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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修改的伪造的档案

——评《通向权力之路》

施用勤



  内容摘要:《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的作者为拔高、美化斯大林,对历史极尽歪曲、伪造之能事。本文作者以内战时期南方战线作战方案和联共(布)党内发生的工会争论为例,用翔实的史料揭穿了该书作者的低劣伪造手段。红军在南方战线作战不利,是得到政治局支持的司令部错误的作战方案的结果,而对这一方案最早(8月20日,当时作战方案尚未实施)提出批评和修正的,正是该书作者断言无法阻止白军进攻的托洛茨基,而斯大林在10月7日提出的作战方案和对司令部方案的批评,只是重复托洛茨基对该方案的批评和修正。1920年初托洛茨基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建议被中央否决后,他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而让工会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努力,从而引发了工会争论,而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化解了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矛盾。但该书作者倒果为因,只字不提托洛茨基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建议被否决之事,从工会争论中推断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是纲领性的。
  关键词:列宁 托洛茨基 斯大林 南方战线 作战方案 工会争论 战时共产主义 新经济政策


  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尤·瓦·叶梅利亚诺夫的《通向权力之路》一书。俄文书名只是《通向权力之路》,不知是译者还是编辑给中译本加了一个正标题《未经修改的档案》,把原来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大概是说书中所说的事都是根据原始档案,未经修改。而以前对斯大林有损其伟大领袖声望的批判所根据的都是假档案,是经过修改的。而这本书的作者根据未经修改的档案所描绘出的英明伟大、功勋卓著的领袖形象,才是斯大林的本来面貌。
  然而,如果说该书作者依据的是未经修改的档案的话,还必须给它再加上几个字,即未经修改的伪造的档案。
  在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的最重要的几段——十月革命前后、内战及其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列宁晚年的“遗嘱”、列宁身后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上,书中的伪造比比皆是,为突出后者的伟大、正确,作者随意剪裁、歪曲历史。凡是斯大林与党内对手的意见分歧和矛盾,他都做出对斯大林有利的解释,甚至对在“遗嘱”中对斯大林说出不利之词的列宁,他也大肆攻击,说什么《遗嘱》中所有不利于斯大林的说法都是疾病和悲观情绪影响的产物, “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对任何流言飞语和诽谤特别听得进去。”还说,“只要列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一脱离那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他就停止攻击斯大林。”连列宁说斯大林 “粗暴”,也被作者否定。他推断,列宁致斯大林的绝交信,是因斯大林没有给他提供自杀用的氰化钾而迁怒于后者。[1]为了维护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作者真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作者是斯大林的狂热粉丝,根本就不是客观公正传记的作者。
  作为一篇文章,笔者只截取书中关于南方战线和工会争两段,读者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了解该书是什么样的“未经修改的档案”了。

