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革命的高潮



  一九一二年是无产阶级力量扩大的一年。列宁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决不可避免的预见完全应验了。

  一九一二年四月连纳惨案[注:连纳金矿工人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举行罢工,沙皇宪兵官下令开枪,工人死伤达五百名以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工业中心有三十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对产生这种暴行的制度加以惩罚。斯大林同志在明星报上写到这些日子说:

  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

  奔流起来了!……

  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

  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三二页,人民出版社版。]

  关于连纳事件的消息传到伊尔库茨克监狱里来就变了样。他们说,工人佔据了矿山,一部分管理人逃跑,一部分被工人监禁。另一种传说却正相反:很多工人和差不多所有政治犯都已枪决了。

  我企图通过看守弄清楚真实的情况,但是他自从我们想,逃跑以后就断然拒绝给我和外面保持联系:“现在我们正被监视着,我害怕。”联系断绝了,传递也停止了。我请求看守留意打听一下,关于连纳事件人家是怎样说的。他答应了。后来告诉我说,总督克尼雅捷夫到连纳就地调查去了。对于批准我的判决要无限期延长了。

  五月初监狱里到来了第一批被捕的连纳工人。在新的秘密监狱里只留下死刑犯,其余的都搬出去,而把地位让给连纳人居住。连纳事件的惊人景象马上弄清楚了。没有任何的起义和演讲。这是一九○五年一月九日事件的重演,虽然规模比较小些。

  到五月底又送来一大批连纳人。新的秘密监狱已被塞满了。

  经过长期的审讯之后,大部分被监禁的连纳人由于社会各界的要求而被释放了。沙皇政府不敢镇压所有的人。

※     ※     ※


  又过了两个月,可是我却还被关着,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究竟怎么样。马古扎和雪烈密特继续戏弄我。与外面缺乏联系是最苦痛的。看守断然拒绝去和我哥哥会面。

  有一天,他们叫我到新澡堂里去。在那边给我拍照。

  “为什么拍照?”我问摄影师。

  “官长命令拍的。并没有对我们说是为什么。”

  八月里,我被传到公事房去。我在医疗委员会面前接受检查。受检查的不止我一个,而是整批的人。我问站在我旁边的囚犯:

  “这是为什么检查的?”

  “选去做苦工。”

  “很明显,要派我去做苦工。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不宣布——是不是以苦役代替死刑呢?”我想。

  又过了三个月,并没有派我到任何地方去。

  到十二月初,早晨,当天还黑洞洞时,我被传去。但他们并没有带我上公事房去,却带到了流刑监狱的院子里,并把我领到流刑监狱的木板房里去。在木板房里,护送队接收着一批要被派去做苦工的囚犯。他们发给我长统靴、短皮袄和长袍。护送队长看了我的公文,就讯问着我。我和队长并肩站着,能够看到公文上那用红墨水标记着的字句:

  监狱骚乱的组织者,蓄意要逃跑。

  队长命令仔细地检查一下我的脚镣手铐,并把我从成群的流刑犯中领到一边去。从公文中我已知道,我将做二十年苦工。

  我不觉狂喜:“以苦役代死刑啦,就要离开了......” 好像从我的肩上卸下了过分的重担似的。看来,再不会比这里,比在这个可诅咒的监狱里更坏的了。那些那样恶毒地虐待我的雪烈密特、马古扎、高尔德舒赫和一切坏蛋都彷彿已消失到雾中去了......

  在院子里寒气刺骨:气温低到零下四十多度。有经验的人把衣服尽可能穿得舒适,不使自己负担太重,不穿多余的衣服。没有经验的人就把一切能保暖的衣服都勉强穿上。三百个流刑犯集合起来,差不多全都带着镣铐。流刑犯的牢房里充满着嘈杂声和铁的铿锵声。最后全都排列好并查对过了。

  “跑到院子里去!”

