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审判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又给审判员叫去,宣布说,我的案件已经结束,就要转交军事检察长。到十二月我接到了起诉书。在起诉书里指出,依照刑法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应把我交给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给了我起诉书之后,他们为要认识一下案件把我叫了去。在案件中给我发现密码信件和警察局所加的附语:“不能解释的密码”。警察局还把一个叫托塔节的人“加入”我的案件。

  到二月,我被带去审问。显然,恐怕我可能逃走,特别把押送队加强到十二个人。和我一起审问的是一个很矮小虚弱的人。他老是唉声嘆气,摊开两手。

  法庭由斯塔罗科夫斯基将军担任审判长。在审问时我只作了一个申明,就是“牵连在我一起的那个人,我并不认识,并且他也没有参加过我的事件。”

  我被判处死刑,而托塔节却宣告无罪。

  我被带到监狱里来时,已经只有一个人了。六个看守迎上来,给我全身都换了新衣服,带上脚镣,套上钢制的手铐。

  牢房里的一切枕套被单也都已换过,放在架床上的垫褥和被头也都是新的。

  看守们走了。一片静寂。

  我开始在牢房里踱步。镣铐当啷啷地作响。

  我很想抖掉、扔开那种已经开始使我很苦痛的新的感觉。“这是什么呢?”我心里想。“意志沮丧了吗?不是的。我感到自己很安静......”

  这种自我检查引起了我侷促不安之感。我谛听着自己的心意,似乎感到不好意思。但思潮的激流却没有中断停止。

  我忽然想起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你投身烈火,为了光荣的祖国,
为了信仰,为了爱......
你毫无疵议地牺牲。
你为事业流血,
事业巩固了,
你虽死犹生。


  “有什么改变吗?”我问自己。“要知道我在没有审问之前就知道,我是要给绞死的。我发生了怎样的新的感觉呢?死刑犯的感觉吗?是的。这是正在期待那确定的死刑仪式的人的戚觉……”

  我慢慢地在单人牢房里踱着,锁链在脚上噹啷作响。双手给很短的钢手铐系紧,感到很不舒服。我谛听着自己新产生的心意。出现了一种像睡醒后想舒展一下身体的渴望,我想把自己身上的苦痛扔掉......我有什么改变呢?我谛听着。不,完全是一样......

  但是并不完全“一样”。一种新的感觉生长起来,并包围着我。要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死:并不是像在交战中,在斗争中那样突然战死,而是有准备地用确定的仪式和确定的方法把我勒死......在这种场合出现的感觉,在别的场合中是感觉不到的......

  在晚上点名时,雪烈密特并不理睬我,很快地跑了过去。可是他却命令对我进行严密的搜查。甚至连锁链上的皮带也给我拿走了。没有皮带在牢房里行走是很困难的:锁链拖在地板上,很讨厌地噹啷响着,打痛了脚。我躺在架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早晨,给小窗上的敲声弄醒——进行点名。昨天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这样很好。去多想它干吗?”我决定了。“绞死我——好吧......不绞死我——那就再继续战斗。”

  我很满意,因为昨天的感觉已经消失,并且真正的生活重又佔有了我。

  第二天十一点钟,我给叫到办公室里去。原来审判的仪式还没有完。我将要再次到法庭里去听取判决。这很使我高兴:在临死之前还可以看一次故乡的城市,它的房屋、街道、群众,还可以再感觉到一次激动的生活。

  加强的护送队押解着我。军官高声地下着命令:

  “如果碰到想要逃走,或从外面来的进攻,马上开枪。”

  从监狱大门里出来,押送队把我围成一个紧圈子,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市的大街走去。

  审判大厅显得很空洞。在审判臺后面坐着检察长和法官。审判长出来了。一个很高大、鬚发斑白的将军,他独自站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把文件拿近脸孔,清晰明白地唸着。

  将军唸完之后,就瞅着我,好像在研究,宣读读判决有怎样的影响似地。他沉默了一下,说:

  “军事法庭的最后判决,不准上诉......押送队,可以把罪犯带走。”

  我们重又沿着城市的大街走向监狱。

  这是最后的道路......

  不过,我的情绪并没有改变:在宣读判决之后,也还是和早晨的情绪一样。

  午饭给我送到牢房里来。在汤盆中浮着一块很大的肥肉,这在平常却是没有的。很明显?厨师打算喂一下已经到了末日的死刑犯。监狱里原来是有这一套的。

  每晚点完名后,总要在我那里搜查。

  “你们每天在我牢房里搜查什么?”

  “官长有命令,所以要搜查。”

  “那为什么把皮带拿去呢?”

  “这是为的不让死型犯在没有到刑期之前就自己吊死。”

  搜查得真使我讨厌极了,我要求他们停止。可是管理人对于我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于是我就申明,要宣布绝食,这才隔一天搜查一次。这样也就减少了麻烦。

  我发生一种写作的渴望。整个星期我写着自己的革命工作,写满了一厚本练习簿。

  然后我专心致志于代数学和电工原理。加紧利用脑力工作,做开了关于死的思虑。

  我常常想到母亲。老娘已经七十多岁,并且她很久就已瞎了眼睛。我是她的最小的儿子,因此她最疼爱我。但我带给她的悲伤和苦痛却也最多。关于我的宣判,不知她有没有知道?……她现在究竟怎样了?

