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1994）
第五章 其他标准
1．诺·科弗朗切斯科（Dino Cofrancesco）是最为经常研究这一主题的意大利学者，他那精致的分析值得特别注意。他认为，左/右区分的马基雅维利式解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一切意义：“经过存细的思考，把人类从非正义的和压制性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依然是左翼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核心，这一点能够抵制任何去神秘化的企图。”另一方面，甚至右翼“也代表了某种人所特有的东西”，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在传统和历史土壤中的根源”[1]。根据这一新的解释，传统在定义右翼中占据着首要位置，而非如拉庞塞所主张的那样是神圣；同时，左翼的典型特征是解放观念，这也是一种价值（就像“传统”一样，是一种正面价值）。因此，在各种意义中提及传统，是左/右二分的不变特征。
科弗朗切斯科反对所有的新旧诽谤者，为左/右区分的合法性辩护，这在我看来完全正确。在右翼比左翼更加受到挑战的历史背景中，他更专心于定义右翼。他认为，一个定义若不是偶然的、暂时的，若不是从属于历史地决定的多种立场，那它就必须以确定精神态度和启发观念为目标：一句话，即确定那些被认为是右翼的人的“灵魂”（这当然也对那些被认为是左翼的人有效）。右翼的“灵魂”可以简洁地表达为这一格言：“无物外在于传统或反传统，切都在传统之内并为了传统。因此，如果能够说存在着不同的右翼，这在于“传统”的不同意义。科弗朗切斯科指出了其中的六种：作为一种原型、作为人类历史中关键的或决定性时代的理想、作为对某个民族的忠诚、作为历史记忆、作为一种共同命运，以及最后，作为-一种对现实复杂性的意识。各种运动，甚至个人的政治立场，都能够呈现在对这一术语的不同解释中，但是共同的灵魂能够说明不同时期从一种解释到另一种解释的历史转变比如，“相当多保守翼的激进分子在两次战争期间从传统主义到极权主义立场”[2]的转变。
对于从声称是左翼或右翼的个人或团体中汇编一个观念集，科弗朗切斯科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这样的观念绝大多数是片面的、情绪化的，并受意识形态影响；相反，他想在两种概念之间提出一个批判的区分。所谓“批判的”他意指一种评价性的或纯粹描述性的分析，由此避免“左”与“右”这两个术语承载相互排斥的价值判断，认为它们并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具有历史相对性的概念。易言之，它们“只是划分不同政治理想的两种方武”，因此它们“不是唯一的术语，也不总是最重要的术语”。[3]根据科弗朗切斯科的说法，只有人们放弃把它们构想为具体的历史总体的指示器，并按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定义坚持把它们解释为根本态度或意图，对这两个概念的“批判运用”才有可能。如果这两个术语被解释为关涉一个深刻意图，一种保持不变的、独立于政府所采用的体系的态度，那么，人们就只要说明这样的混淆或重叠，这种混淆或重叠从一并始就使得人们认为这一区分不正确，或者认为在右翼和左翼发现他们自身处于同一阵营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已变得无用。我把这种态度称为一种“心性”（mentality），尽管科弗朗切斯科没有运用这个词，但它为某个学派的历史学家大量运用。
按照这一路径，“右翼首要关注的是保卫传统，另一方面，左翼高于切的要务是把他的同胞们从因种族、阶级，等级等特权而强加给他们的锁链中解放出来。”[4]“传统”和“解放”可以被解释为各自的终极或根本目标，因此它们不能被任何一方所弃绝；在不高时代和不同情形中，它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左翼和右翼有时会采用相同的方式，因此，它们能够相一致甚至改变方向，而绝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来面目。然而，正是采用共同方式的可能性产生了混淆，并因此促生了对这一区分的挑战。
通过运用历史上的恰当例子，科弗朗切斯科考查了一些其自身不是非左即右的主题（尽管较为肤浅并带有偏见），因为它们属于双方，但是，共同的主题并没有取消这一根本区分。这些主题的例子有军国主义、世俗主义、反共产主义、个人主义、技术进步和暴力运用。正如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关涉理想启示、深刻意图或心性的本质差异，与-系列非本质的或仅仅是假设的差异（它们常常在短暂的政治斗争中被挑衅性地运用）之间的区别。如果这些非本质的差异被当做是本质的，那么就会用来对左/右区分的性质作出不正确的评价，并由此因它一时未能符合特定情形而拒斥这一区分。本质差异与非本质差异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最终价值与可变的因而也是可互换的工具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能从这一主张中得到理解，即“自由与权威、优裕与节俭、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技术进步与工艺理想，双方都把它们当做工具性价值，按照它们能给传统或从一些特权中解放出来提供支持，而被高扬或拒斥”[5]。
