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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主角的十月

——评电影《列宁在十月》
施用勤



　　从1923年联共（布）党内斗争开始以来，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着手歪曲伪造历史，把它当作重要的斗争工具。随着托洛茨基的失势，歪曲和伪造就变得越来越疯狂，像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这在《列宁在十月》这样的本该是历史大片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以前，中国和苏联的观众确实是把它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当历史大片看的，甚至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还是把它们当成历史。
　　因十月革命是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整部电影讲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在十月中的活动，影片的时间段就是1917年10月。影片从列宁从芬兰悄悄潜回彼得格勒开始，到武装起义成功结束。影片着重渲染列宁主持10月10日（俄历）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武装起义的决议。影片中的列宁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的提议和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这两个提议的意思都是要等待。是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呢，还是等待立宪会议——反正一样——都是等待！嗯，看样子，我们不能和他们同路走了。我们不能等待资产阶级来绞杀革命！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能等待，这是完全对的。”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两个提议是完完全全的痴念头，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叛变！这些可怜的悲观主义者在这里不断地问我们：假使，如果，假使，如果……这些理由使人想起一句格言：‘一个傻瓜所能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所能解决的要多十倍。’”
　　镜外音：“虽然叛徒反抗，武装起义的决定还是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到清晨才结束。”宣布选入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中心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
　　后来的镜头就是列宁离开会场，返回驻地。在起义之前，密探追踪找到了他的住所，临时政府派兵前来抓捕他。司机得知是要抓捕列宁，便打昏了密探，把车开到了别的地方。此时，列宁已在化装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路上。之后，就是武装起义在列宁的指挥下展开，一道道军事革命委员会[1]的命令，赤卫队和革命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邮局、电话局等重要目标，攻打冬宫，占领冬宫。最后是列宁在起义的工农士兵的簇拥下来到斯莫尔尼宫举行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大厅，走上主席台，宣告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影片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影片的叙述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从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并成立了党的军事领导中心后，全党（除了反对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和他们没有区别，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外）就开始紧锣密鼓，全力以赴地筹备起义，在准备了14天后，改动了起义，取得了成功。
　　但真实的历史过程大相径庭。
　　这次通过武装起义的会议是在10月10日（俄历）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政治局。在出席会议的人中，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电影中的列宁的台词，在《列宁全集》中是没有的。然而，这次会议只是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没有任何关于起义的具体决定。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反对下，甚至就是这个纲领性的决议也没有成为党的共识。
　　其实，列宁敦促他的党和他的同志们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从10月，而是从9月中旬（俄历，下面的日期均是俄历，不再另注）就开始了。此后，这个题目成了直到起义前列宁所写的文章的核心。他在9月14日写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宁指出必须现在夺取政权的理由是：“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成功的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军队既然是由克伦斯基之流领导，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2]写于9月29日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他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该立即夺取政权，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3]他在这篇文章中严厉地指责说“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如果这样，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背叛国际主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农民的叛徒。……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自由的叛徒。”[4] “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的意见。……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的背叛。”[5]在这一页上的注是这样说的：“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同愚蠢地‘规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在10月8日写的《局外人的意见》中，他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6]在同一天的《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他继续抨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做法，并强调：“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紧要的关头。……我们党负责的领导同志肩负着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拖延等于自取灭亡。”[7]
　　从所引这几句话来看，列宁是主张立即夺取政权，越早越好。还有另一种意见，就是等待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对后一种意见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把戏，……就是背叛革命。”
　　在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列宁的起义时间表，是越早越好，对把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决定政权归属十分不满。因此，10月24日晚起义的时间表不是列宁的时间表。
　　对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批评的是托洛茨基，这在当时知情人的眼中，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实际夺取政权的活动，既不是在10月8日后的两三天内完成的，也不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而是在代表大会的前夕，10月24日晚。托洛茨基的“拖延”并没有像列宁所宣称的那样，导致革命的失败，而是突显了它的苏维埃民主革命的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称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并因而对暴力革命称颂不已。后来，在告别革命时代，十月革命又因其暴力而备遭诟病。这种情况一是表明革命在革命后时期的尴尬，二是因为十月革命的本质——苏维埃民主革命——长期被人忽略。[8]
　　在党内最高层中，最坚定地主张夺取政权的就是托洛茨基了，因为他早就摆脱了革命三阶段理论[9]的束缚，早在1904年，他就提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将直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即他的不断革命论。但他显然有他自己的夺取政权的时间表和方案，虽然列宁一再不点名地批评他，他仍不为所动，有条不紊地推行自己的行动计划。
