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六章 欧洲封建制度
（公元650—1500年）
在总结完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之后，本章单独讲述这一时期的欧洲。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都发源于中世纪欧洲。这个伟大的转变——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只有农业革命能与之相提并论——正是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边缘首先发起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几个世纪以来，地理、政治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依靠欧洲与海洋之间的经济联系；依靠地主、封臣和农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依靠商人、城镇和贸易扮演的角色，依靠封建巨头发动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依靠欧洲永久地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战争之国；以及依靠由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为改善他们命运发起的阶级斗争。
在将近两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中心关注，就是理解这些相互作用以及这一系列的事态。我们必须给这个问题以应得的重视。
时代的周期与方向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历史是如何起作用的”。接下来回顾一些到目前为止陈述过的一般经验教训，这也许是有用的。
历史是由周期和箭组成的。历史的周期反映自然，一个生命，成长，死亡，以及新生命活的周期。农夫的生产周期和一个家庭的再生产周期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历史的箭是创新、进化，以及间或的革命的直线式发展。通过它们，世界实现了周期性改变。
历史包含了两者。自然、社会和人类必须一直生产它们自己，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灭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不可避免地重复和可预见的。但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复它自身。每个历史事态都是独特的（事态或者形势，我的意思是，历史时段上的一个特殊时刻以及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导致每个事态独一无二的原因，是连续性（历史的周期）和变化（历史之箭）的结合。但一个事态与另一个之间，有决定性的程度差异。当历史的周期占主导地位时，变化是定量和有限的。当历史之箭占支配地位时，变化则是定性和根本的。
让我们回顾历史的三个引擎：知识、技术和生产力的积累；竞争的统治阶级之间为控制剩余的斗争；以及不同阶级之间关于剩余多少及其分配的斗争。是这三种引擎的综合作用，推动了历史前进。
铁制工具改变了古代农业，使新土地能够耕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大幅度增加社会剩余。技术是第一推动力。人类劳动毕竟有其自身动力。当手边有一个锋利工具时，没有工人会挑选另一个钝的。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兴起，尽管基于铁技术，其动力是在罗马精英内部，竞争的统治阶级和竞争的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这里，在顶层为控制剩余的争斗是第一推动力。
公元前5世纪古典希腊文明——另一个铁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是一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竞争起决定作用的例子。正是公元前6世纪的重装步兵革命，创造了城邦民主，以及自然艺术、古典建筑、戏剧，连同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的学科门类产生的时代背景。
这些引擎总是在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框架下起作用。地理条件既提供了机会又施加了限制，而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制度、实践和风俗传统，构成了历史进一步发展的环境。
这里举一个例子。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使得人员、资源、工具和观念的传播，远远比非洲有效。但是在中世纪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优势，阻止了一个独立的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在这块大陆的东方；反之，欧洲封建国家的虚弱，容许另一个在其西部边缘发展。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会出现在西方，这是对其解释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时，历史三引擎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只是重复的循环；有时它创造了渐进的变革；而有时则带来了革命性危机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中，从古代到现代，穿过漫长的数个世纪，历史的周期一起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地方也有变化，但它是缓慢的，变化是量变而非质变。
个体农民组成了古代和中世纪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被历史的周期所支配。如果剥削过重的话，有时他们会反抗。即使他们这样做，也不过是安排了一位新领袖，接着又回到他们的农田。
商人的生活更富有变化。有些人幸运地致富，另一些不过是维持生计，其他人失败并濒于破产。但他们个人的命运，并不能影响这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商人为生产过程的车轮加油，他们并不为其提供动力。他们占据的是社会的间隙，而非其制高点。