  在南方战线战略分歧问题上的时间差


  南方战线是内战中打的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条战线。而且由于错误的战略计划,让邓尼金的部队占领了整个乌克兰、库尔斯克、奥廖尔等地,直逼军工重地——图拉,一旦占领这里之后,红军将失去最重要的军工重地,而且莫斯科将受到直接威胁。
  该书作者就托洛茨基于1919年6 月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辞呈一事评论说,是因为邓尼金的志愿军占领了察里津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而托洛茨基显然想不出阻止白军进攻的办法。接下来又就托洛茨基把世界革命的基地从俄国移到印度的建议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经毫无希望。[2]作者有意把这两件事情与托洛茨基的辞职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造成样的印象,即托洛茨基的辞职是出于对俄国的绝望,更由于他无力阻止邓尼金的攻势,才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虽然中央委员会挽留了他,但他在南方战线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拯救南方战线的重任就落在了斯大林的肩上。
  其实,托洛茨基的辞职是另有原因的。4月,在东方战线上产生了战略分歧。东方战线司令С·С·加米涅夫将高尔察克的军队赶到了乌拉尔,他主张乘胜追击。新上任的红军总司令瓦采季斯否定了他的计划,担心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有强大的后备军,因而命令加米涅夫停止追击。托洛茨基支持总司令,同样是出于对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可能有陷阱的担心。但最主要的是他更加关注肃清俄国欧洲部分的白军。此时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已经爆发了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为与它们联系,加速红军在俄国欧洲部分的胜利变得更加迫切。由于加米涅夫坚持自己的计划,托洛茨基撤了他的职,然而拉舍维奇、古谢夫、斯米尔加几位政委反对这个决定。此事引起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注意,他们一致支持加米涅夫,加米涅夫的计划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这场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导致司令部的改组,加米涅夫取代瓦采季斯成了总司令。托洛茨基本人是不赞成这项人事变动的。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中央委员会还对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托洛茨基的朋友斯米尔诺夫、罗森哥尔兹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均被免职,斯大林支持的斯米尔加和古谢夫接替了他们的职务。再加上乌克兰的形势混乱,那里刚刚建立苏维埃政权,赤卫队、游击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托洛茨基撤换乌克兰战线的军事领导人以及供应军需的多次要求均未得到满足。这些情况促使托洛茨基辞职。但该书作者不提这些背景,有意误导读者,说什么虽然列宁和其他同事说服了托洛茨基留任,“但是这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想不出阻止白军进攻的办法”。
  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作者还引用了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递交的一份战略转移建议,托洛茨基在这份建议中写道:“亚洲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作者从这份战略转移设想中看到的是“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毫无希望”,要把“世界革命的基地从俄国转到印度”[3]。其实这段话的意思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只是使俄国革命扩展的道路迂回一下。本来布尔什维克设想的是革命直接从俄国扩展到法国和英国,而现在托洛茨基建议要迂回一下,起点俄国,终点巴黎、伦敦都依旧,只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以前想直达,现在要绕道,“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从中既看不出托洛茨基要把“世界革命基地从俄国移到印度”,也看不出“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毫无希望”。从中所能得出的推论,充其量是托洛茨基对近期爆发欧洲革命失去信心而已。作者这种作法实际上仍是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断章取义、栽赃诬陷的作法的延续。这样做的也不是此书作者一个。德·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就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惩罚就不能建立军队”而骂他无耻。然而托洛茨基接下来说的是“在统治者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无法强迫广大群众去为他们送死……但是军队毕竟不能仅靠惩罚来维持。沙皇军队的溃败不是因为缺乏惩罚手段。克伦斯基企图以恢复死刑来挽救这支军队,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立了全新的军队……十月革命的思想是筑成新军队的最结实的水泥”。整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白,无须解释。作者匆匆摘出一句就下了结论。这么做没有任何危险,谁会为一个在革命大行其道时被打成反革命,在后革命时代又恢复其本来面貌的革命家主持公道呢?
  做了这样的铺垫后,南方战线拯救者的光环自然就落到了斯大林的头上。作者写道:“1919年10月3日,斯大林来到南线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10月9日),斯大林制定了进攻邓尼金的计划。他在给列宁的信中叙述了这个计划的实质。斯大林坚持认为必须改变‘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计划……前几天总司令给绍林下令,要他从察里津地域经顿河草原向诺沃罗西斯克进攻。这条路线对我们的飞行员也许是方便的,但对我们的步兵和炮兵根本无法通过。用不着证明,这种在敌视我们的环境,在完全无路可行的条件下的荒谬的进军(预定进行的),使我们有完全瓦解的危险。不难了解,这种向哥萨克村镇的进军,正像不久前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只能使哥萨克人为保卫自己的村镇而团结在邓尼金周围来反对我们,……正是因此,必须毫不迟缓地立即改变已经被摈弃的旧计划,用从沃罗涅日地域经哈尔科夫-顿巴斯向罗斯托夫进行主要突击的计划来代替它。第一,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敌视我们的环境,相反地,是同情我们的环境,这会便于我们向前推进。第二,我们将获得最重要的铁路网(顿巴斯铁路网)和邓尼金军队将得到补给的主要命脉沃罗涅日-罗斯托夫铁路。第三,我军这样推进能把邓尼金的军队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志愿军,把它留给马赫诺去吃掉;另一部分是哥萨克军队,使它受到后路被包抄的威胁。第四,我们将有可能使哥萨克和邓尼金发生纠纷,因为邓尼金在我们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一定会极力把哥萨克部队向西移动,而大多数哥萨克是不会同意的……第五,我们会得到煤,而邓尼金得不到煤了。’”在摘录了这封信之后,作者又补充说:“红军发动进攻基本上是朝着斯大林所说的方向发展的”,内战结束后,1919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斯大林战斗红旗勋章,以表彰斯大林在“保卫列宁格勒和组织南方战线进攻的功绩”。[4]
