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
〔美〕美国共产党工运部组织者
1956年
来源：《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1976年第5期（总第17期）。译自美国《红色文件》1974年10月第7期，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
美国革命联盟刊物《红色文件》编者按：下面的报告，是美国共产党的工运部组织者在1956年美国得到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后不久所作的。我们把这个报告重印发表，因为它彻底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荒谬论点，这些论点第一次公开表明苏共中央已被修正主义篡权。重印发表这个报告，也是为了表明当时在美国共产党内，确实已经出现了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尽管斗争还没有那样广泛而完善地组织起来。报告的作者目前是革命联盟的一个领导成员。
我把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评述用书面写出来，主要是因为在目前这段时期中，我感到有必要尽我所能，用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我对报告结论中的几点反对意见加以整理。当然，我象其他任何人一样，由于对结论中的一些问题缺乏足够的文件供查考，此外，由于我个人的局限性，对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缺乏研究，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实质性关系的知识极其肤浅，因而分析的深度受到限制。不过，我对报告的反对意见是根据我目前的理解水平和已经看到的文件认真分析后得出的。
我的反对意见针对的是：关于目前“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法；对苏联致力于和平行动才使紧张局势得以缓和的理由；关于在前殖民地国家和所谓“和平区”的发展问题；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以及关于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此外，我大胆地、但又把握不大地试图对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一是关于刚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从资产阶级民主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二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高涨和低落的问题。我对自己的论述感到把握不大，只能算是一个尝试，因为不管我怎样认真努力，我对自己是否能够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还没有绝对的信心。这些论点绝不是以“赫鲁晓夫，你错了，这才是对待问题的正确途径”这样的口气提出的。这些论点是在我试图通过研究赫鲁晓夫的报告以了解世界形势的过程中得出的，因此我把它们提出来。
对于教条主义，我先要说几句。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教条主义的地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思想意识中是敌对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神圣不可批评的东西，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行动准则。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变化的普遍性的认识。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贬低为不能再发展的公式，那末它自己对于这个普遍性也不可能是例外。由于相互关系在具体地不断地变化着，这些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也在变化，因此，工人阶级为其自身利益而斗争所采取的必要的行动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百年历史中，这种变化的例子是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中的胜利；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矛盾最尖锐的一些国家实现，而不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的观点；垂死的和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等——以上这些只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出现的许多新发展中的几个例子。
而且，除了生活的变化产生了实践的变化之外，还有知识和科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发展，这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体、更彻底地研究革命斗争的某些方面。所以，如果我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些论点持有异议，那末使我不安的与其说是它们与传统的提法不同，还不如说，我关心的是这个报告是否充分提供了以新的提法代替老的提法的根据。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在我看来，他所描绘的图画是美妙的，但不是现实的，他的论点不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为根据的。他举了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世界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包括“和平区”在内的世界和平势力的力量。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前面一部分谈到缓和紧张局势时，还提出第三点理由，这就是，资本主义集团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还认识到苏联是不可战胜的。尽管赫鲁晓夫在论述中并没有把这一点作为特殊因素，但我还是要就此发表一些议论，因为其他人在坚持“不是不可避免”这个论点时，总要拿出这点理由作为根据。
赫鲁晓夫提出的几点理由，对战争的确起着制约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必须首先回答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才能说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报告中这一观点就同前面的几部分有明显的矛盾。他在前面那些部分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势已如何恶化；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把它们引向更频繁、更严重的冲突；英美之间的冲突如何变得更为严重，就象英国、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冲突一样；西德和日本已如何恢复了它们战前的地位，等等。
