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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
作者：海明〔刘家良〕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于国共内战前期四个月内共产党军队在苏北一线的失败和中共发言人面对得到了大量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的悲观态度的评价和分析。
该文作者认为：从中共军队这几个月的失败可以证实“散漫的脱离城市群众的农民武装”是无法战胜“拥有先进装备但腐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的。因为中共的游击战战略和农民武装“是建立在落后的隶属于城市的农村基础上的”。在阵地战时代没有城市基础的军队是无法击败有城市基础的军队的。只有团结城市群众，才能击败腐朽的但有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军队。
由于录入者对经济对军事的具体影响和当时的双方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没有什么了解，故不能针对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但录入者倒确实有一些问题，并且录入者认为，本文对于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必定失败的认识既然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除了一些巧合的原因之外，对于这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也一定导致了本文乃至本刊对后来局势的错误判断，甚至是对于一些更大的问题的错误认识。
第一，录入者不明白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共产党控制区内，乡村也是绝对从属于城市的？这种从属是经济政治意义上的总结，还是乡村在大多数方面都被城市状况所切实决定着？（就像列宁所总结的“革命高潮”不是一个预知的神秘时机，而是革命后回过头来用“革命高潮”来对那个时期进行高度概括）
第二，录入者不明白为什么本文的作者要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比作太平天国与李鸿章的洋枪队之间的战争。从政权的性质，政权的效率，以及党员和积极群众在抗战和反围剿时期所获得的锻炼和经验，群众对问题的认识程度。都已经与太平天国有了极其巨大的差距。难道能因为政权基础都在乡村而断定中共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胜利吗？
第三，录入者认为该文基本忽视了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在获得了土地后保卫他们私有的土地的决心和积极性。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
假如我们把抗战结束后至今年初的两次谈判——蒋，毛协商与政治协商——视为政府争取战略时间，进行华北与东北军事布置的政治手段，则长春之战，东北铁路线的打通，就是政府军事当局实行在华北占取战略主动地位的开始，这次东北之战无疑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它是后来国共军事力量关系的转折点。今年六月初的停战和新谈判，我们已预言：这种谈判无非又是一种战略上的休战而已。谈判一开始，从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看来，我们立即指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内战似乎已迫在眼前了，不管人们主观愿望赞成与否。”（参阅本志第三期“时评”：《怎样消除内战》。）不久，一个全面性的内战果然愈来愈明显地展开了。这个内战与先前东北的决战是有密切关联的。
截至今天止，政府的战略企图已非常明显：占据点，线，将共军截成几个孤立圈，然后运用过去“江西剿共”的经验，采取稳扎稳打，长期封锁，各个击破的办法。政府军于六月间首先将中共的“中原区”消灭，将李先念部“逐至襄河以西”，解除后方的第一个威胁，然后进而解决苏北，打通胶济路，进攻冀东，直迫中条山，夺取承德。苏北之战与胶济沿线战事相呼应，目的在打通津浦路；中条山之战在打通同蒲路，承德占领的目的则在打通平绥路。但苏北之战事引起了鲁南共军的南下突击，及冀南共军进攻陇海路，结果引起鲁南的战役，及陇海路东段的争夺战；晋南之战又引起了八路军占领介休至临汾间的四个小省份：热河之战，引起晋北共军威胁大同，并迫使政府军向冀东共军进攻，企图解除后方的牵制。这是七，八，九三个月来内战的军事发展。不可否认，甚至中共发言人也不否认，政府军已差不多达到它的战略目的了。苏北战争，自淮阴，淮安攻陷后，已告一段落；胶济路已快打通；鲁南共军已因台儿庄之失陷受到严重的打击；承德已被顺利地占取，大同之围已解，冀东共军也被逐出城市。现在进一步就是继续完成原有的计划：进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津浦路，然后乘着战胜之余威向哈尔滨进迫。关于这两个重要据点的命运，甚至连中共的发言人也表示不敢乐观了。
据周恩来九月三日的谈话：“政府意欲占领中共五个主要区域，然后停止战争或继续打。”（九月五日大公报）二十三日，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宣称：“中共军队将在全国采取大规模游击战术，除哈尔滨及张家口两地外，中共将放弃一切据点、”（九月廿四日大公报）又据十九日周恩来在沪谈话：“即使中共失去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他铁路线主要城市，共产党亦决不向国民党屈服。”（二十日大公报）这些谈话证明：中共已不讳言失去所有点，线战略地位之趋势，而且无形中已承认战败了。
