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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九一九》中的穿越
施用勤
看了这个标题，可能有些读者会不以为然。穿越是一种小说手法，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他要达到的效果，让主人公在时空中任意穿梭，造成时空大挪移，震惊读者的想象力。而《难忘的一九一九》是历史影片，用现在的话说，是历史大片，这类影片以再现历史真相为已任，它的原则是记录历史，展示真相，哪能使用这种和现实不沾边的虚构手法呢？
确实，《难忘的一九一九》和《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一样，是中国观众了解十月革命和之后的内战的主要渠道，它们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记得在文化革命期间，这三部影片几乎是当时所能上演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中的三部，不少年轻人和学生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其中的台词。另外，由于当时联共（布）党史的最权威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两个问题上与这三部影片高度契合，更使它们具有正史的性质。虽然在今天，革命和颂扬革命的文艺作品已经不再吸引眼球，普世价值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新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看到，仅在一个网站上，《难忘的一九一九》的点播量就高达两千多万次。大概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是把它当历史来看的，还有不少慷慨激昂的点赞文字。显然，看这部片子的不都是怀旧的老年人，大概还有不少人是想通过它来了解感受这段历史的。笔者在浏览相关俄文网站时，看到多数网站对该片持肯定态度，有个别持否定态度的，也只是寥寥数语，没有对这部篡改历史的影片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正是这些促使笔者动笔写这篇文章。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难忘的一九一九》中的穿越不是大跨度的穿越，从时间上来说，仅有几个月。由于时间跨度不大，在斯大林篡党夺权后，又对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伪造和篡改，使历史真相被无数谎言所遮盖，加之一般观众对联共（布）党史了解有限，这个小跨度的穿越就更加难以发现了。
1919年，保卫彼得格勒的斗争共有两次，一次从4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另一次是从9月初到10月下旬。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中叙述的事，是发生在4-6月的那次。因为这次奉命前往保卫彼得格勒的是斯大林，而后来受命前往拯救彼得格勒的，则是托洛茨基。
影片描述，列宁是从电话里得知要放弃彼得格勒的打算的，他立即对着电话说，放弃彼得格勒是犯罪行为，要马上停止这种行为。放下电话后，他说，斯大林，现在只有斯大林。斯大林到来之后，他对斯大林说，目前在我们的全部战线中，最重要的是彼得格勒，绝不能放弃，哪怕是暂时放弃都不行。于是派斯大林前往彼得格勒。
接下来，影片描写斯大林乘装甲列车前往彼得格勒和在哪里的活动。他首先解除了仍在举办音乐会的西线政委的职务。斯大林乘小艇来到喀朗施塔得海军基地，阻止了正在拆卸军舰上的大炮的水兵，并当即撤销了季诺维也夫拆掉大炮，凿沉军舰的命令。此后，斯大林出席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喀朗施塔得舰队代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与彼得格勒最高领袖季诺维也夫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斯大林反对从彼得格勒撤退。季诺维也夫声称敌人装备上比我们强，以此来为撤退辩护。后来季诺维也夫狼狈退席，斯大林主持会议，并宣布一定要保卫彼得格勒，击溃白军。其实，出于敌人（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装备精良，红军无力抵抗的考虑提议放弃彼得格勒的，恰恰是影片中说放弃彼得格勒是犯罪行为，要马上停止这种行为的列宁。但不是在这次，而是在5个月后，在同年10月中旬。在这次，季诺维也夫并不同意列宁放弃彼得格勒的主张，而是支持托洛茨基保卫彼得格勒的意见。
9月初开始的那次进攻，导致列宁在10月中旬建议疏散彼得格勒，炸毁工业设施，凿沉军舰，请读者注意，是建议，而不是命令。当时，不经过政治局表决同意，别说季诺维也夫没有权利擅自下放弃彼得格勒的命令，就是列宁也不行。因为当时联共（布）重大决策的方式是：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政治局经讨论、表决决定。季诺维也夫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兼彼得格勒地方首脑，如此重大的决策，他也只能向政治局提建议，而无权自行其是。
5月时，也有人曾下过撤退命令，但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当时的西线司令Д·Н·纳杰日内将军，因而只是给军队下达的命令。有托洛茨基于5月9日给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去的电报为证：
革命军事委员会：你们是否下了从彼得格勒撤退的命令？如果下了，为什么不通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则它会让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注意到大规模疏散彼得格勒是不合理的，而且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这里说的仅仅是拆卸彼得格勒的设施，现在和近期在其他地方为事业的利益使用它们，如果它们落入敌人手中，则会成为反对我们的工具。至于对继续工业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原料，因可能的危险而现在就加以破坏和完全停止工业生产，无疑是不能允许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制定系统措施，运走局部的必要设施和备件，破坏措施，以便在危险实际来临时，能够使所有对敌人最有用的城中的技术设施都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
