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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

——东北通讯之一

作者:卞珂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是录入者很少见过的并非完全复读机和泛泛空谈的文章。作者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他在和东北各个阶层的人了解伪满洲国占领时代的境况。
  从各个阶层对日本占领者的控诉来看,农民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始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同时由于抽壮丁使得农民的境况永远是越来越坏。工人不止要忍受半饥饿和受冻,而且还要每天进行高强度的低薪劳动。商人由于伪满洲国的战时经济政策,许多生意被禁止,而地主损失了一些土地上的作物。
  从这些采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伪满洲国疯狂压榨的对象主要是贫穷的农民和工人,而对商人,则是为了保证战时经济对当地的控制力和日本帝国对当地经济榨取所得的利益不被小商人分得而直接禁止了这个阶层的存在。地主仅仅是损失了一部分土地上的作物。
  与此同时,东北的各大城市却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而这种发展和繁荣是直接或间接建立在对东北人民的掠夺奴役之下。而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建立在本国和其他国家底层劳动者的痛苦和尸骨之上呢?而统治阶级来享受这种发展带来的好处的绝大部分,剩下的一点残羹来喂给他们的走狗和用来“改良”保证不会出现无可压榨的局面。
  而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接管之后,在东北部分部队的暴行甚至引起了八路的部分士兵与苏军交火。这种事件马上被中共高层和苏联当局的秘密协商所压下去。但已经展示出,来自农民阶级,尤其是贫农的八路并不是一个中共可以完全自由拿来和KMT谈判的工具,由于这军队的阶级性质,想要让军队在“纪律”“服从命令”的威胁下去无视部分苏军对当地农民的侵害是不可能的。
  而国民党来之后,资本主义的秩序又回来了!抓壮丁,苛捐杂税,工人由半饥饿状态变为彻底没有工资去买食物了,似乎日本占领军除了由东洋人变为中国人外,没有什么区别。农民可能还以为关东军又回来了呢。而对于商人和地主,“新秩序”的建立可谓是不可不拍手叫好,至少相对于关东军的统治,他们能够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了。而在重新灯红酒绿起的“一线城市”——沈阳,换了语言的合法统治阶级们又举起酒杯,在中日劳动者的尸骨上跳起一支新的“民族再兴”的舞蹈来!
  李星按:本文所讲的,是作者在东北光复初期的见闻。因为是见闻,所以也会有局限,但也不必一一点出。只有一点:关于苏军在东北的许多违反军纪行为,文中谈的不算夸大,进入东北的八路也跟苏军交涉过,但“开枪冲突”恐怕属于传闻。
  另外值得说的,就是作者承认中共在东北开始了“半吊子改良”,但全篇对这个半吊子改良,却坚决不谈任何具体内容。很严重的“中共社会改造实践PTSD”……背后反映了严重的恐惧心理……)


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东北通讯之一



  流浪了十四年,受尽了战争的损害与教育,我终于又从风雨中回到了故乡——东北。作为国际争夺的目标,和全世界人民注视的的“东方乌克兰”已展露在我的眼前。在这儿,我仿佛读完了一篇崭新的历史,这里面写满了近代帝国主义之一切的行为,也写满了那群社会主义背叛者的可耻与卑劣,更写出了殖民地国家中人民苦斗的精神。但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篇“铁”与“血”的历史。
  人们欲确认这一世纪中一切战争的根源,或欲进一步寻求落后中国之历史的命运,那么,他尽可以仔细地来研究这段历史,这段廿几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与军事冲突之焦点的历史。我们不能让人民的血再作无代价的白流,也不能让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再来,但是,我们更应指出那些戴着“社会主义”面具而作出卖全世界工农大众利益以自保的叛徒们之不名誉的勾当。
  “墨写的历史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以下便是今日东北之真象。

“啊!好长的十四年!”


  回家后,急于要知道人民十四年来的生活,我从农村到商店,从商店再到工人以及青年学生,我仿佛在从事于“痛苦语言的收检”。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年农民的感受:“啊!好长的十四年!”这很容易令人记起那首“莫提起”的调子:

  “莫提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会使铁人泪下,我们的国变成了蚕食的桑芽,我们三千二百万同胞变成了牛马,我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话,我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我们不敢听鸭绿江上呜咽的寒潮,我们不敢看那长白山的残霞......”