  大家开始排成双行跑了出去。在院子里我们又点了一次名,然后开始让有病的坐在雪橇上。真使我惊奇,竟然也叫到我:

  “尼基福罗夫!让他坐在第一辆雪橇上,给护送队押着!”

  “是什么样的好心人关怀着我?医生还是什么人?不过无论如何,有雪橇坐,总是不错的。”

  队伍移动了。过了一小时,我们离开了城郊。吹雪开始了。天气变得很冷。于是我请求护送队员准许我在雪橇旁边步行。护送队员准许了我。我就下来走着,把手撑在雪橇的前部。我很快就暖和起来。

  当我们离开城市大约十五公里的时候,护送队长把我和雪橇转送到队的最前列去。吹雪变成了暴风雪。道路都给雪掩没了。处在最前列的是最健壮的人。我们四个人都带着脚镣手铐,走在前面,把雪堆冲破,护送队跟在我们后面走着,在护送队后面延伸着整个交错着兵士的队伍。

  我们前面迴旋飞舞着咫尺莫辨的白茫茫的雪片。囚犯队孤零零地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中,一个跟着一个向前移动。天色已近黄昏,但驿站还是看不见。大家都很吃力地拖着两腿。很怕停下来休息:假使站不起来,就要冻死。现在已不是四个人一排,而是两个人一排,在深雪里凿开一条窄狭的小路向前走着。护送队也打破法规,把步枪的皮带背在肩上,老是挥着拍着两手。在囚犯里面谁也不会再想到要逃跑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到达驿站。护送队不再催逼,也不再整顿秩序了。只有那在头上摇晃的枪刺和铿锵作响的锁链,显示出走着的是一队囚犯。

  深夜,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村庄。大家全都轻松地喘了一口气。甚至好像就暖和了起来似的。很快就是驿站。护送队员整好队伍,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喝着:

  “靠近!靠近!”

  护送队员也像流刑犯一样,都已走得精疲力尽。

  走过了村庄,我们就看见了因年深月久而发黑的驿站。

  我们加快了脚步。一座很大的一层楼木头房屋展开在向雪皑皑的草原中间,模糊地闪耀着阴暗无光的燻黑的窗子。从烟囱里冒出了滚滚的白烟。

  “唉,混蛋,炉子塞满了湿洒让的劈柴,要睡在寒冷的牢房里了!”流刑犯骂着守卫。

  并没有检查就放我们进了驿站。住的地方很冷,劈柴吱吱地响着,却没有增添一点暖和。刑事犯骂着守卫,守卫害怕地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安顿在板床上的人们喧闹吵骂着。比较孱弱的和短期的流刑犯则在板床下面或者靠墙壁的地板上佔着一个位置。解开了袋子,拿出了茶壶、杯子和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我却除了一个洋铁杯和一块黑面包之外,什么也没有。

  不知从哪儿出来的守卫在倒着开水,而护送队员却把茶壶接过来并分发着。驿站中瀰漫着开水和很多人呼吸所散发出来的蒸气。炉子里的劈柴最后终于炽燃了,因此各个牢房都感觉暖和起来。

  很多人还没有喝完茶就睡着了。另一些人喧闹着吵骂着,而大多数人却都在聚精会神地打着纸牌。

  驿站的内部是很阴惨的:黑沉沉的墙壁,缝罅里挂着麻屑和青苔,滴着水,天花板给污秽和煤烟染黑了。在结着冰的窗子上有着生镑的窗槛。

  我们愉快地喝着茶。吃过晚饭,安顿在自己的位子上,很快就睡着了。

  早晨约五点钟我们就被叫醒了。开水已经准备好。我们赶紧喝完茶,就开始集合起来准备上路。

  在驿站里面夜间变得很暖和,所以大家都觉得温暖。在院子里暴风雪却仍旧猖獗着。不过当我们一跑出去时,暴风雪却就平息了。开始了出奇的沉静。一点雪也不飞飘。天空非常晴朗,露出了冬天的太阳,但寒冷都更厉害了。道路覆盖着积雪;队伍走过了村子,马上就排成一列,一个跟一个前进。我又和昨天的配手两人一起走在最前面,给队伍开闢着道路。

