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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前面发的文章，已经揭示了彭述之作为一个左翼活动家的重要特征，即他更看重自己山头的存在，而很容易无视工人阶级的斗争，用扭曲的角度去解释后者。本文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特征。
　　文中提到的“镜微”，即彭本人。本文写于解放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1947年，围绕土地改革的话题展开。文中，"编者"针对质疑的声音，强调了几点看法：1．中共在抗战时取消红军时代的土地纲领，是“出卖农民”，让抗日力量"瘫痪"；2．1947年的中共又开始剥夺地主，值得欢迎，但前景可疑；3．中共无论做什么都无非是执行苏联指令。
　　在今天，从结集出版的革命文献中，我们知道，抗战时期中共虽然停止直接分地给农民，但同样在各个根据地推动了广泛的社会改造，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大量农村青年、青少年成为敌后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同时，依靠武装力量，中共压制了根据地内部的地主阶级，让后者被迫放弃部分权力，换取资产上的保全。
　　那么，彭述之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但他至少能看到中共在八年间扩大了几十倍的八路军，在广泛农村建立了政权，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无论如何也不算“瘫痪”。看到根据地农民对中共的支持，也至少应该问一句：如果农民被中共出卖了，他们为何还要支持它？中共的力量源泉何在？
　　本文的录入者曾指出，彭述之说中共的军事冒险必败，但他起码应该反思一下，中共为何取得了许多军事胜利？这些胜利是否与中共毕竟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彭一直回避这个话题。
　　最后，彭声称中共只是盲目执行苏联的指令。但阶级斗争有自己的逻辑力量，即使是执行苏联指令，剥夺有产阶级这一现象本身，就会让劳动大众积极起来，让整个社会生活出现大风暴。但彭述之不关心阶级斗争，他关注的是必须证明“我这一伙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听我指挥！”
　　在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彭大有可能成为一个激进的改良主义政客，一个“社会主义活动家”，一个“左翼教授”。但1947年的民国，不可能给他这个空间（他倒是当了几年左翼教授）。
　　在类似的政治教育熏wu陶dao下，彭的追随者自然无法理解1949年的中国社会转折，而陷入政治上的失措与瘫痪。这可是真的，不折不扣的“瘫痪”。）

（李星）



信箱：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



编者先生：
　　我差不多是贵刊的长期读者，对于贵刊的独特且新鲜的言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亦有不能理解的。像对最近一期上的《评中共对土地政策的转变》一文，就发生不少的疑问，现在试把它提出来，希望先生或该文作者镜微先生予以详尽的答覆，最好能在信箱中发表，因为我相信与我有同样疑问的人一定不少，这样不就是等于答覆了不少的人吗？其次像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希望在贵刊中能够不厌求烦的讨论它。不晓得先生的意见如何？
　　现在把我的疑问提在下面：
　　（一）该文中说：“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开宣布放弃土地革命而采取‘二五减租’的妥协政策之后，经过了整整的十年，现在又似乎转变到‘江西时代’的老路线上去了。……”这虽然是事实，但是这正为了客观的需要，即是说：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让步。而今天的情势已大大地改变了，这一政策的转变也许是适合时宜的。但是镜微先生虽然赞成土地改革，然而却不赞成这种转变，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不知是何根据？
　　（二）即使退一步说：中共过去的土地政策是妥协的、不正确的，那么，至少今天的改变就是对的了，为什么仍说它是“幻想”的与“投机”的呢？如果说是因为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那么也是应该的，因为土地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资产阶级也赞成土地改革（即使如美帝的代表马歇尔）。照镜微先生的意见似乎中国非走俄国的道路不可，又不知是何根据？
　　（三）该文中称中共已“……将自己（不仅在政纲上，且在构成份子上）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如果依照镜微先生的话，即是说：中共已变成一个农民党，那么，又为什么“……它的土地政纲并不在于澈底解放农民，而只是籍以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呢？一个农民党，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不能澈底解决农民的问题，这是怎么解释的？
　　（四）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镜微先生没有说得很清楚，他的意思好像是今天中国的土地改革，唯有无产阶级才能胜任，这一点，希望能多加发挥。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之前，农民单独的斗争是不是有前途的？而且事实上农民的痛苦太深了，他们是急不及待无产阶级起来的。所以如果反对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岂不是有取消主义的疑问吗？
　　（五）镜微先生说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未免令人不信，不知镜微先生有何事实或文件的根据？
　　以上一些问题也许提得很幼稚，因为我对这问题很缺乏研究，希望 先生不要见怪！此
　　请

