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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
施用勤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党内制度上，也就是说，他与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现在革命、建设的战略策略上。托洛茨基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内部）有限，有兴趣的读者对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对斯大林的批判还是有所了解。不过，要说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进行理论批判的文章《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的中译本收香港十月书屋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中，内地看到的人不多，还有一篇集中进行理论批判的文章《官僚的哲学倾向》是一部长达60多页的未完成的手稿，此文在收入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8-1929年）》前，一直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虽然此文尚未完成，仅仅是一部手稿，甚至一些该加引文的地方仅仅标有注号，而没有引文，但是，在这篇未完成的著作中，对斯大林理论谬误的批判，反对他的狭隘经验主义，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表述得相当清晰完整，而且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值得介绍。
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和我国的特殊地位，人们一直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这种历史遗迹至今仍然可见，如直接隶属中央办公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无须说，在很长时期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斯大林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有谁会对此加以怀疑呢？他的著作（包括《列宁主义问题》）一直是干部必读之书，一直被当成真理的化身。当年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打破斯大林这尊偶像，批判他搞个人迷信。即使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也有看法，在1956年刚刚得知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时他还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但后来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斯大林搞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也无非是肃反扩大化，而且还有情可原：国内阶级斗争、外国武装干涉的压力，若不是严酷的清洗，苏联也会被纳粹的第五纵队颠覆了。从未听到过中共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过批判。
其实，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也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最擅长的不是以政治家的英明预见、大无畏的魄力、过人的胆略掀起创立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而是躲在幕后搞阴谋，滥用权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十月革命期间他无所作为，并非偶然。因为这不是他的所长。而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他打败了所有对手，这也不是偶然。列宁的生病和逝世使他有机会充分利用总书记的权力，充分施展搞阴谋的特长。在斯大林成了苏联的独裁者之后，大肆篡改革命史，把十月革命领袖的两顶桂冠给了他自己一顶，另一顶是列宁的。如今已有充分史料证明，斯大林不仅不是十月革命的动力，而且是它的阻力，因为他所信奉的三个阶段理论使他支持临时政府，关于这点下面将详谈。
另外，他是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缺乏理论家的素质。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而这正是斯大林所不具备的。他所擅长的只是攫取权力、无原则的勾结、搞小动作，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耍阴谋、搞陷害。他根本没有理论，所以也谈不上彻底。据20年代党内斗争中与他合作时间最长、因而也最了解他的布哈林说：“他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的需要。他怎么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没有权力作后盾，靠这样的理论是说服不了人的。这大概也是斯大林时期党内斗争如此血腥的原因，也是斯大林成为独裁者后不再有党内争论的原因。
在独揽大权之前，斯大林只发表过一本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著作。据托洛茨基说，这本著作的题目、思想乃至结构，都是列宁的。此后他一直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但在斯大林最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觉得他应该像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一样，不仅是活动家，还应该是理论家。于是他开始频谈理论问题。这时，因为所有前反对派领袖不是投降（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就是已经遭到镇压，或被流放，或被监禁，投降者对斯大林唯唯喏喏，被镇压者失去了发言权。其余人或是不敢批评斯大林，或是没有能力对斯大林进行理论批评。只有托洛茨基还在坚持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他利用被驱逐出国的条件，把自己对斯大林的批判公诸报端，使这份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得以保存下来。
笔者管见所及，以前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未曾在我国的理论界、国际共运界和党史界引起过任何异议。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怕挤不上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豪华列车，在告别革命的口号下，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抛弃，谁还管斯大林的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呢？因此，笔者所看到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是唯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又因这一批判涉及列宁主义定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国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而且长期以来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别说是批判它们，甚至都没人怀疑过。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介绍，与感兴趣者共享。
一、列宁主义定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是这样界定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列宁主义的定义对我国的几代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迄今为止相关教科书还是这么写的。在百度搜索网上点击“列宁主义”一词，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扑面而来。有谁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呢？毛泽东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是列宁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斯大林的定义大同小异，只不过说得更具体、更直接一些。但列宁怎么发展和如何发展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没有具体论述。但从这两个人的简洁的概括中，可以得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质的不同的结论。毛泽东、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也令人想到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如今60-70岁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一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化革命初期，有人为这篇不算太短的前言谱曲，全民共唱。后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他写的前言就不提不唱了；不过也没有对它进行批判，显然对林彪的提法并无异议。
然而托洛茨基的犀利目光看穿了斯大林这个看似简洁、无可争议的定义的谬误和它所包藏的险恶用心。这个定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意味着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有人大概会问，有这么严重吗？托洛茨基言过其实、危言耸听，大概是出于对斯大林的仇恨吧。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变了，理论也要随之变化，要创新，与时俱进嘛。
当然，托洛茨基的批判不那么简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成份谈起：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唯物辩证法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它的历史发展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体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在人类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领域中。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三个基本成份中，除了经济学体系、即马克思的《资本论》需要增加新的一章或一卷，以便把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新东西和新形式纳入其中，其他两个因素——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远未得到充分展现，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也仅仅是对其学说的片断的、天才的解说，而不是它的完整运用。确实，源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过来才得以产生的吗？如果列宁真的发展了辩证法，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只适应前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为能够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就应该说，它确实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质上的区别。然而，读者在列宁的著作中与其说看到的是列宁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谁能具体说出列宁怎么发展辩证法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是应用，判断起来并不是很复杂的。难怪托洛茨基要问：“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唯物辩证法、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价值理论，那么，在被奉为经典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官方界定中应该放进什么内容呢？”
斯大林认为更确切的列宁主义的定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托洛茨基问道：“如果列宁主义是‘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不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又是什么呢？列宁一生都为捍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那么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有什么意义呢？
理论、策略与实践和时代的关系：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错误界定的根源之一是他对理论的经验主义看法：即理论仅仅是“反映”时代。在其《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专门谈论理论的一章中，斯大林说：“理论可以变成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如果它是在与革命实践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形成的话。”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眼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革命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形成的，因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实践”来说是过时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企图机械地把马克思和列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因素等同起来，这种等同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归结为他们“活动”在不同时代，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般革命的”，而列宁主义是“极端革命的”。