　　看到托洛茨基依然我行我素，列宁曾打算绕开他和他所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发动起义，他还直接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苏维埃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写信，让他率领芬兰陆海军进攻彼得格勒。[10]但所有这些计划都落空了，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指责越来越严厉。
　　在9月29日的列宁的《危机成熟了》的文章中，确实有对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的抨击。列宁之所以从9月中旬起就主张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因为他认为时间对反革命有利，延缓起义就等于自取灭亡。又因为只有苏维埃才能担当起义的机关[11]，所以他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在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主张等待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身上。如此看来，如果十月革命若是完全由党来领导和发动的话，在决议通过后的一两天就可以进行，而不是在14天之后。可发动起义是在10月24日之夜，就是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也就是说，起义还是拖延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用的是托洛茨基的时间表。
　　托洛茨基的夺权时间表是与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什么“相信”、“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什么一定要把夺取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合在一起？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讲话中都没有提到，他只是在为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历史酝酿》一书所写的前言《十月的教训》中简单地说了一句：“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从这句话中，读者只能看到他的夺权时间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仅凭这句话无法判断，到底是迁就到代表大会前夕，还是迁就到代表大会之后。虽然在实际起义日期——10月24日晚——与在代表大会后再夺权，从时间上来讲，也不过是几天时间，但这短短的几天，会使十月革命的方式发生质的变化。
　　但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证明托洛茨基确实有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夺取政权的方案：“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12]列宁的这句话明确地表明曾有人提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后，再逼临时政府下台的计划。引文中的“捉摸不定的表决”说的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否能通过这个决议是个未知数。这个计划的制定者是托洛茨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的。这样一来就十分清楚了：托洛茨基“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本意绝不是把夺取政权定在代表大会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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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到10月24日这14天在电影中成了空白，观众既看不到新选出来的党的军事领导中心成员的活动，也看不到列宁在这几天中的活动。这非常关键的10多天，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任何表现。
　　党的军事领导中心没有独立的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建立它的初衷，是让它协助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列宁在这10多天里仍在为敦促立即举行起义紧张地工作。这在《列宁全集》中可以看到。
　　10月16日，列宁出席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讨论中三次发言，坚持立即起义。在这次会议上，再次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同样没有指定起义日期和制定计划。在出席这次会议的25人中，有19人赞成起义。加米涅夫因这19人中有10人不是中央委员，愤而辞去中央委员一职。在10月17日的《给同志们的信》中，列宁批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起义的理由。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通告，否认党有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13]10月22日，列宁致函斯维尔德洛夫，要求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最关键的是，直到10月24日晚，起义已经开始时，他还在他的藏身处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敦促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之后他才化装前往斯莫尔尼宫。而在当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议是在10月24日上午做出的。显然列宁对此一无所知。否则他就不会再写这封信了。实际上，在列宁写这封信的时候，起义已经开始了。这封信表明，列宁既不可能决定起义的日期并组织这场革命，也不可能领导它。这个情况是怎么导致的？《列宁在十月》中对此只字未提，却编出了另一种情节：列宁急于前往起义中心斯莫尔尼宫，不顾警卫瓦西里让他等警卫和车来接他的劝告，执意化装前去。
　　列宁之所以在起义已经开始后仍在他的藏身地写信敦促起义，是因为当时担任中央与躲避通缉的列宁之间的联系人的斯大林无故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且一整天都未在斯莫尔尼宫露面。他本人都不知道起义的消息，又怎么能够通知列宁呢？
　　列宁在他的那信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这封信表明，如果起义真的是列宁组织和领导的话，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就发动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在24日晚上还在敦促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起义，也就是说，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还没有做出起义的决定。列宁写完信立即动身，信不可能早于他到达斯莫尔尼宫。他于深夜抵达斯莫尔尼宫，立即召集布尔什维克领袖开会，决定起义，假如这些人都住在斯莫尔尼宫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但要立即举行起义，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去斯莫尔尼宫带的是敦促起义的信，而不是起义计划。即使列宁能立即让中央委员们都同意起义，还需要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这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就算是列宁早有成熟的起义计划在胸，在通过起义决定的同时也有了行动计划，也不能马上起义。因为若中央委员会事先没有做出起义决定的话，参加起义的群众不可能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在深夜里把熟睡的群众叫醒，再把他们聚集起来，给他们布置任务，这大概要到第二天早上了。如果中央委员会早就做出了在24日夜晚起义，只等列宁一到就发动的话，列宁的那封信就推翻了这种假定。因为起义决定已经做出，列宁还对此一无所知，还在那里力促领袖们立即开始起义。史料表明，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定是在10月24日上午做出的，这场起义如果必须由列宁来领导的话，肯定会立即通知列宁。然而列宁直至晚上还对此一无所知，由此就可以肯定，无论列宁来还是不来，起义都要进行。列宁领导这场革命的唯一可能，是起义已经筹备就绪，正是在这个时刻，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并领导这场革命。