读者张务善拜上
三月廿日



务善先生：
　　你对于本刊上期《评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一文所提出的几个疑问，虽然其中有些问题在该文中已有简略的说明，但正如你所说，土地问题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很愿意来同你讨论。现在就来信所提的疑问逐一答覆如下：
　　（1）“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开宣布放弃土地革命而采取‘二五减租’的妥协政策”，你认为“这虽然是事实，但是这正为了客观的需要，即是说：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让步”。你这种解释，正是中共曾经用以粉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政策而不断地向人们宣传的。但不幸，这种解释是完全虚伪的！因为从原则上说来，土地改革既是“一个有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一个改革中国社会的基本纲领问题，或用你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无论在任何时候及任何情形之下，都绝不应“公开宣布放弃”。假如土地改革在客观条件限制下不能立刻实行（能否立刻实行，那是力量的问题），那至少也不应放弃宣传的工作。而且事实上，当时中共所控制的区域内是已经实行土地改革的，这就等于把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又重新交给地主，这对于中共本身是失信，对于农民群众是愚弄！一个对自己失信和对群众愚弄的政党，还配得上改造中国社会吗？！至于“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去对日抗争”，那更不能成为“放弃土地改革”的理由。因为要：集中全国力量，首先便必须集中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力量，却又必须将农民从极端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奴役地位里解放出来，因而澈底改革土地，正是解放农民，使之有可能集中其力量来抵抗日帝侵略，并获得真正胜利的主要资源。假如在抗战期中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几万万农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我们相信中国抗战的局势及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农民群众对内外敌人之无比勇敢和拼死的抵抗和打击，主要就是由于土地改革的推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抗战期间为了与少数地主资产阶级谋取利益而放弃土地改革，牺牲农民大众的基本利益，不但不会“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反而是大大地分散了和瘫痪了抗日的力量，以致抗日得到现在的后果！然而这正是中共机会主义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
　　（2）中共以前放弃土地改革政策既是错误的、罪恶的；它今天重新宣布《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这种“转变”，镜微先生不但没有表示“不赞成”，相反地，他还承认它“多少代表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具有相当进步意义”。至于镜微先生所谓“幻想”，既不是指现时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更不是指它不应该“转变”，而只是指它“籍以达到实行此种大纲（即土地法大纲）的总路线，即希图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线，却完全与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背道而驰，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式的、即乌托邦式的”，（见本刊上期第六页）也就是“幻想”的。至于你问“何所根据”？那我们可以答覆：根据即在于欧洲及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甚至远在资本主义初期的法兰西大革命中，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也不是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当时下层小资产阶级的雅哥宾党。俄国的土地改革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党所完成的，镜微先生已经指出过了。而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土地问题之不会获得解决，乃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不顾一切与资产阶级谋取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如“武汉政府”），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还不够雄辩吗？如果你不否认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那么，你所谓“……与资产阶级合作……也是应该的，因为土地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资产阶级也赞成土地改革”，这种形式逻辑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们希望你特别留意：历史是循着自己的辩证逻辑发展的，因而“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任务（土地改革即落后国家主要的民主任务），资产阶级往往无法解决，因而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此外，还得请你注意：资产阶级口头上赞成土地改革和实际上能否执行土地改革，是绝对不可以混同的。历史经验证明，口头上赞成，为的是以便于实际上否定。而镜微先生之认定“中国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其根据也就非常明确而充分了。
