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五月
35．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 星期二
今天早上，在陶洛，我们最年轻的小伙子之一米奇·霍伊（Mickey Hoy），举着一块写着“阻止警察国家”的牌子，跟一个警察面对面地对峙了三个钟头，就跟石头一样坚强。然后卡车来了，那头猪就得到了借口，他趁机冲米奇脸上揍了一拳！许多纠察队员都看见了这个懦夫的可耻行径，他们冲上前去，要为米奇报仇。然而——真是该死——又是我们自己人的消极使我们没能占上风。这些呆子就站在那里看着，就连几个兄弟被警察从前线抓走时还是无动于衷！就在他们袖手旁观的时候，我们想把人救出来，可我们人太少了，没救成。我们要想在这里做成什么事，就非得克服这种消极不可。
今早最能引起积极回应的事还是馅饼的到来。我真希望能噎死几个蠢货，这样我们也能袖手旁观！
36．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 星期三
今早我提出，采用甘地的消极抵抗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坐在马路中间，大声催促所有人仿效我们。不出所料，只有二十来个人跟我一起干，大多数人还是傻愣愣地站着，还嘲笑我们，当我们是大笑话。那些蠢猪把我们从公路上拖走，丢进路边的泥潭时，他们还在袖手旁观！有个维斯托小伙子，叫曼尼·贝纳姆（Manny Benham），他勇敢地反驳一个警督，马上就被拖进了警车！这就是一九八四式的英国司法！这个小伙子至少还有点种，敢想敢做。这些事真让我心烦。
37．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 星期四
今早腾托·杰克森被抓走了，算他倒霉，有辆货车的挡风玻璃被砸坏了，他正好离那辆车最近，就被警察抓去当替罪羊了。他被指控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因为蠢猪们粗暴地抓走他时他大声咒骂。
腾托被抓后，我们试了一种新战术，大家挽起手来，全都站在工贼货车前面，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走，这样蠢猪们想抓我们就没那么容易了。效果很不错，但是，虽然我们拼命地喊人过来，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干。那群蠢猪朝我们冲锋，想冲散我们的队形，虽然我们英勇地反抗，还是打不过他们。我身边是阿瑟·奥克斯利（Arthur Oxley），他在维恩·藤皮斯特矿场（Vane Tempest Colliery）工作。我是在广泛左派的集会上认识阿瑟的，当你参加战斗时，身边有阿瑟在，就会感到无比安心，因为他足足有一米八高，体壮如牛。今早他救了我一命，一个蠢猪把我拖向路边时，是他把我拉了回来。那头蠢猪年纪轻轻的，当他发现他得一个人对付我跟阿瑟时，他脸上的表情可好玩了。阿瑟说，“小子，就凭你也想抓走我们俩？”算他识相，没敢抓我们，一溜烟跑了。战斗结束了，但战争还没结束，我相信我们俩以后还会在战斗中相互照顾的。
今早有十个人被蠢猪们抓走了，谢天谢地，大家的情绪似乎在高涨。我们的人被抓走了，这让维斯托矿工十分恼火。今早的馅饼来得晚了一点，因为腾托被抓了，这恰好结束了维斯托矿工的消极。对此只能苦笑。
我把今早发生的事讲给了凯丝听，她非常担心，怕我也被抓走。我劝她别担心，因为就算我被抓了，顶多也只是罚钱。她还是不相信我们做的都是合法的事，再讲下去也只会加剧我俩的矛盾。媒体似乎对矿工工会发动了不停歇的宣传攻势，阿瑟·斯卡吉尔首当其冲，我觉得凯丝恐怕是受到了媒体攻势的影响。我觉得她是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不过眼下她还在犹豫，得让她相信我们能赢才行。我们要想赢，就得让工会运动的其余部分相信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要是他们能抵制煤炭，拒绝使用进口石油就好了。要是工贼都能醒悟过来，懂得自己的饭碗马上就要被打破了就好了。要是NACODS也能参加罢工就好了，那样我们就赢定了。已经两个月了，罢工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这也证明了托尼·克利夫是正确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正确的。今年这次罢工不会是七二年和七四年的罢工的重演，太可惜了。不管怎么说，纠察队的情绪似乎在高涨，一些新人加入了维斯托的纠察队，但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多的新人！
38．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星期五
