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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历史当演义
——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
施用勤
从2010年10月的《炎黄春秋》上刊登一篇标题为《20世纪俄国史》的访谈以来，十月革命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与德皇、德国总参谋部合谋的产物的说法甚嚣尘上。据说该杂志刊登此文后，杂志社的电话被打爆，读者纷纷询问该书是否已被译成中文。如果在网上点击“列宁、德皇”，《列宁是德奸》、《列宁靠德皇资助发动十月革命》之类的标题铺天盖地，这些文章虽然标题各异，表达方式不同，情绪激烈程度有别，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列宁接受德皇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并由此得出列宁是德国间谍，没有德国资助，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同时也发泄对“德奸”，对“德皇资助的革命”的强烈仇恨。列宁接受德皇资助，背叛祖国，似乎已是如山铁案。而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依据则是《20世纪俄国史》一书中披露的材料以及德国2007年的《明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标题为《皇帝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是《被收买的革命》的文章。
乍一看，令人觉得是找到了新材料，因而对革命家列宁和他领导的革命产生了新看法。当年，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欺骗了人民群众，才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其实不然，这些爆料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七月事件时，临时政府通缉“德奸”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并将其取缔，依据的就是列宁接受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列车回国。在通缉列宁，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社及党的机关，并将它的一批领袖投入监狱，布尔什维克党员遭到“爱国”民众的殴打和残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宣布，“卖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然而事与愿违，仅仅两个月后，这个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的党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选举中成了多数（在全俄多数城市的苏维埃中也一样），而一直把持彼得格勒执委会主席团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拒绝与新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退出了主席团。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某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党派领袖，如克伦斯基，在为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发动的内战失败后，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次把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联系起来。当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也都持此说。也就是说，今天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在重弹当年的老调。
当年的俄国人怎么啦，居然听任“德奸”列宁的党夺取政权，听凭他签订卖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且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政权英勇战斗，反对那些爱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他们是不是有病啊？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今天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和当年的俄国百姓不同，前者仅仅是依据这两件事就义愤填膺地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做出了判决，而后者除了看到这两件事外，还有他们对战争的仇恨，对和平及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不想再为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继续流血，承受战争的苦难和牺牲。当他们经过对比，发现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使他们实现和平和土地的愿望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对该党领袖的卖国指控，选择了布尔什维克。
今天的人若想研究这段历史，也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这几件事上，而要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中，至少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列宁与德国的“联盟”
列宁称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别说是十月革命，就连二月革命也未必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认的。而且这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结论，还是第二国际的结论。在战争迫近时，它开了三次国际会议，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发表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宣言反对战争。但在战争真的来临时，它就放弃了国际主义，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仅从这一点来看，说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失败主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因而应该承认，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战争开始阶段，在各国政府掀起的沙文主义狂潮中，持反战立场的人是很困难的。不要说他们反对的各国资产阶级，就是他们昔日的同志，也与他们反目为仇。他们不仅在盟国（英法等国）中受排斥，就是在敌对国家中也一样。托洛茨基就因为反战宣传在一家德国法院被缺席判刑。在那段时间中，列宁在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稍后的昆塔尔会议上，为坚持国际主义，更坚决地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文主义而斗争。随着战争的持续，它带来的苦难日益深重，反战的国际主义者才逐渐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列宁一贯的立场，而不是他与德国“勾结”的产物。无论有没有德国的资助，他都力求“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即进行革命。因为在战争开始阶段，德国帝国主义未必会想到利用列宁和他的党，一是因为它知道列宁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死敌，也同样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死敌；二是它清楚，在当时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是没有市场的。
