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19．琼斯和斯坎隆打压“内部敌人”
1976年7月底，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丹尼斯·希利削减了公共开支，并提出了“第二阶段”收入政策，规定加薪幅度不得超过4%。货币市场对此并不满意，危机仍然没有结束。工会最高领导给政府撑腰。杰克·琼斯发出号召，说1977年应当是“勤劳苦干之年”[1]，听起来倒有点毛主义的感觉。
在厂里，戴维·巴克尔即将遭到工人的又一次反抗。管理层以劳动速率不达标为借口，开除了一位亚裔青年工人阿尔伯特·侯赛因（Albert Hussein），雷格·帕森斯也同意开除他，但是，戴维·巴克尔却一连几星期都不想管这件事。在巴克尔接管装配厂运输工会之前，5/293就已经在与侯赛因的会员代表德里克·皮卡普（Derek Pickup）合作，争取保住侯赛因的工作，然而，巴克尔却根本不想碰这件事！亚裔工人对此感到特别愤怒，他们发动了几次短时间的抗议罢工。
然后，到了8月9日那一天，北部厂区的生产工人在午饭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午休结束后，Maxi[2]和“公主”生产线的工人举行了声援阿尔伯特·侯赛因的罢工。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要求雷格·帕森斯解释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帕森斯拒绝出席大会，还派他的副手托米·格伦（Tommy Glenn）到会上叫工人复工。工人拒绝复工，大会经过表决，决定要戴维·巴克尔介入此事，如果巴克尔拒绝，就举行更进一步的罢工行动。
工人参与会议
几天后，在长桥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工人参与会议。它的名字叫英利轿车工人参与大会。三百名公司高管、工会领袖——其中最出名的是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工会中央干部、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监工和参与制度的代表，以及轿车委员会的委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讨论了管理层的各种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发动工人群众去帮管理层解决这些问题。英利轿车生产主管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ry）说，必须找出新的办法，阻止罢工，提高出勤率。
大会结束时，英利轿车总经理阿列克·帕克[3]私下约见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跟他们抱怨厂里发生的罢工太多了。他告诉他们，如果工潮继续下去，原本按照莱德计划应该发放的下一笔拨款，就会被政府扣留，这样一来公司就要破产。这不过是一种略有仪式性质的威胁，然而琼斯和斯坎隆却当真了，同意采取措施阻止工潮，打压激进分子。
专职干部大会
一周后，在8月19日那天，他们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让英利公司全体地区、分区和中央的专职干部参加。就连召集者都不能参加——哪怕是德里克·罗宾森也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运输工会的专职干部都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专职干部大会的重要性正在超过其它所有工会机关，包括会员代表机关在内。而导致这次大会召开的关键原因，又是前几天召开的工人参与大会，他们全都参加了那次工人参与大会。
就在大会那天早上，他们见了首相吉姆·卡拉汉，卡拉汉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压制自己工会里的激进分子，政府就不会给英利公司拨款。这与克洛伊顿大会上的承诺是相符的。
琼斯和斯坎隆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把自己的工会内的激进分子打成了“内部敌人”，实际上就是在向激进分子宣战。他们要求专职干部更加紧密地同管理层合作——对有些人来说，这恐怕会比较困难——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罢工。大会结束后，特里·达菲——在工程工联与英利公司的谈判中，他是工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对媒体说：“只要我找到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激进分子，我就会狠狠整他。”
这次大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巴克尔在《战时状态》里，明明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却又装出犹豫的样子：
多年来，杰克·琼斯一直对我们说，会员代表是工人的真正代表，专职干部只能执行会员代表的意志。可他现在却对我们说，为了让公司继续开下去，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要跟会员代表对着干。他的立场转变得太剧烈了……（第94页）
四位会员代表遭到打压
四天后，在工人参与大会的直接影响下，考利装配厂经理戴斯·诺斯（Des North）发出通知，禁止工人在厂内参加未经允许的会议，违反者将受到纪律处分：