　　托洛茨基的《先知亲述十月革命》一书提供的一则史料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在党史委员会为十月革命4周年举办的回忆晚会上，托洛茨基回忆说，列宁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军区司令部的谈判将达成协议的报导后异常愤怒，“他一到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莫非是真的？’我们安慰他说：‘不是，这只是障眼法。’这时，电报局、银行、因日涅尔堡已经占领，冬宫已经被包围。”需要说明的是，托洛茨基的回忆以报导的形式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第52-64页上，并以这种形式收入这本文集，它进一步确保了史料的可靠性。这足以证明，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起义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条消息证明了列宁不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把他在决战之夜指挥起义的斯莫尔尼宫三楼拐角的小房间称为“船长的舰楼”，他通过旁边一间大电话间获得起义进展报告，并下达命令。在这一晚，在这个小房间里陪伴他的只有加米涅夫一人。当托洛茨基确信起义的成功已经万无一失时，至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的他晕了过去。他没有提到列宁在24日夜晚或是深夜来到这里。他的说法是可信的。还有一个权威证据证明十月革命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初版的《列宁全集》对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后，（托洛茨基）当选为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并且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482页，1923年第1版。）
　　影片最后的镜头，也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在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中，对此是这么描述的：那天正是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在开幕式上，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指责起义的阴谋，预言它必将失败，并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当时他与列宁正在一间休息室里休息。列宁的妹妹前来请他们去会场。来到会场的托洛茨基答复站在他对面的马尔托夫：“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人民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地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吧，签定协议吧。和谁？你们是可怜虫，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14]他用这段铿锵有力的话宣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认为这是列宁4月3日来到彼得格勒开始的长期对话的最后一段对白。
　　说《列宁在十月》是缺了主角的十月，只是说列宁没有参与十月革命的策划，也没有亲自领导它。但列宁在9、10月间对党的最高领导层所做的批评和敦促，也同样是决定性的。托洛茨基认为，如果没有列宁的督促和推动，党的领导层是不可能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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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一下影片开始的镜头。列宁从他躲避政府通缉的芬兰秘密潜回彼得格勒。政府得到密报，大批军人来到车站，准备抓捕列宁。列宁为什么要冒险返回彼得格勒呢？
　　在上面提到《危机成熟了》一文中，还有几句话：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15]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
　　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16]
　　从上面这段列宁的引文可以看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的。因为自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后，原本只是苏维埃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经被“彻底粉碎”了的布尔什维克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它的领袖们正在享受这这个变化带来的好处，不想让列宁通过武装起义的激进方式夺取政权而破坏这种局面。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删改列宁文章的中央机关报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斯大林。
　　联系此事，就可以明白斯大林缺席24日上午会议的原因了。虽然在编造的列宁的台词中有“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能等待，这是完全对的”，但他内心是反对列宁武装起义的计划，只不过他没有公开反对，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这也可以从他对季诺维也夫发表在10月20日的《工人之路报》上的一封和解语调的信的批注中得到佐证。季诺维也夫在信中说，他与列宁抨击的观点相去甚远，可以把他们之间的争论放到更加适合的情况下再进行。斯大林以编辑部的名义批注说：“可以认为冲突已经平息了。”这些都表明他是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立场和他们对起义结果的担心的。所以，他决定不卷入这场没有胜算的冒险，他也不愿意与列宁发生公开的冲突，因此他选择了逃避，与历史捉迷藏。
　　列宁看到了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支持他的立即起义的主张，他意识到，他不回到彼得格勒，不亲自施加压力，做说服工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党的上层的抗拒的。所以他不惜冒险返回俄国。
　　列宁此行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影片中列宁的卫士瓦西里的原型是埃·拉希亚[17]。此人是芬兰人，后来到彼得格勒工作，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躲避临时政府通缉逃往芬兰，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10月24日晚前往斯莫尔尼宫，都是在他的护卫下。他在回忆中写道，他们有两次几乎被军警抓到。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长期追随列宁，自称是他的学生，托洛茨基则称他们是不肖之徒，说他们喜欢重复列宁的词句和摹仿他的手势，但永远不能独立做出他所做的决定；在历史转折的时刻，一旦有机会表现自己时，他们几乎总是与列宁对抗的。在二月革命后，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早3月28日（俄历），在列宁回国前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唯一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捍卫者的任务。”在宣读完他的报告后，他又宣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样的立场，他们已经做好在苏维埃中担任反对派角色的准备。列宁的来信和提纲打破了他们的愿望，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抗。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删节并拒绝刊登列宁主张布尔什维克投入夺取政权斗争的《远方来信》。[18]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加米涅夫在刊登在1917年4月12日（俄历）《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列宁的提纲》中写道：“他的提纲对英国、德国、法国的正在形成的革命的头几步来说，是极其伟大的纲领，但不是对已经完成的俄国民主革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国内局势就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和立宪民主党必然会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以推翻资本的断然措施妨碍工兵苏维埃的这项工作，从科学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列宁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袖准备在苏维埃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但他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即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最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夺取政权的紧要关头，党的上层又产生了重大分歧。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们，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和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尤其是十月革命。电影《列宁在十月》想绕开他，让列宁成为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就只能借助留白和篡改和伪造历史的手法。需要说的是，这不是列宁需要的，而是斯大林需要的。

