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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名义下（选译）

〔俄〕尼·瓦·乌斯府里亚洛夫

1925年


　　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 第九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编者按：二十年代初在俄国流亡者中形成的路标转换派，认为以列宁力首的俄共（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蜕化”，是“滚向通常资严阶级政权的道路”。因此，他们主张放弃用武装斗争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方法，转而支持苏维埃政权，用和平手段促其质变，达到殊途同归，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他们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对新经加政策的歪曲是“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1]现将路标转换派的人目之一尼·瓦·乌疑特里亚名夫1925年在哈尔滨出版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中的三篇文章译出，供研究者参考。


“小萝卜”*[2]


　　现在，据来到这里的人证明，这是苏维埃俄国内传播最广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表明绝大多数苏维埃职员甚至执政的共产党中的相当大部分正式党员的状况。它甚至也说明整个国家的状况。发明这个术语的荣誉属于列宁本人，而苏维埃公民则牢牢地掌握了这个术语。
　　小萝卜，外面是红色，里面是白色。红皮这块十分惹人注目的招牌是有用的，因为它对人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内瓤即实质是白色的，而且随着果实的生长、成熟，越来越白。它自发地、本能地变白。
　　冬宫的红旗和克里姆林宫钟楼里的《国际歌》的声音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这个一年前看来好象是非常粗卤、非常古怪的形象难道不是得到了生活的证实吗？……
　　旧资产阶级灭亡了，——新资产阶级正在产生。而有的时候，旧资产阶级也转变为新资产阶级。
　　旧官僚也灭亡了，——新官僚同样不可避免地正在产生。此外，旧官僚往往象不死鸟一样，经过“灰烬阶段”，在新官僚中间得到复活。
　　军队也是这样。
　　外交也是这样。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从历史上来看，伟大的革命无疑都要给世界带来新的“思想”，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创造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归根到底要征服世界。整个历史的当前阶段属于它。人类在今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相把它吸收进来，用它来代表新文化、新风俗，同时对它进行修改，加工。
　　但是，现代总是首先把革命描绘成龙卷凤，旋风：
　　——象伤寒病一样突然袭来、猛烈地漫延和迅速地消逝……
　　机体经过流行病的很好锻炼，正在恢复：“机体已经不是原来的机体了”，但病毒的良好效果逐渐才能表现出来，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革命为未来提出“纲领”，但它在现在永远没有力量完全实现这一纲领。它的特点也正在于自己对时间提出“要求”。而时间老人由于这一要求终究不可避免地要吞没它。
　　革命向人们留下遗嘱以后就要灭亡。而革命的原则从革命灭亡的时刻起，就开始用演变的办法体现在历史中。革命在失去毒刺以后灭亡，但人类的机体却得到了它具有恢复作用的病毒的治疗力量。
　　你溶化于整个时代，
　　濒临灭亡而变得苍白。
　　你象无望的百合花一样，
　　在死亡的时候盛开……
　　但现在，现在……革命的积极分子在心惊胆战地奔走相告：
　　——基特·基特奇[3]在自己的莫斯科河南岸区又重新出现！……
　　好象曾经使勇士在神圣的俄罗斯消逝的神秘力量：人们要消灭这种力量，而它却增长着，发展着……
　　可是，请放心：
　　——这已经不是过去的基特·基特奇。这是新的贵族，新的资产阶级，新的官僚阶级。这三个神圣的阶级都有自己的具体成员，它们或者是革命产生的，或者是由革命蜕变的，革命没有力量消灭它们，但有强大的力量完全改变它们的面貌。