  斯大林的这封信并非伪造的,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未经修改的档案”。然而就南方战线进攻方案之争来说,作者的说法仍是在伪造篡改历史。虽然这种伪造和篡改不是从该书作者起,而是从1920年代党内斗争时就开始了。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就虚构了一个南方战线的说法:“邓尼金拿下了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廖尔。托洛茨基从南方战线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参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他们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5]斯大林这时还不敢把南方战线胜利的桂冠戴到自己的头上,但他已经着手把它从托洛茨基头上摘下。然而斯大林所说的这些事实中只有一个是真的,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那就是南方战线胜利进军时他不在现场,他说:“的确,我在10月10日离开了南方战线前往列宁格勒。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反攻而进行的军队集结已经完成,而当时彼得格勒正处在被尤登尼奇占领的生死存亡关头,更加需要我到那里去。回忆三年内战时期……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次也没有同一支打胜仗的部队在一起,参与它的进攻并同其他人一起分享它的胜利……我的任务是把溃退的团队变成进攻的部队……一旦被击溃了的师团重新恢复秩序,指挥部下达了前进的命令后,我就要同这支部队告别,到另一个不利的地段上去……斯大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中旬以后,我军在南方战线展开攻势取得胜利的整个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的原因。然而斯大林却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歪曲了。”[6]除此之外,“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托洛茨基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云云,均属虚构。那时毕竟离内战还太近,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斯大林当时还没有掌握绝对权力,反对派还有发言权(虽然已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还不能肆意篡改史实。到了1929年,情况不同了,斯大林已经独掌大权,他在爪牙伏罗西洛夫在其《斯大林与红军》一书中说,开始明确地说,是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不许托洛茨基干涉南方战线的事务也不许他越入它的辖区之内”的。在开始时,斯大林必须让自己躲在提出这个子虚乌有要求的无名的“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身后,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心虚。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此事有另一种说法:“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以前,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曾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察里津经顿河草原前往诺沃罗西斯克,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但红军在顿河草原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当时很大一部分居民还受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地区。”[7]这时,斯大林不仅独揽大权,而且已经对老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因而在伪造历史上更加肆无忌惮。在这里,他已经把错误的战略计划推到托洛茨基的头上,“南线指挥部和托洛茨基一起”,虽然把南线指挥部放在前面,但由于托洛茨基的地位,如果他确实参与这个战略计划的制定的话,他理所当然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与这个更加离谱的编造相比,也可以说叶梅里亚科夫的说法是“未经修改”的,仅此而已。斯大林的这封信并非伪造的,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未经修改的档案”。然而就南方战线进攻方案之争来说,作者的说法仍是在伪造篡改历史。
  要说斯大林10月9日提出的南线作战方案决定了南方战线的胜负,那么就需要证明这个作战方案是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或是在此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方案。可惜,史实并不支持作者的结论。史料表明,最先提出这一作战方案的,恰恰就是“显然拿不出办法阻止白军进攻”的托洛茨基。早在同年8月3日,也就是在斯大林提出他的作战方案的两个月之前,在错误的战略实施之前,托洛茨基就在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了总司令计划的错误,提出了他的作战方案:
  ……决定从察里津、卡梅申、还有今天的萨拉托夫发起进攻,只有一个理由:增援部队到这里的距离最近。为这一考虑牺牲了所有其他考虑:
  A、进攻路线最长。
  B、在顿河地区将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C、增援部队将在战线最不牢固的地段集结。在调动期间卡梅申已经失守。
  D、沃罗涅日战线是最短的,就其居民成份来说,是阻力最小的(是农民,而不是哥萨克)。
  E、第8军(沃罗涅日战线)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最可靠的。朝这个方向的决定性的打击能得到整个形势的更有力的保证,在第8军后方增援部队的集结也更加可靠。
  ……由于东方战线的两个师对决定性的打击有意义,我认为,把它们调往沃罗涅日方向上所花费的时间将由更短的进军路线和在所有方面都更加有利的道路得到加倍的弥补。实质上,总司令把问题归结为东线的两个师和进攻的地理路线,但在卡梅申失守后,路线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变长了。
  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无法实施的。[8]
  但政治局否定了托洛茨基的方案,列宁要求在预定时间开始进攻。在错误的战略方案实施过程中,红军遭受了一连串沉重的失败。在此期间,托洛茨基还尝试过通过部队调动来实际纠正错误的战略计划,也遭到了政治局的拒绝。9月20日,在库尔斯克失守后,托洛茨基再次致函中央委员会,指出南线失利的原因:

  ……在南线造成了格外严重的形势。整个战略方案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把主力投入最远的、最困难的和最漫长的战线上。现在完全清楚,如果把那些力量、甚至是少得多的力量投入库皮扬斯克-哈尔科夫战线上,会取得大得多的成果。乌克兰现在就不会成为邓尼金的主要桥头堡,我们就能保住库尔斯克,图拉就不会有直接的危险。[9]

  托洛茨基进而指出:

  更糟糕的是,事件进程提出的、能够并应该做的纠正,哪怕是稍晚一些,甚至在它们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时都没有提出。其原因是,由临时的、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司令部工作规划中产生的作战计划变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同志的旗帜,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的荣誉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多数(两三个同志)甚至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不仅与上述整个作战计划、而且与它的局部改动休戚相关。这导致了下面的情况,司令部感到自己不得不在明显不合理的、有时是无意义的和干脆是犯罪的措施上固执己见。[10]

  托洛茨基在9月底还给中央委员会就南方战线情况写了一份备忘录,其要点如下:南方战线失利的原因首先是基本方案的错误;该方案错误地把邓尼金的白卫军的危险与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等同起来;我们直接进攻库班,把库班人推向邓尼金;结果是,投入力量最多的南方战线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我们在它的东部可悲地踏步不前,在西部的惨重的溃退和几支部队的全军覆没、组织的瓦解。并再次重申必须改变进军路线和打击对象。[11]
  将托洛茨基的三份文件与斯大林的信相比,主要内容是相同的,摈弃主攻顿河和库班哥萨克的旧的作战方案,代之以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攻打邓尼金的新方案。二人都指出了旧方案的错误是红军的进攻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遇到哥萨克的激烈反抗。从时间上看,就大不一样了:托洛茨基的两封信以及备忘录都比斯大林的早,第一封信是在8月3日,那时错误的战略方案尚未实施;第二封信是在9月20日,比斯大林的信早了近20天,就连那份备忘录也比斯大林的信要早10天。说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绝不是夸张;而斯大林的信只能说是亡羊补牢,虽说犹未为晚,比执迷不悟、死不改过的人(被他骂为“斗鸡式的战略家”的古谢夫)要强,也仅此而已。但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作者的结论——“这位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想不出阻止白军进攻的办法”以及“红军进攻基本上是朝着斯大林所说的方向发展的” —— 提供理由。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三份文件与斯大林的信之间的区别的话,那就是托洛茨基的文件用的是严格的公文体,没有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斯大林的语言则极度夸张:“这条路线对我们的飞行员也许是方便的,但对我们的步兵和炮兵根本无法通过”;甚至不惜辱骂仍坚持错误计划的古谢夫为“斗鸡式的战略家”。其实,当时紧跟斯大林的古谢夫的“斗鸡式”,也曾是斯大林的斗鸡式,只不过是在经验主义的斯大林已经看到了旧计划将带来灭顶之灾时,放弃了他的“斗鸡式”时,古谢夫仍在坚持而已。斯大林本人一直支持总司令加米涅夫和他的战略计划。托洛茨基于9月20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到的“甚至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不仅与上述整个作战计划,而且与它的局部改动休戚相关”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两三个同志中,就有斯大林。不仅如此,斯大林在其信中还以若不放弃旧计划他就辞职来要挟。以致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联名签署的答复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他说:“用辞职作最后通牒来支持个人工作上的建议,这种作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虽然斯大林的姿态激烈,像他此前支持旧计划,反对托洛茨基的方案时一样,仍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他的计划是在托洛茨基相同的计划之后提出的。虽然斯大林没有说出他的计划的出处,但他显然是在重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抨击过的托洛茨基的方案。如果非要说“红军发动进攻基本上是朝着斯大林所说的方向发展的”的话,必须再加上几个字,就是朝着斯大林重复托洛茨基所说的方向发展的,才符合事实。
  上面之所以强调似与本文关系不大的斯大林“纠正”错误的激烈姿态,是因为类似的情况在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以及1930年代他与托洛茨基在重大的国内外政策论战中多次重演。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中国革命、英国总罢工以及后来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斯大林每次都坚持错误方针,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拒不接受乃至漫骂,直到灾难来临,连他这个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都发觉不纠正不行之时,就一下子来一个180度的转弯,接过昨天还在痛骂的托洛茨基的方案,这当然不能明说,还要为错误路线找替罪羊。后来的替罪羊就没有古谢夫这么幸运了,他们将为领袖永远正确做出更大的牺牲,轻则入狱流放,重则掉脑袋。斯大林为他的频繁清洗做辩解,说什么疾驰前进的革命战车在急转弯时,难免会把一些人甩出去。其实就像上面所说的,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许多急转弯都是斯大林人为造成的,就像在他在南方战线上的所作所为一样。那些所谓被甩出去的人,大多是他的替罪羊,甚至是被他推下去的。

