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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

作者:青锋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按:还是先一言以蔽之。我感觉其实对事件的分析还挺到位的,但是最后提出的解决出路还是大而空,或如李星所说的是一种“左翼民主主义”。
  如果说得稍微更细致一些,我现在觉得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的观点是错的。他们的分析还挺好的,结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问题则在于,这一切和他们声称要代表的那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不相合。
  为什么不相合?说实话,我说不好。我只能从思想领域着手。
  我认为人是不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个绝对客观的外在现实的,所谓“从实际出发”,实际指的是“从自己理解的那个实际出发”。人们理解现实的时候,必然要经过自己的一种思维框架或者说思维方式的中介,这种思维框架恰恰是先在于对现实的把握的。
  在这里,我认为在原作者的思维方式之中,一种抽象的“全国人民一致团结立刻停止内战”的想法就是先在的,他观察、把握的一切现实材料都会为之而服务,于是有时候他从正确的分析导出了或抽象或错误的结论,有时他干脆选择性无视了一部分现实材料。
  其实说到这里,我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原作者所拥有的思维框架让他背离了现实,也就背离了工人阶级;那反过来,如何去树立一种正确的思维框架?
  我不知道。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不指望能发现什么有意义的问题。无非胡思乱想而已。


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


  十一月三十日的摊贩事件,到今天已经告一段落。各界对这一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暴徒”有计划的“暴动”,有的认为是“巴士底尔”的重演。因看法的不同,所以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就不同。认为暴动的,就加以警告、镇压、甚至拿出封建的遗产“格杀不论”的圣谕;认为巴士底尔的重演的,就加以渲染和强调;但也有出于人类同情的驱使,而为之发出共鸣的。总括的说来,不论是那一种看法,我们觉得都没有抓住问题的重心,不能把这问题的澈底解决办法指示出来。因此,虽在这摊贩事件已经结束了的今天(当读者读到此文时已相隔整整的一月),我们仍不嫌其烦的来加以申论。
  说到摊贩事件,我们不能不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联在一起。这次摊贩事件的发生,正是反映出整个中国从政治到经济,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某一阶段,就要公开爆炸开来,而摊贩事件只是在这矛盾和冲突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火花而已。
  摊贩事件的发生,当然脱离不了摊贩。讲到摊贩,我们就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多的摊贩?”一年前,甚至半年前,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马路上的摊贩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多,摊贩问题也没有今天这样的严重。若要分析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到中国整个的政治与经济。
  一年前,从政治上讲,内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炽烈,战区还没有这样的宽广;从经济上讲,美货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涌进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还能维持一个相当的时期。但是到了今天,一方面内战在大规模的进行,战区从长江流域延长到了黄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更蔓延到了东北的原野。内战的炮火贯串了南北,许许多多的生灵就这样白白地牺牲在内战的炮火底下。一部分人为了避难求生,就从内战的炮火下逃出了所谓“解放区”、“收复区”而到达了上海;另一方面,内战的双方都为了要“制胜”对方,就不惜“人”的代价,各自拼命的实施征兵,尤其在江浙一带,自十月十日兵役法颁布以后,因为上海的暂缓办理,各地的壮丁为了逃避这种不合理的兵役,都拼命的向上海涌来,因此上海的人口,在八月间还只有三百余万,最近,据说已经激增到四百余万了。这凭空多出的数十万人口,到了上海是要解决生活问题的,因为上海究竟不是神仙世界,可以不虞衣、不乏食。但是另一方面,从上海本身看来,商店、工厂,都因为抵不住美货的倾销与高利贷的压制,纷纷的结束、倒闭、清理。偌大的上海非但不能容纳这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相反的,自己还在吐出更多的劳动力。这两股劳动力汇合起来,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这许多的劳动力总得有个去处才行,于是,在这美货倾销的今日,都纷纷去设摊以贩卖美货来谋生了。
  摊贩的来源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同时因为重税、高利贷双重的压榨,使一般小商人也难以维持,结果也只有纷纷关门而沦为摊贩之列。因为这种种的原因,所以最近几个月路上的摊贩如雨后春笋似的,遍地增多起来。