科弗朗切斯科对基于心性的评价性分析补充了一个认知区分，并且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是他所谓的古典的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浪漫的或唯灵论的态度之间的区分。前者属于批判的观察者，后者属于那些把政治当做情感体验的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六大意识形态中，三种是古典的，三种是浪漫的。古典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自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浪漫的意识形态是无政府一自由至上主义（anarcho libertarianism）、法西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和传统主义。
通过宣称这六大意识形态涵盖了整个领域，至少根据理想范畴是如此，科弗朗切斯科继续表明，左与右的区分跟古典类型与浪漫类型的区分不一致。他考虑了可能的结合，并作出结论说，两种浪漫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一种古典的意识形态即保守主义，是右翼，而一种浪漫的意识形态即无政府——自由至上主义，以及一种古典的意识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左翼，而剩下的古典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随着环境的变化既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
尽管科弗朗切斯科对于左/右区分并没有采取一个立场，似乎是在客观地判断这一区分，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在对待左/右区分上，他没有隐藏他偏爱古典方式而不是浪漫方式的倾向。他几乎在说，只要是根据古典的方式而不是浪漫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那一个人是左还是右就无关紧要。当他参加到意大利的具体政治争论中，以及表明知识分子应该选择支持哪一方或哪几方时，情形显得尤为如此。
即使一个拒斥意识形态主张而赞同批判的和分析的主张的作家，也会涉及一个理想的建议，我要补充说，他几乎无法避免用到这样一个充满争议、政治上很严格但很普遍的区分：“意大利政治文化必须恢复它的辨别力、分析热情以及分类兴趣，而且它必须丧失这样一种偏好，即在对争议之物感到困惑，以及可得到的讯息很不确定和可疑之时，就签署声明和加入冲突。”[6]这等于是说，如果人们用分析方法和带着客观精神去处理左/右区分，那这已经是政治方向的迹象，即把区分与左/右区分分离开来，但它自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隐含了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选择。
但是必须要问，这一关于区分的定义（传统是一方，解放是另一方）是否真的是一对对立面，而如果它表征了敌对的政治世界，那这就是必要的。传统的对立面应该是革新，而不是解放。同样，解放的对立面应该是从上面或从家长式政府施加的秩序，而不是传统或保守主义。这两对对立面，传统/革新和保守主义/解放，最终反应的是保守主义者与进步论者之间的一般而非最原初的区分，至少在观念上，这一区分被认为是议会体系的特征，是对立的议会团体之间的主要区分。但是把诸如“传统”这么一个好词而不是保守主义或等级秩序用于右翼，把诸如“解放”这么一个同样的好词而不是革新用于左翼，或许可以认为是这一批判的、有意地非意识形态的态度的关键，这是科弗朗切斯科从一开始就加于他的研究的态度。他运用两个价值上具有正面涵义的术语，而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涵义和一个具有负面涵义的术语，这使得他有削弱双方的对立，把两个术语转变为两个分离的而不是对立的实体的危险[7]。
2．弗朗切斯科从区别左右区分中的非本质因素和本质因素开始，而伊丽莎自·加莱奥蒂（Elisabetta Galeotti）区别这区分所应用的背景开始，她假定了以下四种背景：日常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历史和社会学分析，以及社会意象研究（她把拉庞塞的著作放在最后一类中，并对其做了深入的评论）。[8]