  从驿站到中央监狱去的行程是非常艰苦的。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狭窄的森林地带一片漆黑。

  在阳光闪耀的空气中尽是飞飘着雪尘。严寒刺骨。不能不老是磨擦着两颊和鼻子。队伍恰像一条灰色的蛇似地,沿着积雪的小路蜿蜓着。在枪刺尖上闪烁着阳光。髭鬚、帽子、短皮袄领上都盖满着浓霜,在胡子上挂着冰柱。

  到中午,在一个沿路的小村里稍作休息。很多人脱下靴来,用雪擦着冻僵的脚。休息着,啃着冻硬的面包。那些有钱的人,却向农民买热的千层饼吃。接着又继续前进。

  到傍晚大家疲倦极了,但还是继绩前进,并不休息。把衰弱无力的人扶上了雪橇。已经到了深夜,才爬上了最后一个山头,从那里看得见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的灯火。

  “喂,伙伴们,加快吧!很快就到家啦!”我们对后面的人叫嚷着。

  后面的人赶上来,回答说:

  “走吧!我们会赶得上的!”

  我们感到很高兴,好像真的走近了休息的地方,而并不是走近那要过着长期苦痛的、不自由的苦役生活的监狱似的。

  下山非常陡险。冻硬的长统靴滑得好像在猾雪板上溜滑一样,我们摔倒了,和护送队混杂在一堆,急剧地滑下山去。护送队只看着,别让人在枪刺上碰伤了。

  在山下面我们集合起来,胡乱排列着又继续前进。很快就现出亚列山大罗夫斯克村庄的一片发黑的农舍。在窗子里闪耀着灯光。队伍走进了村子。过了半小时,我们走到了中央监狱石造的楼房那儿,并且再向前走到转送处去,那儿我们就要分散了。

  转送处高高耸立在山上。我们很费力地沿着陡峭的坡路爬了上去,移动着冻硬的长统靴。一部分短期的流刑犯就留在转送处,可是我们这些长期的流刑犯都又被带回到石造的监狱。

  在中央监狱的走廊里既暖和又干净。我们坐在地板上,开始等待接收。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愉快的神色:终于走到了呀!

  这儿的看守在我看来并不像伊尔库茨克那么粗暴。我想在这儿会比那边好一点。我真不愿意再熬那种生活了。

  我们把衣服脱光。发给我们洗过的亚麻布的贴身衣服和暖鞋。我被领到砧铁那儿去,看守把我的手铐敲掉。

  “这是为什么?完全不带了吗?”

  “是的,完全不带了。”

  我们换了衣服,就从走廊移到牢房里去,在那儿要住满两个星期的检疫期限。

  在点名时,官长和我们并不道好,也不挑剔我们。我休息着,整天躺在板床上。给我们的伙食,在我们看来,却是不错的:一块肉、羹汤和稀饭。

  过了两星期我们开始被分配到各牢房里去。我又被关在单人牢房里。我不愿意单独地斗争,况且在整整二十年期间我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对监狱长提出了要求。他的助理霍米雅柯夫来了。他是从伊尔库茨克监狱调任到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来的。

  “请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关在单人牢房,而不把我关在普通的政治犯牢房里呢?”我问。

  “你明白吗,你到这里来是带有监狱检查处的指令的,指令上写明要把你拘留在特别的监督之下。这是你和伊尔库茨克监狱的官长们冲突的结果。”

  “那末我将要这样关得很久吗?”

  “不知道。这只有监狱长可以决定的。而他却又是要服从检查员和监狱总管理处的领导。”

  霍米雅柯夫走了。

  “就是说,在这儿,将也要像在那可诅咒的伊尔库茨克监狱里一样,”我想。“那有什么办法呢,彼特罗,振奋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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