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按：解放前，中国托派的主要团体出版有多种刊物，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报导了他们在群众性的社会斗争中的活动。这些杂志包括《青年与妇女》、《新声》、《求真杂志》等等，目前能搜集到的，主要出版于四十年代，是公开发行的。这些文章的题材较为丰富，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讨论，有关于上海广州等地学生、工人运动的通讯、有追踪境外政治生活的译文，也有关于国共内战的分析。其中部分内容，对今天的中国工人，仍有启发意义。目前来说，这些文献尘封已久，除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录入了个别文章之外，据我了解，网上基本找不到这些文献的简体版。
本文作者唯康，曾用名张开。文章不长，主要内容是讲解放战争中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如何刺激了上海的工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结尾的几句话：
可是，政府当局在罢工发生后，却只把“共产党”的帽子加在几千的罢工工人头上，要“予以制裁”和“严办”！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是危险的！难道“共产”党真的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否则，不是共党也把人家说成共党，不是等于推人家走这条路吗？要合理地解决工潮，应该先消灭那产生工潮的经济原因，即遏止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不然“制裁”和“严办”是没有用的。
这是左翼文章常见的一种批评姿态：“（官方当局）你不该这么做，这么做还是会闹事的。你应该那么做，那么做就不会闹事了。”这种姿态的背后，是有解释的：用呼吁官方解决问题的姿态，掩护文章中对工人行动的肯定。这种解释当然有现实需求作为基础。以中国托派组织来说，从30年代，就不断被蒋帮统治集团追捕、杀害，
作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要讲究说话的技巧。
但这种解释是否真的成立？左翼刊物的读者，多半立场接近。他们需要的，是关于阶级社会的事实报导以及基于事实的分析，从而让自己更好地看清现状，找到行动的方法。对当局的“劝谏”姿态，对读者认清现实并无用处，但形式上的“劝谏”多了，却难免让某些作者/读者形成与秩序妥协的思维套路。事实上，蒋帮集团也不会被几句“善意的建议”所蒙蔽，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所谓“我这是巧妙的掩护”，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侥幸心理，所谓“
与国家抓迷藏”，就是这种心理了。
那么，不劝谏，是否就需要高呼革命口号呢？阶级立场不等于非此即彼。以本文来说，如果很难直接说出当局袒护老板的原因，那么至少也要揭露，为何抗战胜利后上海老板普遍赚到钱了却不向工人让步？这至少能帮助工人看清所处的形势。在阶级社会里，一份公开的出版物，可以不去处处抨击主流秩序，但不能助长工人对秩序的幻想。
公开说话要有技巧？对。
公开说话要含混暧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