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三月
1．罢工之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星期六
今早我在桑德兰[1]参加了一个集会，会场挤满了人，全国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2]也出席了。不出所料，他一开始就大骂政府的“刽子手”伊恩·麦克格雷格[3]，并警告说，要逼政府收回关闭矿井的威胁，就得现在动手，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约克郡和苏格兰的人已经起来反抗关闭五个矿井的计划，斯卡吉尔要求我们马上站出来支援他们，不然的话，政府还要关闭六十五个矿井。他的话听起来就像“背水一战”，但我还是同意他的意见。夸张的言辞是他的拿手好戏，况且过去两年里我听他这样讲也有好多次了，他就是喜欢反复强调个没完。
我要批评他的一点是：他大骂“资本主义媒体是吸血鬼！”，可是，既然他这么讨厌这些媒体，为什么还让它们参加集会呢？我猜这是因为他其实很享受媒体的关注，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他是现今最优秀的工会领袖嘛。况且他说的也没错，有人故意掐断了给矿井的投资，还拿二手机械来糊弄矿工。我的矿井——南希尔兹维斯托矿场[4]——就出了这种事，去年虽然产了一百万吨煤，却亏损了三百万英镑。
反正他在结尾时说，“别跪了，站起来，像男子汉一样，保卫你们的饭碗和社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接下来就剩罢工表决了，明早十一点，我们分会要开大会，决定是否罢工。我当然要投赞成票，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呢！[5]
2．维斯托分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
今早在南希尔兹的阿姆斯特朗会堂[6]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大会经过表决，决定举行罢工，抗议国家煤炭委员会的关闭矿井计划。我参加过的会员大会里，就数这次来的人最多，每个出席的人都有机会发言，有几个胆大的家伙甚至还表态反对罢工。我自己当然是发言赞成罢工的，然后分会书记作了总结发言，他概述了引发今天的表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提醒我们说，麦克格雷格在英国钢铁公司搞的勾当，害得几千人丢了饭碗，主要是在康塞特和贾罗[7]。
经过漫长的辩论后，有人提议：给主要动议添加一条附则，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有不少人反对举行全国表决。老实说，我并不想搞全国表决，因为要是这么搞的话，我们恐怕会在表决中输掉，再说，矿工队伍的平均年龄也比较大，那些老工人可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算斗争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国表决来决定。要是我们输了，撒切尔就可以想关多少矿井就关多少，她可不会只关掉五个矿井，肯定会关掉七十个！到时候我们这辈子就都得靠失业救济金过活了。不管怎么说，斯卡吉尔说的没错，他说，咱们的饭碗属于未来的几代人，可不能被人拿去卖掉。
在维斯托，我们已经领教了新的不听人话的国煤的滋味。去年九月来了个新经理，他一来就决定：所有人都得按照排班表，轮流上夜班，可是以前夜班都只安排那些愿意上夜班的人。新经理不跟工会商量，就在矿场里里外外贴出公告，宣布新规定将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执行。他还扬言，要是我们不照新规定办，就削减工作岗位。于是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会员大会，经过表决，决定罢工。但机工工会不肯参加罢工，因为他们已经被迫接受了夜班，结果我们的罢工就被他们给搅黄了。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的工会居然建议会员穿过我们的纠察线。这造成了不少摩擦，特别是有个白痴居然开着轿车，以高速闯过了我们的纠察线。警察来了，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跟警察推来挤去。我们想把气氛搞活跃一点，就高唱“祖鲁！祖鲁”，并换了几种阵型，向警察冲锋。
最后我们的罢工胜利了，经理撤回了新规定。但这次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我本来应该在凌晨两点半起床，去上四点的班。但我一直睡到五点半，我从温暖的卧室向外望去，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就更想赖床了。不过我还是起了床，换上暖暖的衣服，喝了杯咖啡，拿上手工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保卫煤矿，别让矿工去领失业救济”。这句口号完全不是我原创的，但它是我昨晚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好的口号了。我去了附近的博尔顿矿场（Boldon Colliery），那里的煤堆得像鲸鱼一样大。这个矿场一年前还在开工，现在只用作仓库，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煤。我到那里劝阻卡车司机不要运煤。我本来打算在早上六点跟一个工友碰头，但我在五点五十分冒着大雨赶到时，他却没来，过了整整一个钟头还是没来，我不禁骂起他来，因为他有一辆很棒的大众轿车，坐起来很暖和，我正盼着坐进去呢。我正准备离开时，一辆大得要命的卡车咆哮着朝我把守的入口开过来，我一下子火冒三丈。
我走近驾驶室，对司机说，我是纠察队员，是矿工工会的正式代表，为了工人团结，他不应该再往前开了。司机一听，打开车门跳下来，我不禁心里一惊，提高了警惕，准备不测。他说，“你他妈扯犊子呢，你们的人在哪儿啊？这哪有什么纠察线啊？”他个头很大，胳膊很粗，咄咄逼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说，“只要一个人就能构成纠察队，那个人就是我，其他人马上就到。”最后这句话是骗他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只想赢。他嘟囔着骂了矿工几句，说什么他罢工的时候该死的矿工可没来帮他，不过他还是回到了驾驶室，调转车头，开了回去，然后停在路上，把这里的情况讲给其他司机听，他们也调头回去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真不敢相信！我单枪匹马就劝返了七辆卡车，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尊重纠察线，这次罢工不出几周就能获胜。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我的妻子凯丝（Kath）开着她的第一辆轿车过来了，那是一辆Hillman Imp[8]。她正要上班，顺路给我捎来一件干爽的外衣和一壶咖啡。我俩都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家庭情况要比大多数矿工好一些，尽管她的周薪只有五十英镑。凯丝对罢工没多少热情，因为我们结婚十二年了，最近才刚刚攒够钱买了几件奢侈品，比如轿车和新洗衣机。她希望罢工尽早结束，但我要比她务实得多。这次罢工是撒切尔挑起来的，她可不会让罢工早早结束，我猜他们想让罢工持续一两个月。能呼吸新鲜空气让我十分高兴，我可不想马上又下到满是尘土的矿井里。让我的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吧。
我让凯特开车送我去维斯托，因为我很想把刚才的事说给大家听。我发现罢工的情况很不错，让我感到很高兴。各处的纠察队员只放了少数几个安检员过去，让他们去检查安全措施；还放了一些办公室职员过去，让他们处理跟我们的工资、退休矿工的退休金以及煤矿发货有关的事情。我找到一位工会干部，叫他制定去博尔顿参加纠察的排班表，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记者，是《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9]的人。她对我的说法很有兴趣，发现我姓“斯特莱克”后，兴趣就更大了。我跟斯卡吉尔一样，想出风头的欲望占了上风，所以我就跟她聊了起来，还让她给我拍了照。我真是自作自受：《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在头版登出了她的报道，还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名副其实的斯特莱克》（Strike by Name），这篇报道把我写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罢工工人。以后跟媒体打交道时应该多加小心。
其它地方的罢工进展得不太好。诺森伯兰[10]还在开工，达拉姆[11]有几个矿井也没罢工。要是他们不参加罢工，我们就到那里去纠察，逼他们停工！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纠察队员跟参加了去年九月的罢工的人是同一批，我们要想获胜，还得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凌晨两点半我就起床了，然后走了五英里的路去矿场，打算在凌晨三点半、也就是第一班工人上岗的时间赶到那里。在维斯托矿场干活的人分两类，一类叫“沙舞者”（sanddancers），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矿工；另一类叫“山里人”（Hillbillies），他们来自达拉姆，那里的煤田正在急速萎缩，所以许多村庄都没了矿场，他们就涌入这里的矿场找活干。有些“山里人”曾在已被关闭的五个矿场干过，不少人参加过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
我喜欢步行，但天气实在太冷了，等我到矿场时，没赶上搭载第一班矿工的巴士。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膝盖。看见土制暖炉真是让人暖心，哪怕它其实不过是个四处漏风的锡桶。问题是我没法靠近暖炉，因为有三十来个纠察队员正围着它取暖呢。下夜班的人从矿场弄来了燃料、焦炭，还有木料和帆布，做成了一顶不错的帐篷。没有人能争取到安装加热系统，所以冻得要死！有两个正在执勤的警察，跟几个工友友好地聊天，时不时就蹦跶两下，想驱散从几百米外的北海吹来的寒风，但根本没用。总之，几辆巴士全都穿过了入口，几分钟后又经过出口开走了，车上一个乘客都没有，也没人步行上班，所以罢工在维斯托进展很顺利。
