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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斗争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施用勤
迄今为止，史学界一致认为纳粹上台一事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学者在这点上并没有分歧。
丘吉尔是为数不多的对希特勒有先见之明的人，或是有可能阻止二战爆发的政治家。他坚决主张对纳粹德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对绥靖政策，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失败后，他接任首相。他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愚蠢的战争，他的这种说法仍是在指责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即在希特勒上台几年后，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说过，欧洲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待弄清之后，为时已晚，整个欧洲已经被纳粹浸泡在血泊中。他指的是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政治家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甚至想利用纳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慕尼黑协议和苏德秘密条约，他所指的，也是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不是指纳粹在德国获胜之前。
那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呢？它是否为阻止纳粹获胜进行了斗争，是怎么进行的？它的失败是与纳粹实力对比悬殊，还是共产国际和德共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前几年央视热播的系列片《世界历史》中有关纳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称颂台尔曼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这套系列片写作阵容强大，鸣谢单位有诸多世界各国著名研究所、博物馆，更是增加了这套专题片的权威性。台尔曼时任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如果认为他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的话，那就是说，共产国际和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略战术是无可非议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消除纳粹这场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在这场灾难面前，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也同样无能为力。这么说来，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场褐色灾难的来临，它是人类的宿命，在劫难逃。果真如此吗？
托洛茨基否认了这个答案，而且不是在事后，而是他在1929－1933年间（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德共错误的战略战术的批判中做出的。他的答案是，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完全是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在该理论指导下德共愚蠢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与后来的史学家完全不同，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纳粹的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危机的产物只能是法西斯。他认为这场危机也孕育着革命。他于1932年写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就是《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托洛茨基把反法西斯斗争提前1929年，即希特勒的纳粹党趁世界经济危机刚刚起势之时。他当时所写的这些文章堪称反法西斯斗争的最重要的文献，因为它们有扭转乾坤，改变历史进程，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荼毒，以革命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能。但迄今为止，东西方史学界忽略了这些文献，对这种可能性连提都不提。10年前，在庆祝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时，世界各国都举办了不少活动，报刊、电视台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题报导。但对托洛茨基当年进行的这场斗争仍保持沉默，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并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而且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是说，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和它们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他的斗争从批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宣布的“第三时期”理论开始。
“第三时期”理论简介和溯源
由于这是斯大林的败笔，所以后来就不再宣传；而且是在他独揽大权之后，无法再找替罪羊，所以干脆就不提了。因此，至今许多人不知该理论为何物。
“第三时期”理论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至1924年，是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5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及其麾下的各国支部将转入全面反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
今天看来，这个划分革命时期的理论是如此机械、荒谬，但对斯大林及其集团来说，却有它内在的逻辑和必然性。
从1923年列宁不能理政后开始的党内斗争中，从权力方面，斯大林虽然先后击败了他的所有对手（其中最强大的无疑是托洛茨基），成了联共（布）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在国内外政策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标志着他和布哈林一起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失败，英俄委员会本是他寄希望能阻止英国政府发动对苏联战争的，结果却是英国工会在破坏了英国矿工罢工后主动退出了该委员会，他和布哈林指导下的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些失败都发生在所谓第二时期，即该理论定性为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并不是客观历史事实，而是联共（布）当权的多数派推行的右倾内政外交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点连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都看清了。
对外政策上的右倾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于1924年底炮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爆发才有胜利的可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修正了这个理论，它成功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一个国家中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包括后来炮制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都坚持世界革命的原理，他们认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获得成功，但只有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之后，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因而，即便是在内战的严酷条件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旨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为斯大林、布哈林倡导的新正统之后，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的列宁时期的外交政策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为目的，而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则是把俄国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此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俄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它要集中精力在俄国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要为保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服务，服从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它们最神圣的职责。如果某个国家的革命利益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发生冲突，该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和牺牲本国的革命。因为建设需要和平环境，只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才能为苏联赢得建设的机会和条件。当权派认为，如果外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刺激了该国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使苏联丧失好不容易赢得的喘息机会。他们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以世界革命来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只能千方百计地维持现状。当年斯大林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长江为界，各守一边，就是怕中共一旦打过长江，会刺激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斯大林的作法就是当年政策的翻版。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没有服从斯大林的指示，而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了全中国。否则，内战后中国的格局将与朝鲜和越南一样，国共两党各守半壁江山。
本来，根据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有权为保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他并不特别在意；英国总罢工的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还可以找替罪羊。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况反对派对他们的中国政策和英俄委员会一直进行尖锐的批评。好在他利用权力限制反对派的批评的传播，并利用他控制的宣传工具对这两场失败轻描淡写。但终归不能把失败说成是胜利。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已经失败，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力量元气大伤时，理应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做准备。但这不是斯大林关心的事，他只想挽回自己的面子。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策划广州起义，指望仓促举行的武装起义能够取胜，以此来堵一直批评他们的中国政策的反对派的嘴。更为可笑的是，他们策划的广州起义，日期定在苏共十五大开幕那天，目的是给它献礼。冒险的武装起义如能成功，是可以往他的脸上贴金的好事；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对派的批评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不能见诸报刊，广大党员群众和一般群众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推行的导致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失败的政策不仅不会使他下台，他还可以借革命失败和反动势力的加强而进一步加大对反对派的打击。