随着王朝、帝国和文明的兴盛和衰亡，统治者的生活更加多变。但这对他们统治下的那些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统治者的特性——军国主义竞争逻辑的人格化——是第二位的问题，一个国王和另一个大同小异。
只有在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出现了环境和力量的一种独特结合，强大到足以形成一种改变的动力，才能够引发激烈的社会变革。它曾经发生过一次：首次伟大的转变是农业革命，从大约公元前7500年开始，最迟延续到公元12世纪，它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域发生。所有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事实上都是其结果。绝大多数人以土地为生，大部分社会剩余都是农业生产出来的。但在最近的250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世界已经再次发生转变。第二次转型创造出了今天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因为它由欧洲开始，并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必须对地球上这块相对较小的地域，给予不成比例的特别关注。
欧洲的特殊性
初看起来，自1500年以后，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优势似乎会让人觉得吃惊。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分支，而且不管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重要的文明都是从欧洲之外出现的——在埃及、伊拉克、波斯、印度和中国。即使希腊和罗马文明，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以地中海而不是欧洲为中心。相比之下，史前及中古的欧洲，显得既偏远又落后。
但欧洲在地理上有一个独特性。欧洲与海洋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大洲都紧密。欧洲是一个由零碎土地组成的很小大洲，从三个方向伸入环绕它的海洋：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地中海和黑海。欧洲没有辽阔的内陆。没有欧洲人曾经远离海洋。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像“围绕池塘的青蛙"一般聚集起来。
犬牙交错程度很深的欧洲海岸线有37000公里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的周长——其内陆被众多通航条件很好的长河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莱茵河、赛纳河、卢瓦尔河、加伦河、埃布罗河、波河、多瑙河：上千年以来，这些及其他河流，都是欧洲重要的通道。
尽管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巨大的山系延伸，但也有道路环绕。中欧走廊从俄罗斯南部的草原，通过多瑙河的铁门，横穿匈牙利大平原，断断续续地进入西欧。北欧平原是一个从莫斯科延伸到巴黎的、开放的广阔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纳粹时期，两者都是穿越欧洲的大规模运输线路。
从北向南的移动是更困难的，但河流使其成为可能，许多山脉的关口也起这个作用。没有一个山系会成为无法通过的屏障。无论如何，从南向北的移动不如从东至西的重要：欧亚大陆是东西排列的，这也是人员、货物和观念迁移的主要方向。
欧洲的地形，相比其他任何同样大小的区域，庇护了更多的生态区类型。墨西哥湾暖流发源于热带，横扫了大西洋的西部、北部和东部边缘，滋润了欧洲气候并形成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区域。有遥远北极的冰冻苔原；有俄罗斯北部和斯堪的亚维纳半岛寒冷的针叶林带；有西欧广阔的温带落叶林；有中欧和东欧的空旷大草原；还有南部远方，在山与海之间温暖的地中海海滨。这些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要领会其重要性，我们必须区分一个单一事件，一个事态（或者事情的状态），或者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长时段（长的持续期）。
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是一个单一事件。1640—1646年的英国革命是一个事态。但一个由小乡绅、约曼农及富裕的城市工匠和商人组成的“中等阶层”——完成了革命的这些人——的兴起，是一个持续了三四个世纪的长时段。
特别在长时段的环境中，地理起了作用。它并不能推动历史，历史由人的决定和行动所推动，但它协助创造了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地理既能施加障碍，又能提供机遇。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地理决定着什么是可能的。
因为其地理条件，欧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流、冲突和互动之洲。人员、物资和观念能够快速流动。弱者、迟钝者和保守者是处于弱势的。欧洲的开放，诱发了活力与革新。
在一个由公路、铁路和航线组成的世界中，我们难以领会工业革命之前，水路运输占据的中心地位。在一个月的运输过程中，一头公牛的消费与自身负载相同。在同一时期，一艘内河驳船或远航商船的船员，会行驶得更远，而且仅仅消费其货物的很少一部分。早期近代欧洲以及世界最先进的部分，也是水路最多之地，这绝非偶然。世界上首次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一个由岛屿、河口、填海土地和排水沟组成的国家：荷兰。第二次革命则发生在一个被大海包围的国家：英国。
欧洲在其历史上，仅有一次，接近一半的土地被统一在一个稳固的帝国政体之下。公元1到5世纪的罗马帝国包括了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全部欧洲。其他可以比较的帝国工程——查理大帝、腓力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帝国——都证明是流产的。欧洲是一个战国的大陆。那些想要成为至高霸权帝国的，都因为地理原因以失败告终。这个大陆方便的东西交流，它的海上航道和内陆水道，以及它生态区和种族的多样性，共同防止了超级政体的创建。