早上五点半，安检员来了，这让我们有点紧张，不过他们没打算穿过纠察线，这很好。另一件让我们紧张的事情是管理层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想钻进舒适的办公室里。我们向他们怒吼，宣泄心中的怨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国煤的恐吓。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矿场，准备乘巴士去多顿[12]，那里还没加入罢工。我有些为难，最后还是婉拒了，因为我正打算上本地的社区中心去排练戏剧，这出戏是艾伦·普雷特[13]的《关上煤仓大门》（Close the Coalhouse Door）。我演的是老是讲古怪笑话的乔尔迪（Geordie），这出戏是讲关闭矿井的，里面有首很棒的歌，是阿列克斯·格拉斯戈[14]的《社会主义ABC》（The Socialist ABC），这首歌很难唱，我得花大力气练习。我们从去年十月就开始排练这出戏，但我们全是票友，每周只一起排演一次。希望在罢工结束前能练好。所以，我错过了第一次参加飞行纠察任务的机会。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昨晚在多顿执勤的纠察队员报告说，行动很成功，多顿也加入了罢工。地铁电台[15]里说的却大不一样，他们大骂纠察队员是“畜生、流氓”。管它呢，反正结果是最重要的，现在达拉姆煤田的罢工率几乎达到了100%。维斯托的工友们很是为自己骄傲，他们用“祖鲁”战吼激励了那些原先比较消极的纠察队员。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一辆轿车差点被掀翻，幸好司机还算识相，及时调头返回；还砸碎了几个瓶子，不过没人被捕。
今早又睡了一会懒觉，八点半才赶到矿上，正好赶上管理层开着豪华轿车想钻过纠察线，遭到了大伙的怒骂和嘲讽。然后有人跟我说，九点钟要派一车人到诺森伯兰去执行纠察任务。那里的人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决定继续开工，尽管他们的矿井是最有可能被麦克格雷格关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回心转意。
车上能坐55人，但只载了大概30人，这让我们有点失望，昨晚在多顿纠察的那些工友特别失望。分会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也跟我们去了，包括司库在内，这可真是了不起，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上哪个矿场效果最好。我建议去艾灵顿[16]，因为前不久麦克格雷格在那里被骂成了“死鬼”。但我不知道艾灵顿怎么走，只知道它在布莱斯[17]附近，可我也不知道布莱斯在哪里！幸好司机知道怎么走，于是我们在9点35分赶到了那里，正好可以赶上白班来换班的时间，他们十点钟换班。我们叫司机中午十二点过来接我们，然后就在矿场正门外面竖起了分会的旗帜。
这里也跟维斯托一样冷得要命，北海的寒风呜呜地吹，为了保暖，我们跺脚、搓手，一点没用。矿场经理出来了，叫我们不要碰煤炭委员会的财产。我们大声拒绝，他马上跑去叫警察来驱赶我们。几个伙计想尿尿，但他们要走进去时，经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不让他们进去。这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伙计们干脆对着墙撒尿，很是恶心了管理层一把，不过他们也没别的办法了。有时就得因地制宜嘛！
就在我们开始觉得无聊时，来了一辆货车。我们跟司机讲了几句，劝他不要越过纠察线。他同意了，调头回去了，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全都为他大声喝彩，两个当地工会的人出现了，看上去很不高兴。他们叫我们离开，说他们已经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工会的一个人对他们说，作为工会会员，他们应当尊重我们的纠察权，不要穿过我们的纠察线。那两个人马上跑回食堂，向一个人报告，那人来得比我们更早。
过了一会，来了一辆满载矿工的巴士，我们站在大门前，排成一排，拦下了巴士，劝说矿工加入罢工。来了一个工会干部，他对矿工们说，食堂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该拿我们这些纠察队员怎么办。我们同意放他们过去，但劝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还强调了关闭矿井的重大性质和工人团结的必要性。有个矿工对我说，他们已经以十比一的比例否决了罢工，这让我觉得很恶心，但当我得知他们的工资在全国的矿工当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奖金）之后，我对此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正好暴露了“激励计划”[18]是怎样分化工人的：它让那些劳动条件好的工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那些劳动条件差的工人反而拿得更少，而这个计划正是该死的工党政府搞出来的！
那两个工会干部回来了，最后一次劝说我们离开。其中一个说：“撒切尔要是看见了，准会笑掉大牙，你们要在这里搞罢工，就等于搞垮矿场！”另一个说：“只要我们继续开工，就能给全国执行委员会施压，让他们举行全国表决。我们要全国表决！”我们的工会干部反驳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我们的决定也是符合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只要政府以“经济效益”为理由关闭矿场，就要举行罢工。那两个工会干部气鼓鼓地走了，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视摄制组，他们用咄咄逼人的态度提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会干部很聪明，没有上钩，而是很好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基斯·斯穆尔特（Keith Smoult）掐了掐主播的屁股，打断了采访，主播抱怨说有人“捅了他”。这把大伙都逗笑了。这时来了个女人，冲我们大喊大叫，喊什么“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她对着如获至宝的摄制组哭诉，说她丈夫要上班，可是我们挡在她前面，举着标语牌，不让她丈夫看见她，这让她很痛苦。她说的话很是尖酸刻薄，我都不禁替她丈夫感到难过了！
那两个工会干部又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他们俩对我们说，艾灵顿的矿工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加入罢工，从现在起，这个矿场由他们自己的纠察队接管。我们大声欢呼，当他们允许我们进入矿山食堂喝杯热饮时，我们欢呼得更加大声。我们问司库要点钱，他给我们买了七个腊肠卷！简直就像耶稣带来的五饼二鱼！[19]
我们情绪高涨地返回了维斯托，我们的“祖鲁纠察队”没有引发暴力冲突，就让诺森伯兰最大的矿场停工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当地电视台报道说，“维斯托矿场派出了一队态度平和、富有幽默感的纠察队员，让国煤的模范矿场艾灵顿停了工，这与昨晚发生在多顿的丑恶而又可耻的场面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此报以大笑，因为昨晚去多顿的人，和今天去艾灵顿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
总的来说，各地的消息都还不错，约克郡的伙计们在诺丁汉干得很棒，那里还在开工的矿场已经不多了。看起来形势喜人。
6．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在矿场执行纠察任务，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是聊罢工的事。我转了一会，就去找戴夫·法拉姆（Dave Farham），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很会鼓舞人心，虽然饱受MS[20]之苦，却一直在尽力支持罢工。能在他的暖炉旁烤烤火，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跟他讲了昨天的事，不过他早就知道了，毕竟他家离矿场只有几百码路。既然这样，我就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跟我说，纽卡斯尔理工学院[21]的学生要搞个集会，有人请他到会上发言，他想叫我陪他一起去，给他加油打气。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的女儿们要上学，凯丝要上班，所以这一天完全是属于我的。我们打算同他的朋友、一个叫菲尔·特纳（Phil Turner）的学生一起去，特纳也是那所学院的学生，他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一起坐巴士去纽卡斯尔。
路上菲尔对我说，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立马对他警惕起来，因为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我是工党党员，所以比较倾向战士派，他们曾提醒我们当心社工党，说社工党的人都是极端分子。菲尔在交谈中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告诉我们，学生会要举行全体大会，讨论要不要全力支持矿工工会，要不要允许我们借用他们的设施。菲尔请戴夫和我在会上发言，劝说学生们支持工会，我们答应了，但他担心出席的人恐怕达不到法定人数。戴夫和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趁机扩大罢工的影响。
抵达会场时，我们发现里面挤满了人，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差点就想打退堂鼓了，但有人把我们带到座位上之后，我们冷静了一点。这时我还傻傻地以为，等会要听我讲话的就是这些人了，但没过多久，菲尔就带我们走上讲台，面前是五百个嘈杂的学生，我们坐了下来。我的腿都发抖了，戴夫也是。我运气不好，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我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对大会说，如果我们的罢工能够获胜，他们也能获得更好的前途，我还对他们说，我们是逼不得已才奋起斗争的，我还一五一十地解释了罢工的目标，这些目标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戴夫走上来想讲话，但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拥护保守党的学生，这个学生反对支持罢工，讲了不少针对矿工——特别是斯卡吉尔——的挑衅的话。