然而，国内政策的恶果却不是靠耍花招、推诿责任就能消除的。这就是1927年底的粮食收购危机。
这一危机是多数派（先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等）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恶果。自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农业很快就恢复的战前的75%，而工业只恢复到20%。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只而这也只是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从而出现了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都看不到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性，看不到工业严重滞后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平衡。这种片面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早在1923年，工业产品的匮乏和农产品的相对富裕就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早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但多数派领袖对此视而不见。
1923年秋天，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已经相当严重，农村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加快工业发展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而多数派认为，加大工业投入将损害农民利益，他们主张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削减对工业的投入，尤其是削减对亏损企业的投入。他们希望市场发挥作用，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工业将在农民对其产品需求的基础上缓慢恢复。托洛茨基坚持只有加速工业的发展才可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才能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从根本上消除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因而国家应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发展重工业，否则，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不能长久，甚至连农业也会因农机具缺乏而受影响。这个观点被斯大林、布哈林等诬蔑为“超级工业化”。他们推行他们自认为是能够维护工农“结合”的、面向农村的稳健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剪刀差越来越严重，农民出售粮食不能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他们拒绝出售粮食，造成那场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
错误政策酿成的灾难摆在面前，不能再自欺欺人，找替罪羊也变不出粮食来，紧急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在不取消和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情况下，怎么向富农让步？斯大林终于明白了，这几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对他们推行的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们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新政策是现成的，就是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实施计划经济，对富农课以重税，农业逐步实现集体化。这也是左派反对派从1923年起一直坚持的经济政策。虽然他昨天还指责上述要求，说它们是“超级工业化”、“破坏工农结合”等，并把坚持这些要求的反对派成员监禁和流放。一旦为形势所迫，他立刻把它们接过来，一点也不在乎前后政策的脱节，他的口号、立场、说法的前后矛盾。而且，他还把反对派的要求推向极端，把它们变成极左。后来推行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全面集体化就是例子。
斯大林明白，1923年德国革命时机的错失、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的失败同样是他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外交政策的恶果，这样的政策确实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况且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国内政策向左转并变成极左，外交政策也要跟着向左转，也同样变成极左。“第三时期”理论的根子就在这里。
另外，“第三时期”理论还为斯大林的中国英国政策的失败做了辩解。中国革命失败在
1927年，英国总罢工失败在1926年，正好处于1924-1927年的革命低潮阶段，它们的失败是形势使然，与我的政策没有关系。
其实，“第三时期”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内容完全相反。他认为，第二时期中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稳定，在第三时期中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世界革命将无限期地后延。就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接过了这个名词，赋予它截然相反的内容。
更糟糕的是，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后者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1]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仅仅凭共产国际官僚的一纸命令，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机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国共产党唯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如今50-6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那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时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时，还蛮横地说，“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革命事件的时期中”。[2]要知道，无论是联共（布）党内，还是受它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各支部中，谁也不愿意当“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只能以他个人之力，始终与这个错误理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当年，丘吉尔因他反对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赢得了首相的位置。而托洛茨基对纳粹性质的深刻认识，对当时德国国内形势、力量对比的分析，对第三国际的理论和德共战略战术的批判，以及他在批评中提出的正确的政策，是完全有可能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从而不仅使人类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还能赢得德国革命的成功。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共产国际及其麾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嘲笑和咒骂。1929-1933年这4年中，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为阻止纳粹上台所进行的斗争，证明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
这里需要提一下，虽然第三时期理论由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重大的理论和战略策略方针的转变，只有斯大林能做主。他所以暂时把“第三时期”理论的著作权让给莫洛托夫，是因为他接受了经验的教训，为自己留了一手。他还记得他刚刚宣布蒋介石听指挥，应该利用他，话音未落，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果这次对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呢？还是躲在莫洛托夫身后好，错了的话，和自己无关，不会影响自己的声誉，说对了的话，谅莫洛托夫也不敢和自己争该理论的著作权。斯大林确实汲取了经验教训，变聪明了，可惜仅限于此。
托洛茨基对“第三时期”理论的批判
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开除出党，被驱逐到土耳其，背着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他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左派反对派是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不忘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他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和敏感，意识到欧洲兴起的法西斯、特别是德国的纳粹对工人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威胁；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第三时期”理论和策略将使这一威胁变成现实。“第三时期”理论刚一出笼，他就在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这个荒谬的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战术。针对“第三时期”理论将社会民主党混同于法西斯的结论，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毕竟由无产阶级本能推动的，而法西斯下层则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的滋养，并预见一旦法西斯获胜，不仅会消灭为数不多的奥地利共产党，还将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基地。他根据奥地利的具体情况，阐明奥地利危机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3]他对被“第三时期”理论称为最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说，倒霉的理论家制造这个概念的根据如果是“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阶级社会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那么，这个界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政党，……它反对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地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4]他进而预言：“不难预见，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会产生把正在与法西斯发生更严肃的冲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理想化的危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需要回忆一下，最初由不幸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在对珀赛尔、毕苏斯基[5]、蒋介石、拉迪奇[6]、拉福莱特[7]的投降中找到了它所必需的反命题。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极左派与它的极右派等同起来，即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他必然会导致共产党在最关键的时刻向左派社会民主党投降。”[8]并辛辣地指出：“用喊声、尖叫、激进的词句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停止把发展的实际进程驱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廉价公式中。”[9]这里，“廉价公式”指的就是“第三时期理论”。