只强调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有可能实现法西斯化，决不能把这种可能一笔勾销。我知道，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抵抗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能不能认为法西斯主义将永远被制止？换言之，如果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变成法西斯主义，战争是否仍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整个报告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法西斯主义，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讨论和平问题时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
列宁谈到资本主义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赫鲁晓夫的提法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即使处于较大危机时，也不再会发动战争，而相反地会出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和平地或用其他方式实现社会革命？
大胆地提出新论点是一回事。这不是一定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做到的事。可是，提出一个论点并把它确立在对所有社会关系现象认识的基础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当代和平问题作出了远为可靠的估计，这个估计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央委员会看到的所有现象，斯大林不但也看到了，而且还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什么是基本的。这本非常深刻的著作的第六部分，我相信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关系作了非常出色的描述，也是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极大部分观点明确的回答。我很想把所有这几页都引证出来，但现在仅引用最后一段就足够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至于“和平区”的作用，我相信，赫鲁晓夫错误地把基于此时此刻形势的暂时现象看作是必然的、永恒的。关于这点，我将在谈到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时更充分地论述。为了论证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殖民地国家的解放使这些国家在战争问题上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进入了和平战士的前列，但这除了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发展外，别无其它影响。
关于资本主义集团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将意味着什么的论点，完全是文不对题的。然而，每一个为反对战争不可避免观点而进行争辩的人无不提出这一点。这样做也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有的是有意识、有的是无意识地认识到，在重大问题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们听到资产阶级发言人吹嘘并宣扬已经加强了的军事政策，包括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政策之后，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保证，即资产阶级在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之前，他们自己并不想要战争。
赫鲁晓夫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但他还是间接地把它作为紧张局势缓和的理由提了出来，而这样，这个概念就留在人们的脑子里了。顺便说一下，这也不是紧张局势缓和的理由。报告中说：“在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压力下，有影响的西方集团中出现了某种头脑清醒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战争是一场多么危险的赌博，”等等；战争如何会导致社会主义，如何会在原子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等等。
这一立场，同白劳德的“明智”的资本家的立场相似得令人吃惊。赫鲁晓夫关于资本主义领导人不断清醒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同战争不可避免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就此而论，同紧张局势的缓和又有什么关系呢？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根据它们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行事的吗？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扶植德国和日本是符合美国和英国资本家的长远利益的吗？并非如此——目前的武装西德和在日本的同样企图也不符合任何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然而，现在却在这样干。
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资本家总是干那些眼前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而不是一定干那些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事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如此，只要它还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如果能改变的话，那末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重新组织的问题就更难于解决了。
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没有连续不断地出现一系列战争的话，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也许会更令人信服一些。毋庸置疑，和平力量曾经成功地限制并制止过许多这样的战争，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发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持乐观态度。
当然，如斯大林所论证过的那样，对苏联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也存在这一危险。和平力量当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去限制、牵制、甚至制止某一场具体的战争，也可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拯救世界免于原子毁灭。我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和和平力量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许多成就，而这种必要的斗争将引向一个和平的世界。能否说美国的和平力量能够阻止我国的战争制造者把我们引向战争，就象他们在朝鲜做的那样？我们将来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还不能。
我再就赫鲁晓夫的推理方法和他背离马列主义方法这一方面的问题说几句。他在阐述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论时，先把战争的发展分成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