戴夫表现得太棒了！他不仅反驳了那个学生，还抨击了撒切尔政府，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工会。他还警告学生们，说要是保守党打败了工会，以后他们就会要学生们缴纳高昂的学费。听众起立向他欢呼，大家都觉得，这下学生会一定会通过支持罢工的动议。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个衣着光鲜、体态肥胖的保守党人，他的观点之右，就连撒切尔夫人跟他相比，都显得像共产党了！他想让大会相信，矿工是工人当中的高收入群体，罢工都是斯卡吉尔率领的一小撮左翼煽动家煽动起来的，因为他不愿意关闭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矿场。在他提到工资时，戴夫从座位上跳起来，建议把他最近的工资条拿给大家看看，只见上面写着：在一周里，他干了42小时，挣了高达67英镑的巨款！不出所料，那个保守党人不肯看他的工资条，但是大多数学生大声叫嚷，叫他念出来，接下来，他的话都被洪水般的“念出来！念出来！”给淹没了。
最后大会举行了表决，保守党不停地打岔，想阻止表决。这帮混账甚至还拉响了火警，但是，多亏了学生们，表决还是举行了，并且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动议。菲尔募集到了23英镑的捐款，并转交给我们，学生并没有多少收入，却还是能如此慷慨解囊，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谦卑和恭敬。这一天真是太值得纪念了。
在媒体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报道，基本都是坏消息，尽管约克郡派去了不少纠察队，但诺丁汉的矿工还是不肯参加罢工，媒体也支持诺丁汉矿工。我们得到那里去，参加纠察。
7．三月十八日 星期天
前些天，在诺丁汉的奥勒顿矿场，出了件悲剧，死了个小伙子，叫戴维·琼斯，是约克郡的矿工[22]，保守党趁机叫嚣，要中止一切纠察活动。去他妈的！我们必须加强纠察，逼那些混蛋工贼停工，不然那个小伙子真就白死了！
在我们维斯托，有一批人对自己的工会干部越来越失望，因为他们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们自己成立了非正式的罢工委员会，自己筹集资金，这样我们就能离开矿场，到那些不肯参加罢工的地方去搞纠察。虽然维斯托的罢工率达到了100%，可是分会干部就是不肯派纠察队到诺丁汉去。他们眼皮子怎么这么浅呢？
战士派曾向我们保证，他们会派人到造船厂去帮我们募捐，还会帮我们跟其它地方的愿意起来斗争的矿工保持联系。要是我们能让那些愚蠢的工会干部看到，我们不仅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还能做得更多，那就好了。不能坐等他们回心转意主动带头，否则罢工就会输了！
凯丝老在抱怨我，说我老是往外跑，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所以这本日记怕是不能每天都写了，只能有空时再写。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今早我们几个人跟一些社工党党员去了沃尔森德的斯万与亨特公司[23]募捐。正在上班的造船工人基本上都对我们很冷淡，这让我有点惊讶。一个工人说，反正他都要失业，那他干嘛要支持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募集到了46英镑，我们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到诺丁汉开展纠察行动的费用。我们向每一个捐款者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并保证我们的行动与分会无关。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会私吞这笔钱了。我们买了个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并由证人签名作证。
跟我们一块去募捐的社工党党员并没有劝说我们入党，这跟战士派的作风可不一样，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劝我入党，他们说我应该自己拿主意。他们还说，我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也许我会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实诚人，其中大半是学生。
诺丁汉冒出了不少警察，他们甚至不让约克郡的纠察队员进入诺丁汉郡！诺丁汉的工贼们公然宣称，除非举行全国表决，否则他们绝不罢工。他们的工会领袖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穿过纠察线，因为罢工没有得到正式批准。这是对工会基本原则的可耻叛卖。要是他们不尊重纠察线，就等于帮了撒切尔大忙！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今早六点半，我的朋友约翰（John）来接我，带我去惠特本[24]一带的工厂，因为我们听说COSA的人还没停工。惠特本是个海滨小镇，正好位于南希尔兹和桑德兰正中间的位置，那里以前有个矿场，曾是东北最有战斗性的矿场之一，在六十年代被关停了。惠特本矿场的矿工后来有不少来到了维斯托做工，他们对以前那种高涨的战斗精神十分自豪。他们相信，惠特本矿场被关闭，不是因为煤采完了，毕竟那里还有不少煤，而是因为战斗性太强。现在惠特本矿场就剩几排房子和一堆垃圾了。国煤把那里用作办公室和工厂。
到那里时，发现纠察队员大概有七十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大多是维尔毛斯矿场[25]的人。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里，然后跟比我们早到的六个维斯托矿工会合。他们劈头就问：就你们两个？其他纠察队员呢？我就说：他们都站在维斯托外面，啥事都没干。一个维尔毛斯矿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用的字眼比较难听。我们也只能赞同他，我们说，确实该把维斯托的纠察队员派来这里，但组织工作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是自发过来支援的，这才刚到呢。
跟维尔毛斯的工友们谈过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的工会干部真是太差劲了。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不仅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个罢工指挥部，结束纠察之后，纠察队员可以在指挥部里吃上热饭。这也没啥好奇怪的，毕竟他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左翼，早在罢工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前几周他们请斯卡吉尔去演讲的原因。
早上的纠察算是部分成功了，工厂里的机工同意参加罢工。COSA的会员大多是妇女，她们不愿参加罢工，经过一阵推搡后，她们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了工厂。约翰和我回到了维斯托，那里正在发工资单，我决定去找分会干部，要求他们明早派人到惠特本去，支援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
矿场大院里，人们排成长队，等着办公室九点开门发工资。我看见分会书记和主席正在跟几个人聊天，我就走过去，把惠特本那边的事跟他们讲了。讲完后，他们那态度，真让我恼火。他们说，惠特本不关他们的事，维尔毛斯的人愿意派纠察队过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就说，工贼行为会影响到每一个矿工的利益，要是咱们不及时掐灭，它就会扩散开来。书记一听这话就火了，他问我，有过多少罢工的经验？还说他搞过多少多少次罢工，还骂我是“挑事的赤色分子”。他又说，上次分会选举时，大家没把我选上去，说明大家都清楚我是什么货色。我确实没被选上，可这跟我现在说的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是火冒三丈，就大喊起来：不去支援维尔毛斯的人，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为什么他们组织得那么好，我们却组织得这么差？他就说，要是你当上了书记，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惜书记现在是我不是你，我不想“浪费分会资金”。我气炸了，骂他“大傻逼”，还说，要是咱们输掉了罢工，分会就没了，他也当不成书记了。我气冲冲地走开了，排队的人当中，赞同书记的人也跟着嘘我“赤色分子”。就连“非正式”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支持我，我更气了。太失望了。
在单位大门外面，我碰到了战士派成员玛格丽特（Margaret），她拉我去附近的酒吧，让我宣泄怒气。她还给我介绍了秘协的几个人，他们给了我一张25英镑的支票，让我转交分会。我们好好讨论了一番罢工，她请我周六去谢菲尔德（Sheffield），参加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26]的会议。我以前在伊兴顿[27]参加过几次广泛左派的矿工集会，所以我答应了，况且他们还出路费。约翰也会去，所以，如果会议开得很无聊的话，我还有个聊天的伴儿。
凯丝很不高兴，因为周六本来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我对她说，她最好适应，因为我现在把赢得罢工胜利当作头等大事，况且早在斯卡吉尔当选全国主席之前，我就一直在积极支持他，所以，当别人都在战斗时，我不能袖手旁观。她气呼呼地上床睡觉了。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早举行了在诺丁汉遇害的纠察队员戴维·琼斯的葬礼。全国各地来了四千多矿工。虽然维斯托也派了一车人过去参加，但没人通知我，所以我没能去成，只好在电视上观看葬礼了。