帝国，特别是存在长久的那些，天性都是保守的。另一方面，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小型政体，不可能负担得起。欧洲是一个冲突的大陆，而且因此，也是一个变化的大陆。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以及黄河之上，贯穿整个中世纪，历史的周期都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莱茵河上，是历史之箭在发挥主导作用。
智人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新石器革命或者叫农业革命——于公元前第八个千年在中东和中亚开辟。第二次重大转变——工业革命——在14到18世纪间锻造于欧洲。现在，我们必须在之前的欧洲封建体系中，寻找工业革命的根源。
西方封建制度的兴起
罗马帝国的终结，既不是始终如一，也不是突然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帝国分裂成两个部分。接着，在公元395到476年间，帝国西部解体，被形形色色的日耳曼王国所代替。东半部的拜占庭帝国幸存了下来，在几乎250年的时间里或多或少地保持完整。接着，以一个日益缩小的形式，走完了之后的750年。
四个里程碑式事件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长期衰落。公元636年的耶尔穆克战役之后，阿拉伯人控制了约旦。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之后，塞尔柱土耳其夺取了东安纳托利亚（今天土耳其东部），经过这两次失败，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一半领土。1204年，就连首都拜占庭自身也被十字军劫掠。这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据说，其人口从1203年的5万人，减少到了1261年的3.5万人，接着在1453年，随着它残留下来的大部分领土被倾覆，这座历史名城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夺取。
拜占庭帝国力图将古典时代晚期的社会秩序化石般地保存下来。这是一种古代军事帝国主义的衰落形式，高度剥削，极为保守。尽管这样，在公元395年之后，拜占庭帝国依然维持了1000多年，反之它在西边的对应者，以一个相似的社会结构，存活了不到半个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拜占庭需要保护的边界要短一些，国土也更加富饶。在公元395年，当最终的分割发生时，它只有帝国末期三分之一的军队，但却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帝国税收。拜占庭帝国通过在相对狭窄的边界布置大规模装备良好的职业军人，能够多次打退外敌入侵。相反，西欧变成了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战国。这是就封建主义产生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这里，一个偏离已经回到正轨。在古代和中世纪复杂的阶级社会之中，统治者主要有两种途径召集军事力量：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臣属民众征收贡赋，并用收益来雇佣士兵；或者他们可以向下属赐予土地，以提供军事服务作为回报。我们通常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发现前者，这意味着国王和皇帝们不需要依靠承担义务同时又享受权利的臣民，因此是一种他们很可能会期望的理想形式。后者意味着一种权力更加分散的政体，也许会发展成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兵组织（希腊和罗马模式），或者是一种在议会中有席位的领主之扈从的形式（中世纪欧洲就是这样）。事实上，这两种体系的要素经常是同时存在的：一些政体既是纳贡制又是封建制，而军队因此也是职业士兵与骑士化的扈从的混合。但是，在决定一个政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时，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会显得相当重要。
在公元5到9世纪之间，大部分西欧国家本质上来说都是贡赋制，国家征收赋税，供养直接服从国王指挥的士兵。但是当统治者试图更有效地控制领地，并将其分成小块赐给亲戚或者家臣以换取军事服务时，同一批国家就具有了一些封建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要素变得更加重要。这部分原因是西欧国家国土狭小，局势不稳，而且相对较弱。另一个原因，是重装骑兵日益统治战场。
9世纪和10世纪是一个特别混乱的时期。国王被废黜，内战风行一时。城市生活事实上停止存在了。长距离运输衰落了。维京人、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发动了深入和毁灭性的袭击。没有强大的帝国精英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负载，为应对这些危机，其方法是彻底锻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秩序。
为了镇压国内反抗，保卫边界不受外敌入侵，以及对抗敌对之王的军队，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们爽快地做了非做不可的事，将处于胚胎之中的制度转变成一个羽毛丰满的系统。通过把国家植根于私人地主所有制，他们创造了非常强大的武装人员群体。
起初，当控制财产仍然依靠王室恩惠时，中世纪统治者们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当财富变成世袭资产时，权力的平衡发生变化，开始有利于拥有土地的国王附庸。
诺曼底公国，一个维京殖民者在10世纪建立的国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起初，权力高度集中。大公是所有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他的指定人拥有全部的重要财产。这些人是他的附庸，他的总佃户，如果得不到主人的欣赏，很容易被驱逐。
在他们的管理下，土地被进一步再分为采邑，每一块都能供养一位骑士，每一块都能使一个人摆脱劳作的需要，允许他全力投入战争及为战争进行的训练之中，并为他提供战马、锁子甲和一个重装骑兵的武器。这就是诺曼底庄园的核心所在：几千名装甲的骑士，组织成贵族一般的扈从，被个人的忠诚和依赖关系所约束，并植根于对地产的控制。
装甲武士是11世纪战场上的坦克。摆出紧密队形并分为几队的几百名骑士，其一次迎头冲击，在开阔地带几乎是无可阻挡的。重装战马对中世纪早期战事的核心作用，如同重装步兵对希腊和罗马战争一样。封建制度是能方便提供它的最有效的社会——经济机制。