今早在陶洛那边参加纠察，一直很平静，到了早上十点，门口来了三辆货车，我们采用了跟昨天一样的战术：冲上公路，手拉手组成人链，拦在第一辆货车前面。今早也有两百多人参加纠察，可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有七十来个人愿意斗争，其他人都在傻愣愣地旁观。今早我们有十七个人被抓走了，都得怪这些混账，而不是那些蠢猪！我们那些该死的工会干部本来应该亲自带头，把那些不肯认真斗争的人的名字统统记下来，停发他们的两英镑纠察津贴。这帮混账来参加纠察就是为了那两英镑。真操蛋！
我们冲上公路时，打了那帮蠢猪一个措手不及。我冲到第一辆货车前面，大骂那个工贼司机是保守党的帮凶。蠢猪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向我们杀过来，有个蠢猪从背后狠狠地勒住了我的脖子。跟昨天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大块头阿瑟来救我了，尽管我奋力反抗，还是被两头蠢猪拖到一旁，那里有两辆警车在等着我们。我被粗暴地压在一辆警车侧边，一头蠢猪踢了我的脚踝，命令我张开双腿，检查我身上有没有武器，就跟警匪片里演的一样。在搜身时，这个混蛋还用膝盖压在我背上。我都没怎么反抗，他根本用不着这样做，可他还是狠狠地把我丢进警车后面。这时我听见阿瑟在喊：“你们这些畜生，干嘛这么粗暴”。他认出是我，就说，“唉，看来这周咱们不能一块出去玩了，年轻人。”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重重地丢上警车，狠狠地摔在金属地板上，弄伤了肩膀。我拼命站起来，坐在囚室两侧的椅子上。过了几分钟，伊恩·维尔本也被押上了警车，他坐在我旁边，没多久囚室里就挤满了六头蠢猪和六个纠察队员。伊恩觉得很奇怪：没几天的工夫，送馅饼的人，连同募捐的人，全都被抓了。我说，那帮坐看咱们被抓的混账全都饿死才好呢！
坐在囚室这一边的椅子上的是伊恩、米奇和我，还有三个膀大腰圆的蠢猪，快到警察局的时候，屁股下面的椅子垮了，我们不禁大笑。蠢猪们没有笑，还指责我们故意弄坏椅子。我说这都是因为今早咱们吃了太多馅饼，大家笑得更开心了。我们发现自己到了克鲁克[1]警察局，都快疯了。蠢猪们迷惑不解地盯着我们。
我们被一个个地从警车上押下来，在门外排队等候。进了局子后，他们命令我们脱掉皮带，交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警告我们别耍“花招”。他们准是核对过了我的身份，因为他们马上就拿我听过一百遍的老笑话来取笑我了，蠢货！
他们按照程序讯问了我，然后找来两个警官，一左一右夹着我，跟我一起拍照。多好的相片啊，都给他们糟蹋了！他们用的是拍立得[2]相机，还向我们承诺说照片以后会销毁的，骗谁呢。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牢房，叫我把靴子脱下来放在外面。我的袜子臭死了，简直要吐了！
牢房里很快又进来了两个维斯托的工友，一个叫马丁·昆特里尔（Martin Quantrill），另一个叫米克·迈尔斯（Mick Myers）。我的臭脚让他们俩叫苦连天，可他们自己也放臭屁。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被抓进来的，然后米克和我被带出去会见，来见我们的是矿工工会达拉姆地区总书记汤米·卡兰[3]，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好给我们找律师。他还说会帮我们通知家里，但我谢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能出去，而凯丝还在上班，我不想让她担心。汤米给了我们两根香烟，每人一根，让我们回牢房再抽，他还说我们被安上的罪名是“在公路上妨碍交通”，下午两点要到主教—奥克兰[4]裁判法院[5]受审。
下午一点钟，我们被押上警车，带到主教—奥克兰，到了以后，他们把我们关进法院后面的一间牢房里。我们三个只在大清早吃了点东西，这时候早都饿坏了，所以，当一头蠢猪打开牢门，问我们要不要在牛排上放菠萝时，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说我是素食者，他却说，“那你就只吃菠萝好了”。大家听了不禁大笑，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牢里居然会提供这么好的饭菜，这让大家都很惊讶，可是过了二十分钟，牢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一头蠢猪咧嘴而笑，把一个塑料盆子递进来，上面放满了发馊的肉末三明治。我们全都大笑起来，笑得在地上打滚，笑自己的天真。
审理没花太长时间。女裁判官在念我的名字时拼命憋笑，然后判我取保候审，条件是下次出庭前不得进入陶洛周围两英里的范围。马丁和米克也得到了同样的判决。我们领回了少得可怜的财物，然后就出来了。
维斯托有九个人被抓走了，所以达拉姆执委会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回南希尔兹。回到矿场后，我们自己的工会干部警告我们不要违反保释规定，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回家。这些混蛋！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为自己的工会做了多少事。我恨他们！
