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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作者:廓流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录入者按:《太原来客谈》通过一位太原籍青年人回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抗战后阎锡山治下的情形。邻近的共产党武装明显给予阎锡山很大的压力,而这同时也成为了他“学习”和“进步”的动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过魔改但明显能看出来源的组织、政策及宣传口号,进而形成了这个颇具本地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明显能看出民族革命同志会与一心会、妇女会与国防妇人会的相似性,而统治层级的划分与运转则颇具历史特色)。可以看到的是,作为处于社会最底端的农民和工人自然成为了“新政”汲取物质基础的来源,而加之其上的是画大饼式的宣传和“白色恐怖”式的治安手段。
  然而,这种变样的“学习”和“进步”终究只是一种垂死挣扎,这并非是不同军事力量相互对抗的结果或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而是当时已被发动起来的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发展的必然。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催动了生产条件的变革,反过来又壮大了群众力量。正如文中所言,“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在这种拥有无尽力量的群众战争机器面前,任何或改良或压迫的行动都只会被撞得粉碎(这恰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所在)。
  李星按:本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主流共产党的切割,已经到了公开攻击阶级斗争的程度。比如这样的政治表态:
  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
  彭述之这样的托派,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地把自己从共产主义里边摘出去了。目的呢?虽然我不是老彭肚子里的蛔虫,但这些惺惺作态,还能有什么目的?自然是拉住一些本质上排斥阶级斗争,但出于各种原因,乐于自我装点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刚刚踏进屋门,便看到书桌旁正坐着一位服草绿军装的人。在我猜思的片刻,立即认出是两月前才离别的至友——姜文达。在惊喜的招呼与寒暄后,便谈到他这次返乡太原,以及他又回来的情形。
  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青年。自幼即好绘画与歌曲。然而,家庭环境却不能任其才能发展,他刚刚高小毕业,即被送进一家机械钢铁厂做学徒。在捱过漫长的时日与克苦后,他毕业了。他学得一手能以谋生的灵活手艺。在抗战的浪潮下,他投入空军,作了机械士。
  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腐化,对任何一个诚心向上的人都是苦恼的。在军事机关尤其如此。 “绝对服从”切断了对真理的探讨,“思想不正”更吓退了多少青年的上进。奴化的训练与教育,渗透了每个人的心。姜文达不愿接受这黑暗的腐蚀;这愚昧、奉迎、虚伪、奴隶般的训练;这黑暗、苦恼、无出路的生。他藐视那些无知的盲目崇拜的人;他痛恨那些两面迎奉随声附和的人。他具有一副刚强坚韧的北方人的性情。因此,他内心里时时充满了反抗与苦恼。
  抗战胜利了,他决心要回家。他愿脱离这灰暗的生活,而找一个新的快乐的境地。内战的炮火并不能阻止他的决心,他终于动身启程了——走向他遥远的家乡太原。真的,“作任何事情,怕困难是永不会成功的。”然而,故乡的情况并不如他的理想。他非常伤心的转回来了。
  他开头便谈到路上的经过:因为军运繁忙渡河的关系,自成都经二十余日才到达西安。西北一带的物价比成都高了些。繁忙的军运使空气有些紧张。自西安乘火车很快便到潼关,又渡河至风陵渡,到了山西境内。这里的行政组织却有些两样了。浓厚的火药气氛更为接近,冷落残破的景象笼罩了城市乡村。遍地设有关卡,随时可予检查。这里军队是中央军,但秩序并不好。有时他们强买人家不卖的东西,而只给十分之一二的便钱。他们时常拉夫(无报偿的作工)。因之,交通要道行人稀少,即使谋个脚夫背背行李也谋不到。抗战与内战的炮火已洗劫了整个的山西。各处都是呈现着落后贫乏。农村的凋零与破产真是已达可怕的程度。自永济至运城再至临汾,以北,便是共军区域了。阵营相对,自然是难走通,幸好能等到飞机直达太原。
  太原——这富历史故事的城市,仍是那样的古朴,矮矮的房屋,窄狭的街道,稀少的行人与那无精打采的商店,显得多么冷落呀!然而这里却行着严厉的统治。出入城门都须有通行证。更加内战的封锁与物价的高涨,使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中。
  那使我多么惊疑?太原几乎是日本的势力:一切军官穿的都是日服。所配刀剑也是日货。更有的中国军官也留上八字胡!摆出日本人的架子!“敌我不分,宽大为怀。”这里真是已经作到。许多敌伪军官、顾问、专家、机师都正在阎锡山的机关、军营、工厂、矿山中“服务”。太原日货特多,虽没有这边的美货普遍、漂亮,但两者却正映映相照。据说:阎氏这次接收甚为成功,除武装部队(伪军敌军)与大量军需品接收外,更接收了大量的财产与工厂。而中央所接收的,只是“天上能飞的东西”——几架破飞机。阎氏的门罗主义还相当成功。美货尚未能侵入他的市场。就政治力量说,除“解放区”外,中央仅是在晋南的一点兵力,政治的统治权仍握于阎氏手中。
  阎锡山是一个有计谋且具有野心的人。他一方面以“中庸”“忠节”一般旧道德思想来训练他的部下,以取得对他个人之“忠实”、“服从”,另方面,他更以物质基础的控制与改良,来稳定他动摇的政权。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控制了山西的整个命脉;它具有党的性质,但又含有特务组织的成分;他笼络了各机关各阶层的人们;它的分支部伸入了各城乡村镇;它更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生命属于组织”、“组织高于一切”,凡加入组织的人都须绝对服从,更不能脱离组织。同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高级干部会议,对省府长官部都具有超然的力量。因此,上至党政军各机关,下至百姓、平民以及学生们的思想活动都在它的控制中。它的总部与各分支部尤如党的一样,同志会的负责人又都是国民党的负责人。他们屋中所悬挂的很少是总理遗像,而是阎氏肖像;宣传的虽说是三民主义,但主要的是“新政”、“新经济政策”——如“兵农合一”、“合作生产”、“经济政治化,政治民主化”。同志会的会员具有高超的权力:有发号施令、搜查、逮捕甚及处决枪毙之力量。阎锡山本人就是此会之会长。他的派系干部与他三十余年的统治,使他对此会具有绝对的权威。
  以后更进而谈到他的家乡。他的家是在离城二十里的乡间。变化太大了,八年来的别离,使一切都变成陌生!八九岁的孩子自然不能认识,而从前的小孩也都高高的成了大人,这些质朴的,粗笨的新世界的生力军,看着是多么令人高兴!然而,那过去的壮年人几乎都老了,有的白发苍苍,耳目不灵。这动乱的岁月给他们的不是更长久、更痛苦、更厉害的摧残吗?