[1]
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5月13日，国防委员会撤销了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彼得格勒撤退的命令，并明确撤退的审批权在国防委员会。[2]斯大林是在5月19日以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的。在这几天时间里，季诺维也夫不可能再逾权下达放弃彼得格勒的命令。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对列宁在10月中旬（请注意，是10月中旬，而不是5月）主张（是主张，不是下令）放弃彼得格勒，是这样描述的：
列宁得出结论，如果要击败尤登尼奇用最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军官队伍，我们只能削弱其他前方战线，首先是南方前线的兵力，但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他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列宁在得出这惨痛退却是必要的结论后，就着手争取支持者。
我从南线回到莫斯科后，就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彼得格勒不能满足尤登尼奇及其主子的欲望；他们想与邓尼金在莫斯科会师。尤登尼奇能在彼得格勒得到大量的工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此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什么险要屏障。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誓死保卫彼得格勒。……我在一昼夜里多次抨击列宁。……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后面列举了全部具体措施，对彼得格勒来说，是“决不放弃”。
[3]
如果有读者认为上述引文引自托洛茨基自传，不足为凭的话，笔者还可以引证他于1927年10月关于这一问题致党的十月革命历史研究所的信：
在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时，列宁一度认为，我们反正抵抗不了他，应该把防御线移到靠近莫斯科的地方。我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好像还有斯大林同志支持我。
[4]
这样的类似细节很多。它们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没有任何原则意义。事关的不是思想斗争，而是制定最好的方法当时就地击退敌人。
[5]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描述彼得格勒当时的情况的：
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了惊慌失措。一切都完了，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员看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着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造成惊慌失措的罪魁……在他的周围也有些像拉舍维奇那样英勇无畏的人，但他们也都心灰意懒，无所作为。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这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我听出了无动于衷、悲观、失望、坐以待毙的情绪，它已侵入到行政机关的下层。……
已经打到普尔科夫的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10到15俄里了。……彼得格勒的命运目前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
[6]
从上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次彼得格勒的危机和危险程度，远远超过5月那次。
上述一切表明，在彼得格勒头一次危机中，季诺维也夫并没有也不可能下撤退和凿沉军舰的命令。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攻从9月开始，10月中旬，列宁主张放弃彼得格勒，但由于托洛茨基的反对和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列宁的主张并没有变成命令。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中的相关描述，显然用了穿越的手法。它把列宁同年10月中旬的建议和主张提前到了5月，并把它们变成命令，强加到了季诺维也夫头上。
※ ※ ※
影片编导在拍这样的影片时，他们的独立性是有限的，该影片的主题和主要情节要完全服从订货人——斯大林本人——的要求。该片是根据苏联作家符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同名剧本《难忘的一九一九》改编的。而该剧本是为给斯大林七十寿辰献礼创作的。
大家知道，在前苏联，这种给领袖献礼的剧本不是随便哪个作家想写就能写的，一定是有官方定货，甚至得到领袖本人或他周围人的面授机宜。否则，任何作家都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该剧本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斯大林对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的关注，为该影片定调，可以从同名剧本作者给他写的一封信中看出来。