　　俄国革命对历史的“要求”（“驱赶历史疲惫之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俄国革命向土星的挑战——由无产阶级国家体现的共产国际的经验。。
　　由此它就采取施风式的形式，实行“极端主义”，任何伟大的革命都是这样。但由此同样产生了它在当今世界上“失败”的不可避免性。无论革命热潮怎样强大，都不能彻底消灭当代整个社会制度、整个人类的组织。相反，革命本身的组织却要根据需要进行回炉改造。有益的妥协被提出来了。
　　在这方面，俄国革命领袖、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和伟大的机会主义者列宁最近的几次讲话，具有无穷的教益。
　　他没有制造幻想。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没能成功，这一点他清楚，而且他不隐瞒这一点。全世界的革命“来迟了”，而在其他国家之外，只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思议的。“社会试验”只能使俄罗斯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更加严重。在全俄国范围内继续进行这种试验，除了证明试验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希望以及试验者本身必然遭到灭亡以外，不会带来任何效果。
　　“由国家”安排经济，把全国变成一个拥有集中生产和分配机关的统一的工厂，看来是不可能的。经济状况极其严重，而且越来越坏；过去的储备物资已全部消耗完毕。过去有理由可以把这归咎于战争——幸好，现在战争已经没有了。而把这推到国内“造谣生事者”身上，就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类借口是值得怀疑的。问题不在于造谣生事者，因为他们的“厚颜无耻”不是经济破坏的原因，而是经济破坏的结果。问题在于当前条件下的学理主义的和空想主义的制度本身。理解和指出这一点的并不一定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只有铲除、克服共产主义，才是恢复国家经济的保证。
　　看来，苏维埃政权服从了生活的要求，决定在策略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放弃正统的共产主义立场。它为了保全自身，为了重建“世界革命的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放国家的被伟大的空想所压制的生产力。
　　预祝成功！
　　现在，列宁的“新策略”的动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策略本身，我们不能不欢迎这一策略。
　　不能否认，最近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方式，极其充分地说明了现在俄国内部的情绪。可以（甚至应该）跟在柏林出版的立宪民主党的《方向盘》后面：“对这一混乱的和蠢笨的暴动（它明显地有引起全国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思想意义表示极大的不信任”，——但是，仍然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能怀疑它的“固有性”。它是一片“绿色的声响”，根据它的口号可以判断现在在“俄罗斯深处”结束丘特切夫[4]所说的“长期寂静”的力量。……
　　“苏维埃万岁，但打倒共产党人的压制！”——这就是运动的宗旨。喀琅施塔得到处充满革命精神，到处是革命的大话，它宣布自己与之不可调和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共产党人专政、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制度。
　　“革命委员会”，“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万岁广！”，“同志们，请参加我们的队伍！”，“保卫革命”，等等——这些术语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消息报》上到处可以看到。不是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而只是冷酷的试验性的共产主义制度使他们起来斗争，举行暴动。如果这一暴动的胜利只是使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坏，那么产生暴动的原因就仍将起作用，而且是不堪忍受的，直到阻碍现代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强迫共产主义被消灭为止。如果不从上面消灭强迫共产主义，就要从下面消灭它。对它的仇恨也造成了对执政党的仇恨。执政党只有在我们时代的基本经济问题上坚定地走上改变自已策略的道路，才能消除这种仇恨。某些最重要的个体经济成分应该成为主导的经济成份。看来，我们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按全部情形来看，革命正处于自己的“转变”时期。在此以前，革命主要是为了遥远未来的胜利而牺牲自己国家的具体机体。现在，它面临着巩固、恢复自己国家机体的任务，有可能帮办地牺牲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革命已经给俄罗斯带来永久的光荣。现在它必须在具体的物质力量方面恢复俄罗斯国家。
　　喀琅施塔得的教训好象在告诉人们怎样去完成这一任务。它既是警告，又是命令。
　　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需要国家制度具有“小萝卜的”外貌，这是有利的。这种外貌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避免无政府状态，并用特殊的方式保持国家的国际威望，而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保证国家必然转而采用当前发展阶段的正常经营和管理形式。俄罗斯同样地需要红色的外表和白色的内核。因此，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现在不仅不应该同情边疆的军事冒险，而且不应该希望喀琅施塔得和乌克兰式的内部叛乱运动取得成功。唯一的可靠的道路是使中央发生变化。
　　对时间规律的革命“请求”迟早要撤销，这也同“驱赶”可怜的“历史疲惫之马”的热潮要停止一样。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其中也包括撕碎土星光环的英雄尝试……
　　但是，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误会，还必须确定广大俄国群众用以对抗红色外壳的那种“白色内核”的真正的内容。
　　如果把它与革命前俄罗斯国家的内容混淆起来，或者哪怕与过去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军事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混淆起来，那是极其错误的。幻想把我们国家重新建立在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人，等待他的将是极大的失望。
　　如果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请求”，那么形形色色的“斯柯罗帕茨基叛乱”或“弗兰格尔叛乱”不过是过去的复活而已。而按照土星的确定不移的同样的命运，在新的俄国这些叛乱是不应该发生的。
　　革命产生了新的政治因素和新的“经济”阶层，他们将会存在下去。伟大的十月变动彻底搅动了国家生活的海洋，对生活中的一切力量重新进行审查，对他们进行清理和挑选。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取消这种挑选。健康的、卓有成效的反动势力进行精神方面的革命，但不复辟腐朽的、被推翻的国家制度。而恶劣的反动势力则总是用卑鄙的手段进行尝试。过去的封建阶级永远地退出了，“工人和农民”则登上了国家的前台。
　　只有革命中产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留在革命中的新的力量，才，能“恢复俄罗斯昔日的实力”。这一点需要永远记住。就是需要依靠这些新的力量，依靠他们的积极的先锋队，这一先锋队是由革命唤醒的，并在革命斗争的痛苦时期经受过十分了不起的锻炼。
　　“应该克服革命，即从革命那里接过它的可以达到的目的并用政权的坚强力量击破它的空想主义、恶意煽动、反抗行为和无政府状态。”（诺夫哥罗德采夫）
　　反革命的腐朽力量没能实现这个任务。革命本身的内部辩证法才能实现它。