随着战争陷入僵局，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军很难取得进展；另外，在军队和群众中厌战情绪的增长和布尔什维克因坚持反战而影响日益增强，使德国总参谋部把目光投向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在战争和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这大概是一条规律。想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战争和政治，是徒劳的。姑且承认，列宁真的与德皇达成协议，拿了德皇的钱。但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列宁是否为了得到德国资助，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力求推翻继续战争的临时政府之外，又承担了什么其他的责任？历史提供的答案是，列宁和他的党所承担的只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了临时政府。即他实际所做的，没有超越他的一贯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你给我钱，我这么干，你不给钱，我也这么干。推翻临时政府是德国和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目的，但二者的长远目标截然不同，前者是要减少一个敌人，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后者的目标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以自己的革命为表率，引领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而效法，彻底推翻各国的统治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结成的是纯粹列宁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分进，合击。即各走各的路，对共同目标进行打击。在打击临时政府上，我们可以共同行动，你愿意给钱，你就给，你愿意用铅封车把我送回国，你就送。但我推翻临时政府不是为你，也不是因为拿了你的钱，而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是历史早已做出的结论。
列宁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呢？须知在战时，仅这此一事，就足以让对手把你打成“德奸”，名正言顺地处以极刑了，真的心中有鬼的人是绝对不敢冒这种风险的。列宁敢这么做，表明了他的坦荡胸怀：我虽然在德国总参谋的帮助下返回俄国，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革命利益，我与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值得玩味的倒是临时政府和执政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对此事的态度，在七月事变之前，他们并没有就此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难。英法两国政府阻止列宁等反战人物回国，即使不是应临时政府之请，至少也是得到它的默许。现在想利用此事指控列宁，它没有底气。另一方面，在民众普遍反战情绪的压力下，它不敢贸然用通敌罪指控列宁。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不欢迎列宁回国，是毫无疑义的，但他们克制自己，没有就此事做文章，其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与列宁及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对立的两方，但在当年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斗争中，他们毕竟曾是革命战友，他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本国剥削阶级的敌人，也与世界上所有剥削阶级势不两立，更知道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家是绝对不会为德皇效力的。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临时政府6月发动的进攻失败之前。
6月进攻的失败使群众的反战情绪强烈到了极点，临时政府和执政党为给失败找替罪羊，才开始拿“德奸”说事，但收效甚微。7月在彼得格勒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参加者有民众，还有武装士兵，打出的标语，所喊的口号，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次示威游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相反，由于他们认为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力劝游行群众保持克制。临时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后，以卖国罪公然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并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捣毁了它的机关，查封了它的报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此时之所以昧着良心做以前他们克制自己不做的事，无非是为了自保。
决定十月结局的是德皇的金马克，还是民心向背？
上面简述了列宁虽然得到了德国皇帝的帮助，然而他的革命并没有被收买。下面还要谈谈德国的帮助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按上述文章的说法，列宁把德皇资助的两千多万金马克用于宣传，购买武器，从而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德皇是否资助了列宁，资助了多少，笔者无意考察，姑且同意上述说法，说这些金马克相当9吨黄金，笔者也不想核算，就算是9吨黄金吧。也承认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推翻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政府，并把它变敌为友来说，又不能不说这对德国来说是太划算了。
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即英法两国也一直支持临时政府，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之所以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就是因为协约国政府不让他们通过正常途径回国。是应临时政府的请求，还是它们主动这么做的，或是它们合谋的，笔者不得而知，反正事实就是这样。列宁如果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回国，他是绝不会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的。正如上面所说过的，在战时，仅凭这一条就能把你打成“德奸”了。另一位反战领袖托洛茨基虽然取得了临时政府驻美国使馆出具的回国护照，但在途中被英国海军非法扣下，在哈利法克斯战俘营羁押了一个月。英法两国也为自己的盟友提供了不少援助。即使没有，掌握政权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财源上也不会处于劣势，因为它们是执政党，无论从宣传资金和武装上，它们只会比布尔什维克党强。仅沙皇政府在战争初期转移到喀山国库的黄金，就有500吨。这些都在临时政府的掌握中。就算是布尔什维克得到德国资助的9吨黄金，也只是这批黄金的1/50弱。在临时政府发动6月进攻前，执政党的领袖对布尔什维克说，你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中没有一个席位，在七月事件后又遭到镇压，宣布已经被彻底消灭。它真的能仅凭两千多万金马克就起死回生，而且迅速壮大并战胜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吗？