  农民告诉我说:“伪满时代我们每年按期必须将所有的粮食运缴政府,各区人民都有一定的纳粮仓,假如晚送一天则犯“国事罪”,到法庭死活受一顿毒打……然后,每人每月再“供给”十四斤高粱米,而米往往是三四年前的陈米,霉烂的和砖一样,十四斤哪儿够呢!烂米也得填肚子啊!……再加上抽壮丁,杂税,一年到头才发四两连皮带骨的肉。衣服连破的都穿不上啊!……他妈的,日本人十四年来可把咱们老百姓给弄惨了!……”
  商人告诉我说:“光复前谁敢做生意啊!一切大人小孩都给指派工作,米,面,布,肉,煤等都是给军用,谁想私贩点粮食,抓住了就犯“经济罪”,挨揍挨罚……甚至于枪毙!”
  工人告诉我说:“那时候,兵工厂中的工人叫“工兵”,平常工人不容易干,像咱们大多数的工人都是造汽车啊,军器啊,及一切附属工作。每月工资甚低,吃饭仍由上面“供给”十四斤高粱米,我们却得吃二三十斤才够,老头小孩不供给,那么,一家人的生活怎么维持呢?假如倒霉碰上“劳工”,则白在工厂做活,一分钱不给,只给点粮食,一家老小都在厂里给人家做活,回头却都挨饿,工人每年发一身麻布单衣,一身烂棉袄,天晓得那衣服能穿几天就像纸一样的坏了!那日本鬼才知道是人的世界……”
  学生告诉我说:“我们从前半天读书,半天劳工,劳工时种地,除草,扫马路,捡粪,没有英文,尽学日文,课本都浅的很,他们把程度给降低下来,没有高中,“国高”则不少,是四年的中学制,国高毕业后升大学,女同学则限制,因此,一般人也读不起书,能读书的也很难学到东西……”
  地主告诉我:他家的果树林子四十几亩被日人砍倒后修起兵营来了,土地给没收了。想到关内去也不行,非有“出国证”不可。
  总之,“满洲国”十四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剥夺。一切物资人力都为了一个侵略战争。十四年来沈阳已扩展到几十里方圆,大和区的放射形大马路已和上海差不多了。东北的二大工业建筑,即是小丰满电源(可供全满电力,现受共军保护,未经破坏)及鞍山,本溪湖,铁西等钢铁煤矿工业。人民的贫苦与帝国主义的建设成正比例的向两极走动。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内工农的加倍剥削已达到最野蛮凶横的程度。这便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必趋灭亡。经济制度的改造是迫不容缓的。人民已学了这一课。

罪恶的黑手


  从人民的口中,我们知道了“老毛子”在这儿所造成的的恶果是什么。当红军开入沈阳的时候,他们未始不表现了一点同情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鼓动人民抢日本仓库,因此几万贫穷的小市民在日人的枪口下抢了不少物资,有的因而成了“暴发户”,有的却牺牲了性命,但至少也解决了一部分人民的生活。然而,整个鞍山,本溪湖,铁西,文官屯等地二千家重工业基础都空空如也了,厂房亦多遭人们拆毁,带来的便是七十几万工人的失业。现在,这些失业的工人一部分回到冀鲁一带的老家去了,一部分则随地摆设小摊做起小生意来;一部分则挨着饥饿为家庭的担负而做着更苦的劳作;一部分则追随着共军退入山林北满一带去了。人们可以发现沈阳有无数的苦力在为生活而奔命。夜市,北市场,小东关是三个挤不通的日货拍卖场,那些破旧的衣物已在几次倒手中流通过好多次了。卖的多是些穷人。买的大半是贩子。这便是红军给人民留下的结果。
  北满一带,因红军中杂有被流放的人民,他们四五年来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次开入东北原是用作炮灰的,因为四五年没见过女人,又因为军纪的松弛,公开强奸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自然是无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遭受了蹂躏。对于一个自颂为完成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发生这样虐待落后国家的妇女行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讽刺了。它的统治层已丧尽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同情心,因而,也为反苏浪潮造成了口实。野蛮与文明的对照,使我们知道苏联距社会主义的成功尚远,保卫十月革命造成的财产制度将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迫切任务,但必须把这些背叛这制度的寄生虫首先丢掉不可。
  南满站耸然矗立着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坦克车正对着大和区的中心。那上面刻着“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然而人民却把它当作一座受损害的象征物了。人们会了解中长路和旅顺大连的特权并不是为保护他们而设。北满有共党与红军冲突的消息(八路看不惯红军对人民的兽行而放枪),虽然被新闻检查不得暴露,但已说明觉悟了的人民之判断已远距莫斯科的指令而自决了。
  这些故事丝毫没有伪造,乃是用血写进人民的记忆中的。

“八路”在东北做了些什么?