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与军事服役联系起来，封建制度就在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锻造了一种紧密的结合。它同样确保了这个体系的农业基础被小心地照管，因为维持军衔部分依赖于对庄园的良好管理。但也有危险存在。这个系统天生是不稳定的。国家权力直接与统治者所控制的采邑和骑士数量相关，使得竞争的政体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恶化。而且，为了避免采邑被进一步分割，无法供养一位骑士，长子继承制盛行，最大的儿子以此为由继承了全部地产。小儿子们因此被迫努力争取他们在世间的位置。被剥夺了继承权以及被威胁失去等级，他们通过商业服务或者赢得一块新采邑而生存下来。这就是骑士、贵族和王公们面对的现实——所有等级的封建贵族的小儿子们，只能通过军事力量维持自己的身份。
机会还是很多的。国内和跨国的战争经常发生。对土地的争夺，确保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而相互竞争的封建政体之间，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在追求战利品、薪水和土地过程中的小儿子们，就是这些冲突的利刃。
因此，封建制度是不稳定、充满活力，并带有扩张性的。例如，在11世纪中期，诺曼人征服了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和整个英格兰，并事实上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封建暴力是矛盾的。它对封建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骑士凭借它来保卫家园，占领新的土地，以及维持内部秩序。但暴力有其自身动力，并有毁灭封建秩序的潜力。
为了释放出这个体系的剩余暴力，压力阀是的必需的。这就是导致了十字军建立的血腥逻辑。十字军的二百年历史，代表了西方封建制度固有的无效暴力最极端的表现方式。
十字军与圣战
1095年11月27日，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会议上发起第一次十字军时，他的发言被记录了下来：
“让那些……从前习惯于肆意进行私斗、有违忠诚的人，现在向着异教徒进攻！让那些过去长期做强盗的人，现在成为基督的骑士！让那些过去与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野蛮人战斗！让那些为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现在去取得一份永恒的报酬！”
教会的财产遍及西欧，是一个庞大的封建企业。它与世俗的王公争取权力与财富。任何能扩大教会威望的事情，例如1095年所释放出来的宗教狂热与行动的浪潮，都对教会有利。而且，和其他封建君主一样，主教们热心于向海外输出暴力以保持国内的稳定。
反响超出了所有预期。数以千计的人响应教皇的呼吁。1097年，一支庞大的封建军队进驻叙利亚，在1098年占领了安提俄克[1]，并在1099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无论行进到哪里，十字军都进行屠杀和抢劫，以及报复性破坏。在陷落城市的街道上，男人、女人和孩子通通被杀害。俘虏被例行公事地杀头。清真寺、犹太教堂，以及其他“异教徒”的教堂都被洗劫一空，战利品装满了手推车。
[1] 译者注：古叙利亚首都，今属土耳其。
四个十字军国家形成了。封建重装骑兵在战场上的战术优势使之成为可能。但十字军依然是一支人数很少的军事精英：保卫安提俄克公国的骑士只有500人。因此，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在军事力量上投资。这要求剩余积累的强化。其结果是对阿拉伯农民的极度剥削，对贸易商队的经常性掠夺，以及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
十字军非常轻松就闯进了中东，因为这里已经分裂成对立的几个国家，由不受欢迎的、以宫殿为基础的专制君主统治。他们由雇佣兵支持，并基本上与民间团体分离。这些伊斯兰统治者中，很多人寻求与十字军的和解。但持续的和平永远是不可能的。两个矛盾在起作用。第一，封建定居国家的软弱和不安全感，使他们成为兼并主义者——他们需要更多土地去供养更多骑士，而这就直接威胁到了伊斯兰统治者。第二，在十字军国家之内，军事积累要求繁重的税收、租金和劳役。因此，十字军被他们的穆斯林屈服者所痛恨，而聚集可靠的本土力量去为保卫他们而战，也没有什么希望。
第一次十字军的“震慑与敬畏”打破了一代穆斯林的抵抗。但十字军对伊斯兰统治者的威胁，引发了一个政治集中过程。1128年，北叙利亚和北伊拉克联合。接着在1144年，其附近十字军控制的城镇埃德萨被重新占领与合并。1146—1148年为应对伊斯兰复苏而组织的第二次十字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粉碎了十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马士革和南叙利亚被并入新的伊斯兰国家。而十字军公国安提俄克缩减成了沿海的一块小飞地。最终，1183年，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埃及与叙利亚合并，这个事件为穆斯林抵抗提供了临界物质。萨拉丁用一个全民圣战的号召来答复封建十字军，而现在穆斯林武装转入了进攻。
1187年7月4日，在哈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3万人，摧毁了十字军耶路撒冷王国的全部军队。耶路撒冷城市本身的失陷很快到来。尽管有进一步的远征，十字军从来未能将其收复。他们的城堡一个接一个地减少，他们的领土逐渐被剥夺，尽管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一个世纪。
十字军国家对中东没有任何贡献。他们的统治者不过是一些靠恐惧和强迫来管辖的残酷剥削者。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剥削，仅仅是因为伊斯兰统治阶级的分裂和衰落。然而，他们的的暴力入侵是一种给伊斯兰对手的催化剂，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联合与身份认同在斗争中的锻造。
十字军同样暴露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武士和城堡是昂贵的。因此为维持它们，严重的剥削是必要的。尽管有很高成本，武士和城堡对于普通民众的财富和安全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威胁。其制造的痛苦可以通过对封建暴力的恐惧来维持，但并不能被根除。封建制度不能形成一种基于和谐的稳定社会秩序。