革命的黄昏*[5]

（革命四周年纪念日）


　　是的，是这样。革命的黄昏正在到来，它今年的纪念日使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承认和指出这一点。革命胜利了，它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伟大的生命力，它证明自己是全世界和俄国历史上的不能忘记的阶段。但是，……革命的时代和期限已经过去。它自己即将自然地结束。
　　它作了自己所能作的一切，以便让其他人去完成更美好的事业。它用自己的热情之火点燃了俄国。这种火焰还要延续数十年，而俄国是该从灰烬中复活的时候了：“如果不死，就不会有复活。”革命正在结束——俄国正在复兴。俄国遭到破坏，十分贫穷，但建立了极其伟大的值得称颂的功勋，——它渐渐地又是十分困难地“恢复正常的生活”。但这已经不是骑着亚历山大铁马走进死胡同的、不知道怎样从迟钝的停滞状态走出来的旧俄国，——被深刻的内部疾病缠身的旧俄国。这是新的俄国，恢复“新生活”的俄国……
　　可怜的俄国消失了，——
　　贫穷的俄国结束了
　　——我们要寻找新的俄国——
　　全世界的俄国……
　　当那些注定要被俄国历史粉碎的人起来反对革命空想的时候，革命空想取得了胜利。
　　革命空想通过战胜他们以特殊的方式使自已得到确认，实现本民族的和世界的使命。但是，当它一取得胜利，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它就应该后退，溶化在它作为前奏的未来中间，让位给具体的生活真理。


　　十月革命进入第五年的时候，与它最深入的时候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现在正恢复私有制，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现实成就的顶点。过去是“立即实行世界革命”；——现在把“面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提到日程上来，并放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斗争方法。过去是好战的无神论；——现在盛行“同教会妥协”。过去是不可遏止的国际主义；——现在“要考虑爱国情绪”，并适应这种情绪。过去是最正统的反军国主义：——但是如今红军早已成为革命的骄傲。——这样的对比还可以无穷无尽地继续数下去。
　　革命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消逝在某种未来当中，也可以说，成为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理想力量”。“由于策略上的考虑”，在具体政策中取消了这些“最终目的”。革命的天使悄悄地飞离了国家：但是它已经保证自己流芳千古。


