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五、病患者和监护人 当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又恢复理事的时候，他的工作能力并没有恢复，而且也没有恢复过去的理解力。十一月二十日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讲话有些混乱而且带有显然勉强的成分。他提到他所最不安的问题，但是严加注意不想让人们感到惊恐，他试图用许诺的解决办法来安慰听众。虽然如此，但对将来却又缺乏任何明确的观点。新经济政策是需要的但却又是危险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有效地加以控制，而人们也还没有习惯于它：“但是这次换车不断给我们带来了某此困难，我要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而，“……在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必须实行非常的措施……”[81]。确实我们的政体已经作了一种退却，但是现在必须认识到它的力量和恢复到进攻；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手段来做到这一点。一般形势是很惨痛的：“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 外援的到来是很慢的。这篇演说可悲地显示出列宁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是想要保证所有成就乃至过去所有的希望——十月革命岁月的希望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现实或幻梦的希望——，另方面是要实现进一步的必要退却而不致丧失希望和权力。要想使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是颇不容易的。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坚决地互相约定：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也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以便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怎样敌视我们，也能和我们交易和来往。” 列宁懂得这很象是一部车子：共产党人还没有学会怎样管理公共事务，而宁愿自己来控制行政机器，而不要他们受制于这部机器。列宁所能有把握说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全面的口号”。[82] 但是对于这个新的方向还没有作出一个肯定的方案，什么肯定的成就也还没有。 在作了这次讲话的几天之后，当列宁开始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深重疑虑和不安的时候，他的医生坚持要他大大减少工作量。列宁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人，他不喜欢闲着，但事实迫使他承认自己的体力在日益衰竭。末了，他才同意前往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休养，但是他仍旧通过书信和电话积极参与一部分政治生活。他焦虑地等待着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那里的消息，他们不久可望从高加索归来。但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安排他在政府的副手的工作，现在有三位副主席：李可夫、加米涅夫和瞿鲁巴。他不断同他们保持接触，关怀他们集体计划以便重新划分人民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按照新的分工负责的原则改组人民委员会一事，显然是和他头脑里的继承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十二月初列宁召见托洛茨基，同他再度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列宁建议要组织一个“反官僚主义同盟”，由托洛茨基参加一个特别委员会，其目的正是要领导这样一个斗争。列宁又建议托洛茨基应成为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表现了他长期以来的自信——这可能就是他过去批评工农检查院的基础，而工农检查院这时是最使列宁感到激忿的一个单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应该从消灭培育它的地方也就是党，特别是党领导的弊病开始。[83]列宁倍加警觉起来而较前更加没有信心，他立即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从中得出了若干结论。 李可夫终于从格鲁吉亚回来了，并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向列宁作了汇报。[84]《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上很少提到这次会晤，因而我们不知道李可夫说了些什么。三天之后，捷尔任斯基也回来了，列宁便从哥尔克前往莫斯科以便同他商谈。捷尔任斯基的调查，当然只是进一步证实书记处最初所提出的解释是正确的。奥尔忠尼启泽被洗刷清白了，而一切指责都再次集中危险的倾向分子身上。但是这次列宁对事态的进展比较警觉了，他怀疑在官方论点的绞刑架下面的假象。他对两个事实表示特别震惊，而这是捷尔任斯基所无法掩饰的。第一，委员会决定把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重新召到莫斯科来，认为他们应当对一切负责。第二，奥尔忠尼启泽业已丧失了理智以至竟发展到动手打一个反对者，同时又是一名党员。福齐耶娃的记述和列宁本人都肯定，捷尔任斯基的所作所为“使他深深感到不安”。[85]《日志》也显示出这个意外事件在列宁的整个患病期间占有多么重大地位。 人们可能怀疑，这不是十分谎谬吗？为什么竟会有人以如此重要的事件去激怒一位党的领袖呢？而他正在克服一个刚刚从大规模流血牺牲和饥馑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摆在他面前的执行政策的重重困难。毫无疑问，奥尔忠尼启泽的老战友和书记处里的一些伙伴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列宁看来，一个共产党人统治者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的所作所为竟象一位总督那样，这本身就是一个迹象，是打击整个政体的疾病的令人不安的症状，并且它仍能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的复杂性立即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写道：“如果事情竟发展到……那末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同捷尔任斯基的会晤对列宁的病起了甚为有害的影响，可能促进了他的中风。