在国内，这些矛盾促进了新社会力量在旧秩序内部的兴起。国王正将自己从封建主人的位置上抬高。中央集权正在控制过于强大的臣属。乡绅和约曼（因为英国人这么叫他们）正在追赶着王室规则对抗宏大的无政府状态的过程。
新的社会力量引进了新的战争方式。普通人用矛、弓和枪装备起来，开始挑战封建武士的战场霸权。
中世纪欧洲的地主、市民与农民
中世纪世界可能会显得保守、停滞和不开化。从古典时代末期开始，欧洲精英们开始倾向于用“希腊的光荣”和“罗马的伟大”来作为自己的典范。而两者之后的时代，则被描述为无知、贫穷和充满暴力。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是革命的一种障碍，而中世纪世界，至少在欧洲，远比古代充满活力。原因足够简单。随着知识、技巧和资源的积累，人类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增强了。专门技术和设备越先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发展就变得越容易。因此，发展的步伐有加快的趋向。
然而，技术只能决定可能的事情，它不能确保潜能的实现。这有赖于历史的其他两个引擎：统治阶级内部为控制剩余的斗争，以及阶级之间关于剩余分配的争夺。
封建制度是一种竞争性军事积累体系。战争——竞争的最极端形式——从来不是保守的。那些不采用最新技术和策略的必定要失败。因此，军事技术是中世纪社会秩序中一个特殊的活跃部门。装甲取代了链子甲。火器取代了弓箭。木城堡用石材重建。小规模封建扈从被大批量职业军人代替。适应是为了生存。
但是，战争的新方法更加昂贵，对改善武器、盔甲和防御工事的需求，触发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宽敞的房子，挂毯和壁挂，精致的家具，时尚的服装、珠宝和装饰品，桌上器皿、上档次的美酒，其他其他更多东西——巨头之间对财富和地位无休止的激烈争夺中，得到了动力。
因此，封建竞争为工匠提供了工作，并为商人创造了市场。他们聚集在城镇中，在这里，他们组织自己加入行会，并用城墙约束定居者的边界，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立。国王颁发城市特许状。市民们青睐一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强大国家。君主和市民发现，他们自己组成了联盟，以反对封建的无秩序。
在乡村，重要的变化正在进行中。对于武器、奢侈品和壮观的需求，只能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才能得到：贵族需要金钱。因此，劳务改为现金支付，而农奴制发展成一种更加客观、更少累赘的商业合约。这就加强了乡村和农业企业主的力量。无论如何，农奴制从来不是普遍的。在中世纪英格兰个资源特别丰富的社会，因为有《末日审判书》以及大量的土地特许状及庄园纪录，大部分农民一直保持着形式上的自由：他们不是农奴，而是“索克曼"或者“自由人”。尽管要受各种封建支付制约，大部分英格兰农民作为独立的农夫，在他们租用、按惯例拥有或者完全自有的土地上劳作。
诺曼征服之后，盎格鲁——萨克逊村庄，以及农民的等级，共同组织，以及其历史悠久的风俗与惯例，大体上维持不变。在个人庄园这一层面，诺曼时期的英格兰，是封建权威与村庄传统之间的一个妥协。
在欧洲那些村庄实力强大的地区，比如在英格兰，农民能够采用封建竞争规则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正是在庄园与村庄的微妙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芽。
在7世纪到12世纪，欧洲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跳跃式发展。这个发展的关键，是重轮犁的使用。它首先由上辗的公牛牵引，后来，一旦合适的挽具发展起来，就改由马牵引，中世纪的犁可以刺穿最坚硬的土地，将其翻过来形成大的土块，从而带来大量养分。以前无法开垦的大量新土地，都可以开始耕作。旧的土地通过轮作、休耕及施肥，可以保持良好状态，通过犁搅拌碎秸和粪便，能够拥有新的活力。历史学家们估计，谷物产出量翻了一番。
其他许多发明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作出了贡献。有复杂曲柄和飞轮的水车，大批量加工谷物，为铁匠的锻铁炉提供动力。河流被运河连接以容纳驳船，而在远洋船中，船舵代替了舵桨。独轮手推车方便了农村劳动，而眼镜延长了职员、抄写员和学者的工作寿命。
社会剩余稳固增长。在13世纪，欧洲人口持续增长，并且日益繁荣。在陆地上，在封建精英水平之下——而且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历史的注视——小乡绅和富裕农民正在推动一个经济发展的进程。
封建领主感兴趣于从占有土地中提高收益，同样感兴趣于大规模的浪费性支出——修建教堂和城堡，支付和装备士兵，以及在排场、奢侈和豪华生活的显示方面竞争。封建制度的动力——竞争性的政治——军事积累——与经济发展相抵触，后者要求将剩余投资到土地清理、排水、圈地、农业设备，诸如此类。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中世纪农业社会，改进者最可能是中等阶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更有效和更多产的，适应市场的农庄。他们密切注意农场管理、节约土地资源、谨慎投资，力图提高经济利润及自身的社会地位。
简而言之，在大约1350到1500年间，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部分，许多小乡绅和富裕农民成为资本主义农夫。而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正是这些“中等阶层”，为在整个欧洲喷发的爆炸性社会斗争提供了动力。
中世纪欧洲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总结一下目前所争议过的。在11世纪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欧封建制度，被五个有活力的进程渐渐破坏。
第一，中世纪经济的生产能力，意味着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总产出量上都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一个后果就是破坏手段上的快速技术进步。军事开支逐步扩大。
第二，碎片式的欧洲政治拼图以及存在竞争关系的封建巨头之间对于土地、岁入和劳动力的激烈竞争，迫使统治阶级寻求现金来雇佣士兵、购买装备，以及修建工事。因此，封建义务转变成现金付款。
第三，在欧洲许多地区，农业乡村的韧性和抗力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强加限制。农民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足以捍卫传统权利，有时甚至可以取得实质性收益。