我把今天的经过告诉了凯丝，她很担心，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只好提醒她，自从斯卡吉尔当选后，我一直在为他奔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能缩在家里，我不想这样做！我希望她能理解我，但我也没把握。
39．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星期一
由于我和另外几个人被禁止到陶洛参加纠察，所以有人就问我们想不想参加飞行纠察队。分会书记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飞行纠察。我马上就说要去，很感激他们能给我一个保持活跃的机会。我们准备去兰开夏[6]，那边还有矿场没有停工。打完电话，我立即打给凯丝，告诉她我要去兰开夏，没想到她的态度居然还不错，还祝我好运。我对她说，我们可能会在周末之前回来。有了她的支持，我觉得轻松了不少。我们得在下午三点赶到阿姆斯特朗会堂。
收拾好行李后，社工党的麦克·西蒙斯（Mike Simons）打来电话，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跟他说我要去兰开夏，他就给了我曼彻斯特那边的几个同志的电话，如果要留宿的话，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都认为这次的目的地很可能是艾基克罗夫特矿场[7]，因为那里的工会干部叫自己的会员不要理睬纠察线。恶心，太恶心了！我向麦克保证，碰到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事，就会马上通知他，因为他是《社会主义工人报》的撰稿人。
到了阿姆斯特朗会堂，我们总共有十五个人要去兰开夏，达拉姆矿工工会给了我们32英镑，靠这笔钱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书记对我们说，一定要小心，别忘了跟家人保持联系，他可不想接到矿工的妻子和女友的电话，紧张兮兮地问他，自己的丈夫和男友出了什么事。
会堂里大约有六十个纠察队员，但只有十五个人被允许去兰开夏，这让不少人都觉得不妙，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多少人愿意去，就应该派多少人过去。我也同意，但书记解释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因为这是地区执委会的决定。他还说，所有的分会都分成了四支纠察队，每一队都由来自四个矿场的人混编而成。跟维斯托混编的是萨克里斯顿[8]、维尔毛斯和赫林顿[9]，以后的飞行纠察任务也都是跟这几个矿场混编。
长途客车终于到了，上面已经坐了十个萨克里斯顿纠察队员，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然后车子前往维尔毛斯，在那里搭了20人，接下来去赫林顿，捎上最后的十个人。人们全部上车后，车子开往兰开夏，只有车上的几个工会干部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他们又不肯告诉我们，天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反正我们又不会跟别人讲！
路上花了三个钟头，一路上我都在跟加里·马歇尔（Gary Marshall）聊天打发时间，他也在维斯托工作，我以前卖给过他几份《社会主义工人报》。他跟我说，他参加工党已经有13年了，但他现在对工党越来越幻灭。他不喜欢金诺克，现在越来越讨厌金诺克，因为金诺克一点也不支持我们矿工，他还说《社会主义工人报》上讲的好多东西他都挺赞同的。我觉得能够把他发展成党员，所以我们打算在这次纠察当中相互照应。
我们来到了波尔德矿工福利社（Bold Miners Welfare），发现里面挤满了达拉姆矿工。我认出了好些人，其中有阿瑟·奥克斯利，这让我很高兴，他给我买了一品脱[10]啤酒，但还没等我们坐下来好好喝一杯，我们就得回到车上，因为我们要赶往曼彻斯特，我们被安排住在艾克尔斯[11]一家社交俱乐部里。
大概在晚上九点钟，我们抵达了绿岸工党俱乐部（Greenbank Labour Club），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为什么不住在波尔德。我发现，这些抱怨的人当中，有不少上周就住在波尔德，给自己弄到了舒服的客房，现在他们要跑这么远，住不上舒服的客房了，所以他们就唧唧歪歪的。
俱乐部里满是正在过银行假日[12]的人，还有在大屏幕电视上看斯诺克决赛[13]的人，对决双方是斯蒂夫·戴维斯[14]和吉米·怀特[15]。我们背着行李和睡袋，奋力从人群中挤过，跟在一位妇女后面，她领着我们上楼，把我们带到客房。她欢迎了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住到周末，到明早再安排大家住到别人家里，但可能没办法替所有人安排好。我跟加里说，我会给曼彻斯特的几个联络人打电话，安排大家住到别的地方去。
