像今天的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显然，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奥新斯基关于新经济政策要严肃长期地执行25年的说法，他是这样评论的：“我不那么悲观，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有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得多少有些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13]
如上所述，实际情况比列宁预料的还要“乐观”，新经济政策从来就没能全面实施，它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这就是为什么最先提出新经济政策，尔后又协助列宁起草新经济政策的托洛茨基，在这一政策实施一年后，就提出要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而工业才恢复到战前水平的25%。就这也仅仅是对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中的两个主要部门之间出现如此重大的比例失调，当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剪刀差和“商品荒”（主要指工业产品）。早在1923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就在他所做的《关于工业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严重问题（顺便说一句，这个后来通用的经济学术语“剪刀差”就是托洛茨基发明的），并且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只能通过发展工业，降低工业品价格。在列宁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这份报告在政治局讨论时被一致通过。后来列宁的中风再次发作，失去理政能力，不再对结成“三驾马车”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构成威胁。虽然托洛茨基的报告在代表大会得到通过，在会后就被束之高阁。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推行他们自认为是稳健的、重视农民的经济政策。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决定经济政策，也可以通过宣传机构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但无法控制经济过程，它既不买权力的账，也不买宣传的账。经济有其自己的规律：不发展工业，工业品价格就降不下来。虽然布哈林、斯大林大喊重视农民，开出“面向农村”的空头支票，但仅凭这些是无法消除剪刀差的，还使它愈演愈烈，仅在1923－1927年间就出现了几次严重的“商品荒”。虽然他们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说他们“掠夺农民”、是“超级工业化者”，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保护者，也无济于事：剪刀差吞噬了免除土地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也没有使工业受益。工业严重滞后不仅打击城市和工人，也同样打击着农村和农民。剪刀差和“商品荒”使农民买不起、买不到工业产品，打断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经济链，这才是导致1927年底粮食征购危机的真正原因，农民不卖粮食，是因为工业不能为他们生产和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业品，这决不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所能解决的。
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责不是放弃所谓的新经济政策，而是没有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情况和危机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并把建议改变经济政策的人打成反党分子；也不是他接受了反对派加速工业化的纲领，而是他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的官僚冒险主义。同理，坚持捍卫新经济政策也不是布哈林的功绩，而是导致灾难的布哈林烦琐哲学的又一个败笔。
从托洛茨基致布哈林的三封信看布哈林的堕落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矛盾公然爆发，并遭到失败。斯大林担心托洛茨基反对派与列宁格勒新反对派联手，示意布哈林争取托洛茨基支持他。于是，布哈林在与托洛茨基中断联系两年之后，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便函。托洛茨基1926年1月9日的信就是对这个便函的答复。笔者手中没有布哈林的便函。但由于托洛茨基引了布哈林的几句话，便函的内容也就不难猜测。布哈林指责托洛茨基出于“纯形式的民主考虑”（当时正得意的布哈林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要求助于这种“纯形式的民主考虑”）而看不到事件（机关镇压列宁格勒派）的真相。而布哈林看到的真相是：1、列宁格勒机关是彻头彻尾僵化的，它的上层在日常生活中结成死党。2、第二梯队是上层亲手挑选的。3、他们别有用心地拿产业工人做幌子，纯属蛊惑人心。布哈林的结论是，在粉碎列宁格勒上层的抗拒时，必须把下面的群众争取过来。
托洛茨基反驳说，事实的真相在于，列宁格勒体制不能容忍的性质只是由于它与莫斯科上层爆发冲突才被揭露的，而不是由于列宁格勒普通党员的抗议和不满。托洛茨基进而指出，他早在两三年前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列宁格勒的每件事在变糟的5分钟前，都是完美的。这是机关至高无上的结果。因而，列宁格勒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只是全党机关官僚主义在列宁格勒的极端表现而已。它起源于机关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布哈林对这种倾向的泛滥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斗争中，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而布哈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多次赞美这种一致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起说这是思想一致的结果。如今发现列宁格勒的一致与莫斯科的一致相对立，就宣称这是僵化的列宁格勒机关蛊惑的结果；于是用反对1923年反对派的同样方法反对新反对派。
在布哈林热时，一些权威布哈林研究者都认为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不负列宁的重望出色地掌握了辩证法。可惜，这不是事实。对比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对列宁格勒事件的评价，不难看出他依然没有掌握辩证法，又让派别利益迷住了眼睛，哪里还看得清事件的本质呢？
3月4日，托洛茨基再次给布哈林写信，谈的完全是新内容。信中没有对第一封信的话题的继续，也没有对布哈林的话题的回应。看来，布哈林没有答复托洛茨基回他的这封长信。在第二封信中，托洛茨基讲了基层党员在给他的信中反映的情况。基层支部书记在支部会议上诬蔑托洛茨基不给工人演讲，只为资产阶级演讲，是为了得到高额出场费，每篇文章和签名也收费，还公然说“犹太人在政治局闹事”。[14]他建议布哈林与他一起去这个支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看来，布哈林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大约在两年前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还为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如今对公然的反犹鼓动置若罔闻。可见两年来的阴谋斗争已经彻底改造了他，但不是把他从一个烦琐哲学家改造成掌握了辩证法的理论家，而是把他从一个布尔什维克改造成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的阴谋家。
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就事论事，语调比第一封信冷淡得多。看来布哈林仍没有答复这封信。第三封信只有两三句话：政治局会议使他清楚，政治局已经断然决定推行进一步施加压力的策略路线以及由于推行这一路线而给党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布哈林向他建议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形势，他再一次克制澄清的愿望。托洛茨基在这封短函中告诉布哈林，他今天将在家等布哈林的电话。他们之间是否进行了这次谈话，笔者不得而知。但托洛茨基的这三封信一封比一封冷淡，一封比一封短；第一封信的称呼是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第二封信是尼·伊万诺维奇，第三封信是尼·伊·。这显然与布哈林的反应有关。然而最关键是一个要给斯大林当说客，劝托洛茨基别与列宁格勒反对派联盟，而托洛茨基则想让布哈林放弃派别斗争，一起为恢复党内民主而工作。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布哈林在多数派中的地位更高了，自我感觉正好，于得正起劲，哪里听得进托洛茨基的劝告。托洛茨基也不可能为报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而违背自己的政治立场，破坏党内民主。[15]这两人谈不拢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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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当年在党内斗争中的表现就是这样，他积极地参预了破坏党内民主、造成斯大林独裁专制的畸形体制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个体制的牺牲，不那么值得同情，充其量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再说，他不是第一个被这块石头打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况且他本人也用这块石头打过人、即捍卫党内民主，反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更为严重的是，他（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搬起的这块石头沉重地打在了整个苏联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国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身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苏联解体的根子就在这里。布哈林的——其实一度也是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国内外政策不是治疗斯大林官僚专制毒瘤的灵丹妙药，而是滋生后者的营养液。当年他和斯大林共同制定和推行的、导致一系列重大失败的国内外政策，能给1990年后陷于低潮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难道还不清楚吗？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1辑第242－243页。
[2] 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54-15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参见123－135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
[5] 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3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6] 《苏联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尤·费利施京斯基编）查利泽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卷第7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８６页。
[8] 由于托洛茨基坚持加速工业化，多数派决定给他扣上轻视农民的罪名。不仅在直接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就是在给列宁主义下定义时，也特别强调列宁重视农民问题（如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分歧。
[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3-205页。
[10] 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
[11]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12]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420页。
[13]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5页。
[14] 在当时的政治局中，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
[15] 在多数派反对1923年反对派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最积极、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