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这个错误理论与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高涨，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判断。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细介绍他那充满辩证理性的精彩分析和犀利的辩论，只能扼要地叙述一下他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他根据1919-1929年10年期间法国劳工部的官方罢工统计和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相关数据，描绘出了这10年间法国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的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1928-1929年两年的罢工与1919年后罢工连续衰退相比较，仅仅是克服了衰退的惯性，当前的罢工斗争还仅仅是经济性的，“绝没有提供可以使人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革命前阶段的迅猛发展的画面”。[10]托洛茨基接着指出，判断群众激进化的程度的因素除了罢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的因素，首先是共产党的影响。而法国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持续下降。在立法院选举中，1924年共产党得票87.5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0%，1928年所得的选票略多于100万张，是全部选票的11.3%。4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得票率增长了1.3%。8月1日，党不能动员那部分投它的票的无产者，甚至不能动员全部工会会员参加巴黎的示威游行。工会的情况也一样，从1926-1928年三年之中，工会会员从47.5万人降到37.5万人。根据上述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法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复苏。托洛茨基还在文中批评了法国斯大林分子对经济形势和“群众激进化”的判断，他批评瓦萨尔的论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呢？”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则是剥削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说：“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11]他还分析了经济涨落与革命的关系，指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分子害怕经济高涨，因为他们“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12]对“第三时期”的策略——如总罢工口号、占领街道等规定做了分析批判。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拿出一定的篇幅驳斥“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的策略。他阐述，在群众运动大潮涌起时，改良主义者向左转，从而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运动超越了改良主义者的目的并要求他们与资产阶级决裂时，他们就会背叛群众。但这并非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协议的理由，而是要求共产党在与他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时采取主动，掌握领导权，把运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因噎废食，简单机械地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把革命政策变成无力的诅咒。他指出，当改良主义者因形势所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必须与他们进行阶段性的联合，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的情况下，怎能拒绝与他们签订具体协议呢？他强调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更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途径，不仅与普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与它的领袖。[13]
托洛茨基在文中明确预言：“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任务不在于显得更强大，而是变得更强大。夸夸其谈的假面舞会无济于事。在没有‘第三时期’时，当然可以把它臆想出来。可以制定几十个决议。但按照日程表在街道上制造第三时期，是不可能的。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只能找到失败，在某些情况下是悲剧性的，更多的干脆是愚蠢的、耻辱的。”[14]托洛茨基在1931年写的标题为《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的另一篇文章中做了这样的预言：“继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15]又是一语成谶：大力贯彻第三时期理论规定的战略、策略的德国共产党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一直大喊大叫、大吹大擂，说什么胜利一定属于它；一旦失败的危险真正降临，它就惊慌失措，不战而降。
然而，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改组是彻底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不仅没有能力对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并做出理论预见，甚至连大难临头时的预感和自保的本能都丧失殆尽，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斯大林定下的调子，对托洛茨基的睿智分析和用心良苦的规劝报以恶毒的讥讽和咒骂。
托洛茨基对当时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袖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说他们在季诺维也夫之下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之下是布哈林分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下就是斯大林分子和莫洛托夫分子，而且在主子改变之后，他们就会把昨天还抬在肩上的领袖摔到地上，并加以唾骂。这些人“在这个致命的制度中，革命勇气逐渐冷却，理论意识逐渐空虚，脊柱逐渐变软。”[16]他们跟在领袖、导师后面摇旗呐喊、吹喇叭、抬轿子、搞内斗，都是行家里手，但让他们领导革命，就太为难他们了。这样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在面对凶残可怕的纳粹时表现出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甚至连大难临头时的自保本能都丧失殆尽，就不足为奇了。
理论、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最终是由实践来检验的。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德国法西斯变成现实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斗争自然转到了它的主战场——德国。虽然托洛茨基在各国共产党中都有同情支持者，但那时都已被开除出党，他们人数有限，无法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了。所以托洛茨基只能撰写文章，希望通过对德国共产党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对前景的错误预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错误的战略战术的批评，使它改正错误，接受他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使蕴涵在那场危机中的革命因素变成现实。
为了加强他对德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及德国各政党的影响，他把《反对派通报》的编辑部转到柏林，并于1932年出版了他论述如何与纳粹做斗争的文章的德文译文集，书名是《唯一的道路》[17]。然而，那些应该对无产阶级命运、德国工人的命运负责的共产国际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有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却对托洛茨基的深刻的分析、准确的预见和正确的策略建议不仅不予采纳，还大加嘲弄，使托洛茨基的全部努力虚掷，也使人类最终陷入纳粹造成的空前的灾难。
对德国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
德国危机刚刚开始，托洛茨基就对其实质做出了准确的基本判断，即德国当前的危机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正常的统治方式都无力解决德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法西斯获胜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根据这个判断，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布吕宁以及巴本-施莱希尔的巴拿巴主义的政府（在“波拿巴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一节中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都是最后决战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坚持德国共产党应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反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红色全民公决”，对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科学区分，反复提醒共产党在力量对比中的劣势，对所有能导致纳粹上台或减轻其夺权困难的愚蠢作法予以致命的抨击，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在进入决战时更强大，能占据更有利的阵地。在德国形势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之时，托洛茨基都重申这个基本判断，并根据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而导致的无产阶级力量削弱所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指出可能出现的恶果，提出避免灾难的新的策略和任务。如在1930年大选之后，他认为只要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与纳粹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就可以使甚嚣尘上的纳粹运动化为乌有。
在布吕宁政府和巴本政府时期，纳粹进一步强大，希特勒上台几乎已是大势所趋。德共从认为希特勒在1930年大选就开始走下坡路的轻率乐观转到消极地听任这个趋势成为现实，并不负责任地说，他们不怕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针锋相对，他指出，一旦纳粹上台，工人阶级展开斗争的条件就不利得多，在此时，无产阶级除了加强统一战线之外，并坚定地表明以内战阻止希特勒上台决心，这将会使害怕社会震荡的大资产阶级打消起用希特勒的念头，还可以加剧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与法西斯政党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此时，无产阶级仍可以不战而达到阻止希特勒上台的目的。在希特勒已经上台之后，托洛茨基认为，希特勒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要趁其立足未稳，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展开内战。在这个机会又被错过后，托洛茨基建议，德国周边国家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趁纳粹的战车还没有将他们的国家和组织碾为齑粉之时，对纳粹德国形成包围，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德国纳粹进行斗争。
对纳粹运动的科学定性