所以我去了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肯·利文斯通[28]发言。他讲得很动听，说他支持矿工工会。只可惜他做的没有说的漂亮——我把捐款箱拿到他面前时，他只投了3英镑。跟他的年薪相比，这点钱简直是九牛一毛！总之我们募集到了33英镑9便士，还算可以，毕竟我们是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外面募捐的，捐钱的大多是学生。跟以往一样，我们当着见证人的面清点了捐款，并请见证人在账簿上签名。
我刚刚跟一个工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维斯托的车刚出达拉姆，就在A1公路[29]上被警察拦下了。警察说，他们有理由认为，矿工们要进行的非法纠察会扰乱治安。这全是胡扯，因为大家全都穿西装打领带，根本没带在寒冷的三月早晨进行纠察所需的装备！警察叫他们下车接受搜身。过道上有个黑色箱子，一个智商处于警察平均水平的巡警就问里面装着什么，一个工友就喊，“是他妈的火箭筒！”那个巡警马上下令，把箱子搬下来搜查！真是无法相信！这又是警方滥用职权的一个例子，就像前几周他们不许肯特矿工经过达特福德隧道[30]一样。我们的人只不过是去参加葬礼，警方肯定早就知道了，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是故意骚扰我们，向我们挑衅！
递交了正式投诉，但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还听说，以后工会恐怕更难租到车子了，因为当地的几家巴士公司都收到了警方的警告，不许他们把车子租给矿工工会。警方又在滥用职权，阻挠我们去纠察，简直无法无天了。他们休想阻拦我们，因为我们开轿车去，只要分会报销油费。他们从1974年就开始筹措基金，现在该是用这笔钱的时候了！！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早上六点半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家门。一直到我写这篇日记的晚上十一点半，雨还是下个没完！我去了纽卡斯尔，大概七点半到了那里，浑身湿透了。我在干草市场[31]喝了杯咖啡，跟玛格丽特，还有另外几个战士派的人见了面。不久车子来了，我们上了车，里面挤满了人，热烘烘的，身上都冒气了。车上的人大多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还有几个社工党的人。他们一上来就叫卖他们的报纸《社会主义工人报》[32]，我买了一张，看看有什么罢工的消息。
我旁边坐着一个叫帕特（Pat）的姑娘，她是社工党党员，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工作。我们聊了罢工的事，她跟我说她去过几次维斯托。她在巴士上把募捐到的10英镑交给了我。她讲了不少社工党的事，但也讲了不少工党的缺点，特别是托尼·本恩[33]在担任工党政府的能源大臣时强推那个可恨的“激励计划”的事。虽然她说的事，有不少我挺赞同，但我还是对她的动机怀有疑虑。
我们到谢菲尔德时，大雨还在下，所以我们迅速穿过马路，跑进大学，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等着登记参会的人。我很高兴见到基斯·斯穆尔特也在里面，能跟一个维斯托人聊天真是太棒了，况且基斯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认识这里的不少人，包括这里的“头头”乔夫（Geoff）；战士派的人把我们领进食堂，让我们在里面等一会，他去帮我们搞定入场证的事。看来矿工是眼下的明星，因为我们走进主会场时，发现前几排全是矿工工会会员。我跟他们要了好几个徽章，贴在我的鸭舌帽上。
会场里挤满了各个工会的人，有的工会我连听都没听过！在早上的会议上，所有的发言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我们矿工，但我觉得，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举行了募捐，筹得了两千多英镑，一半分给矿工工会，一半分给广泛左派。有一群人——后来我发现他们全是社工党党员——提出抗议，要求把所有的捐款都交给矿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社工党的动议被否决了，这真让我难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占理。
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喊我去参加一个小会，有个叫托尼·克利夫[34]的人要在小会上讲话，谈我们这次罢工。小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开的，但里面挤满了人，老实说，我刚看见托尼·克利夫讲话时，我心想：“谁啊这是？”他年纪挺老了，体格矮小结实，两鬓留着又硬又粗的灰色头发，戴着眼镜。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一开始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适应了他的口音后，立马就觉得他讲的几乎全是对的。他公开批评斯卡吉尔和矿工工会领导层，说他们的策略太幼稚了，我以前从来没听见有人这么讲过！他把1972年、1974年那两次罢工，跟现在这次罢工作了对比，他说，只靠逼停发电厂，是赢不了这次罢工的，这主要是因为时节的缘故，但也是因为我们得不到其他工会活动家的支持，除非我们马上在基层群众当中开展争取支持的运动。他还警告我们，说其他工会的领袖恐怕也会出卖我们，就像他们出卖沃灵顿的全国印刷协会[35]、出卖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会员[36]一样。他们会背刺我们，让我们孤军奋战。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各种工人集会上，认真解释罢工的情况，直接向工人求助。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说的对，虽然他的话让我有点沮丧。
接下来发言的是个来自约克郡的矿工，他呼吁大家给派往诺丁汉的纠察队员捐款，他的讲话充满激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筹到了644英镑，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募捐到三位数的款子。我得说，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回到主会场时，我碰见了一个叫尤努斯（Yunus）的小伙子，他是纽卡斯尔人，以前我在维斯托见过他几次。他说，我应该在会场外面募捐，而不是在里面听他们说大话。我有点犹豫，但他塞给我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请支持矿工”的贴纸。他向我保证，说这样做完全可以，但有一个会员代表[37]不同意。尤努斯跟几个干部聊了一会，帮我搞到了留下来的许可，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没多久又来了几个约克郡的工友，一开始他们对我有点冷淡，但过了二十几分钟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熟络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叫伊恩（Ian），在银木矿场[38]工作。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有个小杂种骂我们要独吞捐款时，他跟我一起骂了回去。伊恩后来跟我说，他是巴恩斯利[39]的工会干部，但他不喜欢当选干部独揽组织工作的做法。我把自己矿场的干部的嘴脸跟伊恩讲了，他就说，咱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募捐，大获成功，捐款箱重得都拿不下了，只好把一半的钱放在我脚下的盒子里！有个大块头的苏格兰人，过一会就要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都会往捐款箱里投一英镑。他要么是膀胱有毛病，要么就是喝太多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他的慷慨。
战士派的乔夫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听托尼·本恩的演讲，我把原因讲给他听，他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还带着几个高大的战士派干部，对我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下三滥的垃圾。我叫他滚，他就滚了。真是个窝囊废！
基斯和我点了募捐来的钱，结果震惊了我们——足足有102英镑77便士。我们乐坏了，但我们碰到了几个维尔毛斯矿工后，就决定分给他们一半，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钱的。
回家路上我们聊了一路政治，我确信自己已经对工党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老是不肯支持我们，反而去讨好中间阶级。他们真是让那些用鲜血建立工会的前辈们蒙羞。
回家之前，我们买了炸鱼加薯条，拿给维斯托纠察线上的兄弟们吃。他们星期六晚上还在执勤，应该吃点好的。该死的分会可不会给他们买吃的！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今天早上，维尔毛斯分会委员会过来拜访，想让我们两个正在罢工的矿场进行联合纠察。不用说，我们的干部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所以他们气冲冲地回去了，走时还骂了几句“下流坯子”。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人提醒我小心行事，因为我们的干部对我没多少好感。这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到了晚上，我们分会的一个干部汤米（Tommy）却找上我家，问我借点钱，好让他们可以多派一辆车去诺丁汉！我给了他35英镑油钱，让他签收。我问他，我能不能也去诺丁汉，他却说，我正在搞的募捐工作很重要，应该继续搞。换句话说，用不着你，滚。太失望了，但也不是没料到会这样。