“人们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考虑到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的经济基础。这是不够的。战争不单是一个经济现象。战争发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力量、组织程度以及人民的觉悟和决心。此外，在某种条件下，进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所发动的斗争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说明在过去的一些战争中这些进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怎样软弱，而现在则是强大的，是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他的论证很有趣，他把战争分为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恰恰是因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不但必须把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论点，而且还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统统都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产生了战争灾难，从而使和平运动得到发展，就象对遭剥削的体会产生了工会运动一样。如同全国业主协会和工会运动一样，军事组织和和平运动也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和平力量可以推迟、限制、甚至在某些时候制止战争的理由。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一个？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确实可以改变基础，但出现这种情况时，旧的基础已被新的基础所取代。赫鲁晓夫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国内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所提出的胜利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从中就不难看到上层建筑改变基础的一个例证，这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促使社会主义秩序代替资产阶级秩序的重要的推动力。人们会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并且“和平一定会战胜战争”，而在那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将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赫鲁晓夫关于在现存的帝国主义的结构中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实质上是上层建筑可能比基础的作用更强大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我以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一信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部分：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真的是可能的吗？当然是真的。只要具备适当的条件，是有可能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匈牙利却不能为例。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的确可以说一个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通过议会手段掌了权，可是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前，它就被反革命推翻了。迄今为止，捷克斯洛伐克还比较最为接近这样的例子，尽管它既不是议会的也不是和平的，但没出现什么暴力。在其余的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中，胜利的军队（不能算和平的）建立的政府，也不能说是和平过渡的例子。虽然如此，抽象地讲，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如果赫鲁晓夫重申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声明，仅仅是为了向世界指出，暴力是来自剥削者而不是来自人民，而人民必将战胜这种暴力，那么人们是不会反对的。但是，赫鲁晓夫的主张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显示他在当前的形势中发现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有可能用新方法看待问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同样的事实被加以引证来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进行辩护。不仅如此，使人得到的印象是，在好些国家里已经把和平过渡列入了议事日程。他没有说具体在什么国家，只是声明在资本主义仍然强大并拥有庞大武装警察机构的地方，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
我试图推测他到底指的是哪些国家——当然不可能是危地马拉或古巴，也不是南朝鲜，也不是南越或马来亚，也不是西班牙或葡萄牙。我想他一定是指法国或意大利，也许还指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后三个国家我将在后面论述殖民地问题部分时再谈。先让我们看看法国和意大利——他的意思是什么？——那里资本主义比较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法国或意大利要比在危地马拉或南越强大。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势力在封建主义早就不存在的那些地方要比仍然是半封建的地区顽固得多。
在这点上，我相信赫鲁晓夫犯了好些严重错误，显而易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毫无所知的。他似乎把取得社会主义政权看成是在“工人阶级取得对人口的极大多数”的领导权时就出现了——注意，他没有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显而易见，他并不认为这个多数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任何工人阶级政党的联合就足够了。他似乎要篡改列宁的学说，要把列宁的学说全部压根儿忘掉。
什么才是取得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呢？列宁制定了这些条件，我认为这些条件现在仍然适用。必须有一次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危机，在这危机中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因此他们再也不能依然如故地实行统治；全国人民必须觉悟到事态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最后一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拥护它的先进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具备；如果不具备，危机就会用其他方式解决。赫鲁晓夫似乎在期待这个发展将以普通的政治方式进行，可是，经过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科学证明的事实却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危机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是举足轻重的。