据中共的解释，此次政府之所以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内战并取得优势，完全是美国援助的结果，周恩来于九月廿二日向记者列举美国对中国政府之重大援助如下：“（一）本年度六千六百万美元之贷款，（二）胜利以来九亿美元军备租借物资之让渡，（三）八一二千五百万美元太平洋剩余军用品之转让，（四）政府军后方某地及铁路线利用美国武装卫兵保护，因而阻止中共军反攻军略阵地，（五）利用美国海军保护青岛，（六）美国在华全部空军基地之转让，外加海军船只二七一艘”（廿三日大公报）
本来美国自始即支持中国内战，此事是无可掩饰的。而中国政府之于美国政府完全结合，并不惜牺牲一切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此次政府军之胜利是否纯出于美国援助，而交战双方本身却不负任何责任呢？我们试将这个问题平心静气的研究一下，希望得出个合理的结论和教训。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他是反映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中国政府的军事机构是建筑在城市的势力之上，而现在中国城市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堡垒，中国资产阶级把守着这些堡垒，经过千百条海上和陆地的孔道与帝国主义和乡村的地主经济连结在一起，所以中国统治者的军事战略基础，必须建立于点，线之上；而维持点线的军队必须是近代化的，适宜于作阵地战的军队。此种军队的装备，最近因为得到美国的帮助，已达到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发展，这是他的优点。但由于中国经济之落后，农业人口与文盲占总人口的一个绝对大多数，以及此种落后经济所反映的统治者的无能，腐败，与极端官僚主义化，中国政府的军事机构（中国官僚政制之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了文盲的士兵和官僚化的上层指挥官的结合品，这是他的弱点。这种弱点，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军队近代化和机械化的效能，这就是中国军队在抗战时期，虽然得到了美国式的装备，但始终无法抵抗外国军队的原因。但这种军队却与满清末期的新军一样，虽然无力对外作战，却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国内一种孤立和散漫的农民武装，特别是当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的时候，如李鸿章洋枪队之对付太平天国，以及过去中国政府之对付江西农民暴动，便是一个雄辩的历史证据。
中共的武装力量则与国民党军队相反，它一贯是建立在农村经济和农民之基础上的，而农民队伍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利用散漫的农村地形进行游击战。这种战术是农村经济及农民本身的散漫性的反映。但近代历史证明：乡村既然已隶属于城市，则游击战在战略上也只能成为阵地战的辅助，没有任何决定和主动的意义。它是建立于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过去十年的江西农民暴动，证明缺乏外援，它终究屈服于严峻的封锁，与残酷的阵地战术——“碉堡政策”之下，这就是农村屈服于城市的最有教训意义的例子。最近中共军事的新的失败，只不过重复过去的例子而已。但这是不是说，农民的武装将绝不能对抗一种优越的城市资产阶级军队呢？这等于说，落后的中国军队无法抵抗优越的帝国主义军队一样，是机械的宿命主义观点。不是的，农民的武装是能够抵御城市资产阶级的进攻的，不过它必须实现一个前提条件：从孤立和散漫的环境中超度出来，那就是说，他必须从城市中，从资产阶级军队本身中寻求援助和盟友——工人，士兵和城市贫民，只有他们伸出手来，说出话来，组织起来，才能解救农民的孤立地位——但这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能够将农民利益与城市民众的利益连接起来的彻底的民主政纲！军事是政治的延长，正因为中共没有一个彻底的民主政纲，和认真推动具有实际内容的民主运动，才造成当前的军事失败！
这是一个惨痛的新鲜教训！据官方发表的消息看来，双方士兵和民众死亡的数字已实在骇人听闻！物质的损失尚难统计。假如这次内战能够替人民打开一个出路，一个自由解放的远景则无论怎样大的牺牲还是值得的。但不幸，我们不但看不出这个前途，甚至觉得它愈离愈远了。假如政府当局竟顺利地利用了中共的弱点，靠军事取得胜利，则中国的政治局面而愈黑暗，人民所受的那种官僚统治愈加跋扈，而中共的农民队伍失败将给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一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很大打击，这是无可否认的。为了彻底挽回这个悲惨的局面，为了使中国人民得到翻身的机会，我们认为现在能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唯一办法，不是过去那种无生气的妥协谈判，更不能寄托丝毫幻想于美国中间人的“公正”，和中国统治者的慈悲，而是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让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未来的国民会议一定要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争回关税自主权，改善城市工人和贫民的生活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否则即使召集一个“国民大会”也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御用会议而已，于中国大局必将毫无裨益！（海明）
感谢 萨马斯特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