13．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早我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时，汤米和他的喽啰从诺丁汉回来了，他们讲了路上的经历，简直就好像故意要吓跑人，让大家不要再去诺丁汉似的。他们说，路上有好多警察，他们编了借口才穿越郡界，到了诺丁汉。凡是走公路去诺丁汉的，都被警察劝返了，所以汤米他们只好穿过田地去矿场，天上还有直升机打探照灯。等他们抵达矿场时，那里的警察远远多过纠察队员，所以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就连喊一声“工贼”都不行，谁敢喊，警察就抓谁！唯一的好事就是他们受到了巴恩斯利罢工中心的热烈欢迎，约克郡的工友尽力款待他们。汤米的报告让大家觉得，去诺丁汉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尽管他还说，谁想去，就自己去看看吧。可我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根本不像汤米说的那样。反正，过了一阵子，我就自己过去看了，因为我现在正在巴恩斯利附近的北方劳工学院[40]里写这篇日记呢。
基斯·斯穆尔特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熟人，向普市工会借了一辆面包车，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纽卡斯尔，乘上面包车，又回到维斯托，捎上其他人——除了我还有九个维斯托矿工——一块去诺丁汉。布莱恩·泰特（Brian Tate）自告奋勇当司机，然而他开了一段路之后，我开始对咱们能否平安抵达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甚至把车开到了环形交流道顶上！
旅程很刺激，大家都在张望前方，看看汤米说的是不是真的。乔迪·凯恩（Geordie Kane）今早刚刚跟汤米一起回来，他自愿跟我们又去一趟诺丁汉，给我们指路，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乔迪就像父亲一样，把我们当成一群对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感到很好奇的小孩，总是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布莱恩和我记起了一首很老的嬉皮歌曲《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41]，就唱了起来，乔迪听着我们唱歌，笑了起来。我们根据当下的情况，改动了歌词：
一、二、三，我们为什么斗争？
别问我，我才不在乎
下一站就是诺丁汉
五、六、七，打开天国大门
没空去想为什么了
呜呼，我们都要死了!
布莱恩开车径直冲过小岛，感觉我们真的要死了！乔迪说我们都疯了，但他才是最疯的那个，因为只有疯子才敢一天跑出去两趟，还不告诉他老婆自己要去哪里！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设在枢纽站旅馆（Junction Inn）的巴恩斯利罢工中心，发现人人都在忙里忙外，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完好无损地到了那里！我们走进楼上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全是人，有台电话放在桌子上，总是有人在打电话。人们不是刚从诺丁汉回来，就是马上要去诺丁汉。我听见一个人告诉大家，他的同伴在经过警察设下的路障时不肯调头，就被抓了起来。被抓的那个人是司机，跟他同车的乘客只好自己想办法回去，幸好路上有人愿意搭他们一程。
我们转来转去，过了大概十分钟，终于有人来接待我们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大会上跟我对骂的小杂种。
幸好他没认出我来，所以我们才能在学校这里过夜。乔迪不记得路了，所以他们给我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带路的过程非常有趣。他年纪很小，大约十九岁，个子不是很高，还喝得很高！他骑着一辆小摩托，在前面带路，我们坐着面包车，跟在他后面。
他开得摇摇晃晃，一会歪到道路一边，一会又歪到另一边，好几次差点摔下车。他的滑稽样儿把大伙都逗笑了，大伙还打赌，看他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们没等上多久。他过了一个弯，又想转回来，结果屁股着地冲过了马路！我们马上停车，下去看他有没有事。他没觉得有什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坐上摩托。他跟我们说他没事，只要不要碾过他就好，我们就让他跟在我们后面，因为乔迪又想起来怎么走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两人睡一间房，跟我住一块的是戴夫（Dave），他现在不知又去哪里晃了。维尔毛斯的人也在这里过夜，但明早就要回去了。他们跟汤米不一样，他们鼓励我们到诺丁汉去，给了我们一大堆传单，让我们发给工贼们。传单上写着达拉姆矿工的话，他们要求工贼参加罢工，还说没有一个矿井能躲过麦克格雷格的大斧。已经快三点了，我得赶紧睡一会，明早七点还得回罢工中心，想办法杀进诺丁汉。我等不及了。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费了老大劲才让自己从舒服的床上起来，时间是六点半，刚好够时间喝杯暖烘烘的无糖红茶，再冒着早上的寒风出门。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我们花了点工夫才把面包车发动起来。路上走错了几次路，抵达罢工中心时刚过七点。值班的干部问我们，在前往诺丁汉之前，要不要做些准备，参加本地的纠察，我们很想做点有用的事，报答他们的热情款待，所以马上答应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很有名的格莱姆索普[42]，我们要在当地的国煤办公室外面纠察。秘协的不少白领职员不肯参加罢工，我们就去了那里，后面还跟着满满一车的约克郡纠察队员。
这次纠察不算成功，我们没能说服工贼参加罢工，但我们头一次见识了约克郡纠察队的幽默感。我对警察一直抱有一种勉勉强强的敬意，所以，当我头一次看见约克郡纠察队员是怎样取笑警察时，确实有点吃惊。
这次纠察的主要阵地设在一道很陡的河岸上面，大约有50人参加。我们站在纠察线上，嘲讽那些穿过纠察线的工贼，这时有好几个人开始沿着河岸往下走。我问一个工友这是干嘛，他说，“跟我来，看了就懂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边走边猜他们要干嘛。走到河岸下面，所有人都回头盯着斜坡上的警察。我们马上就懂了：警察正在列队，准备沿着河岸猛冲下来。就在他们冲到我们之前，纠察队员们也组好了队形，迈着正步，回到了河岸上，在跟警察擦肩而过时还嘲笑他们。警察转过头来追击我们，我们就又朝下面跑，就这么重复了好几次。我以为警察会气得揍我们，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跟着我们。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制服，一定累得要死。真是太好玩了，大家兴致都很高。
回到罢工指挥部，有人把我们带到另一辆车上，上面全是纠察队员，他们向我们保证，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诺丁汉，还说他们从没失败过。出发前有人给了我30英镑，说这是油钱。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人把我当成是领头的了，《晨星报》[43]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捎他们一程。没人反对，我们就带他们上路了，路上我们在当地一个加油站加了油，然后上了M1公路[44]。这条路恐怕不是最好走的路线，但约克郡的工友们信心十足，我们也就不怎么担心了。但是，往南走的路上，每一座立交桥都挤满了警车，我们的信心便开始慢慢消退。乔迪不停地说，“这还不算啥，接下来才有得看呢！”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诺丁汉，我不得不承认，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警车！确实很吓人。
在29号枢纽站，我们驶下了M1公路，在交流道上面碰上了警察的警示牌，被迫转向。看来这下我们真的要被拦下了，乔迪还说昨天他们就是这样被拦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开近环岛时，被迫驶离大路，被引导到警察检查站。一个警察给我们打信号，叫我们停车，我们看见前面有十几辆车，车主都在旁边的草地上闲逛。
警察问布莱恩：“先生，能说说你们要去哪里吗？”布莱恩犯傻了，居然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要去诺丁汉发传单，争取支持。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我得警告你们：再往前开，我就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因为我确信你们肯定是要去那里扰乱治安的。”我们全都大喊起来，说我们不是去扰乱治安的，他们无权拦下我们。真是个该死的警察国家！又来了个高级警官，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向他抗议，他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布莱恩跟他讲了，他就说，“你们这帮可恶的混蛋！光天化日的，居然想坐着面包车，大摇大摆的进去？胆子真够大的！”然后他命令我们全部下车，但是布莱恩要留在车上，仔细交待。
我们站在草地上，跟几个科顿伍德[45]的人聊天，那里是最早罢工的五个矿场之一。他们听说达拉姆的矿工也加入了罢工，非常高兴，其中一个说，他从没想到达拉姆也会加入罢工，因为那里的斗争精神一直不是很强。我们对他说，我们也很惊讶！我们在一块写着“普里斯利”[46]的路牌前面拍了张合照。警察还在盘问布莱恩，所以他不能跟我们合影，这让他挺难过的。他很喜欢照相。
过了一会，警察命令我们回到车上，我们照做了，但故意拖拖拉拉，表达我们的反抗。按照约克郡纠察队员的说法，警察会押送我们回到M1公路上，他们有些人还说他们要故意开慢车，堵住M1公路，他们昨天就是这么做的。布莱恩没有照他们那样做，因为警察警告过他，在这次劳动争议期间，只要他再次在开车前往诺丁汉时被抓到，就会被逮捕。在警方的押送下，我们被赶回了M1公路，两旁还有骑着摩托的警察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跑掉。M1公路没能堵成，我们直接回了巴恩斯利。回到罢工指挥部，他们请我们下午五点再闯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会要不要这么做。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那就这样做吧，还让杰夫·麦金斯（Jeff Mackins）担任新司机。我们吃了点东西，抓紧时间睡了几个钟头。