我给一个叫艾琳·戴维斯（Irene Davis）的同志打了电话，她叫我联系一个叫菲尔·拉姆索尔（Phil Ramsall）的人，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又叫我去找一个叫米克·布莱特曼（Mick Brightman）的人，说那人的家离我只有五分钟的路。菲尔还叫我明早结束纠察之后再给他打电话。我跟我们工会的干部讲了我们要去哪里住，但他很不高兴，说大家都应该住在一起。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就说，那我们就要在凌晨四点十五分来俱乐部报到！
我们从当地一家酒吧出发，一路上转来转去，几次走错了路，最后终于到了地方。我们都不太好意思去敲陌生人的门，但外面冷得要命，所以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敲了门。门开了，露出了一张微笑的脸，他欢迎我们进入他那温暖可爱的小屋，然后走进厨房。很快他就端出热咖啡和鸡蛋三明治给我们吃。趁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他问了一连串问题，都是关于罢工在达拉姆的情况的。他跟我们说，他和妻子简（Jane）都是学生，但他曾在一个叫加德纳斯（Garnders）的地方参加过罢工，那次罢工坚持了足足六个半月！！我们说，我们这次罢工应该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法想象他怎么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那么久。他把我们介绍给了简，她说她和丈夫正在努力考试，准备应考。她话里有话，我们都听出来了，于是我们就说，我们要睡觉了，因为凌晨四点我们还要赶回俱乐部。他就说我们可以随便一点，就当是自己家一样。他把我们带进前屋，里面堆满了书，还摆着一张大床。我很喜欢读书，看见有这么多书在这里，感到很惊喜，但加里提醒我该睡了，我们就在床上并排睡了下来，没几分钟加里就打起了呼噜！很快我也睡着了。
40．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 星期二
加里说他今早费了点工夫才弄醒我。出门时我们尽量保持安静，避免惊动主人。我们甚至没泡咖啡。我还没完全醒来，但外面的冷风一吹，我就全醒了，于是我们就迅速走回俱乐部，这次没有迷路。
一进俱乐部，我就不禁庆幸自己昨晚太走运了——每一张椅子上都有人在睡觉，地上满是垃圾，几张桌子上堆满了空酒杯。有两个人在打台球，球袋里塞着用来记账的纸，有个人在一间小厨房里泡茶。他跟我们说，昨晚他们一直喝到两点多，醒着的人全都没睡。
我们的工会干部闯了进来，他头戴牛仔帽，手拿玩具枪，朝睡着的人射击，把他们打醒过来！大家叫他丢掉那杆破枪，但还是一个个地起来了。他叫我们全都到外面去，我们就在外面等车，同时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到了凌晨五点十五分，客车司机总算来了，还抱怨说为什么叫他这么早就来。不少人都抱怨工会干部浪费了大家的宝贵的睡眠时间，但他坚持说都是司机的错。我相信司机！
客车上满是陈啤酒和臭屁的味道，我们终于抵达艾基克罗夫特时，我不禁长出一口气。从来没有闻到这么清新的空气！我们走了几百码才到矿井，到了那里，发现旁边的发电站全是工贼，吓了我们一跳。走着走着我们就跑了起来，高呼“祖鲁！”，想吓跑那些蠢猪。可惜没吓跑。
我们本来以为会有许多人参加纠察，到了那里才发现，就只有大概一百人，守在入口前面的蠢猪们是我们的两倍之多。我们加入了纠察队，我问一个纠察队员，其他人都去哪儿了。他说他们去了一个叫帕克塞德（Parkside）的矿场，那里还没停工。我们有个纠察队员，叫彼得·法里什（Peter Farrish），给我们找了些乐子：他带了个玩具小猪，走到警戒线上，对着真正的蠢猪们弄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蠢猪们脸上的尴尬显而易见。但他没能搞多久：第一批工贼来时，双方发生了推搡，蠢猪们立即扑向他，把他跟另外一个纠察队员拖走了。除了两人被抓之外，我们没做成什么，但至少推搡让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所有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虽然我们失去了彼得，但马上又有人出来搞笑了。这次是个当地的罢工工人，叫斯坦（Stan），跟他相比，彼得简直像是知识分子了！他穿着不同色的袜子，一边黄色另一边绿色，还把裤脚插进袜子里，脑袋上贴着一顶奇怪的羊毛帽。他不停地吹口琴，喊一些迷糊不清的话，什么“艾基克罗夫特，你死定了”，什么“艾基克罗夫特，是谁发明了蒸汽机？”至少他带来了一点亮色和幽默，要不然这个早上简直沉闷得要死：工贼们鱼贯而入，根本不理睬站在门口的六个“正式”纠察队员——那是蠢猪们恩准站在门口的。有些工贼似乎是坐着公交车进入矿山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可恶了，因为公交车司机一定是运输工会的会员，而他们可是答应过不越过我们的纠察线的。我跟我们的工会干部说，回到曼彻斯特后，他应该去查一查。