第四，市场的发展，为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发展创造了很多机会。社会顶层是封建巨头，他们把社会资源浪费在战争、炫耀和奢侈上。社会底层是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农民，作为糊口农民勉强维持生活。在他们之间是那些将要被称为“中等阶层”的人，这些小乡绅、富裕农民以及兴旺的城市工匠和商人，形成了中世纪最有经济进取精神的部分。因为市场扩展及社会关系日益商业化，中等阶层作为小资产阶级，出现在了社会变革的最前线。
第五，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的崛起，掏空了封建社会。在欧洲一些地方，国王不能行使他们的权力，而敌对的地区大亨继续在政治上居支配地位。在另外一些地方，国家稳固地强大，尽管偶尔有挫折。
英格兰为后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案例。随着时间过去，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更少地依赖他们的封建扈从，而是更多地购买专业士兵或受训民兵的服务。英格兰王室政权将怀有敌意的区域贵族边缘化，并通过与忠诚的巨头及中等阶层形成一个政治联盟，将封建无政府的风险减至最小。在14世纪，这个联盟证明了英国令人吃惊的战场霸权。在克勒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人数上远远落后的，由步行重骑兵和长弓兵（后者从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裕的农民阶层约曼中招募）组成的英国军队，摧毁了主要由封建骑士组成的法国军队。
在14世纪，变革的力量由重大危机所推进。封建性浪费支出继续上升，与人口增长和普遍繁荣的需要形成了鲜明对照。社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一边是战争和排场，另一边是投资于土地、工业和贸易。到了14世纪中期，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已经严重失常。许多人面临着贫困和饥饿。1348年，当这个大陆被黑死病打击之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毁灭了。人口减少和贫困威胁着贵族的收入，以及农民真实的生存。危机酿成了充满仇恨的斗争。
1358年，农民暴动在整个法国北部爆发，而在巴黎，埃蒂安·马塞尔领导3000名城市工匠来到王宫，迫使王太子（王位继承人）披上暴动的旗帜。1381年，英国农民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进入伦敦，与部分城市人口结成同盟，并与国王和市长对峙。“当亚当种地和夏娃织布的时候，”一名激进的前牧师问，“当时谁是绅士？”
在佛兰德斯的城市和乡村，同样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邦，普通民众起来反抗地主、商人和主教的压迫。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羊毛贸易中的普通工匠，推翻了商业精英，夺取了政权，并控制了这座城市两个月。
在遥远的波希米亚，当激进的布道者简·胡斯在1415年被作为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时，捷克民众起来反抗。用手喷枪武装起来，并用四轮马车摆成防御阵，胡斯教徒抵抗了封建欧洲军队的镇压20年。“所有人都要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胡斯运动的民主——平等塔波尔派宣称，“谁也不要屈服于另一个人。”面对无情的反革命暴力，要通过战斗去赢得这样的自由。塔波尔派对自己的斗争很坚定：“所有的地主、贵族和骑士都应该被砍倒，并像强盗一样被杀死在树林里。”
由14世纪危机产生的反封建革命风潮，最终在每个地方都失败了。这是一场中等阶层的革命。正是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区域，这场革命达到了其最大势头——在法国北部、佛兰德斯、英格兰、意大利北部和波希米亚。它是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社会力量的一次早产式暴发。封建制度依旧强大，足以将革命控制在其早期中心地带。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还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即使在造反运动中，激进地改变世界的愿景与过去的原始偏见争抢注意力。从对黑死病的生物恐惧中产生了对大屠杀的政治恐惧。主教和国王们公然抨击犹太人污染水井，而反犹暴徒则在犹太人聚居区滋事。
但旧秩序不可能被恢复。在整个欧洲，作为黑死病结果的严重劳动力短缺，急剧地打破了阶级力量的平衡，变得更有利于农民。造反被镇压了，但社会关系的商业化，继续从其内部腐蚀着封建秩序。
新兴社会力量——为市场而生产的小乡绅和富裕农民，城市的小商人和工匠，新产业的企业主，船员、船夫，以及码头工人——还没有强大到能在政治上突破的程度。但“市场封建主义”——正如它被称呼的那样——意味着对城市工匠、工业企业、长距离运输以及放贷人的需求上升。这反过来给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夫，创造了农业产出的需求。
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被市场化。社会关系以商业合同的形式重铸。对黄金的欲望分解了封建秩序的个人雇从。中等阶层的经济发展在继续。一个革命的幽灵悄悄接近中世纪后期的欧洲。
新君主制度
即将到来的风暴将会以文艺复兴的闪光为先驱。旧的观念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实。教会的古老教义，被加密成学者和伴侣的拉丁文，似乎日益的不合时宜。通过事业心和发明创造，通过技巧和辛苦工作，通过他们自己的艰苦努力，人们正在重新建构世界。
人文运动展示了对人类进步能力复活的信心。一场学术和艺术的复兴，在繁荣的15和16世纪城镇的大气温室中发展起来。与中世纪神学家迂腐的经院哲学对立的，是表达了希腊和拉丁罗马文本的学问。与传统宗教肖像的可预言性相对立的，是一种革新的自然主义艺术，充满了精力充沛的人物，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三个非凡的意大利大师：艺术家和发明家列昂那多·达·芬奇（1452—1519），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以及画家拉菲尔（1483—1520）。但是，文艺复兴影响了整个欧洲。人文主义公认的领袖是荷兰人伊拉斯谟（1466—1536）。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小说，是由法国人弗朗索瓦·拉伯雷创作的，计算出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违反了天主教教义的，是波兰人尼古拉斯·哥白尼（1473—1543）。