学院的工作人员真是大好人，送了我们一大堆三明治和水果，还请我们喝早茶。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去巴恩斯利了。
到了罢工指挥部，他们又给我们30英镑，我们决定平分给大家，当作零花钱。我对此很内疚，但寡不敌众，也就勉强答应了。他们给我们派了个新向导，叫马尔克（Malc），他在格莱姆索普上班，跟我们一块坐面包车。他是个聪明的向导，不仅带我们穿过了三个郡，一路上还不停地给我们介绍景点，比如阿瑟·斯卡吉尔的出生地和杰基·查尔顿[47]的老家。一路上尽是各种辅路、小路和偏僻的道路，方向变来变去，包括乔迪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难以置信的是，一路上我们都没碰上警察，快到目的地时才有一辆警车从旁边高速驶过。我们开进一个小区，寻找安全的停车处，最后在几个垃圾桶旁边的一块没人用的空地上停了车。德卡（Dekka）在面包车里开了一罐可乐，结果喷得大家满身都是，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伊恩·维尔本（Ian Wilburn）看起来简直就像“黑沼里的生物”，因为可乐罐“爆炸”时他首当其冲。
吃过三明治后，我们两人一组，按照马尔克的指示，前往准备进行纠察的矿场。我的搭档是乔·亨弗里斯（Joe Humphries），虽然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还是很快就赶上了基斯·斯穆尔特。我紧张得要死，就好像我是刚从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战俘一样。基斯也跟我一样害怕，但乔却很冷静，他甚至跑进当地一家矿工福利社问路！我们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但我觉得所有人都看出我们是纠察队员。一辆警车开过时，基斯最先吓破了胆，他冲下公路，躲进附近的树丛里。我差点也跟着他跑了，但乔说，留在公路上更安全，毕竟我们又没犯法。
走了15分钟，天色开始变暗了，这时我们才第一次隐约看见了矿场。走近一看，我们都吓呆了。入口挤满了警察，车道挤满了警察，再走近一点，发现连矿场食堂里也挤满了警察！真是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挤在一个地方。我马上想，这里应该会有大规模的纠察队，或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纠察吧。我们直接走向人群，戴着鸭舌帽的矿工夹在警察中间，很是显眼。到那里时，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纠察队，只有五六个人，跟其中一个聊了会，他说不会有大规模纠察行动。这个矿场叫安纳斯利（Annerseley），在诺丁汉南部。我看见了布莱恩，问他其他人都在哪里，他说他们顺着公路往下走，去了相邻的一个叫纽斯泰德（Newstead）的矿场。这时基斯出现了，我们跟几个从格莱姆索普过来的人（今早我们见过他们了）聊了一下。在安纳斯利这里没人取笑或嘲讽警察。被调来这里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完美符合“肌肉壮汉”这个字眼，就好像是特地挑选出来的一样！
过了几分钟，公路那边过来一个高级警官，对我们大喊大叫。他说，“你们这帮人渣，对，说的就是你们，给我老实站好了，等会这些体面的工人出来时，谁敢叫嚷一声，哪怕是呼吸声大了点，我就把你们拖上警车，到时有你们好受的！！”他的话咄咄逼人，我完全相信，他可不只是放狠话，只要受一点点挑衅，他就真的会那么做。我们只能站在那里，听着下班的工贼高声辱骂我们，真是难受死了！
过了一会，从其他矿场来的人出现了，但他们还没开口跟我们讲话，那个高级警官就回来了，他说，我们人太多了，要是再不走开，就要以妨碍交通的罪名抓人了。真是可笑，妨碍交通的难道不是这里的几百个警察吗？我们只有大概十五人，但是，为了避免给这头蠢猪得到口实，基斯、伊恩和我决定沿着公路走到下一个矿场去，布莱恩和杰夫上了面包车，这时开始下雨了，他俩可以在车上躲雨。
去往纽斯泰德的路上，两边都是矿场的厂房，可以看见工贼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干活。我们很想朝他们大喊，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前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路上我们迷路了一阵子，最后总算到了纽斯泰德。它在一条公路的底部，旁边是一堆空空如也的破烂厂房。看见这样子，我的心情更糟了，而且我紧张的神经也放松不下来。那里有五六个人，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他们的情绪就跟今早在格莱姆索普时一样高涨，还嘲讽警察。一个工友跟我说，这些警察是“新手”，是从德文和索莫塞特[48]之类的地方调来的，很好对付。他还警告我们，说本地警队的警察马上就要来换防了，他们可是难对付的硬茬子。
到了晚上九点半，那些新手警察撤走了，接防的都是膘肥体壮的壮汉，碰上他们真是倒霉。没过几分钟，四个约克郡纠察队员，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在内，就被粗暴地逮捕了，他们被拖上了警车，然后就被押走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肯定在劫难逃了。乔没有被吓倒，他上去问一个警佐，能否向那些准备抵达的工贼发传单。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那个警佐居然允许我们发传单，但是不许说话，也不许硬塞传单。在乔去问警佐的时候，我听一个工友说，马尔克他们被抓走，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来过这里。我就说，这也算犯法？他就说，只要你是参加罢工的矿工，来过这里，就会被当成罪犯。就在我俩说话时，我面前那个警察故意狠狠踩在我脚上，痛死我了，我用力想把脚从他沉重的靴子底下抽出来。那个杂种脸上露出嗜虐的奸笑，当纠察队员们开始离去时，他才放我走，我一瘸一拐地走开时，他还当着我的面骂我“该死的人渣”。我很清楚谁才是人渣！
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往安纳斯利走去，边走边聊刚才的事，突然有两个警察冒出来，用电筒朝我们的脸上照，质问我们要去哪里，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乔回答了警察的盘问，然后警察就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他时，他叫我不要忽悠他，还抽我耳光。最后我拿矿工工会日记本给他看，里面写有我的姓名住址，他才相信我。我们继续上路，雨下个没完，似乎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大，把我们彻底淋成了落汤鸡。
走到面包车边上时，我们发现警察正在盘问每一个人，要他们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乔和伊恩设法钻了进去，但基斯和我只能留在外面淋雨。我跟上次一样，交待了自己的姓名，结果也跟上次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没挨耳光。基斯不仅编了假姓名假住址，还冒用了我们分会一个干部的名字，震惊了我。我不禁深深佩服他的厚脸皮，但又觉得他一定会暴露，一定会被抓。最后警察离开了，走之前还警告我们，说要是我们再在诺丁汉被抓到，就一定要逮捕我们，一定要扣下我们的面包车！好个“自由国家”。我们可是合法的工会会员，却不能实行纠察的民主权利，这真让人害怕。欢迎来到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奥威尔的《1984》离我们并不远。
返回巴恩斯利的路上，大家都闷闷不乐。警察今早威胁布莱恩，说要逮捕他，但他终究还是没被捕，所以他松了一口气。今天的经历震惊了我们所有人，乔迪除外，大家都想今晚尽快回家。但我还得留下来，趁记忆犹新的时候把这一切记下来。在结尾，我要引用一段话，是从我在这个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上抄下来的：
“治安或许可以被扰乱，但要知道，如果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安宁；政府原先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建立的，如果它反倒毁灭了国家，那也就没有公正可言。”——阿尔杰农·西德尼[49]，1680年。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今早我们先在格莱姆索普进行纠察，然后回家去了，但昨晚的事让大家都觉得有点气馁。
回家路上，经过M1公路时，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货车，都是开往费里布里奇[50]发电厂的，这让我们的罢工变得更加艰难了。可以肯定的是，要迫使诺丁汉的工贼加入罢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纠察，也就是说，要派出成千上万的纠察队员，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打败警察。那些工贼正在帮助撒切尔粉碎矿工工会，要是让她得逞了，我们的先辈为之而奋战的一切就都会被叛卖，整个工会运动也会危在旦夕。他们怎么就看不出这一点呢？
回到维斯托后，我们洗干净了面包车，然后再开到纽卡斯尔还回去。普市工会的人听说他们的面包车要是在诺丁汉被人发现，就会被没收之后，显得很不高兴，下次再想跟他们借车恐怕会很困难。
回到矿场后，分会主席和书记完全不理我们，根本不想听我们汇报诺丁汉的情况，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主动性的报答。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要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们，罢工就输定了！
总算回到家了，我洗了个澡，给凯丝和女儿们做了饭，想让她消消气，因为我出门时没有当面告诉她，只给她打了个电话，不给她劝阻我的机会。她原谅了我，但要我保证要缓一缓，周末要跟她一块出去玩。反正我已经累坏了，总算能好好歇一歇了。
[1] 桑德兰（Sund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泰恩—维尔郡（Tyne and Wear）。——中译者注
