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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意见:我们是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青年

作者: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中国托派,不管是彭述之还是王凡西,都从来没有办过工厂通讯,包括在解放战争时期,社会情绪逐渐发酵的那几年。有读者说,他们人太少了,王凡西一方的人更少。但工厂通讯/评论也可以慢慢搞,这是方向问题。回过头看,中国托派的心思,主要还是花在“宣传自己、壮大队伍”上了。他们的思路,一直有历史性的局限。


编辑先生:
  我们这些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的青年,刚到上海,一位长者便介绍我们看《求真杂志》;他说:“这是上海最近出版的一种最客观的,而最能把握真理的刊物。”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看看它。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不觉且惊且喜。惊的是:《求真》真的在探求真理,丝毫没有像时下那些自命为“前进”的刊物,——那种以主观意识来批判客观事实的作风。自然那些自命为“正统”,而被一般人目为右派刊物的唯心论者的作风,更是一些影儿都没有。喜的是:我们这群青年自从《求真》出版以后总算有了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接近真理,而不致再要我们这群幼稚的青年去瞎摸索。
  上面这些话,或许被人家认为太肉麻了些,但我们是在说“真话”。
  但是,对于《求真》,我们不是全无意见的。
  一个基本的意见,是:《求真》的学术性太浓厚了些,它几乎是一种学院派的刊物,这是阐明革命真理的刊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今天并不是不需要像《求真》这样高级的学术性的、阐明真理的刊物。并且我们认为必定要有这种高级的学术性的刊物,才可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获得正确而高度的发展,才可能使中国一般别有企图的人们、玩弄主观意识,而硬说真理是他们的人们,没有欺骗瞒蔽中国人民的余地。那就是说,中国目前和将来,急切的需要像《求真》这类的刊物来启示中国人民。真理是人民大众的,而不是一党一派所得而私有的东西。《求真》就像照妖镜一般,使中国一般玩弄真理,欺骗人民的一班牛鬼蛇神、妖魔邪术,无所遁藏。这就是《求真》在今天出版,而能光芒万丈的原故。
  然而中国大多数人民还在愚昧的境界里,一般智识分子的水准仍是不够的。“真理”不能永远关在象牙塔内,而必须是放在十字街头的。求真在今天不仅是以学术性的杂志出现而能完成它的基本任务;《求真》必须大众化,把真理献给广大的中国革命人民——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使中国人民能够自觉的自主的参加中国政治,参加中国革命,这乃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求真》之更伟大更主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贡献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希望求真在提高真理之研究外,更须注重真理之普遍传播,我们所能想到的具体办法是:《求真》另出一种《求真副刊》,每周一期,每期十余面,文字以浅显简明为主,而尤注重国内外时势之解剖,使现实与理论配合。对象是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与人民大众研究,讨论真理乃是《求真》第一任务。
  中国今天出版界,缺乏纯学术性的探求真理的刊物,也更缺乏纯客观的、纯人民的普遍性的刊物。《求真》对于这两个任务是应该兼筹并顾,而不应该有所偏废的。
  这点意见先生能够接受吗?耑叩撰祺!(录入者注:原文,其义不明)

一群求真读者:
邓定皎 程哲宜 李声铎
程元宇 李坦 蒋丽
邓超临 杨玳琇 沈军强

敬启七,廿一。



编者答复


读者诸君:
  我们读了你们诚恳而真切的来信,既是感奋,又是感激。感奋的是:你们对于《求真》的评价虽未免过高,但至少已表示本志对于追求真理的宗旨和努力,已经获得报偿了。感激的是:你们对于本志的批评和意见,是值得我们深深加以考虑的。
  你们批评《求真》的学术性过于浓厚,虽然在今天是必需的,但对于水准较低的大多数人民不大适合,——这是完全对的。我们早已有此同感。不过我们创办本志的原意,乃是有感于我国近来的学术思想界,不但水准绝少提高,反而日渐低落,因而歪曲的思想,武断的意见,常常占了上风。本志的任务,便是想从根本上提高学术思想的水准来挽救这一危机,因而也就“顾此失彼”了!
  你们向我们所提出的:“另出一《求真副刊》”来弥补我们的偏向,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合乎现时客观的需要的。不过在现时,我们为了维持《求真》的按期出版,在精力上,尤其是在财力上,已深深感到不够。所以一时实在没有余力来“另出一《求真副刊》”。然而你们这种有价值的意见,我们一定牢牢地放在心头,一等到我们自己有点余力或获得外力的援助时,定将付之实行,以符热望。
  此外,我们更希望你们及一切爱好本志的读者们,本着你们这种追求真理的热诚,以后常常给我们批评和意见,务使本志与时俱进。并祝向真理努力!

编者复 七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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