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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往哪里去

作者:刘乃光〔张开〕 来源:《新声》1948年第12期



  李星按:二战结束初期,在非主流共运中,有较多预测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长期衰朽的声音。本文可以说间接反映了这类一厢情愿的看法,诸如“二战后各国极度贫乏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使它的民主改良范围更加缩小”。
  当然,事实上西方进入了又一轮繁荣期,欧洲开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推动社会改良,美国更进入了黄金时代,阶级矛盾大为缓和。二战结束后初期那些预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一九八四》式物质衰朽的左翼,被打脸了。
  文中关于国内自由派的那部分内容,大体符合事实。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已经不再是夹缝里生存的状态,而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流,而他们比民国时代的自由派要更加十倍地厌恶、警惕群众斗争,其实是与先辈一脉相承的。
  最后,本文把目光放在对国共都失望的那些人身上,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新党云云。当然,这是空想。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空想的前提。在1948年,哪些人会对国共都失望?工人农民和学生吗?他们要么从中共那里得到了一些社会改造的利益,要么即使没有得利,也谈不上受害,也就没有失望。资产阶级吗?中国的资本家可能会对蒋党失望,但从未对共产党抱有什么幻想,老板天生是阶级嗅觉良好的野兽…… 说到底,也就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真的对两党都失望。是啊,为什么两党不能维持阶级和平而非要打起来呢?为什么两党居然不听我们的话?知识分子们摇着头。但是,他们更绝不会理睬彭述之代表的那一方托派,力量太小了,入不得眼……
  剩下的,就是很少数的,左倾而又对中共有保留的学生了。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想追随共产党。他们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潜在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阶级教育,而不是“激进民主主义”的教育。

自由主义者往那里去


  上海大公报于一月八日发表了一篇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跟着许多「自由主义者」都为文阐释这个「信念」;而各地的报章杂志也纷纷对它表示意见。人们为什么在此时此地提出此一「信念」,它昨天究竟从哪里来,今天变成了什么面貌,明天又将往那里去呢?对此,我们愿意趁这机会加以指出。
  「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原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产物。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为了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资本主义,于是提出了民主自由,要求发展个性。一七八九年法国第三等级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便是最初明显的例子。在推翻封建皇朝,以及发展最初期的资本主义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曾经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那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资本主义本身有它的发展规律。自从战胜旧的封建阶级之后,它很快便从自由竞争逐渐发展到托辣斯的独占,独占从此便排挤了自由竞争,极少数的独占大王们便操纵了国内甚至国外的市场,生产力愈加停滞不前了,民主改良的范围愈被缩小了;法西斯主义于是在某些国家起而战胜了民主主义。即在人们所最夸耀的民主自由国度——金元帝国,它的生产力愈是发展,那也只意味着独占势力的发展,以及自由竞争的被排挤。而战后各国极度贫乏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使它的民主改良范围更加缩小。资本主义早已结束了自由竞争的时代,早已踏入独占的垂死阶段,经济上早已残败不堪了。因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早已耗竭了它本身的历史作用,今天绝没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假如它们还存在,那只是徒有其名的装饰品,即是说,已经成了独占大王们的专有品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自由主义已成了无自由的表征,民主主义已成了反民主的工具,个人主义已成了束缚个性的护符。它们早就该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去,而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来代替了。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制度,使每个人在经济上平等,最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得到更高度的民主自由,而他们的个性也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
  这点真理,连大公报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先生们也不能完全否认。他们——虽然含含糊糊地——自认他们的「社会主义色彩也不淡」自认他们的基本信念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的」。但「自由主义者」毕竟还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们始终把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对立起来,认为英美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有后者但无前者,因此主张兼收两者之长,结论是赞扬中山先生之「伟大于三民齐重」。他们显然没了解:目下的苏联只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只是由于世界革命接连失败而使苏联陷于孤立,加上苏联本身的落后,生产品不够分配,然后产生这一官僚层,完全剥夺了一切工农大众的民主自由。史大林这种官僚主义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假如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联官僚层便无法再存在,而绝大多数人民便可生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里,享受最充分的民主自由了。人们不能拿史大林的官僚主义去抹煞社会主义的伟大进步性,从而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来对抗它;这犹之乎不能拿一个兵卒之无能射中目标,便抹煞枪炮和射击术之有用性,从而以落后的戈矛去对抗它一样。而且,人们尤其不能将史大林的官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不然,那确是最大的可悲的误解了。
  但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不但抱着这种误解,而且还有更致命的弱点:他们竟自满于「无意夺取政权,所以也谈不到施政纲领」。「既没有口号标语吸引群众,连其本身也没有组织」。他们自认「需要集体行动的政党,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反之,他们却在「本质上不崇信武力,挨起打来连手都不会搪」。这些先生们竟如此自描其「可怜相」,而毫不以愧对「先辈」为羞。因为他们所不绝赞誉的「自由主义先辈」,如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们,都有他们的政党、政纲、而且执掌过政权的;他们所引为典范的一七七六年北美独立战争,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群众以鲜血头颅从事夺取政权的武力行动。但何以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如此轰轰烈烈地行动,而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只有这么一副卑怯的「可怜相」,呢?我们的解释是:历史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因为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而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却衰败不堪,必须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了;维护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各阶级,都命定要没落、死亡的;其中经济上最没有地位,最易向两极分化的中小资产阶级,则没落得更快,因而在政治上也表现得更无力。不幸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恰恰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被挤在国共两大党的夹缝中痛苦着,但又明知无力与它们抵抗,于是只能表示不要斗争,单以空谈为满足。因此,他们虽然列出许多政纲式的动人的要求,但这些要求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与有科学根据而能实现的理想毫无共同之点;同时又无能力争取其实现,那它们便只好成了纸上谈兵,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了!
  不过,我们承认,大公报所代表的这种论调,在此时此地提将出来,多少总反映出目前中国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对国内交战双方前途的失望,因而急切需求获得民主自由。这情绪甚至在工农群众中也逐渐在滋长着。大公报所反映的这种情绪和要求,无疑是一种进步的酝酿。我们固然衷心维护一切民主自由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这种自由不应成为一种「独立」的主义,而应包含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里面,今天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中国的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民主与自由是无法充分得到的。但既然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对交战双方的失望,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已经在增长,而且由舆论反映出来,那就更多一次证明:组织另一个革命的新党,已比任何时候都迫切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补充说明:这个新党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政纲、严格的纪律和坚决的行动,它与目下的「自由主义者」所倡说的必须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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