[2]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年1月11日——），生于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5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1956年当选为约克郡共青团主席，不久后当选为共青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参加全国矿工工会。1962年参加工党。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多次重要罢工。1974—1981年担任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 Miners’ Association）主席，1982—200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1992—2002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2002年退居二线，改任全国矿工工会荣誉主席。——中译者注
[3] 伊恩·金洛奇·麦克格雷格（Ian Kinloch McGregor，1912年9月21日——1998年4月13日），生于苏格兰金洛奇利文（Kinlochleven）一个职员家庭，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冶金，1935年担任冶金技术员。1939年二战爆发后，进入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 ）工作，二战期间随英国驻美军事使团前往美国。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担任过多家公司的高管。1977年返回英国，撒切尔上台后，充当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于1980年被任命为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董事长，在任上大搞减员增效，解雇了十多万名员工。1983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向矿工工会大举进攻，最终击败了工会，关闭了大批矿井，导致大量矿工失业，并将剩余的矿山私有化。1986年辞去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译者注
[4] 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属于泰恩—维尔郡；维斯托（Westoe）是南希尔兹南部的一个村庄，曾设有矿场，该矿场于1909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5] 作者的姓氏Strike正好是“罢工”的意思。——中译者注
[6] 阿姆斯特朗会堂（Armstrong Hall）是南希尔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中译者注
[7] 康塞特（Consett）是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西南23千米处；贾罗（Jarrow）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东8千米处。——中译者注
[8] Hillman Imp是一种小型经济型轿车，由鲁茨集团（Rootes Group）于1963年推出，1976年停产。——中译者注
[9] 《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Newcastle Evening Chronicle）是纽卡斯尔地区的一家报纸，创刊于1764年，起初为周报，原名《纽卡斯尔记事报》（Newcastle Chronicle），1858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10] 诺森伯兰（Northnumb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1] 达拉姆（Durham）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2] 多顿（Dawd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矿业城镇，当地的矿场于1991年关闭。——中译者注
[13] 艾伦·弗雷德里克·普雷特（Alan Frederick Plater，1935年4月15日——2010年6月25日），英国剧作家，生于达拉姆郡贾罗镇（Jarrow）。曾在纽卡斯尔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Newcastle）学习建筑学。六十年代开始为多部电视剧担任编剧。《关上煤仓大门》是他根据自己的朋友希德·查普林（Sid Chaplin，1916—1986）撰写的矿工小说而改编的戏剧剧本，发表于1968年，剧中的音乐由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2001）创作。——中译者注
[14] 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年10月14日——2001年5月14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泰恩—维尔郡盖茨黑德镇（Gateshead）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后，曾在德国执教。返回英国后进入BBC工作。他创作的歌曲主要以工人阶级生活为题材，并被誉为英国民歌传统的忠实继承者。《社会主义ABC》是他创作的歌曲，发表于1973年。——中译者注
[15] 地铁电台（Metro radio）是纽卡斯尔地区一家独立广播电台，1974年7月15日开始播音。——中译者注
[16] 艾灵顿（Ellington）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村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北32千米处。——中译者注
[17] 布莱斯（Blyth）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东北21千米处。——中译者注
[18] 1977年，时任能源大臣的托尼·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Incentive Scheme），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富矿区和贫矿区的矿工获得不同的工资，从而分化矿工。这个计划在当年被矿工代表大会否决，也在全国矿工表决中遭到否决，还遭到了以阿瑟·斯卡吉尔等一批矿工领袖的反对。但是，矿工工会的右翼领袖强行推行了这个计划，结果导致了矿工队伍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收入较高的诺丁汉矿工大部分没有参加罢工。——中译者注
[19]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讲道时，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请参阅《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5—44、《路加福音》9：10—17和《约翰福音》6：1—14。——中译者注
[20] 原文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疾病，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中译者注
[21] 纽卡斯尔理工学院（Newcastle 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由卢瑟福技术学院（Rutherford College of Technology）、艺术与工业设计学院（College of Art & Industrial Design）和市商学院（Municipal College of Commerce）合并而成。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改称纽卡斯尔诺森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中译者注
[22] 戴维·琼斯（David Jones）是约克郡的一位矿工，1984年3月15日，他在诺丁汉郡的奥勒顿矿场（Ollerton Colliery）参加纠察时，被砖头击中，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23] 沃尔森德（Wallsend）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也是纽卡斯尔的卫星城。斯万与亨特公司（Swan & Hunter）是当地一家造船企业，于1880年由乔治·伯顿·亨特（George Burton Hunter，1845—1937）与查尔斯·谢里丹·斯万（Charles Sheridan Swan，1831—1879）的遗孀共同创办。1977年该公司被国有化，1987年被私有化。——中译者注
[24] 惠特本（Whitburn）是泰恩—维尔郡南部的一个村镇，位于桑德兰市以北4.8千米处。——中译者注
[25] 维尔毛斯矿场（Wearmouth Colliery）位于桑德兰市，它是桑德兰市最大的矿场，也是达拉姆郡最重要的矿场之一。1835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26] 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Broad Left Organising Committee，BLOC）是工会内的左派活动家的组织网络，1984年3月底在谢菲尔德举行了全国大会，战士派为此出了大力。——中译者注
[27] 伊兴顿（Easington）是达拉姆郡东部的一个村镇。——中译者注
[28] 肯尼斯·罗伯特·利文斯通（Kenneth Robert Livingstone，1945年6月17日——），工党政客。生于南伦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8年3月参加工党，不久后便当选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诺伍德（Norwood）团委书记，1973年4月12日——1986年3月31日当选为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议员，1981年5月17日——1986年3月31日出任大伦敦议会议长。1987年6月11日——2001年5月14日当选下议院议员。2000年5月4日——2008年5月3日当选伦敦市长。2008年、2012年两次竞选伦敦市长，均未成功。2016年4月，因声称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而被工党停止党员资格。2018年5月21日退出工党。——中译者注