斯坦灵光一闪，指向马路对面，只见那里有几个人，正在矿场食堂的厨房里洗盆子。他跟我们说，那些人是艾基克罗夫特的工会干部，食堂里坐满了蠢猪，都是预备队，一旦出了乱子，就轮到这些预备蠢猪出动了。如果斯坦说的是真的，那这就是我见过的最最无耻下流的叛卖：矿工工会的干部居然给这群殴打我们的蠢猪做饭！简直气死我了！
到了九点半，客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曼彻斯特理工学院[16]，我们在那里吃早饭，早饭有面包卷和咖啡。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团结情谊。这时我听见广播里喊我的名字，叫我到最近的电话机去，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担心极了。结果只是菲尔·拉姆索尔想跟我谈谈，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来到用餐区，我把他介绍给了加里。我们谈了早上的纠察，然后他问我们愿不愿在几个会上讲话，走访几家工厂。我们同意了，但他得安排好交通工具。我还说，米克夫妻还要应考，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于是我们又打了个电话，安排好了落脚的地方。菲尔开车送我们去索尔福德[17]，路上聊个不停，都在聊他希望我们在这一趟能做成什么。我喜欢他这份乐观。
到了索尔福德，菲尔把我们介绍给了希拉里·伯克（Hilary Burke），她家里还有个空房间。她很热情地迎接了我们，给我们泡了咖啡，在她泡咖啡时，我们向她介绍了达拉姆那边的情况。上周她接待了几个伊兴顿的人，他们对她说，达拉姆的罢工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大多数人的情绪并不高。我对她说，我们的纠察队员表现比较消极，但我又说，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不在达拉姆，但罢工的势头目前还是比较猛的。
她带我们去了一家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推销报纸，还搞了募捐。加里似乎很喜欢卖报纸，我们站在那里卖报纸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自信。我们卖的不多，只募集到几英镑，但至少我们觉得自己做了点有用的事。然后希拉里开车送我们回俱乐部，我们跟自己的工会干部讲了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希拉里还说，她还有房间，可以让另外两个人住，但最好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我猜她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发展成社工党党员的人，至少也得是潜在的支持者。加里跟我讨论了一会，决定跟约翰和基斯谈谈这件事，他俩都是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跟我们很合得来。我们找到了他们，问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很高兴，因为昨晚在俱乐部根本没睡好，所以他们马上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们去找他们自己的工会干部，走之前我们约好，我们先去米克家拿行李，回来后我们再碰一次头。我们的工会干部又来插手，指责我们“自以为是”，真是傻屌。我问他，能不能让客车到索尔福德去接我们，他说不行。我问他，我们是不是整整一周都要去艾基克罗夫特，他说不行。我不想再跟他瞎扯了，就把希拉里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还跟他说，我们要自己去艾基克罗夫特，如果要联系我们就打希拉里的电话。
加里和我去了米克家，向他解释了我们离开的原因。米克很友好，他对我们说，既然他能坚持六个半月，我们也一定可以。我们说，希望罢工能够尽早胜利，不用坚持那么久。然后我们见了见他的小女儿，她从来没见过矿工，得知我们马上要走，觉得很失望。我们拿了行李，走出米克家，就直奔俱乐部。
我们在外面等希拉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几个纠察队员上来找事，还骂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傻逼”。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叫维斯托的人跟我们一起走。我把事实跟他们讲了，还向他们解释社工党的事，但他们不信，还叫我们“滚蛋”。很好，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内疚。