事实上，赫鲁晓夫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一旦掌权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混淆了。他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兜来兜去，似乎二者是同一个观点。例如，他对列宁的立场的回顾就可说明这一点。下面一段话引自他的报告：
“回想一下，在1917年4月出现的条件下，列宁承认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1918年春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拟就了争取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著名的提纲。”
上文的第一例，1917年4月，列宁指工人阶级获得政权；第二例，列宁指工人阶级一旦巩固政权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个例子不是象赫鲁晓夫所暗示的那样是互相关联的，是相类似的，或是相同的。如果他对列宁四月论断的回顾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为了证实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的立场，那就是工人阶级不企求暴力，也不会首先使用暴力，在资产阶级已变为虚弱的必要前提下，他们可能不用暴力就能取得政权。我所以说“如果他的回顾是正确的话”，因为我们在《苏联共产党党史》的第197页上发现了引自列宁和斯大林写的《俄国革命》一书中的一段话：
“革命的和平时期业已终结，——斯大林同志当时说，——不和平的时期，搏战和爆发的时期已经到来……”
回忆一下列宁在1917年以前所持的立场，即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那末，1917年7月的这段引语看来表明列宁在四月指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有一段和平的阶段，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一个阶段。革命中的和平阶段和和平革命这两个概念是有天壤之别的。
不管怎样，在那以后不久，列宁于1917年8月通过出版《国家与革命》一书表现了他彻底辩证的光辉思想。这本书对怎样取得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期望避免暴力是市侩的而不是革命的观点；又指出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暴力来对付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任何尝试，认识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列宁认为，要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它的改良主义区别开来，搞清这个问题是极端重要的。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对搞清这一问题作出贡献，反而助长改良主义的幻想。此外，他的主张是不严肃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个问题排在议事日程上。即使在法国和意大利，那里有庞大的共产党组织，并得到人民的巨大支持，他们也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紧迫问题提出来。他们怎么能提出来呢？——这只有在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毋庸置疑，他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表明他们并不企求暴力，并表明如何才可能避免暴力。也许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不管怎样，正如马克思和列宁已令人信服地证实过的那样，可能避免暴力的希望是很小的。当然，如果危机使资产阶级削弱到无法进行任何抵抗的地步，那末过渡也可能会是和平的。但是，有谁能在此刻并对下一步作出这种假设呢？要预言在下一次严重危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并把它作为那个阶段的行动准则，这是极端的蛮干。至少我个人就看不到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时候如此修正马克思主义。
尽管赫鲁晓夫把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在工人阶级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完全是另一码事。除了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时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之外，赫鲁晓夫一直避免使用这个词——他使用了诸如“把议会改造成为体现人民意愿的工具”，“保证根本的变革”，“把人民民主作为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社会的形式”等等的提法。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吧。我认为这是向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性在于要保持一个真正革命的党，一个不会受改良主义的幻想和改良主义的叛卖所影响的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所有国家中发展的历史。现在要把这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教条而加以放弃，这就意味着把我们在科学中经过实践证明的那部分正确的东西放弃掉。我尤其认为，赫鲁晓夫引用列宁的话来点缀他的论点，主要是为了表明他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实际上，列宁和他却站在两个对立的极端，赫鲁晓夫的这种作法不是一种正直的作法。例如，他引用了列宁关于每个国家将发展“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段引语，而把它引申为发展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主义组织来暗示中国和东欧国家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我想提醒赫鲁晓夫，那种把列宁主义说成只是对俄国革命作出的特定贡献、只是对俄国革命独有的特点所进行的科学论述而并不适用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观点，是苏联国内的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所持的观点，苏联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早已把这种观点彻底唾弃了。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这种引用列宁的话来歪曲列宁主义精髓的做法是卑鄙的。
我引用列宁的下述几段话并坚持认为它们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引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既然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使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消失了，他也就是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