本通知特此提醒少数人：以后凡是没有得到资深工会代表（们）和公司的同意就擅自举行集会的雇员，将以扰乱厂内秩序、导致生产损失的罪名，受到纪律处分，处分的结果将是解雇。
第二天，公司叫北部厂区的四位运输工会会员代表——戴夫·皮宁顿（Dave Pinnington）、安迪·布朗、佩里·卡伦和托尼·霍默——去劳资关系部报到。佩里·卡伦原先在CBW工段工作，现在已经成了北部厂区装配线上的一个广受尊敬的、激进的会员代表，戴夫·皮宁顿也是。他们俩都是政治上的同志，也都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成员。
戴维·巴克尔在休息室里接见了这四位会员代表，他装出假笑，对他们说：“可逮着你们了。”然后雷格·帕森斯也来了，巴克尔就对他们说，他接到了管理层的信，里面讲了要对他们进行处分。四位会员代表就问巴克尔要一封信的副本，但巴克尔拒绝了，还说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所以他有权处置。四位会员代表就问他这封信上的日期是哪一天，他就告诉他们是8月20日。也就是四天以前——正好是琼斯和斯坎隆同专职干部们开完会后的第一天。
然后管理层的人也来了，把这封信的副本交给了他们。信中宣称，他们组织了保卫阿尔伯特·侯赛因的群众大会，扰乱了生产，导致了四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资方不再承认他们的会员代表资格。这封信最后还要求运输工会对这四人的行为进行调查。
管理层的人走后，巴克尔就说，他觉得公司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那四个会员代表要倒霉了。然后他们跟巴克尔大吵一架，但巴克尔顽固不化。巴克尔甚至表示，在这件事上，工会并没有“不赞同”（failure to agree）管理层，这实际上就等于接受了管理层的处分。管理层的人回来后，巴克尔特地告诉他们，“那四个会员代表”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了。
巴克尔在群众大会上遭到了失败
四位会员代表在午休时间结束后回到了生产线上，没过几分钟，厂里就发生了静坐罢工，要求资方承认他们的会员代表资格。晚些时候，夜班工人也举行了会议，然后做出了相同的行动。于是巴克尔就在第二天在南部厂区食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他跟以往一样狡诈，特意把内饰工段和修整工段的工人也拉来参加大会，因为这两个工段的工人虽然属于同一个生产流程，但他们并没有参加罢工，而且那四个会员代表也不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投票支持复工。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群众大会。巴克尔和帕森斯严厉批判了四位会员代表，并公开支持管理层的处分。他们说那四位会员代表是受外部势力操纵的政治极端分子。巴克尔甚至还针对阿尔伯特·侯赛因，打出了种族牌——他质问大家：“要是被解雇的是个白人，你们还会这样支持他吗？”他俩都说那四位会员代表确实有罪，并催促大会接受管理层的处分。
然而巴克尔犯了大错。群众要求让那四个会员代表上台讲话，他屈服了。四位会员代表讲话时，获得了满堂喝彩，佩里·卡伦对此是这么描述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暴动，欢呼声、尖叫声充满了整个食堂。”巴克尔企图控制局面，他对群众说：“你们要是投票支持那四个人，就等于赞成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公司已经发出了挑衅，你们要是投票支持那四个会员代表，就等于中了挑衅。”
巴克尔提交大会表决的第一个议题是：“本次大会将通过表决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这是为了同厂里的传统对抗；厂里有个传统：当会员代表遭到打压时，任何行动——无论是大多数工人参加还是只有少数工人参加——都是合理的。绝大多数的人投了赞成票。巴克尔便提出立即复工，然后他被击败了！
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反对这个提议，当它被否决时，食堂里欢声雷动，许多人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巴克尔和帕森斯大惊失色，但他们马上反应过来——他们中止了大会，并急忙朝门口走去。因此，大会既没有决定该怎样推动罢工，也没有决定应该由谁代表罢工工人去同管理层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那四位会员代表至少可以暂时享受出乎意料的胜利了。那时午休时间还没结束，托尼·霍默走进北部厂区食堂，对着正在吃午饭的我们大喊：“我们总算教训了那些混账一顿！”到处都传出了欢呼声。这让积极分子大受鼓舞。
午休时间结束后，北部厂区的生产线工人继续静坐罢工。到了下午，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地区委员会去找巴克尔，要求他当代表。巴克尔接见了代表团，并同意代表他们。代表团回到了厂里，但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他们发现巴克尔居然去度假了，时间长达一周，可他却没有安排其他干部负责罢工。
帕森斯气疯了
群众大会上的失败，让帕森斯暴跳如雷。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表了拥护管理层的声明，还歇斯底里地痛骂那四位会员代表，并把他们受到的处分同管理层以前对我的打压联系起来：