　　有的人会说：“反正主要的东西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政权保留下来了。只要它存在，革命就存在。”这个政权本身关于自己就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掌握政权——伟大的十月革命就存在。”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如果你再把十月革命装进两三个革命的代数公式，装进大家熟悉的十月革命时期拍摄的一些照片里，那就完全对了。这样，一切都会完整无损：公式在规定的地方冠冕堂皇地摆着，表示“最终目的”，而大家熟悉的人物还占据着那些全部国家领导岗位。
　　但是，革命却不仅仅限于这些简单的东西。
　　它是一种精神，它首先是活的精神。它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生活的一定时期的风格。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生命迸发。
　　国家已非四年前的国家了。无论是物质状况还是心理状况，无论是国际形势或国内形势，都大大不同了：“试验”已经作完，最高的革命炽热已经过去。黄昏开始了，也许要象北方国家的黄昏那样又久又长。……
　　这也不能不影响到政权。即使掌握政权的还是原来的人，但他们本身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们在客观上不能是原来的样子，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原来的力量了。
　　或者革命政权逐渐补充新内容，或者它必须彻底下台。
　　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当年法国雅各宾派由于不能理解新的生活条件，结果灭亡了。无论丹东，无论罗伯斯比尔，在策略上都不具有灵活性的天才。现在的莫斯科政权善于及时估计到形势的根本变化、估计到国内和全世界的革命曲线的降低。估计到形势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结论。它之所以能存在到现在，而且它的地位十分巩固，因为它服从生活的命令，把现在的俄国从革命的顶峰降下来。从全部情况来看，它这样做是坚决的、明智的、有力的。正象四年前它把国家引到令人眩晕的革命高度一样。
　　“历史的精神”仍然同它在一起。


　　漫长而可怕的四年使所有的人认识到，伟大的革命是俄国复兴的道路。问题的核心在于怎样组织革命的发展过程。
　　俄国脉搏的跳动，这些年都是在莫斯科，而且仅仅在莫斯科，——而不是在鄂木斯克、叶卡特林诺达尔、塞瓦斯托波尔。现在这已经没有争论了。除非不可救药的盲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莫斯科现在把只有在鄂木斯克、叶卡特林诺达尔、塞瓦斯托波尔才有过的积极措施都吸收过来（白色思想爬过红色战线），并且这些积极措施只有莫斯科才能贯彻执行。烧毁旧俄国的革命为新俄国奠定了基础。现在，尖锐的革命过程在实现自己的国际国内使命以后，正在自然地结束，在这种时候，尤其不容置疑的是：必须忘记一切政治纠纷（四年来这些纠纷使俄国遭到痛苦的分裂），并且坚决提出履行全俄事务工作的义务，以便恢复国家遭到破坏的各种力量。这一恢复工作现在正在放弃革命空想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的名义下进行。
　　况且，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真正和解的号召，自愿和真诚地承认它是唯一的俄国政权的号召，具有牢固的基础。


演变和策略*[6]