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预见来自于他对纳粹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剖析，来自于他对德国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的准确把握。“第三时期”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党，而且认为德国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党，这样就把法西斯这个反革命阵营中的特殊的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针对这点，托洛茨基对纳粹进行了科学定性。他把纳粹定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党，纳粹运动与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运动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运动。[18]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下层巩固自己的需要。这个阶层对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既羡慕又仇恨：它羡慕大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又因自己只能屈从它而仇恨它；它居高临下地鄙视工人，又对他们的力量和组织能力羡慕不已。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动机一直被压抑着，由于中产阶级底层是一盘散沙，它不具备自我组织的能力。
因此，在20年代繁荣期间，希特勒的纳粹党无非是一个极端的小党，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迄今为止一直追随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大量小资产阶级转到纳粹党一边，使这个本来在德国政治中微不足道的小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即便这样，这个在政治真空中膨胀起来的党仍是乌合之众，一旦遇到坚定的抵抗，他们就会胆小如鼠，溃不成军。俄国革命史和欧洲工人运动史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他们追随表现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与国家面临的困境做斗争的一方。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追随它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德国当时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追随希特勒的，它也有转向革命的可能。但这要求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时局的至高点，表现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够扭转乾坤，使整个民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能力。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在1929-1933年间，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德国局势的钥匙在德国共产党手中，依据的就是他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心理的准确的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推行正确的政策，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就可以把中产阶级下层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使来源于工人阶级软弱和小资产阶级过于膨胀的虚荣心的纳粹力量化为乌有。然而，在当时的德国，由于第三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纳粹的威胁日益强化。托洛茨基抓住每一次机会对纳粹获胜的可怕后果发出警告。他不厌其烦地说，纳粹运动威胁的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成果，还有人类文明的未来。纳粹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中世纪的阴影，它一旦获胜，将把资本主义拉回野蛮时期。它否定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达尔文主义，用10或11世纪的神话来对抗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它是国际政治思想中的垃圾的集大成，唤醒并聚集了在文明化的阶级社会薄薄的表皮下躁动着的全部野蛮力量，人类历史上的全部黑暗、蒙昧、兽性是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在《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把纳粹主义界定为“所有在社会正常发展中应该作为文化粪便从民族机体中排泄的东西，现在从人的口腔里喷了出来：资本主义文明呕吐出了未及消化的野蛮，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学就是这样。”[19]
如今，由于极左滥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不以为然了。不过，看了托洛茨基对当年德国纳粹所做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斗争策略，使人感到，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疯子，托洛茨基的观点显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德国危机使小资产阶级夸大了它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这是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患上的政治神经官能症，希特勒是身患这种病症的典型人物。当然还是阶级分析。纳粹上台意味着什么，素有先知之称的托洛茨基当时就做出了准确的预见。他在1932年3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上刊发了题为《国际形势的钥匙在德国》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说：“在今后许多年中，不仅是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不是小事），而且是欧洲和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危机局势的走向。”[20]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
谁是1930年德国大选的赢家
危机的来临而不是所谓的第三时期来临，使德共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它从上一次的300万张选票增加到450万张。台尔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纳粹的增幅要大得多，它从80多万张增加到650万张。台尔曼为共产党增加的150万张选票沾沾自喜，无视纳粹选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长。他以为这是第三时期理论许诺的革命胜利的征兆。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它末日的开始。”几个星期后，这家报纸又说：“9月14日是纳粹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21]在1931年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重申这一观点：“纳粹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胜利之后，他们在德国的党徒开始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22]台尔曼的声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和祝贺。
由于事关重大，托洛茨基立即对这次选举做出了反应。他于9月26日写下了他对这次大选的评论——《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考虑到他此时流亡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时的信息传递远没有今天快捷，他的反应确实可以说是同步反应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增加的100多万张选票与纳粹增加的几乎600万张选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所谓的“群众的激进化”不是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台尔曼之所以认为纳粹在大选胜利之后就会走下坡路，是因为他认为纳粹的兴起是遥远的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反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它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纳粹居然在社会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在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对大选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23]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更加坚决地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除了批评德共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并对那场德国选举结果做出科学正确分析，更主要的是还预言了德国进一步发展的几种理论上的可能：1、德共不经战斗就放弃革命形势；2、在选举成功的影响下，德共转向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但因为它是积极的少数人的行动，遭到惨重的失败；3、由于德共 “总体上的尾巴主义和局部冒险主义结合的折中”的领导方针，它犯下一系列的新错误，它无力克服无产阶级群众的不信任感，导致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4、唯一有利的可能性是，通过德共最优秀的党员的努力使自己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正确的政策把无产阶级的多数联合起来，从而使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阵线发生变化，使革命走向胜利。[24]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德共正确理解形势和利用它的条件所应做的事：1、抛弃把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应以形势的本来面貌看它，考虑它的动态发展，并根据形势的实际变化来调整自己；2、为此需要改变党内制度，这一转变是刻不容缓的，是生死攸关的；3、必须对过去的路线进行全面反思，党如果不能参照过去自由地评价自己的今天，它就不能上升到自己伟大任务的水平；4、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形势的产物，它将为共产党的成功开辟巨大的可能性，但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5、失业问题是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应把反失业斗争提高到革命任务的高度；6、德共应该提出比废除《凡尔赛和约》更高的口号——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他最后强调，德共近期的策略是防御，并在防御的过程中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以及非党工人群众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防御的不是魏玛宪法，而是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的物质和精神阵地。[25]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立即译成多种语言，出了单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领袖的抨击。
德共的《红旗报》称托洛茨基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布吕宁的代理人”，指责他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26]明岑伯格在驳斥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对于德国工人和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实施这样一个罪恶的建议那样有害，它会推动法西斯事业。提出如此联合……只会有利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此外，它的作用……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27]甚至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仍宣称：“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如何粉碎纳粹的小册子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或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或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这还是托洛茨基最近几年来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28]台尔曼信心十足地说，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29]