加莱奥蒂对于这一区分的新解释基于意识形态分析，此外，其目的是确定这两个更全面和更普遍的概念，而正是这两个概念使最简洁和最彻底地划分支配着过去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得以可能。她的结论部分与拉庞塞的结论相同，所选用的术语是，右翼偏爱“等级”，左翼偏爱“平等”。这里的对立面再一次又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为什么是等级，而不是不平等？
加莱奥蒂担心用“不平等”这个较弱的词而不是等级这个词，会把自由主义过快地转移到右翼，因为，自由主义并不共有代表着左翼的平等主义观念，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反平等主义的，但是它不应与这样的一些意识形态混淆，在这些意识形态那里，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应该称为“等级的”，而不是“反平等主义的”。这似乎就是说，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反平等主义”，其中基于不平等的那种是可接受的。自由主义能够容忍的不平等，被认为完全不同于等级体系中提到的不平等自由社会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其中的不平等是由自由市场产生的。
自由主义的不平等与独裁主义的不平等存在着显然的区别，突出这一点很有用；但是，这一区别是否与左与右之间的区分有关，在我看来，这一点更值得争议。也许有人会认为，还不如说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政治术语天然地不精确，因为它主要取自国常语言；它不仅描述上不精确，而且它包括的许多词在它们所表达的价值上也是含糊的甚至是矛盾的。比如，以“共产主义”这个词为例，它随着是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说出还是由一个反共产主义者说出而变。在每一个政治争论中，任何一个意见一一我指的不管是私下的、公共的、个人的还是属于团体的信念表达——都在仁慈或无情的心境中有箕根源，在对一人或一事的吸引或厌恶中有其根源。这种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它渗透一切；但它并不总是被认出，因为它试图隐藏自身，甚至有时对表达它的人也隐藏起来。如果有人把自由主义置于右翼，那么他就对自由主义不公正，这种看法出自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正面价值上使用“自由主义”，而在负面价值上使用“右翼”。
我正论述的关于左与右的研究此时关涉到新的激进右翼，作者对其非常反感（在我看来非常正确）；然而，她没有隐藏其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这一研究的上下文在突出右翼的负面之时，作者的态度却暗示了自由主义是一种正面意识形态。有人觉得，标准从右翼到左翼以及从“不平等”到“等级”的转变，是阻止自由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日益被不赞成者（广泛地与右翼联系在一起）所站污的一个权宣之计，尽管这是无意识的。、
人们无法对着法进行争论。人们只能用历史术语说，自从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在欧洲以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么被看做是左翼，比如在意大利和法国，要么被看做中间派，比如在英国或德国（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文是另外一种情形）。因此，仅仅是为了保护某人所中意的意识形态免于被轻视，而用基于平等与等级之间的对立的一个不怎么全面因而也较少说服力的标准，来取代基于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简洁清楚的对立的标准，我对这样做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正如前述，在我看来，这是分析态度写意识形态态度结合的另一个有趣的、相当重要的例子。然而，如果还有必要的话，它再次证实了这一问题的内在困难，以及左/右区分的难以捉摸的诸多理由，这些理由在第一章中已有论述。
或许，理解产生看法的理由比理解看法本身更有用。在我看来，这一相关性的主要理由是，把右翼限于破坏性右翼的愿望；但是，还存在着另种你们可能称之为拯救自由生义意识形态的策略，即区分破环性右翼与温和右翼，相应的也区分破坏性左翼与温和左翼。这方案具有双重好处，即使用平衡标准和不滥用日常语言。