引自同一本书：
“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引自《国家与革命》：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当社会主义世界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有一些力量薄弱的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资本主义世界，到那时，在这些国家里才或许有可能谈到以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孤立已推进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象芬兰这样的小国（就算它的经济也同苏联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的命题也许值得对它所提出的论点加以研究。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论点在目前也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历史记载了李卜克内西、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右翼和孟什维克的许多论战。赫鲁晓夫的话支持了那种早就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的审判所驳倒的立场。进行强有力的尖锐的议会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并在议会里坚强地捍卫人民当前的利益，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看不到议会行动的重要性是无政府主义，这是目前工人运动中一种已被击败的无足轻重的思潮。
但是，另一方面，依赖议会战术的立场是机会主义，也是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在资产阶级议会中一个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什么？援助发展中人民的斗争，揭露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揭露资产阶级对议会的控制和腐蚀，尽一切可能支援人民的斗争，利用议会作为宣传某个地区人民的行动和要求的讲坛，使其他地区的人民也这样行动起来，以形成群众运动。
议会行动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同人民自己起来战斗相比则是次要的，人民运动才是主要的。人民只有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时，才可取得根本的胜利。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联合斗争比采用或通过任何法律的意义都更大。当然，我并不想否认这种立法行动的重要性。蒙哥马利市那样的革命斗争把运动的整个水平从简单而天真的改良主义提高到能够真正赢得斗争目标的程度。黑人要求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是这次运动的导火线，这个运动目前代表了黑人向平等和尊严进军的最高峰。
赫鲁晓夫虽然声称他的立场并不是改良主义的立场，但是，我就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的不同，他的声明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一篇废话而已。如果一个建立在改良基础上的议会、普选制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那么，改良主义者是正确的了，而一百年来共产主义者倒是错误的了。
对资产阶级议会抱有这样极端美妙的乐观主义，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彻底无知而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人，包括工人阶级中许多正直的人，对这点都缺乏认识。可是，这种观点竟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央委员会，却是出人意料的。
关于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在研究对斯大林重新评价这一实质性问题以前，先谈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我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最笨拙不过了。就这么狠毒地一下子为社会主义的诽谤者提供了炮弹，损坏了苏联在世界各地善良的男男女女中所享有的崇高的、逐步增长的威信，打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威望。
公开讨论我们的错误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有益的；但是，是否有必要这样提出问题，这样进行讨论呢？以致于造成的初步后果至少都是有害的，给各兄弟党带来自己造成的危机。不管怎样，美国共产党也许早就在进入危机，然而，目前的气氛，是不能产生有理智的决议的气氛，特别是就这份报告中的一些主要论点来看。
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讨论的实质，很可能会长期争论下去。我仅仅提出几点看法。所谓的“秘密报告”，是一份非常主观的文件。特别是报告最后的三分之二更是如此。虽然我不能驳倒其中任何一个提法，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些提法，至少不能接受它们所包含的意思。
不仅在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辉历程中，而且在斯大林同志本人的著作中，都有如此大量客观的证据，使我不能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的论点看作为真理。斯大林早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所作的最出色、最精辟、最简明和最深刻的阐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对“左”右倾的论战，论农业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他所作出的许多理论贡献中的一小部分。
有人暗示说，斯大林年轻时是不错的，可是年纪一大就退化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常有的事，要不是斯大林在逝世前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两本光辉的著作的话，我们也许会很容易就相信这一点的。第一本著作既对语言学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用问题的一个创造性发展。第二本著作是论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仅有的严肃而重要的作品。
米高扬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缩小这一提法，对后一本著作提出了疑问。已经缩小了吗？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反而上去了。也许斯大林的提法是错误的，但是，米高扬，我不愿为此和你打赌。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等着瞧。