  正如延安一月中写的:“村管理就是不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就不能进村。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才进了村。”村的通路都有兵站岗。一切行人出入皆须有“特给路证”。如外宿或留居客人,须事先向村长报告。否则,如被查出,则全家主客即被扣押而加以严重处罚。在这里对人命几乎像开玩笑,村长即有枪毙人的权利,枪杀的所谓“异党”份子实在太多了。有一次,逮捕了两个人,据说是共党的,在审问时,那审判者很愤怒的追问他们:“你们说,我们实行的与你们有甚么不同呢?不是比你们更彻底吗?”结果,是被轻易的枪决了。
  这里的村统治分二级:普通几百户人家的为“居村”,六七个居村合而为一“治村”。治村中有村长、主任,连长是政、党、军(或说政、会、军)三方面之负责人。居村中也是一样,有村长、书记、班长。
  乡村的中心组织是“兵农合一”。凡成年壮丁(十八至四十七岁)都须参加兵农小组。每六人(有的也不足六人)为一组,每组须一人当兵,余者在家种地。毎组入武壮丁家属之生活即由此组生产者中给予一定之数额。每村妇女有妇女会,凡成年以上之妇女都须参加。开会时,上边报告的就是什么“兵农合一”、“足食足兵”、“自力更生”与甚么将来的经济政策——“物价证券”、“公生产,私消费”、“按劳分配”——这些美妙的、幻想的、具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能使那些劳苦、贫乏且终日陷于饥饿中的农民充饥吗?真的,他们对开会感到的只是痛苦,在强迫之下又不能不参加的!
  在土地分配方面,讲起来似乎很合理。然而,农民所得到的只是饥饿与痛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可说:“普乡之下莫非阎土”。“土地公有”是这里的口号。一切地主的土地都被官方以低租没收,而分与兵农小组无地之组员。每份因地域与土质之肥瘠十亩八亩各不相等。这样的分配,贫农们是应当满意的,然而,租税是太重了。在种种繁杂的税捐下,百分之八十的收获都被政府拿去了。结果,农民感到的是政府在卖粮食,自己在买粮食,而最后又以税捐的名义收入政府手里。在终年劳碌下自己得到的,只是饥饿、贫穷。
  农民们的生活是质朴、勤勉而富耐性的。在生活的压迫下,他们抱怨、咒骂,愿苍天使阎××快死,愿中央、中共或第三个“爱神”降临。然而,事实与理想总是相反。当人们真诚扪心自问:“愿共军来吗?”“共产党来后会给自己些什么呢?”他们犹豫了,在思虑的过程中,由冷淡而失望了。他们最苦恼的,是没有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领导他们。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在绝望的痛苦下,往往走向寻死。因之,自杀之事,已为常闻。然而反抗的意识也在萌芽。在诉苦的谈吐中,他们也说出:“种地既不能免掉捱饿,那末明年干脆就不种!”“只要我们大家能齐心,才好想办法”。由消极终会走上积极;由寻死就会走上反抗。长久的愤懑、不平与饥饿的逼迫,将会积聚成可怕的炸药,在成熟的时机下,就会爆炸起来。人们不要忘记: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他们中起来的。只要他们觉悟,能与城市中的弟兄们携起手来,谁能说这堆饥苦的炸药,不能炸烂这数千年来的枷锁呢?
  在工业方面,山西是有希望的,丰富煤铁与资源,都足以发展重工业。阎氏的一家钢铁厂,周围即有二十里。在战前即已开始建设,又经八年来日本之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钢轨、钢炮、步枪、机枪等都能制造。此外,水泥厂特多,轻工业也有。尤其当你看到那高耸的烟囱,庞大的机器与那广阔的矿场,将感到人类劳动是多么伟大啊!多么万能啊!
  就这里工人的生活与意识说,像整个的山西高原一样,是贫乏的、落后的。他们多出身农民,他们的父老兄弟大都在乡村为农,因此,传统的习惯与狭隘的意识,对他们仍是一种有力的束缚。他们的工资虽说不高,但让那生活低下的农民看来,却也相当贵族化。然而,生活意识是经常随着物质生活与知识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二十余万的工资对一个技术工人说并不高,尤其在家庭负担与物价的不断高涨下,仍难免陷于贫困中。
  内战的炮火,仍在无止境的燃烧着。生命财产在大量的毁坏着。劳苦人民陷于贫乏饥饿中。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狄克推多”的残酷统治,不过是这破烂的旧社会的临死挣扎。整个中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与社会的根本改造。“门罗主义”式的地方割据,只能是暂时的,在历史的巨轮下,不免要被碾碎!

一九四六十一月




感谢 Dlrow Olleh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