加莱奥蒂涉及了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由于缺乏处理政治问题的分析方法，这一问题产生了大量的混乱。这一问题关注差异。据称，差异（女权主义运动的基本主题）的发现已经颠覆了左/右区分。加莱奥蒂正确地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就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差异与右翼意识形态相容，但它同样也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容，如果平等主义——即夷平一切差异——只是左翼的终极设计，更多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对于左翼而言，平等从未是绝对的，而一直是secundumquid（有限制的）即按劳和按需分配。
正义原则要求，平等者应平等对待，不平等者应不平等地对待，因此，它认为除了那些平等的人之外，还有不平等或不同的人，那么，要说明差异的发现对于这一正义原则无关紧要就一点也不困难。谁是平等的，谁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无法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因为联合平等者和划分不平等者的标准不断在变化。当正义原则能够表明差异只是使得差别对待合理化，那么这一差异的发现对于正义问题就不相关。在较发达的社会里，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平等主义革命为妇女在许多领域争取到了平等权利，并始是政治领域，然后是家庭，最后是工作场所，但也有这样的混淆，即以种极端挑衅的方式强调妇女的不同身份的运动一直在进行。
与正义问题相比，差异这一范畴无法自立，原因很简单，不仅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且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彼此不同。只有当差异成为不公平歧视时，它才变得董要。不过，歧视的非正义并不在于差异，而在于对缺乏完好理由的不平等对待的认可。
3．正如伊丽莎白·加莱奥蒂的情形，马尔科·雷韦利（Marco Revelli）关于左/右区分的各种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是由关于“新右翼”的争论引发的。[9]任何之前的著作都无法比得上雷韦利的历史视域的宽度，以及他的论证广度。正如我在许多地方说过的那样，左/右区分能够在批判形势中找到自身的理由之一，是那些在法西斯主义崩溃后陷于困难之时想要重建右翼的人所给出的反驳。新右翼的诞生事实上确证了这一古老区分依然存在，因为“右”这个术语标明的是一对的一方，另一方是“左”。正如我多次重述的那样，没有左，就不会存在右，反之亦然。
雷韦利也探究了用于反驳这一区分的各种主张，其中有历史的、政治的、概念的，等等。[10]由于想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考查了评述这一区分的各种方式，并对所使用的各种标准做了区分，以及确定它们在历史中何时被采用。[11]雷韦利对于争论的复杂性的广泛认识，使得他考查并提出了一种完整的现象学。雷韦利关于区分的性质这一原初问题提出的一个观点值得评论，前面论述的作者也提及到这一原初问题。
“左”与“右”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们不是实体的和本体论的概念。它们不是政治世界的内在性质，而是被置于“政治空间”。它们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拓扑学，但与政治本体论毫无关系：“一个人不是‘左翼’和‘右翼’，这就像说一个人是‘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12]。易言之，“左”与“右”不是指代不变意义的词，它们在不同时代和情形中可以表示不同事物。雷韦利以19世纪左翼从自由主义运动转为民主主义运动，之后又转变为社会主义运动为例。左翼的内容根据右翼的内容来定义。左与右是对立双方，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个人不能同时既是左翼又是右翼；对于这对立双方的内容，则什么也没有说。对立继续存在，尽管这两个对立面可以变化。
为了表征政治世界中冲突的两极化，“左”与“右”在19世纪期间作为政治术语提了出来，并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然而，政治世界能够——实际上也一直——被其他对立来表征，比如“进步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其中的另外一些几乎没什么描述性价值，比如“白”与“黑”[13]。白/黑这一对只是指明了一种极性，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白又黑，但至于各方的政治倾向，它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两个概念的相对性可以通过以下评述表明，这两个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的转变能力意味着，一个与右翼相对的特定的左翼运动，能够通过转变为中间派而成为右翼，相反，一个右翼运动通过转变为中间派，而成为一个与没有变动的右翼相对的左翼运动。在政治科学中，众所周知，在社会高度紧张的时期，左倾和与之对应的右倾导致比官方左翼更激进的左翼的形成，以及比官方右翼更激进的右翼的形成。左翼极端主义把左翼推向右翼，而右翼极端主义把右翼推向左翼。