我发自内心地、绝对有把握地确信：长期以来，这四个会员代表一直在执行由一小撮人制定的政策，组织和制造各种事端。因此，我公开赞成管理层的决定——不再向他们提供会员代表应当享有的各种便利，我认为我绝没有做错。我公司并没有阻止普通的会员代表履行自己的正常职责。不，他们以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傻，其实我们并不傻。我们很清楚，某些团体想在厂里搞事。公司会采取这种政策是不足为奇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关于阿尔伯特·侯赛因，他说道：“没错，我赞成解雇他。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大家很快就会明白的。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不会让工厂因为这件事而停工。”《牛津邮报》发表了他的声明，还加了大字标题：《帕森斯同四位会员代表划清界限》（PARSONS DISOWNS UNION FOUR）：
考利的运输工会资深会员代表雷格·帕森斯先生支持公司对他手下的四位会员代表的处分：就在昨天，帕森斯先生亲自写了一个声明，发给了装配厂的全体运输工会会员，他在声明中说：虽然公司不再承认这四人的会员代表资格，但他不会为了保卫这四人而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北部厂区的生产线工人仍在继续进行静坐罢工。但是，领导罢工的会员代表和积极分子却遭到了监工的疯狂骚扰。在Maxi生产线上，肯·波尔（Ken Ball）是领导罢工的主心骨。肯是个和蔼的大个子，也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成员。后来他饱受病痛折磨，这跟他在罢工中受的骚扰肯定脱不了关系。两个监工时刻跟在他身后，把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录了下来。管理层明确表示：与罢工有联系、或是在厂内其它地方鼓动群众支持罢工的会员代表，都会被解雇。他们还对我说，他们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只要我敢走进北部厂区的生产区，就会处分我。
第二天（9月2日，星期四），戴维·巴克尔度完假回来了。当天晚上，牛津地区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四十名罢工工人离开工厂，到会场去请愿，并要求得到正确的代表。巴克尔不让他们进门。同一天晚上，代联委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了罢工问题——工程工联的会员代表们已经决定支持罢工。代联委决定支持罢工，散发了传单，要求保卫四位会员代表，并要求运输工会支持他们：
管理层已经宣布，不再承认我们在北部厂区的四位当选会员代表的资格，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深表关注。为了探讨事态的进展，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已于1976年9月2日星期四举行了紧急会议。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会议决定：公司的行为是对工会力量的基础——会员有权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担任会员代表——的直接挑战……
部分工段为了保卫自己的会员代表，正在采取行动，我们呼吁运输工会正式支持这些工段的行动……
到了星期五，巴克尔又跟罢工工人开了会。这次他从布莱恩·马瑟斯那里拿来了分区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建议对这次纠纷进行调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工人必须复工。它是这么说的：
分区委员会将组织调查团，对这次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建议我们的会员继续工作，由其他会员代表暂时代表他们。
巴克尔分别同日夜两班工人开了会，把这个决议拿给他们看。有一班工人不是由那四人代表的，所以他们是罢工中最弱的一环，巴克尔就先找这一班工人开会。这次他不仅没有让那四人发言，甚至还不让他们出席会议。表决的结果是赞成复工。巴克尔又扳回一分。那天晚些时候，巴克尔和帕森斯得意洋洋地接受了《牛津邮报》的采访，巴克尔对《牛津邮报》说：“要是会员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地开会的话，还有哪家公司能开下去？”帕森斯补充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他们给搞定了。”
到了星期一，巴克尔又跟另一班工人开会，他的诡计再次得逞了。他对《牛津邮报》（9月4日）说：“形势已经开始转变，变得对一小撮破坏生产的工人不利了。”他说他“百分之百地拥护我们这里的资深会员代表，他干的是这一行里最艰苦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接受了他的领导，并赞赏他在处理这种局面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韧性。”然后他宣布，他已经中断了与工程工联的一切联系，在工程工联撤回他们对那四位会员代表的支持之前，他不会与工程工联恢复联系。
27年后——值得注意的后续