希拉里开车来了，把我们送到她家。她把我们介绍给了她的朋友波比（Bobby），波比是从南安普顿[18]过来的，她22岁就参加了社工党。我们打算出门逛逛，买点中国菜外卖，这样就不用麻烦希拉里为我们做饭了。
回到她家时，发现她做了一大锅咖喱！我们谁都没提到自己已经在外面饱餐了一顿，姑娘们离开房间后，我们都笑疯了。我们可是一点挨饿的机会都没有！
加里和其他人出去喝啤酒了，但我决定留下来写日记。当然，他们以为我对那两个姑娘有意思，还跟我挤眉弄眼，但他们大错特错了。希拉里很忙，所以我跟波比聊了几句。她很喜欢一个叫维克托·塞尔日[19]的作家，有空的话我就读读这个人的书吧。
约翰和基斯被分到靠近马路的一个房间，跟一个叫安妮·罗伯森（Anne Robertson）的妇女住在一起，加里和我住在空房间里。他借口自己背疼，占用了唯一一张床垫。我在地板上打地铺。明天可以睡懒觉，因为希拉里在曼彻斯特安排了几场集会，所以我们就不去参加纠察了。少我们两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少了两百个人或许才会有问题！
41．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 星期三
今天真够操蛋的！不对，这样说并不准确，因为白天过得还算可以，操蛋的事都在晚上，不过我等会再写。
我们早上睡了懒觉，起床后吃了早饭，然后前往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20]，全国教师工会[21]的教师们正在那里讨论他们的工资要求。保守党拒绝了他们的工资要求，他们就在讨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代表们进场的时候，我正在门外跟一个叫艾琳·戴维斯的同志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艾琳告诉我，我们脚下正是“彼得卢大屠杀”[22]发生的地点，虽然听起来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来。她向我解释说：在1819年，有几万名工人在这里开会，军队突然闯进来，杀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艾琳问我，愿不愿在里面的大会上发言，不过就算我愿意，代表们还得先通过一个允许我发言的决议才行。我答应了，但我很紧张，因为一想到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话，我就心里打鼓。
安妮·罗伯森把我介绍给了大会，她是我们的同志，昨晚就是她留宿了约翰和基斯，她的职业正是教师。会场里满是人，至少有一千人，看见人这么多，我的腿都打抖了。我们挤到前排坐下来，这时讲台上的发言人开始要求采取一些“激进”行动，比如二十四小时罢工，提请仲裁，这才是“有文化的精英”该做的事！没有一个人号召举行总罢工，而在我这个没文化的矿工看来，总罢工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总罢工了，要是再有一个强大的工会举行总罢工，保守党可没法同时对付两个工会。
有人提议，允许一位正在参加罢工的矿工上台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附议，于是举行了表决。但是，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所以没能通过，我虽然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但也偷偷松了一口气；虽然没达到法定票数，但也差不了多少，这一点很鼓舞人心。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不管那么多了，直接冲上讲台，一吐为快，但我没有自信。一个年轻人拿起话筒，说自己是基督教教师，然后引用圣经上的话，论证罢工是“邪恶”的，我觉得没必要再待在这里了，就走到外面去了。
我在会场外面搞起了募捐，离场的教师们反应热烈，一些教师还说应该让我上去发言的，这让我很高兴。艾琳对他们说，十二点半在附近一家酒吧有个集会，我会在那里发言，欢迎所有人参加。我们前往那家酒吧，一路上我提着装有捐款的桶，里面装得满满的，沉得很，我的胳膊都酸了。