在电影《难忘的一九一九》开拍时，斯大林亲自召见该片导演米哈伊尔·恰乌列利，对后者谈了他对同名剧本的意见。恰乌列利将斯大林的意见转告剧本作者符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后者得知后，致函斯大林请求接见：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米哈伊尔·恰乌列利将您对我的剧本《难忘的一九一九》的意见告诉了我。衷心感谢您。
我和米哈伊尔·恰乌列利着手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拍摄工作。请求您拨冗接见我，就此交谈，聆听您的意见会深化、扩展这个工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符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
1950年1月20日
首先来分析一下电影的名字——《难忘的一九一九》。把片名定为《难忘的一九一九》，显然是要把这部为斯大林树碑立传的影片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并列，从而突出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的继承关系。革命前三年中，头两年以列宁为标志，第三年就以斯大林为标志了。
但用影片截取的事件——五月间的彼得格勒保卫战——来作为1919年的标志性事件，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分量上来说，都不相称。和斯大林有关的这场彼得格勒保卫战前后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斯大林以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的身份领导这场保卫战，只有20天左右。实际上，这一年是内战最激烈的一年，除了这场战斗外，还有东线与高尔察克的部队和南线与邓尼金的部队之间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战斗，还有第二次彼得格勒保卫战。这给剧本和电影脚本作者在战事选择上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在斯大林打败所有反对派，成了独裁者后，已经大规模地篡改历史，把托洛茨基在革命和内战中的不少功绩都摄为己有。他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在内战中打得最艰苦的南线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
为了组织好歼灭邓尼金的战事，中央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布琼尼四同志派往南线。托洛茨基被撤销领导南线红军作战的职权。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之前，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曾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察里津经顿河草原前往诺沃罗两斯克，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但红军在顿河草原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当时很大一部分居民还受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地区。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歼灭邓尼金的计划：取道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对邓尼金实行主要突击。这个计划保证我军能迅速前进去攻打邓尼金，因为在我们工作过的工农地区，人心显然是归向我们的。
此外，这个地区有稠密的铁路网，使我军有可能按时获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给。最后，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解放顿巴斯，保证我国燃料的供给。
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同志的计划。1919年10月下半月，邓尼金经过激烈的抵抗以后，在奥勒尔附近和沃龙涅什附近的两次决战中被红军击败。
这种说法已经写进官方党史，而且南线胜利对整个内战来说，要比那年5、6月间的那场彼得格勒保卫战要重要得多。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电影脚本的作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理应的作法是排一部上下集的影片，一集描述5、6月间的彼得格勒保卫战，另一集则以更为浓重的色彩来描绘当年的南线战事的发展。否则，作者会面临篡改历史，贬低领袖的指控，非但得不到奖金，甚至还会锒铛入狱。
但斯大林为什么要放弃已经窃取到的荣誉呢？
虽然这种说法写入官方党史，但斯大林清楚，他“尖锐地批评”的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制定的计划，不仅与托洛茨基无关，而且托洛茨基对这个计划的批评，是在该计划刚刚制定时。而他本人对这个计划的批评，则是在该计划实施遭到失败并造成严重后果后，实际上是在重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抨击过的托洛茨基对该计划的批评而已。他的批评在时间上比托洛茨基的晚了两个多月。[9]现在，他不想再拿这个从托洛茨基那里窃取来的胜利来说事了。所以用5、6月间的彼得格勒保卫战来标志1919年的难忘，只是因为它是斯大林领导的。斯大林主动放弃南线胜利这个更大的历史功勋，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那场胜利与他无关。
用《先知三部曲》作者伊萨克·多伊彻的说法，斯大林篡改历史，是要把托洛茨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也不管合身不合身。这部影片拍摄于1951年，托洛茨基在10年前就被他派的特务暗杀了，此人的革命功绩再高，也不再会对他造成威胁了。当时，斯大林已经70多岁了，他开始觉得别人的衣服不合身，渴望穿一件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衣服。