  有一天,我接到哥哥寄来的明信片,写着:“母亲已经逝世,我回去办理丧葬。”哥哥安葬了母亲,

  回到了城里。父亲也和他同来。他无论如何要来看看我。我们被准许隔栅栏会面。父亲站在栅栏旁边,望着我哭。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也没有一句话。在这时候说些安慰的话是不恰当的,我只是默不作声地望着父亲。看到他那颤动的头和充满了忧愁的眼睛,真使人难受。

  “爸爸,再会啦!您别想我吧。”

  父亲举起手来,大概想给我祝福或者擦眼泪,但是他的手却无力地垂下了。看守捉住了他的手把他拖了出去。

  自从判决我死刑那天起,已过了十二天,但还没有把我绞死。“为什么拖延呢?快点绞死我吧,”我想。孤独的生活重又折磨着我,于是我在牢房里不安地跑来跑去。有一天,在“小圆窗”里塞进了一个纸球。我把它打开。在纸上有两个字母“U·K”我再解开了第二层纸:里面却是白的粉末。

  原来是氰化钾!

  这使我的思想转上了新的方向。

  “自杀吗?不。我宁愿死在那满天星斗下面的绞首台上,却决不愿死在窒闷的单人牢房里。”

  我把毒药扔在桶里。

  通过看守我又得到从外面来的字条:

  “总督谢里伐诺夫已经撒换。关于你的判决要移给新总督批准。我们的党组织已垮。一部分人被捕。派维尔已上故乡去。”

  下面并没有具名。

  这意味着,死刑无定期延缓执行。

  我重又寻思着,关于死刑延期的消息,对我究竟有怎么样的反应?我很安静,但好像有一种什么重担已不再压在我的身上。周围的一切,彷彿也更明亮起来。我很想念书、工作。

  “人是多么热爱生命呀!”我想。“甚至就是不定期地延缓执行不可避免的死利,也竟有这样好的影响......”

  不过谢里伐诺夫的总督职位虽已被撒销,但很快在我们的监狱里还是有人被处决。没有一星期不处决人的。

  检查员高尔德舒赫又在我的单人牢房里出现了。他看见我的桌上放着一堆书。

  “为什么准许他有这许多书?拿出去!只给他留一本!”

  高尔德舒赫拿去了桌上的书。我跳起来从他那里把书夺回。

  在他手上还留着一本。我把它抓住,夺过来就把它扔在检查员头上。他边跳向走廊,边叫着:

  “给他上刑,上鸭子!绑住他,这坏蛋!”

  看守们向我猛扑过来,把我打倒,紧压在地板上。我狂叫着:

  “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在别的牢房里也同样叫喊着。

  他们把我两腿向背后屈过去,用脚镣的皮带捆住了两只手肘。手铐给猛力地拉紧,紧得陷进了腕骨而流出血来。我感到大腿夹里剧烈地刺痛,好像脚关节已被扭断似地。在肩膀上双手也被扭转到极点。从嘴巴和鼻孔里都视出血来。看守把我抛下,就和大怒的检查员一起走了。随着喧哗门砰地关上了,锁叮噹响着,于是牢房里就寂静下来。只从远处传来了抗议的声音,那是相邻牢房里的叫喊。

  我脸朝下躺着,一动不动,沉入半昏迷的状态中。躺了多少时候——我不知道。结果给冷水浇醒了。这是看守长给我浇的。虽然已给我解开了,但还是爬不起来。看守们抬着我的手脚把我扔在架床上。过了一昼夜我才能勉强在牢房里走动。我脸上有着青伤痕,手和脚都给锁链伤得很深。

  和高尔德舒赫搏斗之后,监狱管理人对于我的态度又改变了。真的,他们对我“欢迎”是决不会的,都用了更巧妙的嘲弄方法。有一天夜里,马古扎和一群看守走向我的牢房来。

  “出去!”

  “唔,这就是说,要绞死我了,”我想。我向值班看守要求给我镣铐上的皮带,把长袍披在肩上。看守们成半圆形地围立在门外。马古扎默不作声。当我走出去时,他就发口令:

  “搜查牢房!”

  看守们稍微搜查一下,就走了出来。

  “进去!”

  我默默地回到了牢房。躺在床上,但已不能睡去。马古扎的卑鄙行为使我激怒。我知道,现在他们可以屡次重复这种戏弄,而我却永不能知道,这究竟是拉出去绞死,或者只是一种通常的戏弄。

  有一天白天,看守们惊惶不安的跑来。打开了门,副看守长走近我。

  “喂,你真实的姓是尼基福罗夫,而并不是康窦雪夫,是吗?”

  “牢头,你怎么啦,你发疯了吗?你们在三天之前就已把康窦雪夫绞死啦。”

  副看守长像给蜂螫似地跳出牢房,跑向办公室去。

  我叫来另一个看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找康窦雪夫。

  “接到赦免他死刑的命令,但是已找不到他。已把他绞死,未免太急了。现在要找,也已找不到,人已死了。全都给翻转过来了......他们怕受处罚。”

  从外面报导说,来了新的总督克尼雅捷夫。

  “唔,现在快啦。彼特鲁哈,就要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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