托洛茨基认为，真正伟大的理论不是在与当前实践的直接联系中形成的，而是对人类的全部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正是因为理论不是与它同时代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而是凌驾于后者之上，它才能超越它所处的时代，高瞻远瞩，指导后人的实践。
理论通过策略与当前的实践联系起来。因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策略是不能超越时代的，即不能凌驾于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性之上。列宁的活动与马克思的活动的差别，主要是策略和战略方面的，而不是理论上的。
列宁主义的正确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托洛茨基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他创立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仍是马克思。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是独立存在的，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是他的革命实践的注释。马克思的实践不会为他的理论增添任何东西。而列宁的著作就不能脱离他的历史工作而独立存在。
马克思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充分展示自己，但他在思想王国中完成了“十月革命”。列宁一生虽然也写下了几十卷著作，但不论是他的政论，还是他的理论著作（哪怕是与实践关系最远的《经验批判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列宁若没有十月革命，就不能成其为列宁。列宁的工作规模是如此宏大，在他的革命实践中首次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但是，列宁没有创造列宁主义理论，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完成新时代的革命任务。
在文章的结尾处，托洛茨基说：“列宁的实践首次让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为自己服务。这两个人物的‘并驾齐驱’应该是在这条道路上。斯大林证明他们两人在各自的时代都成功地进行理论和实践活动，一个是革命的，另一个是‘极端’革命的，将永远是思想不肖之徒的可悲的笑柄。马克思和列宁不是凭斯大林的通行证走向不朽的。”而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目的，就是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修正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传统。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在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体现在他的左右摇摆的政策中。
经过上述对托洛茨基的列宁主义定义的扼要介绍，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孰高孰低，请读者自己判断。
二、三个阶段理论
三个阶段理论是当年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依据，也是斯大林等人反对十月革命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的导致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依据。
所谓三个阶段，既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年列宁回国以前，在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论证支持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时说：“权力在两个机构之间分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的权力，角色被分开了。苏维埃事实上承担起倡导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责任，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它设计了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责任——应该根据临时政府巩固革命进程的程度，给它以应有的支持。……”这种认识本身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中采取主动，何况他也没有这样的胆略和能力。因此，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列宁在1917年实质上没有说服斯大林，而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
正是因此，他们拒绝刊登列宁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方来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甚至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愤怒地骂他们是工贼，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与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不赞成将他们开除出党。[1]这表明当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他们破坏纪律是有情可原的，即出于他们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十月革命的洗礼并未能洗去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在他们实际掌握了共产国际领导权之后，在制定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时，仍是严格遵循三个阶段的理论。这在他们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以前，人们习惯地把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事隔70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元凶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是他们的以三个阶段理论为依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世纪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则是命令——是多么全面细致，甚至什么时候去见谁，说什么话都有规定。每次在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后，陈独秀都主张退出国民党，放开手脚发动工农革命，均被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制止。斯大林、布哈林通过他们的特使布勃诺夫让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义务是为国民党做“苦力”。[2]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为国民党做“苦力”是他们的革命义务呢？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前景的评价是：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施注）是工人农民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人的进攻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打击，意味着对所有中国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只是知识青年（革命大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服从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这样就能推动革命飞速前进。
后来，我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也都接受了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定性。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曾对这种定性展开过争论，只是如今对此已鲜有人知。当时中国的托派是不赞成这种定性的。托派领导人之一尹宽曾发表一篇长文，论证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判断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指出，后者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财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3]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观察到的全球化趋势，经过70多年的发展，到1926-1927年肯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界定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忽略这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很难说是科学、完整的。
殖民地、封建主义的存在，只能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问题的实质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1927年5月24日，在武汉左派国民党着手粉碎工人农民时，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称：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
在回答一位工人的书面提问——为什么不在武汉建立苏维埃时，斯大林说：
显然，现在谁号召在这个地区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他就是企图超越（！）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在冒让中国革命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危险。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与大学生的谈话中说：
在中国是否需要工农代表苏维埃，答案是肯定的，当然需要，但应该是在武汉革命政府得到巩固之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之后，在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之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甚至专门做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武约维奇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的决议》，该决议说：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上要求马上形成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马上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的要求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不是别的，正是重蹈托洛茨基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旧立场的覆辙。
[4]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它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革命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使他们免除了5亿卢布的地租。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给农民带来了10亿卢布的损失。农民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们支持搞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但他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如果土地革命真是二月革命完成的话，农民根本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恐怕连一年都维持不了。换言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一个阶段内完成，才使得无产阶级专政渡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内战阶段。
其实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打破了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才取得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完成的，也不是北伐胜利后完成的，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成的。这又一次验证了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经验，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讨论的只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还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先后进行，这两种模式哪种可行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它的得失成败，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负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领导权的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
[1]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3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3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版。
[4]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15-16，ст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