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有一段话，说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报纸成捆成捆地送到前线，扔在角落里没人看。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传单，士兵们则争相传看、朗诵、传抄，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托洛茨基的话可以推断，执政党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资金办报纸和搞宣传，而是它们办的报纸没人看。两千多万金马克可以办报，搞宣传，也可以假定布尔什维克办报和搞宣传靠的就是这两千多万马克。但是，你可以用钱印报纸，可以组织演讲，但你不可能用钱去贿赂读者和听众去看你的报纸和听你的演讲，并追随你去行动。
看来，关键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你印的报纸群众爱不爱看，你说的东西群众爱不爱听。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读者爱读，临时政府和执政党的报纸群众就不爱看呢？
看看二月革命的口号就清楚了。二月革命是群众自发的革命，它既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俄国资产阶级想利用战争扩大领土和市场，它想把战争进行到底，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实现和平，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8个月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出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和地主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比布什维克还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法令》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德国资助、阴谋的结果，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布列斯特和约》，坐地分赃，还是城下之盟？
网上一篇来源于《文史参考》的题为《列宁靠德皇资助发动“十月革命”》的文章，是这样评价布列斯特和约的：“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结合德皇资助革命一事，“很快”两字让人觉得，《布列斯特和约》是德皇与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得逞之后，双方的坐地分赃，是布尔什维克报答德国当初对它的资助，而且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用文中的话，即是“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
苏俄与德国的谈判从1917年12月9日开始，到1918年3月3日签定，历时两个多月，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但在这个“很快”的两个月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不知是此文的作者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笔者不得不替他来重温这段历史。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起草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呼吁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不单单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立即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条约。正是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拒绝参加和平谈判，苏维埃政府才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力求让谈判为英法两国的加入敞开大门。《和平法令》不仅呼吁各交战国立即停战，实现公正的和平，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是革命外交原则的体现。另外，为了让各国人民明白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它将把盟国与俄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公之于众，这是革命政权在外交领域对传统帝国主义外交的挑战，将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争夺殖民地的交战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
因为同盟国是与原俄国交战的一方，因此和平要以消弭这两方的战事为基础。11月22日，苏俄与同盟国签署了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和谈从12月9日开始。苏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平的声明。同盟国于12月25日做出答复，同意了民主和平方式，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但在12月28日，德方提出了苛刻的和约条件。托洛茨基是俄德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第二任团长。列宁之所以让他去主导谈判，是因为“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能拖延的人”。为什么要拖延谈判，拖延到什么时候？列宁根本不想签署这个屈辱的条约，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想“酬谢”帮助过他的德国帝国主义。拖延能解决问题吗？但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来说，拖延不仅仅是缓兵之计，他们认为世界革命即将全面爆发，十月革命的成功只不过是它的前奏。在拖延的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内，不仅德国，甚至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都将被无产阶级起义而推翻。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说他们的期望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拖延的策略是错误的。但绝不能无视这个策略的存在，而把和约的签订说成是阴谋者之间的坐地分赃。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布列斯特和约》是城下之盟，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耻辱条约。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想保卫国家，而是他们没有军队保卫国家。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反战宣传的后果，这种宣传激起的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了军队。在十月革命前，各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就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如果在第一场雪之前还不能停战，他们就自主撤离阵地。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一书中谈到他第一次穿过俄军前方阵地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看到战壕几乎已经空了。他曾劝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代表，要求他用有力的语言支持他们代表团的谈判。后者回答说：“根本不行，我们不可能再回战壕里，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还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继续欺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法打仗的。虽然列宁说过，革命胜利后，他成了爱国主义者。但在战场上，保卫国家不能仅凭是否爱国，而是能够战斗的军队。