2021年7月27日




[1] 中译文错把它译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的，它隶属彼得格勒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军事领导机构称革命军事委员会。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3页。

[3] 同上，第32卷第373页。

[4] 同上，第274-275页。

[5] 同上，第276页。

[6] 同上，第32卷第375页。

[7] 同上，第381页。

[8] 参见拙文《重温十月革命》，载《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第4-11页。

[9] 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一直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信条，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遭到党内上层的普遍抵制，亦源于此。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或是积极反对十月革命，或是对它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10月期间的斯大林）。即使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仍不能清除他们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的影响，它后来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再次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对这个理论的突破是他在1904年底阐述的“不断革命论”，该理论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就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而革命不会在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后止步，必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部分——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完成的。

[10]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8-263页。

[11] 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列宁写道：“没有起义机关吗？有的，那就是苏维埃和民主组织。”（《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4页。）

[1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1页。这句话摘自列宁10月24日晚在离开他的藏匿处前《给中央委员会》的信。

[13] 以前一直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外刊物（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了武装起义的计划，看来是有问题的。加米涅夫此文不长，在此全文译出。
　　加米涅夫通告：
　　由于对发动问题的议论越演越烈，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致函我党的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几个最大的组织，断然拒绝我党承担在近日发动武装起义的倡议的责任。应该说，我不知道我党有指定在某天举行什么起义的决议。党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决议。大家都明白，在今天的革命形势下，根本不谈不上什么类似的“武装示威”。说的只能是用武装的手夺取政权，对无产阶级负责的人不能不明白，只有在十分明确地为自己提出武装起义的任务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群众性的“发动”。不仅是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有一系列的同志－实际工作者都认为，在当前的时刻，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不顾几天后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承担倡议武装起义的责任，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是不能允许的致命的一步。没有一个政党，更不要说是聚集了群众越来越大的期望和信任的我们的党了，为了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纲领，它不能不力图当政。没有一个革命政党，更不用说我们的党了，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不能也没有权利拒绝放弃起义。起义反对葬送国家的政权，是劳动群众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定的时刻，是那些群众信赖的政党的神圣的义务。但用马克思的话说，起义是艺术。正是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的责任是说出我们反对任何承担倡议武装起义的责任的企图，这样的起义注定会失败，并会给党、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带来致命的后果。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动的赌注上，意味着绝望的一步，而我们的党是如此强大，它有如此远大原未来，它不会做出类似的绝望的举动。
　　此文并没有泄露党的起义计划，只是否定党有任何起义计划，破坏党对起义问题上的一致性。因此引起列宁的震怒，骂他和季诺维也夫是“工贼、叛徒”，并建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14]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285-28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15] 预备议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并存在于1917年10月3日至11月7日（俄历9月20日至10月25日）。预备议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罗斯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前苏维埃的多数党和临时政府之所以要搞这个预备议会，是因为他们不再是苏维埃中的多数，失去了对这个机构的控制权，因此另起炉灶，想绕开这个现在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机构。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十月革命胜利当天，预备议会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1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8页。

[17] 拉希亚（Эйно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сья，1885-1936）俄国和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三次革命和1918年芬兰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护送过列宁。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19年参加红军。

[18] 《远方来信》共5封，第5封没写完。在《真理报》上只刊登了《远方来信》中的第一封，还删去了关键的1/5，其余完整的三封都被拒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