文艺复兴包罗万象。它提供了一个完整时代的文化语言。在16世纪后期的思想动荡中，无论是新教革命还是天主教的回应，都给自己穿上了文艺复兴的礼服。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成为正在形成的新君主制的时尚。
1491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娶了布列塔尼女大公安娜，也因此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他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继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专制。贵族禁止拥有大炮或者组织军队。巴黎最高法院不再是一个审议机构，而仅仅变成了一座法院。1516年协定使教会服从于王权，王室政府雇佣12000名官员来执行其命令。世俗贵族和牧师都变成了依赖王室恩赐的朝臣。
1489年，卡斯提的伊莎贝拉女王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国王的婚姻，为西班牙的统一扫清了障碍。同样，一个绝对君主专制也在这里建立起来了。贵族和城镇的权力被王室机构夺取。议会的作用被局限于仅仅表达不满情绪。宗教裁判所成为国家恐怖的一个无情工具。“异教徒”被罚款、监禁、鞭笞、拷问、勒死，甚至被活活烧死。在适当时候，随着查理五世（1519-1556）统治时期德国与西班牙的统一，以及面对宗教改革的挑战，宗教裁判所将变成一个泛欧洲的镇压体制。
在英格兰，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被证明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内战。从1485年开始统治的都铎王朝君主们，将大亨变成了朝臣，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与议会结盟进行统治，并为英国的制海权奠定了基础。在都铎王朝时期，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发展起来。人们日益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而不是任何一个乡村社区的成员或者封建扈从。莎士比亚的戏剧经常反映这种新社会情绪。亨利五世和他的士兵是“一个兄弟般的联合体”，同样是通过爱国者的流血牺牲而形成的。
新君主之间的军事竞争，给各自国家的新兴民族主义制造了紧迫性。在1494到1559年间，欧洲被统治法国的瓦卢瓦王朝，以及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国和中欧）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冲突所严重干扰。意大利北部是最重要的战场。这是拥有大炮、骑兵、火枪手和长矛兵的大军之间的战争——只有大国才能负担得起的战争。
地方巨头和小国被大国压垮。在军备竞争的约束下，经济落后国家不得不作出调整以生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专制统治就越野蛮。莫斯科公国大公“恐怖伊万”（1533—1584）使用外国雇佣兵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国内清除传统的波维尔贵族中的反对势力。俄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专制政权没有社会支持的真实基础。在残暴统治下，公民社会不过是简单地屈服于上层建筑。
新君主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转变。封建制度在急速地衰退，但市场化农民、商人和实业家等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接管政权，并按自己的想象来重塑社会的地步。既非前者也非后者，16世纪早期的社会是流动和不稳定的，结果就造成了国家的绝对专制。通常，凭借中等阶层的强力支持，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压制封建无序。但是，通过将势力过于强大的臣属转变为顺从的朝臣，它抗拒了议员大会和民间反叛更激进的要求。
新君主制在日益变弱并依赖他人的封建制度和胚胎中的资本主义之间
保持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战争是多面的，有世仇、王朝、民族以及政治一宗教维度。它们是一个转变时期的战争。
通过竞争的动力，新的模式——统一的国家，中央集权的政府，王室军队，内部不满的压制，民族一王朝战争的发动，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整个欧洲施加影响。新君主制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欧洲。整个欧亚大陆爆发出来的经济力量，同时将世界吞没在一个殖民暴力的浪潮中。
新殖民主义
从15世纪晚期起，欧洲开始了急剧的转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帝国起起落落，但社会经济秩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相同的。
在1368年击败了蒙古人之后，中国处于相对安全时期。明代（1368—1644）的安全依赖治理其的儒家官僚集团的极端保守。印度局势更加混乱一些。在1526到1529年间，“猛虎”巴布尔，一个装备有火炮、来自西北的穆斯林入侵者，征服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莫卧尔帝国。但入侵并没有改变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印度数以十万计的村庄中，人们的生活和劳动宛如以前。萨非王朝治下的波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样如此。在社会顶层，有王朝的征服和更替，有新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但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些王朝国家，一些相对稳固，另一些缺少稳定，漂浮在每个亚洲的地缘政治单元——土耳其、波斯、中亚、印度、中国和日本——之上，本质上来说，依旧是没有根基和寄生的。