　　有一种最容易的辩论方法：你们把自己杜撰出来的谬论加到论敌头上，然后为了自己得到更大的光荣，再对这一谬论进行胜利的抨击。方法是容易和方便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这种方法早就遭到形式逻辑的严厉谴责。
　　最近我回想起这一方法，因为我在地方的《俄国呼声报》上读到一篇不知名作者的不大通顺的文章《演变和策略》。这篇文章重复传播相当广泛的市价看法，竭力断言，似乎调和派[7]否认苏维埃政权新方针的策略性质并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改变当成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本质的某种内在的根本的改变。文章的作者把如此明显的谬论加到论敌头上，然后胜利地揭露这种谬论的错误。很有趣的是，在我们欧洲流亡者的报刊上有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调。
　　为了避免任何这样的“辩论”，我认为最好再一次果断地证明：调和派从来都不怀疑苏维埃政权的新方针纯粹是从策略的观点出发。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只是肯定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具有深刻的根本的意义，这种新策略的后果将具有甚至它的制定者本身都不能克服的力量。“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是它的政策的演变，而不是它的哲学的演变：“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是它与过去的管理方法决裂，而完全不是改变它的领袖们心目当中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布尔什维主义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不再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这样，它就已经不是过去的布尔什维主义了。这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来自俄国的各种消息都一致地证实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不能把“策略”同演变对立起来。布尔什维主义在基本的国家经济问题上第略的演变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直接行动”的策略。而现在它如果选择了“迂回的道路”，——那它的这种行动本身就使它不再是过去的布尔什维主义了，虽然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过去的最终目的。但是，达到这些最终目的已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了……
　　为了不再重复已经提出的论据，为了揭露我们的论敌对我们思想的粗暴歪曲，我认为可以从我论述“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问题的那篇文章中摘引几段话。这篇文章载于今年4月6日《生活新闻》，这篇文章是由于收到第一批关于莫斯科经济政策正在进行改革的电报而写的。它的预见现在完全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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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当然，全部问题在于，赋予‘布尔什维主义政权的演变’这一概念什么样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这种演变看成是布尔什维克放弃自己的纲领，那么，对它的怀疑态度就是完全有道理的。的确，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主义的领袖们，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放弃共产主义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是否就证明莫斯科的政策在具体方针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这是否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发生任何演变呢?”
　　完全不是。“与世界资产阶级签订和约，向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在国内放弃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立场——这就是列宁现在的口号：——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经济上的布列斯特来表示这些口号。……当然，列宁在作出这些让步的时候还跟过去一样。但是，他一方面跟过去一样，同时无疑正在‘演变’，也就是说，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采取了非布尔什维主义政权也必然会采取的步骤。莫斯科为了拯救苏维埃而放弃共产主义。他们自己认为，放弃只是暂时的，只是‘策略上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
　　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演变”的概念规定得十分准确，没有任何根据进行歪曲。
　　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演变的理由是明显的。“俄国应该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因为俄国不能战胜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能仅仅把俄国看成是‘试验场地’，仅仅看成是必定点燃全世界的火炬了。火炬几乎燃尽了，但世界还没有点燃。……需要使俄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否则，唯一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就要熄灭。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下，共产主义经济的方法不能使俄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政权’终于认识到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力量，采取了让步措施，向生活实行了妥协。它仍然保持原来的目的，表面上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坚定地坚持由自己来实行政治统治，同时开始采取恢复国家经济所必要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
　　七个多月以前，苏维埃政权的这种新方针还刚刚确立，那时就已经可以预见到它对于国家所具有的全部根本的重要意义：
　　“有许多理由认为，苏维埃政权一旦走上让步的道路，就一定要服从让步的逻辑，就是说，它要再回到旧的共产主义正统信仰的立场上已经不可能了。坚持‘正统信仰’的左派大概也就是以这一条论据反对列宁的新策略。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列宁有效，那么从国家利益观点来看，它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因为国家并不关心回到正统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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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摘引这些不容有两种解释的引文，目的在于说明调和派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问题上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确立的。时间只是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从来自俄国的各种消息看，国家在新的执政方针（根据对总形势的清醒估计制定的）的影响下，正在明显地恢复正常。“地方”极其迅速地接受中央的新指示，并且生活甚至竭力超过消除共产主义的法令。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回答吸收“资产阶级”各种派别的代表参加政府的建议时，已经这样开玩笑地说：“既然我们自己能成为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我们要去请立宪民主党人呢?!”这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很能说明问题：布尔什维克从策略上考虑，把自己“装扮”成促进培植“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权。但要知道，归根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动机，而是他们活动的具体结果。
　　越来越清楚，莫斯科要想“退回到共产主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各种新的社会联系正在形成：“苏维埃资产阶级”日益成熟，这是现实的和永久性的“革命成果”。新的经济因素——农民、“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和城市新资产阶级同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根本不希望恢复只对破坏旧制度非常合适的“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将越来越发展和越来越加深，这是毫无疑问的。新的经济关系已经反映在法的方面（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的新的民法典），接着必然要形成管理形式，而当新资产阶级的骨干完全成熟起来的时候，在“大政策”中随之也会产生相应的“反映”。但国家的革命面貌仍将保存下来，那些还幻想旧式反革命即“白色”或“绿色”反革命的人，对此则往往十分迷惑不解。我们走上了“热月政变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我们这里与在法国不同，在我们这里，这条道路将是很长的，而且要在革命的苏维埃政权的名义下通过。俄国爱国者的义务不是无意义地与新俄国进行斗争，而是要力所能及地促进新俄国的恢复，真诚地接受革命政权的“新方针”，这“新力针力对于重建俄罗斯国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强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因素。
　　调和派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这样。如果有谁想要善意地对这一立场提出异议，那他首先应该理解这一立场。否则，就是“空弹射击”，就是空洞的和令人讨厌的废话，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译自《在革命的名义下》1925年哈尔滨
俄文版第15—19、44—46、51—54页。

（刘彦章译）




[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3页。

[2] * 本文载于1921年5月22日《生活新闻》

[3] 基特·基特奇是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富商，是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译者注

[4] 费·伊·丘特切夫（1203—1873年）——俄国诗人。——译者注

[5] *本文载于1921年11月7日《生活新闻》。

[6] 本文载于1921年11月20日《生活新闻》，转载于巴黎出版白《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这篇文章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列宁的驳斥。

[7] 本文载于1921年11月7日《生活新闻》。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