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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编辑诸先生:
  贵刊“信箱”上所解答的问题,常为当前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而贵刊解释问题的态度,又是最具严格的马克斯主义的立场。所以每当贵刊到手的时候,我总爱首先阅读“信箱”中的文字。而且,就我所接近的一些朋友中,差不多都有同样的嗜好,由此足见“信箱”的吸引力之大了!
  最近,由于国内局势的一些变化(经济及财政危机的加剧,统治层的过分腐化,美援的迟迟到来,共军占领区的扩大……)于是就引起了一般对于中国统治权问题的谈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份的无产阶级,他们各自彼此谈论着,或是抱着担忧的心情,或是怀着美丽的梦想,总之,好像政权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不少的人们,都以为不久会有一个新政党来代替旧的统治,这个党,自然不是今天参加“国大”的民、青两党,而是拥有广大的军队的共产党,尤其是他们最近在军事上的一些胜利,更促成它得到政权,所以鹿死谁手,好像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敏感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惶惶终日,可是他们都准备南迁了。至于另一部份抱着极大乐观的民主名流、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则肯定在一年以内能成立新政权。像这种看法,不知先生有何批评?
  关于政权的性质,资产阶级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谈论得最热闹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即是东欧式的联合政府的政权,其他的就听不到了。贵刊虽然曾表示这种政权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还需要经过历史的验证;至少这种政权在东南欧的好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未知先生可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它在中国不可能实现?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农民的数量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今天,甚至看不出来,那么,这种过渡性的政权,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的,它的政纲亦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这种理由好像很充分的,未知先生又以为如何?有人又以为过去中共的确放弃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可是今天,他不会了,客观的形式迫得他非要政权不可了,即是说,现统治者太腐化,最后一定要引起自动的崩溃,那时,没有谁能去继承这个政权的,除了中共。(自然,他们还要容纳一些开明的份子。)
  根据毛泽东所写的《论联合政府》,他们是要和平地由联合政府走到社会主义,我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仍然存在,即是说矛盾仍然存在,那么改良主义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所以我想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以后,仍旧免不了斗争,这种斗争也许比现在还要剧烈,不知道对不对?
  盼覆,并致 敬礼!

读者 周永新咨




永新先生:
  来信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现在一般人所最关心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太过广泛,恐怕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信箱”所能充分解答的。但现在问题既已提了出来,就让我们简略地来答覆一下罢。
  人们根据“经济及财政危机的加剧,统治层的过分腐化,美援的迟迟到来,共军占领区的扩大……”便判定中共“得到政权……好像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甚至连时间也都算好了,即“肯定在一年内能成立新政权”。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判断未免过于天真,过于肤浅和片面了。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统治层所遭遇的危机与腐败一方面,却不曾注意到中共本身也包含有同样致命的弱点。首先,要取得政权,必须有一个真能代表工农及一般被压迫民众利益的政纲。但中共恰好没有这样的政纲。它有的只是“政协路线”、“联合政府”以及“新民主主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理论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幻想(这是稍有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能判断的),而且在事实上也已为无数的历史经验所排斥过了。例如以“联合政府”来说,不久以前在法意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至于“联合政府”及“政协路线”之在中国,其虚幻性,过去一年余来的经验更是暴露无余。
  也许人们要说,中共虽没有正确的政纲,虽然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它已是一个具有武装势力的党,而且其武装又是很庞大的,更有进者,它现时已占据有广大的农村,“尤其是他们最近在军事上的一些胜利”,在现时统治层如此腐败无能及遭逢如此困难的特殊情势之下,中共可以取而代之。但我们却要请人们特别注意:“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中共既在政治上犯了机会主义的死症,它在军事上的冒险,也就不过是这种“死症”之“延续”表现而已。中共现时具有庞大的武装势力,并已占据了广大的农村,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它的真正弱点也正在这里。因为它所占据的仅是“广大的农村”,它的武装势力也就只是依据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无论在经济、政治、交通及军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足以左右农村。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线,既已脱离城市无产阶级而专在农村作军事冒险,作游击战,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中共在江西时代的惨败,便是一个最好的教训。
  不错,中共现时同江西时代有所不同,就是说,现时已与苏联在地理上联接起来,可以直接从苏联获得某种物质上乃至军事技术上的援助。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抗苏联,为了准备未来的反苏战争,也就愈加要以全力支持中国的统治层,愈加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它来打击中共,藉以间接打击苏联。在美国这种有力的支持之下,在中共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些致命的弱点之下,统治层虽然是腐败无能,虽然不断在种种危险的打击下,但还是会拖下去的。就是说,统治层固然无法消灭中共的势力,但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统治中国,也绝没有可能。假如在国际上没有一个胜利的革命来干涉美苏的冲突,假如中国的人民大众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革命势力来干涉国共的矛盾,那末中国便只能被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深渊里去。
  你说,“关于政权的性质……谈论得最热闹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即是东欧式的联合政府的政权”,其实,你所谓“热烈”,也只限于中共及其外围份子,而且他们所谈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的性质又是多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换句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或国家学说的。至于你问“这种政权在东欧的好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未知先生可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它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要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现,首先便要明白它所以在东欧“实现”的主要原因。东欧自从希特勒的统治瓦解后,工农群主已经自动武装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企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当时史大林为要与当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要与英美帝国主义谋取妥协,便极力压抑革命的工农群众,强迫他们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因而成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换句话说,这种政权是在苏联红军压抑工农革命的要求之下成立起来,而又是在红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存在和向“左”移动着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政权是过渡性的,因而是最不稳定的。它们的最后的命运,不是由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由美苏的第三次大战来决定。中国战后的情形与战后的东欧大不相同,主要就是没有苏联红军的直接控制(虽然苏联红军在东北控制了一个时期,但它并没有在那里成立东欧式的“联合政府”),因而也就没有成立“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可能了。
  “农民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这确是事实,正因此,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不是决定的力量。因为农民在经济上是孤立的,分散的,在文化上是落后的,而它的各层份间的利益又不是一致的,因而它在政治上决不能起任何独立的作用。它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所谓“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那一定是指它的数量而言,但在质量上,即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比重上,那它是远远超过农民的,具有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凡是稍具现代政治经济知识的都能理解。至于“在今天”甚至看不出一〔点〕无产阶级的力量来,那是因为它还没有行动起来。但假如你将“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上海暴动”……那些故事回忆一下,你就绝不会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太薄弱了。中共致命弱点的根源,正在它背离了无产阶级而依靠在农民身上,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因而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虽在东欧,在苏联红军直接控制下,可成为“过渡性的政权”,在中国却没有它的地位。中共的“政纲”,是农民性的政纲,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纲相类似,是最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因此我们可预言:中共未来的命运,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命运一样,将被放进同一历史的档案中。
  至于说“……现统治者太腐化,最后,一定要引起自动的崩溃,那时,没有谁能去继承这个政权的,除了中共”这种观点,不但太机械,而且是过于宿命论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如何“腐化”,也不会“自动崩溃的”,除非从资本主义怀里生长出来的无产阶级已经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去推翻它,把他送进坟墓。因此,“继承”资产阶级“政权”的天然是无产阶级,而中共恰好是叛离了这个阶级的,所以它幻想代表各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实现,但仅仅是幻想罢了。
  最后,你对于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批评,我们大体是同意的。

编者 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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