  摊贩事件的发生,起源于政府“取缔”摊贩;取缔的目的,据说乃是为了“整饰市容”、“维持交通”。许多人固然都已为此提出申辩。事实上,谁不知道所谓“整饰市容”、“维持交通”,仅是一种虚伪的借口而已,因为路面的破碎不修,垃圾的堆积不清,难道取缔摊贩后“市容”就“整饰”了吗?至于交通的纷乱吧,只见吉普车到处闯祸,而未闻摊贩伤人,“维持交通”又何关乎摊贩呢?
  在摊贩事件中,从摊贩捣毁大商店的举动看来,这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永安公司的经理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各大报端发表取缔摊贩与他们无关的声明,但谁也不会去相信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笨拙举动。群众是欺骗不了的,他们知道这个取缔与那些商业资本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迁怒式的报复行为发生。假使把捣毁商店硬要说作是有计划的暴行,那也是太幼稚了;而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内心里也未尝不明白。
  中国资产阶级的贪婪横暴、唯利是图,这次摊贩事件中,已经很明白的暴露出来了。他们只顾到自己的利益。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不去追问造成这种原因的责任者,他们不敢来反抗统治当局给他们的种种不合理的处置,他们也没有力量来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处置,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广大的民众来做宰杀的羔羊。而中国的民众虽落后易欺,但最后一口饭要从他们的口里被剥夺下来时,他们是要起来反抗的。
  同时现在政府当局,为完成“统一”的大业,就不得不从事内战,要从事内战也就不得不供养很多的军队,支出庞大的军费。这庞大的军费从何而来呢?一方面当然赖钞票印刷机的辅助,另一方面也就不得不从税收上着想:向老百姓搜括,因为专靠钞票印刷机是愈加速促成恶性通货膨胀的,这一点对它到底也是不利的;增加税收,不仅人民受不了,即连资本较脆弱的工商业家们也怨声四起。像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的大商家,单是每月的营业税,已经是一笔极庞大的数目,再要加上地捐、房捐、市政捐、所得税……等不知多少名目的税收,似乎也有些负担不了。要是在平日营业繁盛门庭若市的时期,这些税额也不成什么问题,但是在这社会经济普遍发生危机的今天,人民的购买力一天一天的低落,价廉的美货到处充斥,再加上摊贩的到处设摊营业——抢夺了大商家们他们一部份的主顾,使这些大商家的营业一落千丈,为了挽救他们自身的灭亡,这些商业资本家们照理应该站起来反抗这种不胜负担的税额,反对造成这重大负担的基本因素——内战,甚至反对那种丧失关税自主权、摧毁民营工业的存在、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中美商约。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因为这样做了不免要开罪现在的政府大员,不免要有损中美的邦交。他们却卑怯地转到摊贩的身上,以为摊贩取缔了便可以减少美货的倾销,减少码头上的走私、偷窃,消除一切足以影响他们营业衰落的因素。他们不看见香港广州的公然以武装保护走私;他们更不看见码头上偷窃党的有组织的存在;他们把这一切事情,不归咎于执政当局的无能,而倒因为果的去放在摊贩们的头上,更不惜以抗税来要挟市政当局为了“税收”,为了应付内战,为了完成统一的大业,岂不会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于是就在这官冕堂皇的“整饰市容”与“维持交通”的招牌底下,对摊贩三令五申的取缔、取缔,结果造成了这次惨案。事情发生了以后,看到群众的声势汹汹,统治阶级开始恐惧了,于是连早已进了坟墓的封建帝王的御用工具——“格杀不论”,也会复活而被采用。
  所以这次的摊贩事件,反映出了整个中国在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底下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的破产与不安,这摊贩事件只是开其端,而接着中美商约的正式批准,全国的工业崩溃、农村破产,将要接踵而至。农民工人为了生存也许会不断地发生骚乱,这难道是故意危言耸听吗?
  但怎样来解决这一个摊贩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怎样来挽救中国这一个重大的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的危机,确是值得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去思索的。一部份人带着浓厚的幻想色彩,模仿着过去封建时代顺民上书天子的作风,写一两封信给地方政府的首长,希望他们来革新。这种谄媚式的幼稚、天真的举动,是不必在这里加以批评的,因为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断非现在的统治者所能担负得了。相反的,他们正是这一个危机的制造者。
  若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争取民族的澈底独立、关税自主,取消一切变相的不平等条约;对内则必须立刻停止内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保护劳工的生活和权利。但要办到这一点,完成这任务,只有全国民众一致起来,集中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去为实现上述的目标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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