他一定通宵不得安宁。十二月十三日，两次严重的发作迫使他完全放弃工作。 在重新回头处理大批档案材料的两天里，他忙个不停。他继续同他的副手们就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安排通信；他接见了少数几个人，依靠他们的帮助，他指望中央委员会作出给对外贸易问题翻案的决定。他同托洛茨基交换信件，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列宁在十二月十六日早晨病情再次严重发作。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医生来到之前匆忙口授了一张便笺给他的副手。现在他已毫无希望参加下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他几周以来都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工作。他被局限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一间小屋子里：因为他不能出门旅行，所以无法象原来所打算的那样把他送到哥尔克去。可是，事实上他逗留在克里姆林宫的日子，是在他生命中头脑清醒的最后八天，也就是这位病患者的活动相当重要的阶段。绝对禁止人们去看望他：只有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三四位秘书能够去看他，当然还有一批医务人员在内。他的陪伴人员受命不得同他谈论或者告诉他当前国家事务，以便“不使他有引起反应或不安的任何原因。”[86]这样一来，列宁就开始进行不懈的斗争去打听他所感到兴趣的事，去制订他的意见和去找他认为适当的人。这对于一个不怕死、继续照样工作、好象什么事了不曾发生的病人说来，也不是很简单的。相反地，列于知道他随时都可能死去而把国家和党置于—个极为困难的境地，没有一个清楚的行动纲领，甚至没有关于前进方向的任何积极指示。因此他感到他必须对比较紧急的问题的基本情况至少要说几句话，这里他作为国家的首脑、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领领袖责任应该这样做的。这个病人考虑到，他的国家的政治条件会越来越坏，但是对—个国家的首脑说来，要是他不能尽人事之可能努力完成他的任务，那种情况就更要糟些。 这种情势的两难之处由于另一事实而更见有增无已，那就是负责监护对医生的嘱咐是否认真执行的人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斯大林。[87]医生作出的具体指示，要密切地同是中央委员会指派的监视人协商。斯大林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旁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他本人汇报。他对这项任务极为热心认真执行。于是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意外事件，使得列宁所谋求执行自己使命的方式暴露出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知，克鲁普斯卡娅于前一天根据列宁的口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短笺，于是便打电话给她，按照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说法，对她进行“无端辱骂和威胁”。[88]他甚至以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她威胁，指控地没有听从医生的吩咐。这种粗鲁行径是在党的领导人和列宁的家属之间不曾有过的。显然没有理由怀疑克鲁普斯卡娅对病人的忠诚和她对护理病人的能力。斯大林的行为在原则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克鲁普斯卡娅事前得到医生的允许才替她的丈夫写信的——斯大林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简直忘记了一切谨慎和周到的考虑，因为他是在一味意气用事：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列宁的口授写的信是给托洛茨基的，向他祝贺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时，“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斯大林完全看出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近来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里，他本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两位领袖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而在当前问题上则不断发生龃龉。但这并没有阻止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应该成为他的副手，而托洛茨基却辞不受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获得了成功，他心中不无恶意地感到满意了，因为他促使政治局指责托洛茨基的失职。[89]只有以后在垄断问题上才达成谅解。 此外，正如我们在最近才得知的，列宁通知政治局，他批准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同国际的关系上使用策略的建议。首先，在这个消息的第二部分，他对托洛茨基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点表示了甚为过奖的意见——他甚至坚持主张要把他的提纲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90]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褒奖之词，因为托洛茨基的论点涉及到苏维埃政策中的一些最复杂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使列宁深为不安的问题。怪不得比任何人都更加关怀继承人问题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宁对托洛茨基所作的称颂之词达到了这种新的高度之后会怒气冲天，特别是当他开始害怕这两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将会带来反对他本人的积极运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要尽量运用他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对列宁的监视。 一个证明就是斯大林打电话给列宁的一位最亲密的合作者、他的主任秘书福齐耶娃。这次的交谈，语气是颇为客气的。