  工会争论问题上的断章取义


  关于1920年发生的关于工会的争论,作者是这么说的: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党内进行了关于工会的争论。党的许多活动家赞成给予工会以最高权力(“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纲领)。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隙”是短时间的,相信必须保持“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要求“整刷工会”和照运输工人工会的样子实行全面军事化。[12]

  他甚至引用一个匿名记者的信中的话:“那场关于工会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使得党有发生分裂、托洛茨基取代列宁的危险(这场用理论争论的破布掩盖起来让不知情的人看不清楚的讨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并据此断言:“这是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首次向列宁发出挑战。”[13]
  关于工会的争论非常激烈,几乎导致党的分裂,这是事实。但由于作者没有介绍工会争论的起因,不知背景的读者只能接受作者的观点,即这场争论是由于托洛茨基要求“整刷工会”和照运输工人工会的样子实行全面军事化而引发的,是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挑战和夺权斗争。
  托洛茨基主张“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是实有其事,但不像作者据说的那样是出于“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隙’是短时间的,相信必须保持‘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实际上,早在1920年初,托洛茨基就意识到俄国经济形势严重,有可能对革命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提出以实物税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旨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了他的建议。他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了,而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刻不容缓,他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出路,即“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法,以求得实际经济成果”。而当时的工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妨碍着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托洛茨基采取的“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的措施只能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或者说在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他最早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与列宁当时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列宁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指广大工人群众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本文作者)的来临”,而托洛茨基则“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让工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旨在解决“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14]说是托洛茨基向列宁挑战,不如说是经济考虑(糊口之粮、工业燃料、原料)与政治考虑的冲突。但在不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这二者只能各执一端,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最后的解决不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而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经济政策,它兼顾了这两种考虑,消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列宁起草了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即站到了他的一边……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全新的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15]
  作者却说:“托洛茨基认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支持这个方针,暂时不再在工会军事化的口号下进行积极的争权斗争。托洛茨基的暂时退却,是由于他的纲领显然与新的现实相矛盾,而得到斯大林和其他的人支持的列宁的纲领更加符合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苏维埃国家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情况。”[16]作者的这段话表明,他并非不知道经济政策与工会争论的联系,但仍把工会争论从历史语境中孤立出来,把它绝对化,对托洛茨基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出台几乎一年前就提出来了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闭口不提,以便得出他上面的结论,还硬把托洛茨基支持新经济政策说成是“暂时退却”,从而强调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对立是纲领性的对立,并不忘突出对新经济政策没有什么贡献的斯大林,说列宁的纲领得到了他的支持。