  随着苏军的撤退,共军一开始便由“冀察绥边区”蔓延了整个东北。胜利的初期,我们寄这只剽悍的农民军以莫大的希望,因为他们重视着中国历代传统的土地问题。纵使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打击了中国劳工运动的抬头,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使这次重要的事变破了产,因而引起了近廿年来中国工农的特别不幸。那所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恰巧说明农民军远远离开城市后的悲剧表演。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使他们在破产了的乡村中又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因而,愈显示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将起的民主革命浪潮面前,土地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转入新时代的必经桥梁。然而,一切历史的大事变告诉我们:农民在任何事变过程中却永远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不但从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农民战争及俄国的三次革命中得到了这个结论,而且从中国两千年来波澜啸嚷的农民变乱中也可以明白:农民的天生弱点本身无法独立解决土地问题。在大事变的前面不是跟随城市的资产阶级走,便是跟随无产阶级走。人们应该多多向历史学习。只有顺从历史的必然性,才能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
  然而,“八路”在新的浪潮前面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理想建筑在一个破了产的“四个阶级联盟”或今日改头换面过的“联合政府”口号上,希望寄托于受骗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句话,用“政治的投机”来瘫痪中国的群众,更运用“军事的冒险”领导一群群分散的农民军作流动性的“游击战”以满足其政治的攀升欲望。不相信城市内的劳工阶级,单凭一种乡村的自治工作(如农民会,妇女会,儿童会等……)竟想克服中国几千年来严重的历史问题。结果,孤立的农民军又陷入一次大的痛苦中了。
  当杜聿明率领着他的大军,携带着美式武器由山海关向东北进军的时候,“八路”正在那儿一方面运用“地雷战”“地洞战”,……一方面在经营着乡村的改良工作。直至今天,我们并没看到他们有过任何一个革命性的土地纲领,因而,随地而变的不彻底改良到处引起了失败的实验。脱离了城市领导站在不稳定的乡村组织上面的“八路”,便在“本溪湖”及“四平街”两次决斗中退出了松辽平原,向东部鸭绿江流域及北部兴安岭一带转移了阵地。
  事实上,局势的转变,愈来愈表明了他们的不利。在“政治的投机”和“军事的冒险”双管齐下的情形下,这只农民的队伍若一日不去寻找他城市内的工人朋友,便一日孤立,以至于重遭悲剧的打击。

青天白日下的松辽平原


  当你一走出沈阳总站时,你会发觉,这个曾有两百万人口的都市已完全显现了战后的凋零气象了。车站旁曾堆过惨遭人民因胜利而击死过几千人的地方,今日正有几万日本可怜的侨俘,——那一群皮包骨头,面带菜色的民众——一批批运回日本去。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所带来的战争(残酷的大屠杀)已将两个民族的仇恨刻了一条深深的血痕。当人们向这群无辜的日民投以复仇的目光时,人们哪儿还想到他们邻国的下层民众所遭受过的两度迁移之痛苦呢?
  和平区(从前的大和区)是一片日式的洋场,今天已挂满了“××司令部”“××稽查处”“××警察厅”“××伤兵医院”“××……”各式各样的牌子。接收大员,军队,警察,特务,密探,成系统的全部抢占了这里的巨厦和园庭。甚至连日人在当时给中国工人的住宅也因为接收而勒令搬出,这些如狼似虎的新统治者们从日本人民手中剥取原有的财产还不算,而且还敲榨着自己的百姓。假如你是一个好奇的观察者,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无数日妇白天在卖一些米糕,糖食或擦友鞋、卖破衣之外,夜间还在过着廉价出卖肉体的生活。多少小军官挎着日本女郎沿街兜风,多少小兵都讨了日本太太,还有多少无处寄存的日本姑娘在受着侮辱和蹂躏。男子除少数技术人员被留用外,大多数还流浪载道。可怜啊!这些受尽了日本军阀压榨的人民,又一度的遭受侮辱和损害了。
  “中国的老百姓呢?”你或许要这样问,但是我告诉您,他们也不见得好许多。受尽了日本十四年的残酷压榨,度过了人间最无情的岁月之后,在表面上,他们行动似乎比较自由了(已减除了日帝国主义对他们的一切无理束缚)然而,大批的工人失业,重税盘剥,抽拉壮丁,……已丧失了他们所久待光复和欢迎“国军”的最低信心。看惯了后方用绳索绑壮丁的人或许对于这儿用卡车装运壮丁不感到好奇,但,当你稍一回想,我们“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人民还在受这样的痛苦,你便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野蛮的时代啊!
  在南满车站或大和区附近,人们可以随处遇到一些红十字灰衣服的人,那些操南方口音而已经残废了的伤兵不是挂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伤疤,而是由四平街,本溪湖,各战场退下来的“内战”伤兵。于是我很想走上前去向他们伸一双慰劳的手,抚摸下他们的创伤,问一句:“辛苦了,勇敢的战士!”,但当我一想到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的结果如何?”这时我已惭愧于这些无援的百姓之无知了。
  笔者写到这的时候,大同正打得不可开交,河北省正在抽调三十万壮丁送上前线,共产党的报纸正在吹嘘:“这儿有人,这儿便有战场”,而整个东北都在大混乱中任官僚政客鱼肉囊括。共产党在哈尔滨作着半吊子的改良工作,国民党在派遣大批的“军统”“中统”特务去“防制”,政治腐化,经济搜刮,和清查团四处清查。共党在唱反美运动,国民党在订购美国军械与机器来华。总之,一方面在作着“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一方面在扩展官僚的黑手和枷锁拼命在复员的“名义”下做尽情的剥夺。可怕啊!这个罪恶的世界!
  对人民,“理论是暗淡的,唯有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受过了各种政治洗涤的东北民众已认清了一切剥削者的面目。历史将指示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条道路已不在远,即将出现在眼前了。

——完——
九·一八之前夜




感谢 萨马斯特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