“左”与“右”的运用所提出的完全适当的空间意象，也确证了另一个评述：一旦说这两个术语构成了一个对立，心里想到的隐喻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无需具体指出左与右中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常常用于描述他们立场的熟悉表达是“这一面”、“那一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方”和“另一方”。然而，以上关于左与右之间转变的例子没有使左翼与右翼两极化，而是把他们置于一条连续的线上，他们因程度不同而从一方变为另一方。正如雷韦利所说，这种无法用作一个二分的唯一形象是一个球体，或一个圆圈。如果人们从左到右画一个圆圈，那么每一点都在它前一点的右边，而在它随后那一点的左边，若从右到左画一个圆圈，则恰好相反。硬币隐喻与圆圈隐喻之间的差异是，前者把政治世界理解为一分为二，或成双成对的，而后者则认为是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形象，它由同一条线上的诸多部分构成。雷韦利正确地指出，任何占据整个政治空间的政治力量都将取消一切左与右的区分，比如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它不允许任何内在区分。这样的一种政权，若一定要加以区分的话，就只能在与其他极权主义政权的比较中被认为是左或右。
一旦明确认为左与右不是本体论概念，而是两个没有特定不变内容的空间概念，那么就不得不问，它们是否因此而成了可以填充任何东西的空槽呢。
如果我们考查之前的解释，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尽管使用的前提和方法论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熟悉的相似，因此它们常常表现为单一主题的不同变种。这个在所有变种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是，对社会的水平的或平等主义的理解与对社会的垂直的或不平等主义的理解之间的区分。在这两者中，前者保持着较为不变的价值。人们几乎可以说，左/右区分是围绕着左翼在转，而其变种是基于平等原则的不同的可能对立面，这些对立面能够不同，可以是不平等主义原则、等级原则或独裁主义原则。雷韦利列举了五种左/右区分：涉及时间（进步——保守主义）、涉及空间（平等不平等）、涉及相关主体（自治——他治）、涉及职务（上层社会——下层社会），以及涉及认识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在此之后，他自己似乎对所有其他标准得以“建立”的平等vs.不平等标准给予了特别的重要性。他还说，这些因素很少一致。作为基础原则，平等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检验、抵抗住了其他标准所遭受的稳定性崩溃的标准。这一崩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左与右之间的区分都受到质疑。重申这一区分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可靠的平等价值开始”，或基于“平等作为一种价值的批判意义”，“重组”这些标准。
[1] D. Confrancesco, "Destra/Sinistra. Se cade0spartiacque", Il secolo XIX, 14August1990
[2] D. Confrancesco, Destra e sinistra(Genoa: Press oil Basilisco, 198l), p.34. 也见短论集，Destra e sinistra，per un suo cririco di due termini-chiave(Verona: Bertani.1984)。
[3] D. Cofrancesco, "Per un uso critico dei termini ‘destra' e’sinistra'”. La Cultura3-4(1975)，p.399.
[4] D. Cofrancesco, "Per un uso critico dei termini‘destra' e 'sinistra*", La Cultura，3-4(1975)，p.403.
[5] D. Cofrancesco, "Per un uso critico dei termini ‘destra' e ‘sinistra'", La Cultura，3-4(1975)，p.403.