  彼得格勒城下的穿越


  穿越是当代小说的一种手法,它穿越时空,把不同时间、时代,不同地域、空间的事情和人物交织在一起,来达到作者想要造成的效果。现在在文学创作中,这种手法运用已经很普遍了。但能够想象用它来写历史著作吗?用这种方法写的历史著作能够是严肃的吗?
  但在《未经修改的档案》中对斯大林1919年在收复彼得格勒红山、灰马炮台一事的描述中,确实运用了这种手法。他在书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指挥北方军团的尤邓尼奇将军,向纳尔瓦发起进攻。……进行抵抗的是红军第七集团军,它的战线从奥涅加湖一直延长到楚德湖。因此,白军部队能毫不费力地冲破红军的防线,于5月占领了扬堡、格多夫、普斯科夫并逼近彼得格勒,就不足为奇了。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急忙下令从彼得格勒撤走。5月17日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决定派斯大林到彼得格勒战线。……6月21日,第七集团军转入反攻,不久把尤邓尼奇的西北集团军赶离彼得格勒。……彼得格勒陷落的危险解除了。”[17]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1919年夏,帝国主义者责成领导西北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勒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借以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彼得格勒附近两个炮台的守备部队受旧军官的反革命煽动,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在前线司令部中又发现了反革命叛乱。彼得格勒岌岌可危。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措施,在工人和水兵的支持下,从白军手中解放了两个叛乱的炮台,打败了尤登尼奇的军队,把尤登尼奇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1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并没有关于季诺维也夫下令放弃彼得格勒的描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说法并非是叶梅利亚诺夫的首创的。据笔者所知,它在伪造历史的电影《难忘的一九一九》中就出现了。受命来到彼得格勒的斯大林在会议现场否定了季诺维也夫放弃彼得格勒的命令。电影中还有一个情节是《通向权力之路》中所没有的,那是海军奉命凿毁军舰,被斯大林制止。
  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看,可以知道尤邓尼奇进军彼得格勒是为了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相当于围魏救赵,围魏的目的不是把魏国击败或占领,而只是为了让魏国进攻赵国的大军撤回。尤邓尼奇这次进军彼得格勒并非要把它拿下,而只是以此来分散东线红军的兵力。当时红白两军的主战场是东线,彼得格勒之战相对来说,是辅助性的。
  从当时联共(布)处理重大军事问题的方式来看,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虽然彼得格勒当时不是主战场,但由于它在十月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否放弃它肯定要由政治局来决定。在尤邓尼奇的进攻下,季诺维也夫只能向政治局提放弃该城的建议或请求支援。但季诺维也夫是否提过放弃彼得格勒,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事不是季诺维也夫能说了算的。
  在这个问题上,此书作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难忘的一九一九〉显然是用了穿越的艺术手法。他们把1919年5月的彼得格勒之战和同年10月的保卫彼得格勒之战混为一谈。在后来的一战中,确实有人提议要放弃彼得格勒,但此人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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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过大量美化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是我国的干部必读书目中的一部,其印刷量可能有数百万册之巨,还有《斯大林传》,就连伏罗西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都有中译本。吹捧斯大林的其他著作和文艺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如今在国内,虽然靠暴力和谎言制造的斯大林的光环已不复存在,但国人对联共(布)党史和俄国革命史的了解仍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著作。尽管真实史料已不再是禁区,但在革命后时代,它们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而大多没有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让像《通向权力之路》这类的改头换面的伪造历史之作出版,还给它加上一个令人产生错觉的名字——《未经修改的档案》,继续给斯大林这个独裁者涂脂抹粉,实在是对革命历史的极大的不负责任。




[1] 参见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408-409页,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 参见同上,第350页。

[3]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50页。

[4]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53-355页。

[5]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评传》第452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 В·克拉斯诺夫,В·达伊涅斯:《你所不知道的托洛茨基》第206-207页,莫斯科,ОЛМА出版公司2000年版。

[9] 同上,第227页。

[10] 上。

[11] 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56-559页,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

[12] 尤·瓦·叶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77页。

[13] 同上,第378页。

[14]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5-40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15] 同上,第406页。

[16]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82页。

[17] 同上,第345-348页。

[1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