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之一即将来临之时，共产国际……有犯下重要大的致命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将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瞎子和胆小鬼看不到这点。只有诽谤者和雇用记者才会指责我们与反革命结盟。……应该振聋发聩地对进步工人说：继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30]这一可怕的灾难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
但此话说于1931年9、10月间，由此到灾难的实际发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台尔曼和德共还有时间再犯下更多的严重错误，错失许多战败纳粹的机会。
批评“红色”全民公决
1931年7月21日，德共中央委员会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改变初衷，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为了使自己的全民公决有别于纳粹的褐色全民公决，德共把它称为“红色”全民公决。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劳恩政府的拒绝后，台尔曼便率领德共投入了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
对德共这一荒谬的行动，托洛茨基于8月25日就做出批评，撰写了一篇标题为《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文章。托洛茨基用“国家共产主义”一词，是讽刺德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狂热上与纳粹进行市场叫卖式的竞争。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文章指责德共的这一行动与纳粹实际上结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红色”，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有利，接替布劳恩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不管法西斯分子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取代布劳恩政府的是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那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就纯属冒险，使共产党在群众眼中成了纳粹的帮凶。针对德国共产党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所以不能保卫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他驳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铺平道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缩短这条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图推翻布劳恩政府的话，我们将与他们血战到底。但我们保卫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的精华，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刊物。因为这是我们争取大多数工人追随我们夺取政权的基础，如果听任法西斯将它们摧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他还批评了德共用“人民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应该用自己的武器，而不是用法西斯的武器；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口号，是“从法西斯的政治调色版上借用颜料，力求在爱国主义的拍卖上压倒后者。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策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31]他还进一步指出德共强调“民族解放”，把人民革命作为“民族解放”的工具的错误。他说，无产阶级对欧洲大陆震荡的答复应该是欧洲苏维埃联邦，而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因为无产阶级政策不是由德国在欧洲的屈辱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分裂的、软弱无力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德国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决定的。[32]
虽然对德共愚蠢至极的作法十分愤怒，但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托洛茨基的批评仍是建设性的。他耐心地教德共领袖如何正确判断形势，把握革命时机，对此来说，仅有经济和社会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即能保证胜利或使胜利成为可能的力量对比，然后通过战略战术、勇敢果断把可能的变成现实的。但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战术都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现实。所以德共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泛泛地说什么危机深化，而是必须确切地指出在当前时刻的力量对比。如果台尔曼能够这样看问题，他会得出党现在还过于软弱，不宜加速追求革命结局。追求这个目的的是法西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会支持它，因为它们害怕无产阶级甚于法西斯。纳粹想借助全民公决来打破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迫使资产阶级支持他们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因而在这点上帮助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来说是极大的愚蠢。[33]如果法西斯主动出击的话，在今天的情况下，就会把更多的劳动群众推到我们一边来。共产党应该明确地对广大工人说明：今天的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但由于它是靠你们的信任投票产生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你们联盟而不是与法西斯联盟来推翻它。在法西斯发起推翻政府的暴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将与他们战斗，但不是为了保卫这个政府，而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刊物。我们准备与你们一起保卫所有工人组织免遭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同样我们要求你们，在我们的组织机构受到威胁时，一定来援助我们。[34]
最后，托洛茨基指出红色全民公决将给德共带来了多重打击：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加强了布吕宁－布劳恩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相当大部分自己的选民从自己的身边推走，从而削弱了自己。[35]
第二年，历史就验证了托洛茨基的结论。当巴本取代布吕宁任政府总理时，以一纸法令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此时德共建议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发动总罢工。社会民主党当然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就在一年前，共产党还积极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如今却要为保卫这个政府而进行总罢工。不要说社会民主党拒绝，就是在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中，也是响应者寥寥。
德共的“红色”全民公决并没有达到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目的，却混淆了敌我营垒，在社会和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把自己推向失败。难怪托洛茨基说它将作为反面教材载入革命战略史册。其实，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和德共在当年斗争中的几乎所有决策都堪称反面教材。遗憾的是，它们没有作为反面教材载入革命战略史册，而是被人遗忘了，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至今还被人称颂，被人称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和象征。是荒诞还是滑稽？
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社会民主党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力度日趋增大，翻译了不少著作，研究专著和文章也越来越多。2007年2月的《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的更加成熟的思想是民主革命，从而否定了列宁的十月革命，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笔者在此仅限于指出，已有学者著文，证实该文作者（其实是《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证明马克思成熟思想是民主革命的那段引文是断章取义，接下来的那段话完全否定了作者赋予那段话的意思。因为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谈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笔者想请读者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体现了成熟的马克思思想的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大选前，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魏玛共和国政府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在这最能检验一个政党的危机中，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表现出它的智慧和勇气，也未能给绝望中的人民指出一条战胜危机的道路。魏玛共和国的灭亡，纳粹党的崛起以及在1932年大选中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正是因为后者无力驾驭形势、战胜危机的结果。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这方面材料不多。笔者只能从托洛茨基当时对它的批评中勾勒出它的脉络。托洛茨基写于1932年的小册子《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中的第一章就是《社会民主党》，其中介绍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斗争。托洛茨基谴责社会民主党缺乏斗争意志，幻想法西斯分子会像他们一样，不会从语言转入行动。他们虽然成立了旨在对抗法西斯的“钢铁阵线”，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阵线”上，而是寄托在普鲁士警察上。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自由言论》的新年献词是这么预测希特勒上台的前景的：反对警察和正规军的希特勒是永远上不了台的。宪法规定，正规军服从共和国总统。因而，只要国家首脑是忠于宪法的总统，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危险。在总统选举前应该支持布吕宁政府，以便与议会资产阶级联合选举忠于宪法的总统，就可以在7年之内关闭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36]托洛茨基嘲讽说：“率领着数百万之众（走向社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认为，在今天被彻底震撼的德国，哪个阶级当权不是取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也不是法西斯的冲锋队，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组成分，而是取决于魏玛宪法的纯洁精神（在必要数量的樟脑和苯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于总统官邸。”[37]