福齐耶娃在一月三十日的《日志》栏内作了如下记述：“他问道，我对弗拉基米尔讲述什么多余的话没有，他怎么会知道现在的工作情况。例如，他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那篇论文，就是证明他熟悉某些情况。”[91]这是用来对斯大林进行个人攻击的另一主题，无疑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方式。但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斯大林本人，一切就已经很显然了。 列宁正是要在这种严密的监视和对他的行动如此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当然是采用了合法的外衣——进行斗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之夜，他的病再度严重发作，但是他还是能够睡着。虽然如此，第二天早晨他知道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了。这个新闻立即传到了政治局。尽管受到这次发病的骚扰，列宁的思想却还是念念不忘国家和党的未来。于是他要求允许他每天口授五分钟。他感到他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如果他不进行口授的话，“一个问题打扰他，他就睡不着。”当获得允许以后，列宁召来他的一位秘书，在四分钟里面口授了大约三十行。他觉得很不舒服，因而便通知医生要他们不要离开，随召随到。第二天他获准继续口授他的所谓“日记”。医生们曾试图阻止他，但列宁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口授几分钟，他就完全拒绝同医生合作。[92] 于是召集了一次包括医生们和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在内的会议，他们承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结果准许他这样做，但政治局的决定说明这些记录不能采取书信的形式，并且也不应当期望获得答复。[93]那末，他的“遗嘱”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写出来的。前一部分是一些极为简短的记事，这是在经过无数努力才争得的每天几分钟的情况下所作的口授。但是列宁的倔强气质看来完成了一项奇迹。他的健康开始又有所好转，甚至又出现了可以治愈的希望。后来他每天可以作口授三刻钟，甚至还可以读书，并依靠他的可靠的待从——他的妻子、他的妹妹和他的秘书这些十分忠实于他的一批人而继续斗争。 这个“遗嘱”严格说来包括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三十一日之间口述的记录，另外有注明为一月四日的一条补充。在《列宁全集》里，这个文件叫做《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列宁的意图的真实表现，即名副其实意义上的遗嘱，在他这个时期的所有著作中都可找到。读者在这些文件中肯定可以看到有关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连贯观点、一个计划和行动路线的重要成分，以及企图阐明内部发展的可能过程。除了这些记录之外，在一九二三年一至二月间所写的五篇论文里面也发挥了这些思想，虽然政治局里大多数人企图阻止或者延迟发表它们。[94] 思考，口授（有时用两种不同腹稿本），订正，初读，文件的引用，细读历史、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土地问题等方面著作——所有他的这些活动都预先由一个工作计划来安排。一当他的健康稍有好转，列宁就口授了一份今后工作安排表，他最后差不多终于全都完成了。他的疾病并没有损害他的神志清醒，但是他的体力日益衰竭必然影响到工作进展速度，他的思路发展迟缓起来，有时他的写作的明确度受到影响，特别是首先都只是一些极为简单的口述。 [8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94——395页。 [8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00页。 [83] 参看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第73—74页所转引的谈话内容；又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66、68、69页。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出任列宁的副手（副主席），但是却没有过去那样自信。关于托洛茨基早先对工农检查院的国家计委问题的批判，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15—316页。 [84] 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81页。 [85]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又《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596页注文。（中译者按：俄文五版：俄文五版编著注作了新的补充，这是第四版中文版所没有的。） [86]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710页，年表12月24日记事。 [87] 根据中央委员会1922年12月18日作出的决定（同上书，第709—710页年表）。 [8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610页。 [89]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61页。 [90] 参看《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293页：《致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中译 [91] 福齐耶娃：《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6页（据中文版和1959年俄文版，这段记事应在1月29日——中译者） [92] 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述说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591页新的注文。 [93] 福齐耶娃：《列宁生平片段》，中文版第136—137页 [94] 列宁的记录载于《列宁全集》第四版各种文版的第三十六卷，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则载于第三十三卷。他的今后工作安排表和最后一篇论文转载于本书附录七和附录九。这些记录和论文在俄文全集第五版载于第四十五卷，而一些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书信则载于第五十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