进了那家酒吧，我碰见了加里，今早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但他们不让他发言，不过他们请他明早再去，保证明早一定让他发言。来了大概三十个人，加里和我都间断讲了几句，然后回答了一些平常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不举行全国表决？”“别人都在丢掉饭碗，为什么只有矿工幸免？”我是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在我们自己的地区，我们有权举行民主表决，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矿工工会会员赞成罢工，所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些不愿参加罢工的地区也都应该加入罢工。至于饭碗的问题，矿工的工作岗位一直在不停地削减，1947年采矿业被国有化后，按理来说，产业应当属于人民，可是，光是在达拉姆一地，就有八万矿工失去了工作。我们赢得了满堂喝彩，又募捐到了大约20英镑，加上先前募捐到的钱，总共筹集了74.82英镑。社工党的组织能力和政策给加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晚社工党还要在这家酒吧再开一个会，他同意在会上讲话。
开完会后，加里和我，还有一个叫迪克（Dick）的同志赶去约翰森油漆公司（Johnsons Paints），那里的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已经罢工半个月了，我们去那里就是为了参加纠察。我们跟5个纠察队员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交流了经验，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们要说的话并不是很有兴趣。过了一会我们就离开了，这主要是因为天气太冷，但也是因为希拉里的妈妈回家了，我们得去她家拿行李。迪克开车送我们过去，他很了解曼彻斯特的历史，特别是彼得卢。他不但搭了我们一程，还给我们上了历史课，为此我们感谢了他。
我们跟约翰和基斯碰了头，他俩告诉我们，今早艾基克罗夫特的纠察很无聊，我们没错过什么。我问他俩，想不想参加社工党的集会，起初他俩好像没什么兴趣，但我说集会是在酒吧里开的，他俩就答应了。基斯要跟加里去市中心，约翰和我要去索尔福德。然后我们要在新的落脚处会合。我们收拾了行李，我把硬币全都塞进了旅行包底部，所以旅行包变得沉甸甸的。七点十五分安妮开车过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不远的酒吧，在酒吧外面停下车。希拉里开车送基斯和加里去市中心，然后回到索尔福德跟我们会合，因为她的支部在这里。
会开得很棒，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听了来自伦敦的罗杰·考克斯（Roger Cox）同志的致辞。他十分敏锐，知识渊博，我们围绕着罢工进行了很棒的辩论。我的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我还鼓励约翰发言，但他太害羞了，不敢上。他好像很享受辩论，不过，有人批评了斯卡吉尔，这让他有点不高兴。在休息时间，我向约翰解释说，没有人可以不受批评，哪怕他们要比普通的工会领袖优秀得多。约翰还是不太相信。集会剩下的时间都开得很棒，我收到了很多信封，里面装着同志们帮我们募集的捐款。我感谢了他们的团结情谊。
我们帮妇女后援团募集了一大笔钱，这让我感到很得意，然而我没得意太久：我们走向安妮的车时，发现后窗被打破了，我们的包全都不见了！我的衣服、眼镜、还有今天募集到的硬币全都没了！幸好我把纸钞放在口袋里，没丢掉。约翰没有我这么傻，他没把钱放在包里，可是他的衣服还是全都丢了，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从小就一直记的日记也不见了。我真诚地替他感到难过，同时又庆幸我总是把日记放在外套口袋里，但这种庆幸又让我感到内疚。我们居然把行李大喇喇地放在后座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简直蠢死了，我们不禁咒骂自己的愚蠢。我们本来应该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的，或是干脆随身带着！事已至此，再怎么后悔也没用。我们在周围找了一圈，希望能找回行李，至少要把衣服找回来，但是没找到，只好自认倒霉。我问了几个小孩，有没有看见什么，他们却回以白眼，这帮小畜生！
回到安妮的车子旁边，车子的损伤让安妮很难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又走回酒吧，他们帮我们募集了20英镑。我把一半分给约翰，但他不收，说他兜里还有30英镑，够用了。大家建议安妮去找警察，就按盗窃和破坏财物报案，但我们都知道警察什么都不会做。报案的主要理由是安妮可以申请保险赔偿。我们开车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一头蠢猪没精打采地走了报案流程，只有在我们报出姓名和住址时，他才竖起耳朵，问我们来曼彻斯特干嘛。我们当然不能说实话，就说我们是来拜访朋友的，但他却说他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吓了我们一跳。这畜生准是在试探我们，但是艾基克罗夫特离这里不远，他可能真的在纠察线见过我们。我们就说，我们今晚刚到曼彻斯特。他说，贼是不大可能抓到了。惊不惊喜？有空狠揍矿工，没空去抓小偷！