它的领袖希法亭认为，力量对比决定了哪怕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一致行动，加强斗争，也不可能推翻敌人，夺取政权。托洛茨基辛辣地说：“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多数和社会决定性的生产力的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不能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么政权怎么才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这表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不敢放眼未来了。他们有注定灭亡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轻浮、意志薄弱，喜欢用语言来搪塞事件，寄希望于奇迹。”[38]而当时，除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推到其他阵营甚至法西斯阵营的数百万人外，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掌握40%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仅这两个党共同行动就能为群众展现新的前景，彻底改变德国国内形势。资本的代表只要20%的选票就能进行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却不敢夺取政权，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轻视”。[39]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党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而社会民主党呢？在希特勒上台后，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机关刊物《前进报》上，建议与共产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不对题的公式在当时居然成了该党内的热门争论话题。托洛茨基指出，当时在德国，迫切需要的是反法西斯武装进攻的防御联盟，而不是停止既不可能，也不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武装斗争。它的领袖和共产党的领袖一样，不愿也不想进行战斗。托洛茨基尖锐地指出，他们说这些离题的话，就是为了回避一个紧迫的核心问题：怎样与法西斯匪徒进行斗争。[40]它的某些领袖在希特勒上台后，企图宣誓效忠后者来保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托洛茨基把社会民主党界定为金融资本的改良主义管家，它在和平时期能为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但在重大危机时刻，它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胆略。因而，在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初的德国危机时，它或是投降，或是束手待毙。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托洛茨基的观点如下。
马克思曾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曾是这样的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阶级的政党，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呢？然而，随着工人运动的增强，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越来越高，阵容也越来越强大，拥有自己的报刊、出版机构、金库，并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于是在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它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它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工人运动的结果，但在它看来，它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于是出现一种荒谬的现象，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党赢得的一切，使这个党背叛了工人阶级，使这个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的管家。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党国际曾召开过三次大会，都做出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然而在各国议会就战争预算投票时，它们都纷纷投票赞成这个预算，对战争投了赞成票。这个180度转弯，究其根本，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知道，在大战迫在眉睫时和战争中，在由政府所煽动的爱国热情的狂潮下，他们若坚持反战立场，会使他们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且会被宣布为非法，不仅会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而且还有性命之虞。于是，他们以种种漂亮的借口如保卫民族文化等，来为自己的叛变、出卖原则做辩护。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也一样。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其最后的决斗是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如果无产阶级胜利，那么被消灭的不仅是法西斯，同时被消灭的还有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即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早已放弃了用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民主党，是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革命的。他们在两害之中择其轻，与布吕宁、巴本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妥协，寄希望于施莱希尔将军能够智胜希特勒，在1932年又投票选举年老昏聩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为总统，一步步地为希特勒的胜利铺路，为德国工人运动、自己的党的毁灭准备条件。
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
1931年11月26日，托洛茨基撰写了标题为《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粗线条地勾勒了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中国的形势后，强调德国形势对国际形势的关键作用：“经济和政治矛盾在这里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尖锐程度。结局即将来临。革命前形势应该变成革命形势，或是反革命形势的时刻已经临近。不仅德国本身的命运（这本身就相当不少了）、还有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朝哪个方向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英国革命前的形势、法国帝国主义今后的命运、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些都完全直接取决于一个问题，谁在近几个月中在德国取得胜利，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41]接下来他列举了德共此前犯的错误：对1930年大选的错误判断，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为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竞争而摹仿它的“红色全民公决”的犯罪的冒险。[42]他敏锐地发现了德共领导有消极放弃斗争的倾向，并警告说：现在是应该率领投入决定性的战斗的时候，但德共领导集团却不知所措。一年前，他们还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天方夜谭，现在则认为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与其进行没有胜算的战斗而失败，不如撤退，让法西斯掌权和败坏自己的声誉。如果德共真的这样做的话，实质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党躲避战斗，意味着战斗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打响。此后，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法西斯将会用可怕的血腥屠杀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制度的斗争，那时无产阶级的起义没有胜利的可能。在法西斯还没有上台的情况下，共产党上层的投降政策会为它夺取政权铺平道路。[43]
他预言，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应该防患于未然，在德国解决法西斯问题。并再次强调，世界形势的钥匙在德国，它目前还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如果它在战略上退却的话，就会失掉它。[44]
斗争有没有希望？托洛茨基认为德共领导现在高估了法西斯的力量。他指出，法西斯虽然得到大量的选票，但这一力量是数量的力量。在选举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千张选票和无产阶级的一千张选票的分量一样。但在社会斗争中，一千个大企业的工人力量是一千个小资产阶级力量的一百倍，后者是乌合之众。那些陷入惊慌失措的领导人忘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战斗优势，“它的力量没有耗尽。它不仅能够战斗，还能够胜利。”[45]所谓工人情绪低落，在多数情况下是党的官员的低落情绪的反映。工人害怕的不是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和残酷斗争的必要性，而是领导的不可靠和动摇。只要党表明坚决斗争的态度，工人的低落情绪就会一扫而光。[46]
法西斯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
早在台尔曼跟随莫斯科进入第三时期时，就认为德国是在社会法西斯的统治之下。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魏玛共和国，造成600万工人失业。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被迫辞职，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任命享利希·布吕宁为总理。为了应对危机，布吕宁采取了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险经费，大量减裁国家职工，降低工资。这些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布吕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之类的断言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德共的《红旗报》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给予的权威支持。[47]当巴本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德共称其为法西斯政变。一个法西斯政权接替另一个法西斯政权，甚至还要通过政变。这样频繁地喊叫狼来了，麻痹了自己的队伍和社会对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纳粹就是在无产阶级麻痹和丧失警惕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
德国危机刚刚开始，托洛茨基就对其实质做出了准确的基本判断，即德国当前的危机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正常的统治方式都无力解决德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法西斯获胜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根据这个判断，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布吕宁以及巴本-施莱希尔的政府，都是最后决战前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认为，布吕宁政府和后来的巴本政府，都是波拿巴主义政权，即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企图依靠军队和警察统治而凌驾于两个营垒之上的政权。那时托洛茨基定性的依据是，在议会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妥协来维持其统治，这种妥协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存在为先决条件。从布吕宁政权开始，虽然劳资双方的广泛妥协已经结束，但他们无力消灭工人运动，因为他们依靠的仅仅是官僚机构，根本无力镇压和消灭工人组织。“如果法西斯真的掌握了政权的话，这无疑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有它的真正的政治破产。在乌合之众的匪帮那里遭到可耻的失败，为此，数百万之众的德国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共产国际和它的德国支部的。”[48]