　　（3）“一个农民党，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不能澈底阶级农民的问题。”这并不难解释。宁可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从理论上说，农民是一个过渡的阶层，一般在经济上是分散的、孤立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落后的；又由于它的不断分化（向富农、贫农及农业劳动者的分化）及各层份间的矛盾，其内部是缺乏团结性的；因此农民本身绝难表现一致的利益，绝难提出正确的纲领，因而绝难在革命过程中起独立的作用。所以，农民必须从城市阶级中去找到领导，才能解决本身的土地问题。从事实上，如我们前面所说，澈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凡是自称代表农民的政党，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能解决农民问题的。俄国的社会革命党，算是所有号称农民党中之最典型的，但也不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将土地问题“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假如你不否认中共已“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则“它的土地政纲并不在于澈底解放农民，而只是籍以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昭然若揭了。何况历史事实已两度（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三七年）证明它这种“讨价还价”的勾当呢！（请参考上期第五页）
　　（4）“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镜微先生没有说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篇幅所限，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即正如你所推测的：“今天中国的土地改革，唯有无产阶级才能胜任”。至于你要求我们对此“多加发挥”，但因为本“信箱”的篇幅所限，我们此刻仍无法满足你这一要求。不过有几个要点可以在这儿指出：（一）农民由于其生来的缺点（见前面所叙），根本无法解决自身的土地问题，所以必须从城市的阶级寻找领导和帮助。（二）城市阶级中最有社会经济基础和力量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前者由于它自身与土地剥削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绝对不愿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须天然落在后者的肩上了。（三）无产阶级之愿意而且能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但因为它与土地剥削绝无联系，解决土地问题对它毫无妨害，而且对它自身的解放还有绝顶重要的帮助，这就是说，它在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能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以此帮助它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踏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这已是由俄国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至于“在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之前，农民单独的斗争是不是有前途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答覆，在我们是否定的。因为所有落后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农民虽然经过了许多次的“单独斗争”，但由于“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所以从未得到真正解放的结果。而落后的俄国农民之得到解放，又正是“无产阶级已经觉悟与行动起来”所获得的。你说“事实上农民的痛苦太深了，他们是急不及待无产阶级起来的”，假如这是事实，又假如农民因痛苦太深而不等待无产阶级起来即进行“单独斗争”，那就难免要遭到失败的后果。但这一判断绝对不是“反对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只是指出农民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合作，是不会有真正胜利的“前途”而已。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将农民的土地斗争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配合起来，并将前者放在后者的领导之下，以期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乃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5）你说：“镜微先生说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未免令人不信……”信与不信，虽然是人们的自由，但“事实或文件”却是多得很。现在让我们随便举出几件人所共知的“事实”来看吧。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克里姆宫主人即一反其以前“第三时期”的外交政策，卑躬屈节地拉拢英美法的民主国家及各式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建立“民主阵线”及“人民阵线”以反对“法西斯阵线”，反对制造战争的希特勒恶魔，于是各国共党和中共立即响应，大肆宣传其阵线论的主张。但当一九三九年同一克里姆宫主人史大林与希魔订立《德苏协定》时，各国共党和中共不但忽然终止了民主阵线、反法西斯阵线、反希魔的宣传，而且立刻反过来攻击英美为帝国主义，并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和纳粹主义辩护了。可是，当希特勒进攻苏联，迫使史大林转而求助于帝国主义的英美时，各国共党和中共又转过来宣传美英对希特勒的战争是进步的，甚至革命的了。迄至战后，史大林看到美国有准备第三次大战来进攻苏联的企图时，史大林才又发见了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因而各国共党和中共也就大唱其反美的论调！而中共一九三七年之放弃土地革命政策以及这次又重新提出《土地法大纲》，正是完全随着上叙克里姆宫主人史大林的外交政策转变之下而转变的。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够作镜微先生论断“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的“根据”么？！假如人们敢于面对真实，我们相信镜微先生的论断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编者 三月二十三日



感谢 白朝槿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