[29] A1公路是英国最长的有编号道路，全长639千米，南起伦敦，北至爱丁堡。——中译者注
[30] 达特福德隧道（Dartford tunnel）是横跨泰晤士河的隧道，由两条隧道组成，西隧道于1963年通车，东隧道于1980年通车，1991年，隧道上方的伊丽莎白二世大桥通车，此后改名为达特福德跨河道路（Dartford Crossing）。——中译者注
[31] 干草市场（Haymarket）是纽卡斯尔中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2] 《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创刊于1961年，最初名为《产业工人报》（Industrial Worker），后改名《劳动工人报》（Labour Worker），1968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报》，每周发行一期。——中译者注
[33] 安东尼·尼尔·维吉伍德·本恩（Anthony Neil Wedgwood Benn，1925年4月3日——2014年3月1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5日——1966年7月4日任邮政大臣，1966年7月4日——1970年6月19日任科技大臣，1971—1972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工业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能源大臣。——中译者注
[34]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1917年5月20日——2000年4月9日），本名伊加埃尔·格吕克施泰因（Yigael Glückstein），生于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途退学，转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学习经济。青年时期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巴勒斯坦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二战期间，因参加反战活动而被英国当局逮捕，战后获释，1947年移居英国，参加了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革命共产党分裂后，于1950年成立“社会主义评论集团”（Socialist Review Group），1962年改称“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1977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去世前一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中译者注
[35] 沃灵顿（Warrington）的《斯托克港信使报》（Stockport Messenger）原本与全国印刷协会（National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签有封闭式合同（即只能雇佣印协会员），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雇佣了工资较低的非会员。于是，印协便于1983年7月初举行罢工，到了11月，罢工扩散到全国，印协的纠察队员遭到警方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工会大会总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不给印协提供支持，导致罢工失败。——中译者注
[36] 印协的罢工失败后，撒切尔政府乘胜追击，于1984年3月1日取缔了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GCHQ）的工会，工会大会被迫举行抗议罢工，但未能充分利用罢工来迫使政府收回命令。最后，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被彻底打垮。直到1997年5月13日，工党政府才宣布撤销禁令。——中译者注
[37] 会员代表（shop steward），又译“基层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工会干事”等。会员代表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往往由基层工会会员选举产生，负责发展会员，围绕着工作单位中的各种问题把会员组织起来，代表会员同雇主谈判等。——中译者注
[38] 银木矿场（Silverwood Colliery）是约克郡的一个矿场，1900年开业，1994年关闭。——中译者注
[39] 巴恩斯利（Barnsley）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煤矿曾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中译者注
[40] 北方居民与社区成人教育学院（Northern College for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是一所成人教育学院，位于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1978年建校，主要目的是给没有正式学位的工人提供教育。——中译者注
[41] 《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 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是美国摇滚乐队“乡村老乔与鱼”（Country Joe and the Fish）创作的一首讽刺越南战争的歌曲，发表于1965年10月。——中译者注
[42] 格莱姆索普（Grimethorpe）是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的一个村镇，曾以采矿为主业，但当地的矿场已于1993年关闭。——中译者注
[43] 《晨星报》（Morning Star）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1930年1月1日创刊，原名《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66年4月25日改称《晨星报》。——中译者注
[44] M1公路（M1 motorway）是英国的一条公路，南起伦敦，北至利兹，全场311千米。——中译者注
[45] 科顿伍德（Cortonwood）是南约克郡罗瑟汉姆镇（Rotherham）附近的一个矿场，1873年开业。1984年3月，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要关闭科顿伍德矿场，激起了当地矿工的强烈反应，这成了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索之一。矿工大罢工失败后，该矿场于1985年10月25日关闭。——中译者注
[46] 普里斯利（Pleaseley）是英格兰的一个村镇，位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交界处。——中译者注
[47] 约翰·查尔顿（John Charlton，1935年5月8日——2020年7月10日），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生于诺森伯兰一个足球世家，1950—1973年效力于利兹联队（Leeds United），司职后卫，从1952年到1973年为利兹联队成年队出场629场，攻入70球，协助球队获得1963/1964赛季英乙冠军、1968/1969赛季英甲冠军、1972年足总杯冠军等荣誉。1965—1970年间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场35场，攻入6球，协助英格兰队获得1966年世界杯。1973年退役后曾任米德尔斯堡俱乐部教练、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教练、纽卡斯尔联队教练等职务，1986—1996年出任爱尔兰国家队教练，其间率领爱尔兰队闯入1988年欧洲杯决赛圈和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1996年退休。2006年被利兹联队球迷选入队史最佳阵容。——中译者注
[48] 德文（Devon）和索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两个郡。——中译者注
[49] 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年1月15日——1683年12月7日），英国政治家、共和主义理论家。生于贵族家庭，在英国革命期间参加议会派军队，以战斗英勇著称，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中负伤。1645年当选议会议员。参加了对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审判，但反对处决查理一世，不过后来又转而支持处死查理一世。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公开反对克伦威尔，被迫退休。克伦威尔死后，于1659年再次当选议会议员。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后流亡国外，1677年回国。1681年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后，参加了企图推翻王朝的密谋。密谋暴露后，于1683年6月25日被捕，同年12月7日被斩首。——中译者注
[50] 费里布里奇（Ferrybridge）是西约克郡的一个村庄，附近设有几家火力发电厂。——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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