后来，他又进一步确切布吕宁和巴本政权的性质，称它们为准波拿巴主义的。因为本来意义上的波拿巴政权是在两个营垒的决战之后产生的，它们在斗争中两败俱伤，消耗殆尽，所以波拿巴主义的政权是稳定的。而当时德国的准波拿巴主义政权是在两个阵营的决战之前产生的，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托洛茨基把布吕宁和巴本政权比喻为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它不可能稳定地立在尖顶上，它不是滚向左边——无产阶级，就是滚向右边——法西斯。[49]他指出把布吕宁、巴本和施莱希尔政权混同于希特勒政权所蕴涵的巨大危险：“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布吕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他们说什么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在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布吕宁政权是过渡性的……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做准备。你们如果把布吕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50]托洛茨基断定巴本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100天，他认为，巴本政府之所以给人以力量的假像，是因为工人从事战斗的准备不足。这个政府甚至比布吕宁政权更软弱，支持它的只有普鲁士官僚体制中最腐朽的部分。
托洛茨基始终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可能的，不是在他们上台之后，不是在他们统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在现在，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对此深信不疑。”[51]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耗尽。它不仅能够战斗，还能够胜利”。[52]托洛茨基一再提醒，与法西斯的最后决战在即，德共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虽然已经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情况下，胜利地回击进攻的法西斯？对这个问题，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53]
托洛茨基不断地敲响警钟，指出德共和社会民主党有不战而降的危险。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热情阻止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然而……
德共不战而降
托洛茨基曾多次预言，希特勒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因为对无产阶级、它的组织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包括在内）来说，这是性命攸关之事：“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百万之众。……在法西斯上台的情况下，它就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在无情的斗争中才能获救。而只有在战斗中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接近才能带来胜利。工人共产党员们，抓紧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54]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尽一切努力让德共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
随着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纳粹的发展，孕含在混淆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投降的危险变得更加严重。从未认真考虑过与真正的法西斯做斗争，也从未清醒地认识德国当时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形势的性质的台尔曼，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还是满口豪言壮语，他说，他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55]一旦事实表明纳粹上升的势头仅凭大话是阻挡不住的，台尔曼居然轻率地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另一位共产党领袖雷梅尔也宣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56]
针对这种轻率的说法，托洛茨基分析说：“当然，胜利的法西斯主义会成为客观矛盾和自己本身无能的牺牲品。但在最近的可预见的未来，在最近10-20年中，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继承性发展的中断，共产国际的垮台，世界帝国主义在其最令人厌恶和最血腥的形式中的胜利。”[57]进而尖刻地嘲讽说，共产党为希特勒准备了政权的陷阱，“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布吕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之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这是无耻谰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一举推翻。……‘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胆怯。可耻之至！”[58]
像以往一样，除了尖锐的批评，还有急切地建议：只要德共和德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纳粹上台并表明为此不惜进行内战的立场，就可能使阻止德国大资产阶级启用希特勒。他号召与法西斯匪徒进行殊死搏斗：每一个工厂都应该成为反法西斯的堡垒，有自己的指挥官和战斗小组。应有标出在每座城市中和每个区里法西斯营房和其他法西斯中心的地图。法西斯匪徒企图包围革命中心。应该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59]
即使是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虽然与希特勒上台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面对死敌，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即与法西斯分子展开内战。托洛茨基建议的正是这条道路。他说：“希特勒上台，对工人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失败。在敌人刚刚开始上升时本来可以把他打败，现在，他已经占据了一系列指挥岗位。这是他的重大优势，但战斗还没有进行。占据有利的阵地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活的力量。”[60]只要希特勒还没有独立控制整个国家，他的地位就不稳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还有机会进行反击。何况此前托洛茨基还提醒过苏共领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夺取政权的企图必将导致对红军的动员，这对每个革命工人应该成为一条公理。”[61]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应不惜一切地把纳粹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哪怕是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当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德共的又一轮谩骂：“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等等。
甚至在那时，德共还夸夸其谈，说什么无产阶级处于不断增强的进攻中。托洛茨基指出，无产阶级不仅不是在进攻中，而且连防御都谈不上，而是在撤退中，而且它有可能变成仓皇逃跑。因此现在应该号召工人进行积极防御，以此构成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在成功防御的情况下转入进攻。他再次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党拒绝建立统一战线，拒绝建立地方防御委员会，即明天的苏维埃，就是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即等同于消灭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罪行。在类似的灾难下，无产阶级将经过尸山血海，经历数年之久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灾难，才能走向第四国际。”[62]
然而此时台尔曼使用的仍是批判的武器，发表文章揭穿法西斯挑衅的阴谋，率领10多万工人上街游行。这是德共的最后活动，此后它在德国就不复存在，它的领袖或是流亡国外，或是被关进监狱。难怪托洛茨基愤然说：“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63]他悲愤地写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一文，他在文中宣布与各国官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决裂。他放弃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左派反对派是各国共产党的派别的立场，宣布国际左派反对派今后的任务建立新党和新共产国际——第四国际。
此后，托洛茨基仍十分关注德国形势的发展和希特勒政府的动态，这时已经不再是出于推进德国革命的动机，而是要告诫世人警惕纳粹将带来的灾难。1933年5月希特勒在国会讲话中释放和平意愿，使欧洲政治和舆论界松了口气，认为有利于和平的裁军机会终于到了。托洛茨基立即写下《希特勒与裁军》一文，揭露希特勒的欺骗，说这些人“本以为会遇到手舞斧头的疯子，看到的却是把手枪藏在后裤袋里的人”，于是松了口气，“但这并不妨碍手枪比斧头更加危险”。[64]他预言，德国修改《凡尔赛和约》以及防御东方计划的过程中，必将爆发战争。他警告西方一些希望在可能爆发的苏德战争中渔利的政客：“进攻东方的军事手段完全能够用于进攻西方”。[65]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再次发出警告：战后的欧洲需要重组，但此事要落到德国法西斯的手中，则是欧洲的不幸。[66]
在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放弃了极左的第三时期，转而实施“人民阵线”政策，斯大林的左右摇摆划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中国抗战期间，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翻译成中文的“人民阵线”政策。在法国还成立了以达拉第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托洛茨基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的人民阵线政策，说该阵线是各种组织的大杂烩，不同阶级的长期联盟。在这个历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它们被共同政策和共同纲领联系在一起，一旦重大考验来临，它就会四分五裂。他宣布这个政策是背叛的政策。[67]确实，人民阵线政策不是革命政策，它不仅没能使法国成为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堡垒，也未能阻止法国的沦陷。
※ ※ ※