后来，苏俄的不战不降的态度激怒了德国，德军在最后通牒到期后发起了进攻。霍夫曼将军认为，这是这是他所经历过的一场最可笑的战争。战争几乎完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上载几名携带机枪的士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站，便将车站夺取，逮捕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遣队乘火车继续前进。他的回忆证明了托洛茨基所言不虚。
看来，此文作者对谈判过程，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和谈中的分歧也不甚了了。
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并拖延谈判，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苏俄代表团的坚持下，布列斯特和谈是公开进行的。在谈判中，托洛茨基为唤醒西方无产阶级，与同盟国的外交官和军人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在苏俄主动中止谈判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发表了挑战式的演说：“同时我们宣布，德国和奥匈帝国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同各国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我们拒不签署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刺刀写在现存各民族肌体上的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人带来压迫、不幸和灾难的和约上签字。”[1]之后，他就带领苏俄代表团退场。这场斗争的效果，当时被关在德国监狱中的李卜克内西做了如下的评价：“即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谋得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等于零。由于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声传遐迩的革命讲坛。它揭穿了同盟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欺骗、狡诈和伪善。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数的和平政策宣判了死刑，它有力量解放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2]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即停战，但不签署和约，这是出于下述考虑：1、霍亨索伦王朝不缺乏与俄国作战的意愿，但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是否能调动军队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有什么影响？它是否很快能显现？拖延谈判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领会苏维埃革命以及它的和平政策。如果不让欧洲工人看到革命的俄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的话，则会减轻协约国日后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困难。
他与列宁在和谈中的分歧也在于此。列宁同意他的不战不和的方针，但主张一旦德方提出最后通牒，就立即签约。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等德国人重开战事后再签约，德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可以提供苏维埃革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充分证据，也能最雄辩地驳斥说列宁是德奸的诬陷。在德军发动进攻后，托洛茨基以弃权的方式保证了列宁主和立场取得多数。但苏俄不得不为此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为此，托洛茨基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备遭诟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即布尔什维克不想让自己与德国停火和单独媾和有损于英法两国。在停火协议谈判过程中，托洛茨基指示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如果同盟国国家不同意不把它们的军队从俄国前线调往西线，就拒绝签署休战协定。这一条件开始遭到德国将军霍夫曼的拒绝，尔后被接受。托洛茨基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述了此事，并说： “如果我们不得以单独与德国签定停战协议，那么我们就有权对德国说，不许把军队从俄国战线调往其他战线……因为英、法不应被压倒。我们有自己的代表和德军人员一起，监督这些条件是否得到遵守。”[3]有人会说，一个革命政府，会为与之并不友好的英法资本主义政府着想吗？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
韦勒－本涅特在其关于布列斯特和谈的著作中对此是这样说的：“但胜利者的和约是必须强制服从的。100万人的军队滞留在东线不能调动，是德国扩张的代价，而在西线激烈进行的列强之战，用这支军队的半数可能就足以在它的前几个阶段扭转局面。”[4]需要提一下的是，作者并非亲苏俄人士，他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叙述此事的。
“和平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的结盟关系”。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在东线自然安宁，苏俄无力在东欧与它抗衡，也不能通过谈判让它退出东欧，它对东欧的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它想利用东线的安宁而抽调兵力加强西线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连这都做不到，哪里还谈得上威廉二世的梦想——德俄对抗西方的同盟呢？没有这个同盟，又哪里来的“信誓旦旦”呢？
布尔什维克党为签署这个和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内发生了几乎导致党的分裂的主战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执政联盟因后者反对和约而破裂，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奸的流言再度抬头，加速了内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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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和谈都已经过去了90多年了，这段时间过于漫长，也过于短暂。由于太漫长，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些历史事件、过程和细节，甚至失去了对它们进行探索、梳理的兴趣。然而又太短暂，至今仍有人像处于当年敌对营垒中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对它们充满了仇恨，用他们当年用过的同样手法来对待它们。看来，更平和、更理性、更客观地研究、认识这段历史，还要假以时日。
[1]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 《托洛茨基自传》第32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3] 《武装的先知》，第391页。
[4] 同上，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