非洲和美洲没有区别。西非的桑海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秘鲁的印加帝国，都是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掠夺成性的暴力体制。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没有有机联系。前者仅仅从后者那里吸走剩余产品，并将其消费于战争、祭祀与奢侈品。这样的国家，就如同窗上的玻璃一样，即使是一块小石头的撞击，也很容易使其粉碎。
相反，16世纪欧洲的新君主们，深深植根于他们各自的社会体系中，而欧洲对黄金的狂热及枪炮的力量，随时准备改变世界。
葡萄牙人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先锋。葡萄牙是欧洲西部边缘一个多山的国家，沿大西洋有很长的海岸线，以及良好的天然港口。因此在欧洲航海家之中，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欧洲“航海大发现”中，至关重要的是庞大、精密的航海帆船的发展。早期的一个发明是尾舵。一个更加平稳和复杂的进程，是索具的改进。在15世纪后期，中世纪的钝齿——有一个单杆架和混合帆的正方形索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最多可以有三个桅杆和混合帆的更大的船体，使其能够接近风航行，并能更经济地使用风能。相对快速和安全的远洋航行，第一次成为可能。
在1492到1504年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即将被称为新大陆的地区进行了四次探险。尽管自己是葡萄牙人，但他的探险是由西班牙国王和女王资助的，因此他在古巴和海地建立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领地。
在1497到1499年间，瓦斯科·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行驶到加来，实现了环非洲航行。在20年中，葡萄牙人拥有了一个从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博多加角到太平洋上的摩鹿加群岛，海岸线延伸2万公里的贸易帝国，其前哨在西非、波斯和印度。
1519到1522年间，费迪南·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并确定了地球上几大洲的基本形状和位置。这个葡萄牙人从而为在16世纪早期吞并大部分中美和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画出了地图。
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已经发现了非常少量的黄金。他曾试图通过将当地土著变成奴隶和农奴，让新殖民地有利可图。殖民者的暴行与海外疾病的联合作用，使得海地人口在50年的时间内，从超过100万减少到仅存200。
对黄金的狂热是永不衰落的。1519年，一支由660人、18匹马和10门火炮组成的武装力量，在赫尔南·科蒂斯的率领下，从西班牙的古巴殖民地开往美洲大陆。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从1532到1535年，凭借106名步兵和62名骑兵，弗兰西斯·皮萨罗复制了科蒂斯的成就，摧毁了秘鲁的印加帝国。
上述这些，都是钢铁、枪炮和马匹对于石器时代技术的胜利。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内部的分裂，以及他们的臣民对其的疏远。因为阿兹特克帝国精英的凶残暴行，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决战中，更多的美洲土著站在西班牙一边，而不是支持帝国统治者。
西班牙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君主从事王朝战争来对抗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从事宗教战争来对抗新教改革。他们需要黄金给士兵支付薪水。因此，对于“新西班牙”的掠夺是残酷无情的。没有死于枪炮、疾病或饥荒的土著，经常会在矿山或者他们新的殖民主人的庄园中劳累致死。1512—1513年的布尔戈斯法令规定，印第安人一年之内必须为西班牙主人工作9个月。如果拒绝，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将会成为奴隶，财产也会被充公。而且，必须向天主教堂缴纳什一税。
秘鲁的利马地区，人口从25000减少到仅有2000。墨西哥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300万。另一方面，今天玻利维亚的矿山城镇波多西，通过强制劳动，人口膨胀到了15万。1535年，一个西班牙贵族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我走过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看到的是可怕的破坏。”
欧洲殖民主义对世界的改变已经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帝国建立于16世纪初，很快又有荷兰、英格兰和法兰西帝国接踵而至。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开端时期，这个系统已经将其血腥的大手伸向了三大洲。
但是，为什么相对落后，封建、绝对王权、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西班牙为欧洲殖民主义开路？西班牙国王们需要新世界的金银来资助他们在欧洲的政治野心。而一次地理上的意外事件，给了他们接近葡萄牙海运传统的特权。欧洲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场新的革命浪潮开始于1521年。在整个16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
早期，市民、农夫和小乡绅的革命活动席卷了德国。宗教内战很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经过一代人之后，传播到了法国。特别是1566年，纯正血统的革命在低地国家爆发。新教的荷兰与天主教的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将一直在这里持续，直到1609年。
在两个世纪里，在西班牙王室试图把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时，正是来自美洲的金银支撑了他们的权力并供应了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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