托洛茨基为这场斗争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智慧、热情和力量，他对法西斯的定性如此准确，他对德国当时各政党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对形势发展的准确预见令人赞叹，堪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瑰宝。当时，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如此之早就预见到纳粹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没有一个人曾如此准确地界定过纳粹的实质，没有一个人对德国的形势做过如此深邃的分析，没有一个人对德国局势进程有过如此科学准确的把握，并为把纳粹灾难消灭在它上台掌权之前提出如此切实可行的计划。西方某些学者将他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著述誉为经典，绝非溢美之词。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共拒不接受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建议，他的这些建议没有机会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但他对德国形势的判断的科学性及其对形势发展的预见的准确性，均得到历史的证明。他提出的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的联盟，而不是像斯大林和德共主张的那样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那么联合起来的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就能超过纳粹的力量。即使是在纳粹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那次选举中，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加在一起，也在纳粹之上。托洛茨基认为，决定二者胜负的另一个关键是，纳粹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绝望的党，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希望的党。他对代表革命希望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战胜代表反革命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乌合之众充满信心。然而德共屡次错过战胜法西斯的良机，最后不战而降，致使托洛茨基期盼的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对决没有实现，也使人类最终陷入纳粹带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的灾难中。
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文章的价值，它们是无产阶级战略战术教材，对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预见的典范。时隔70多年后，这些文章读来仍有新鲜感，仍令人击节赞叹。这些堪称无产阶级战略经典的文献并未因岁月流逝而陈腐，也未因历史尘封而失去生命力，更未因长期以来的诋毁而失去光辉。它们是运用马克思学说来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灾难的典范。
在当年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各种政治力量悉数登场亮相。德国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德共还有共产国际在这场斗争中都是失败者。德共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追随斯大林假马克思主义的左右摇摆政策，拒不接受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建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可以率领无产阶级克敌制胜，夺取政权（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或是以其极右政策捆住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手脚，把他们送到蒋介石的屠刀下，或是以其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让德共和无产阶级不战而降。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它再次宣告斯大林中派官僚的破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不仅可以领导德国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还可以彻底推翻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赢得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彻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则使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被法西斯粉碎，使人类陷入战争灾难的深渊。
最后还想说一点，在告别革命的革命后时代，诋毁革命和在革命时代歌颂革命一样时髦。自从2007年《炎黄春秋》的那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后，当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阴谋的指责再度兴起。笔者曾著文反驳这类说法，指出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微不足道的少数变成压倒多数（与左派社会革命人一起），并不是阴谋的结果，而是只有它始终不渝地坚持二月革命时群众提出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68]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确实是不惜代价地实现了和平，并把土地分给农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的原因正在这两点上，他们不敢违背本国和协约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不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还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甚至不愿实施其党纲中最基本的一条：把土地分给农民。
在托洛茨基对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的论述中，再次证实了这点。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中，社会民主党是多数。共产党凭什么取得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靠耍手腕，搞阴谋是不行的。不仅不搞阴谋，而且明着告诉对手，在统一战线下进行的斗争中，要把你的支持者争取到我的队伍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也就是让工人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看到，只有它才能带领他们摆脱危机，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只有彻底的革命派才能在统一战线下进行的斗争中赢得群众。你们（社会民主党）敢在这方面与我们竞争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就是这样自信。
[1] 《真理报》（1929年8月4日，第177期），转引自列·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本文作者编译）第3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同上，转引同上，第33页。
[3] 参见《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1-11页。
[4] 同上，第8页。
[5] 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年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裁者。“萨纳奇”制度的头目。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6] 拉迪奇（Stjepan Radic）与其兄A·拉迪奇一起创建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发展了“农民权利”论（农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等）。1924年访问苏联，参加了农民国际，因而突然被莫斯科称为“真正的人民领袖”。1925年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任大臣，被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刺杀。——译注
[7] 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1855-1925）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政策的所谓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1906年起任参议员，1924年总统选举的独立修造 。主张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译注
[8]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页。
[9]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页。
[10] 同上，第16页。
[11] 同上，第22页。
[12] 同上。
[13] 参见《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39-41页。
[14] 同上，第38-39页。
[15]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6页。
[16] 参见同上，第73页。
[17] 这个文集的名字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托洛茨基太狂妄了。该书名是托洛茨基自己定的，还是文集出版者定的，笔者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地说，它从台尔曼等德共领袖那里借用来的，那时他们经常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但历史的检验证明他们的道路是失败的道路。由于德共的抵制，托洛茨基建议的战略战术未能经受实践的检验，但他对德国形势的判断、分析，他对德国共错误道路的批评和对前景的预判，都得到历史的证明。
[18]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9]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276页。
[20] 同上，第85页。
[21]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0页。
[22] 同上，第101页。
[23]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53页。
[24] 参见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58-59页。
[25] 参见同上，第60-62页。-
[26]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10页。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111页。
[30]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6页。
[31]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70页。
[32] 参见同上，第71-72页。
[33] 参见同上。
[34] 参见《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76-77页。
[35] 同上，第75页。
[36]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105页。
[37] 同上第105页。
[38] 同上，第107页。
[39] 同上，第108页。
[40] 同上，第221页。
[41]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5页。
[42] 参见同上，第85-86页。
[43] 参见同上，第85-88页。
[44] 同上，第89页。
[45] 同上，第90页。
[46] 参见同上，第90页。
[47]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4页。
[48]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4页。
[49] 同上，第93页。
[50] 同上，第115-116页。
[51]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5页。
[52] 同上，第90页。
[53] 同上，第95页。
[54] 同上，第100页。
[55]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7页。
[56] 同上，第107页。
[57]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8页。
[58]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同上，第125-126页。
[59] 同上，第98页。
[60] 同上，第210页。
[61] 同上，第91页。
[62] 同上，第215页。
[63]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66页。
[64]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261页。
[65]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269页。
[66] 同上，第270页。
[67] 同上，第321页。
[68] 参见拙文《重温十月革命》（《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以及拙译《先知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译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