内战中真正属于他的胜利，只有这一次。但凭这一次胜利来给1919年打上难忘的烙印，支撑他是内战胜利的领袖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用各种手法来加大这次胜利的分量。
于是影片通过列宁之口，把5月间保卫彼得格勒说成是“我们所有战线中最重要的”。尽管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请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怎么说的：
1919年夏，帝国主义者责成领导西北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勒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借以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
也就是说，敌人对彼得格勒的进攻是围魏救赵，当时更重要的战线是东线。因而它不可能成为1919年所有战线中最重要的战线。
有了列宁的话的铺垫，也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渲染彼得格勒当时的危机程度，好让斯大林成为挽狂澜于即倒的人物。于是便使用穿越手法，让列宁于此役五个月后放弃彼得格勒的主张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凿沉舰队的建议提前，变成季诺维也夫的已经下达并正在执行的命令。
经过穿越、谎言和虚构的乔装打扮后，斯大林领导的彼得格勒保卫战便成了1919年中最关键、最突出的战役，决定了内战走势的战役。据赫鲁晓夫在联共（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说，斯大林非常喜欢看这部吹捧他的《难忘的一九一九》。爱屋及乌，就连在影片中饰演他的特型演员也从此飞黄腾达。
但斯大林让季诺维也夫下放弃彼得格勒和凿沉舰队的命令，还有一个隐秘的用意：就是报复列宁。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说，季诺维也夫曾对他说过，斯大林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人，他一旦得势，会报复所有他认为伤害过他的人，甚至连他们的子孙都不放过。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评价和罢免他总书记职务的建议无疑深深刺痛了他。他要报复列宁，但又不能明说，因为当初为了排挤和战胜托洛茨基，多数派制造了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他们把列宁奉为唯一的领袖，他们则谦卑地自称为列宁的学生，以此把因病无法表达自己意见的列宁拉入了他们的阵营，使他与不可能称自己为他的学生的托洛茨基对立起来。后来，在多数派的其他人先后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出党甚至枪毙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唯一的学生。虽然他在心里憎恨列宁，但在所有公开场合，他都必须以列宁学生的身份出现，否则，他继承列宁领袖地位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他没有可能公开地报复列宁，甚至他连公开批评列宁的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列宁是党的领袖，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生们”一起制造的。如果他公开地揭露列宁的错误，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就会破灭，但这只会有损于“永远正确”的独裁者斯大林。
但列宁放弃彼得格勒的错误决定的事他又不提不快，于是只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让列宁在影片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放弃彼得格勒的斯大林本人，另一个是下达放弃彼得格勒命令的季诺维也夫。他在反复欣赏这部影片时，在看到季诺维也夫听到饰演他的演员说“我们只有一个命令，就是列宁坚决保卫彼得格勒的命令”，狼狈退席的镜头时，无疑感到极大的满足：影片中在他面前慌张退席的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心中还原为在托洛茨基的抨击下放弃自己主张的列宁（而他当时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从而变成了列宁在他面前的狼狈退却。在这个时空穿越、乾坤挪移中，斯大林同时也完成了对列宁的报复。
[1] В·克拉斯诺夫、В·达伊涅斯：《你所不知道的托洛茨基》第243-244页，ОЛМА出版公司莫斯科2000年版。
[2] 参见同上，第244页。
[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6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4] В·克拉斯诺夫、В·达伊涅斯：《你所不知道的托洛茨基》第249页。
[5] В·克拉斯诺夫、В·达伊涅斯：《你所不知道的托洛茨基》第249页。
[6]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372-373页。
[7] 参见同上，第373页。
[8] 这是为他能够领导那场彼得格勒保卫战而授予他的职务。虽然他只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一员，但由于他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使他能够成为当时西线最主要的领导人。
[9] 参见拙文《未曾修改的伪造档案》，《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第107-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