[6] Cofrancesco，Destraesinistra，P.22. 科弗朗切斯科经常通过进一步的澄清回到关于这一区分的主张。我在Grandedizionarioenciclopedico（Turin：UTET, I962)和*Fascismo a sinistra? Quello zoccolo duro che rimanda a destra（MessaggeroVeneto.12Feburary1991）参考*Sinistra”这个条目。1992-1993学年比萨大学的学生使用的小册子Paroledellapolitica (Pisa：Libreria delLungarno，1993)包括了”stra e sinistra"和"Sinistra”两篇短文。这两篇文章从对权力的不同态度提出了一种左和右翼的标准。关子这一标准的解释，见第40页注释①。
[7] 科弗朗切斯科在他最近的著作Paroledellu politica（Pisa：La Libreria del Lugarno，1993）中吸收了这一主张，而且在直接参考我的理论（“博比奥力图把这一一防经数世纪的区分写与‘人在同样的程度上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这一事实观察联系在一起，因而值得信赖”）之后，他主张，批判的因素是权力，它既能够看做具有凝聚性，也能够被认为具有区别性。右翼认为它是前者，左翼认为它是后者：“左翼为权力的滥用而困扰，右翼为权力的缺乏而困扰。前者害怕寡头政治，这是一切专制行为的起源，后者害怕无政府生义，那是公民社会的终结。根据科弗朗切斯科的说法，标准的分析可以通过区分三种经典的权力形式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三种权力形式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或象征权力。在说明这一新标准的好处之后，他主张说，未来的大冲突可能发生在个人主义与整体论之间。这同一个主张后来又被吸收。也见氏著，"Destra e sinistra. Due nemici invecchiati ma ancora in vita", Quindicinale culturale di conguiste del lavoro.17-l8April I993。
[8] E. Galeotti, "L'opposizione destra-sinistra. Riflessioni analitiche", in La destra radicale, ed. F, Ferraresi(Milan: Feltrinelli.1984), pp.253-75. 也见E. Galeotti and F. Ferraresi, "Destra-sinistra", in Lessico della politica. ed. G. Zaccaria(Rome: Edizioni Lavoro.1987). pp.171-83。
[9] 在所有论述了左/右这分的作者中，就我所知，雷韦利最多地探究了大量关子这一主题的文献，并考查了其中的支持和反对主张。通过近年来在皮耶罗·戈贝蒂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班上的共同协作，他也是最激发我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的学者。雷韦利的两篇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都没有发表：一篇是“Destra e sinistra：l‘identita inirovabile“，一个65页的打印稿，已完成；第二篇有同样的标题，即Destra e sinistra：I‘idcntita introvabile”，一个141页的临时版本（Turi，1990），还未完成，其中历史的和批判的部分比第一个文本的相应部分更周密，但它缺少一个结论。我对雷韦利的理论的释基于第一个文本，在下面的两个注释中参考了第二个文本。我希望这两篇著作不久会出版。
[10] 在雷韦利的第二篇著作中（见第43页注释［1］），左/右区分的崩溃之理由呈现如下：历史理由，比如许多被表明的意识形态危险；源自施米特的去政治化或对立思想的过时（Starobinski）；冲突的完全政治化或激进化的对立的、“灾难性的”主张；一个空间性理由，根据这一理由，政治经历了从线性轴到领域的转变（卡奇亚里），这使得区分左与右不再可能，左与右日益相对和可互换；一个时间性理由，基于时间的日益积累（Jünger and Koselleck）；有机论主张，根据这一主张，社会的有机性质无法容忍明确的划分或不牢固的区分。这六个主张围绕着两个主题极：一方面，传统政治团体的崩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机单一的整体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观念不允许这样的区分。
[11] 在雷伟利的第二篇著作中（见第43页注释［1］），这主张得到了进步的发展。他列出和考察了以下标准：左/右区分籍以指涉稳定性与变化之间差异的时间标准；籍以指选平等生义原则与等级原则之间差异的空间标准：籍以指涉自我管理和自主与他治对立的决策标准；权力精英与下属阶级之间对立的社会学标准；逻各斯（logos，理性）与秘素思（mythos，神话）之间对立的知学(gnosiological)标准。
[12] Revelli, "Destra e sinistra", typescript, p.30.
[13] 大约在1300年，佛罗伦萨的归尔甫派（Florentine Guelphs）被分为白色归尔甫派写黑色归尔甫派，这一分裂因但丁而著名，他是一名被迫流亡的自色归尔甫派——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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