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彭述之一方的机关刊物，对抗战胜利后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所作的粗陋总结。除了一些政治套话式的分析，有趣的地方有：
……那些“左倾”的工运专家便像浇着冷水，……埋怨中国工人人数太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员的生活来与工人比较，责难工人生活过于优渥。
……作为进攻当权集团的工具。他们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冻结生活指数是政府干出来的，资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们居然向资本家讨好，自动声明在指数解冻之后，不拿罢工期的工资。
……与九国情报局成立的同一个九月，上海法商电车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来了。这还只是盲动政策的开始，法电的工潮就成为这种盲动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牺牲品，乃是“申九惨案”。
这些指责的对象，是朱学范的工运组织以及中共地下党。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但考虑到文章所写的是一个公开的阶级运动，而不是密室政治，大致的真实性还是有保证的。申九罢工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间的联系，过去没想到，看到本文，真有点一拍脑门的冲动。
总的来说，这篇总结相当粗陋，目标显然不是帮助上海工人总结经验，而是指责朱学范的半官方劳工组织、中共地下党，而结论自然是“他们不行，大家听我指挥！”当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看了这么一篇文字就排队去听托派指挥了。那么，写这么一篇的实质目的是啥？就是巩固已有的追随者，反复复读“他们是不行的！”
而上海工人及其斗争，在这个复读机的操作中，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行”而必须亮相的道具。
同时期，王凡西对朱学范“劳动协会”的战后活动，说的就比较全面，指出劳协为了树立改良主义运动威信，在上海一度积极协助工人行动，赢得了部分信任。
要害不在于对劳协是捧还是骂，要害是，如果一个人、一群人、一股力量，真的想协助工人行动而不是把工人当作自己的道具/工具，那么至少要正视现实，要尽量向工人说出事实。这是与工人共同斗争的第一步。
这是一个态度，阶级本位的态度。缺少这样的态度，无论“竞争对手”如朱学范或地下党的错误有多少，也无论多么起劲批判他们的错误，都不能让自己更接近工人阶级的斗争。
（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