到了2003年，也就是这次事件过去27年后，它的后续终于大白于天下。关于这次争议的秘密文件一直躺在运输工会的考文垂办公室里，由比尔·莱普沃斯（Bill Lapworth）保管着，在卷入这次争议时，他是分区委员会的一个干部。他退休后，考文垂办公室关闭了，这批文件也公开了，然后落到了托尼·理查森和我手里。
这批文件包括：管理层对罢工及相关事件的详细记录；管理层与巴克尔之间的秘密通信；那四个会员代表的政治档案；管理层为了对付他们而编纂的“证据”卷宗。从这批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对付罢工时，巴克尔和帕森斯同管理层的勾结之卑劣、合作之紧密，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猜测。事实上，在打压那四个会员代表时，巴克尔和帕森斯要比管理层更起劲、更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卷宗里还收录了巴克尔和帕森斯的汇报，这是劳资关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记下来的摘要。在罢工工人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巴克尔和帕森斯在表决中失败后，他们俩马上把这个报告交给了以劳资关系经理米克·纽曼为首的管理层代表团。这个报告显示，巴克尔和帕森斯非常害怕管理层会在罢工的压力下，向那四位会员代表做出让步。他们特别担心管理层会抛弃他们、向罢工工人妥协，帕森斯还扬言，如果管理层向那四位会员代表做出任何让步，他就要辞去召集者的职务。
巴克尔对他们说，“我们俩都坚决支持公司，公司要是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犹豫不决、表现软弱，就会彻底失去管理能力，让激进分子得手。”
下面就是这个汇报的摘要，略有删减：
关于北部厂区3号系统、4号系统和内饰车间白班工人的群众大会的汇报。
群众大会于早上8点在南部厂区食堂举行，上午10点30分结束，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上午10点30分，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向纽曼、巴雷特（Barrett）、萨德沃斯（Sudworth）、奥克利（Ockley）和莱萨姆（Latham）诸位先生做了汇报。在正式汇报中，巴克尔先生指出：
— 关于昨天我同你们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那四位会员代表遭到了处分﹞，我已经向群众大会提交了事实报告。
— 群众大会上的某些部分非常啰嗦，非常具有破坏性。
— 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反对公司收回那四位会员代表享有的便利条件……
然后，上述的几位管理层成员与工会干部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以下便是这次讨论的要点，主要是由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提出的：
巴克尔先生
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激进分子似乎打赢了第一仗。
我确信你们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并且保持高度警惕。现在，你们作为公司的代表，如果在处理此事时退让，就等于出卖了帕森斯先生和我。昨天与巴雷特先生开会时﹝在这次会议上，那四位会员代表遭到了处分﹞，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正确，你们作为公司的代表，提出了确凿的证据，帕森斯先生和我都接受了，在今早的群众大会上，我也是这么对工人说的。
我们俩都坚决支持公司，公司要是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犹豫不决、表现软弱，就会彻底失去管理能力，让激进分子得手。
注意：反对公司决定的人虽然占了多数，但只有49票的优势，我相信，如果仅凭这么微弱的优势，就能迫使工厂关闭的话，工厂其它部门肯定也会表达它们的意见的。
帕森斯先生发表了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言论，公司已经注意到了。他坚持认为，如果公司改变立场，他就会辞去资深会员代表的职务。
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多次以非常直接、非常强力的方式重申了他们对遭到出卖的担心。
巴克尔先生非常明确地进一步指出：受这次群众大会的结果影响，工会不能对那四位会员代表的行为进行调查，直到工厂其它部门的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之后，工会才有可能这么做。
看了这个，还需要说什么吗？！
[1] 原文为the year of the beaver,直译为“海狸之年”，因为在英语中，形容一个人为海狸，也有形容这个人“勤劳苦干”的意思，故译为“勤劳苦干之年”。——中译者注
[2] 奥斯丁Maxi（Austin Maxi）是英利生产的一种五座中型轿车，1969年投产，1981年停产。——中译者注
[3] 阿列克斯·帕克（Alex Park，1926年11月16日——2009年4月25日），1975—1978年任英利公司总经理。——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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