此外，斯大林发起了一些对“个人崇拜”最有力的进攻，他写的关于集体工作的文章是很鼓舞人心的。那末，事实是什么呢？是一个讲得好听、干得很坏的人吗？也许是这样。我可以假定，一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可能会打他的孩子；但是，我很难理解，一位能够写出为人类进步服务的、观点正确而有创见的著作的社会科学天才却会对人类缺乏真诚的爱，却会把个人荣誉作为指导他行动的动力，却会关心自己更甚于关心他人。照此推理，马克思主义科学下一次的伟大发展也可能来自于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了。我想不通——整个人是统一的，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人，看来肯定不会是个坏蛋。
当然，一个人不仅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即使最伟大的人也会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
陶里亚蒂和丹尼斯感到，中央委员会应该多作些自我批评，因为这些错误不仅是斯大林的错误，也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我用同样方法但从反方向来推理，我认为，斯大林应该为他才离开不久的中央委员会竟会在二十大报告中列举出这样多反列宁主义的论点而受到批评。
斯大林是非常厉害的，也许在论战时太厉害了。我猜想，他决非无缘无故得到斯大林这个名字的。当一项认为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必要清除敌对思想的影响的政策（我相信是集体制定的）决定后，斯大林执行了这项政策（是否有“无情地”这个词？）。我敢肯定，会出现不公正的行为，也有“违反苏联法律的罪行”。我不会对这些伤害事件轻描淡写地不予理会。我猜想，出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也许太多了一些。我不会轻易地把这些事抹去，但我也无法不看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产生了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给人类带来了某种希望。
如果能把所有这些“违反苏联法律的罪行”全部归罪于贝利亚一人，那是会令人满意的，但是，不能这样做——这样太简单化了，而我不禁要提一个问题。在许多国家里有许多次审讯，尽管在这些公开审讯中被告都供认了罪行，还被宣布为陷害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的罪行”。关于这些审讯，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被告在法庭上不反供。所以，我要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不对贝利亚进行公开审讯——这难道不是“违反苏联的法律”吗？
贝利亚是一个中央委员，担任苏联最重要的职位。我想，对他这样一个高级的官员进行这样秘密的审讯还是第一次——即使在贝利亚本人掌权的时候，我想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即使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难道还没有必要结束这种行为吗？而就在最近，二十大以后，四名党的重要官员在秘密审讯中被判罪。
至于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我相信，斯大林采取的战略是，在第一次受到攻击时，就直接还击，当苏联人民把工业设备转移到乌拉尔山的另一边去时，苏联军队尽力阻止德军前进。这是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转移，总的来说，是相当快完成的。完成转移后，苏联军队后撤，固守在关键阵地上。
赫鲁晓夫似乎暗示说，如果有适当的准备和适当的战术本来可以把纳粹军队阻止在边境或边境附近。对此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个战略不管是斯大林制订的还是集体制订的，总是出色的；此外，它还显示了对苏联人民的高度信任，相信他们能完成这样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样史无前例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对战争最终胜利结束是个决定因素。我同意赫鲁晓夫的话：主要的荣誉应归于英勇献身的苏联人民。
结论
二十大的震荡对美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正直的同志大为震动。这些同志中的多数也许同意大会提出的论点和对斯大林同志的重新评价，而且对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这也动摇了他们自己生活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多年的忠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何苦呢？”并且，他们中许多人至少暂时被震动得手足无所措了。
其他还有象我这样的一些人不同意这些论点和重新评价，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犯这样糟糕透顶的错误而感到惊愕。这些人同样感到前进的道路模糊不清。我们将怎样面对这次危机，我们将怎样去挡住这股退党和活动停顿的逆流？
大会引起的反响使我们摆脱了队伍中的个人机会主义分子。但我们经不起失掉那些陷于严重疑虑中的同志。我们经不起失掉这些同志，因为他们非常正直、非常诚挚，因为他们在非常难以忍受的时期仍然留在党内并表现出了勇气和正直。为了我们党，为了发展美国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竭尽努力，减少损失。
二十大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一定会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它们不会在明天就得到解决，同时还有一个危险，即在这些问题和一系列有关我们党的全国政策得到解决之前，我们的损失将会是很大的。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前进呢？我认为，我们能够采取的最有成效的政策问题莫过于致力于发展党的俱乐部并扩大其影响这样一项坚定的政策。这个政策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变得绝对必要了。
我们必须个别地向我们的同志呼吁，要他们在基层组织工作中自己去寻找答案，有计划地发展我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在各自的俱乐部范围内制定出行动的步骤，学习经典著作，并在实践中加强我们党的统一。在讨论我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不要争吵，也不要形成“所有问题，一致同意，谁不同意，谁就倒霉”的局面。
这些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即使我们不能在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意见一致，我们也可能很快就同意下一步在我们基层组织中扩大我们的影响和深化我们工作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珍视我们的刊物，我们必须提高它对基层组织的使用价值，建立一支读者队伍。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寻找那些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并参加我们队伍的人，使党再次开始它的成长过程。
我们反复讨论怎样为我们全党制定一项全面计划，这项计划大体上要能结束我们的“孤立”状态，并增强我们的力量。也许我们将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同时，甚至可以讲，我们必须首先同人民接触，在我们车间和周围、在城市生活中、在农村参加并发动有成效的斗争。
我知道我们能做到这点。并且，经过错误和成功，我们也会制订出一项正确的全国性政策。我们必须要有所转变，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一步。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