安妮开车送我们去普雷斯特维奇[23]，让我们在乔夫·布朗（Geoff Brown）家里过夜，一路上开得很慢。我向她道歉，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麻痹大意，把行李放在后座上，才引来了小偷，还连累了她。她非常宽宏大量，叫我们别往心里去，就当长个教训好了。
我们的新主人，乔夫和朱丽·布朗（Julie Brown）夫妇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听说我们被偷之后，非常同情我们，给我们上茶，请我们吃他们自己做的蛋糕。约翰非常难过，他的旅伴一到，就跟他回房间去了。加里和我聊了各自参加的集会，他跟我说，有个伊兴顿的会员代表，讲话蠢得要命，喋喋不休地歌颂斯卡吉尔有多么伟大，他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就好像他是神一样；他还拿走了全部捐款，充入工会基金；我一点也不惊讶。公平地说，我认识不少伊兴顿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或许今晚这个人状态不是很好吧，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捐款的。加里也发了言，收到的回应让他很高兴。不难看出，他越来越自信了。
我们的房间条件很好，我俩都能睡上舒服的床。跟以往一样，加里打呼噜很响，我马上也要睡了。我仅剩的衣物都在地板上：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衫、一双袜子、一双靴子、一件夹克和一件外套。
42．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 星期四
今早我睡得很死，闹钟和床边的收音机都没把我闹醒，加里费了一番工夫，总算在五点十五分把我弄醒了。加里抢在我前面洗了个澡，然后我半睡半醒地走进浴室，没有洗澡，而是用冰冷的水让自己彻底清醒过来。
来到楼下，乔夫比我俩起得都早，他已经做好了早饭：鸡蛋、吐司和热咖啡。太棒了。他开车送我们四个去艾基克罗夫特参加纠察，一路上约翰和基斯都没说话。我猜都是因为昨晚的事。
到艾基克罗夫特时，只看见当地的狂人斯坦和另外几个人，但没过多久其他人都来了。他们跟我们说，原本打算今天回去，但是计划有变，明天再回去。他们又给我们发了钱，一人8英镑，但他们又说，有谁想按原定计划回去的话，也可以走，纠察结束之后有辆客车马上出发。只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同意今天回去，剩下的人都想花掉这8英镑，这让我很欣慰。
乔夫七点钟离开了纠察线，上班去了。他在曼彻斯特理工学院教书，教工会研究的课。他问加里和我，能不能在十一点钟到他那边去，他要给会员代表们讲课，正好可以让我们在课上发言。他走后，一辆出租车迅速穿过纠察线，开进了矿场。我对加里说，看来工贼挣得不少嘛，都能打的上班了。加里就说，打的的钱哪里是工贼出的，分明是撒切尔出的，我只能同意。然后一个纠察队员对我们说，出租车里坐的不是工贼，而是两个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他们打算直冲食堂，好好教训工贼们一顿！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但又替他们的安全担心。
过了十分钟，那两个纠察队员昂首阔步地走出大门，身边跟着一大群蠢猪。我们向他们大声喝彩，欢迎他们回到纠察线上。他们跟我们说，原本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们冲进食堂后，却发现里面坐满了蠢猪，笑嘻嘻地盯着他们，然后就把他们给逮住了。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蠢猪又把他们放了，但他们也没抱怨。我猜大概是因为蠢猪们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吧，再说他们又没犯法。
工贼们全部进入矿场后，加里和我打算去当地一家商店，买点糖果和香烟。回来时就剩十几个人了。他们对我们说，客车就要来接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等，两头一脸无聊的蠢猪在一旁“守着”，他们可能是运气不好才被派来这里的。就在这时，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朝矿场开过来了，我扯着嗓子大喊“工贼！”，把这个词拖得很长。万万没想到，小轿车吱嘎一声刹了车，下来一头很大的蠢猪，腋下夹着手杖，穿过公路，朝我们直奔过来，脸上的表情一点不像在开玩笑。他块头很大，肌肉壮实，脸色涨得通红。我以为他是冲我来的，没想到他冲到一个外号“砖头维克”（Vic the Brick）的维斯托纠察队员面前，指控他发出了那声叫喊。维克当然不认了，那头蠢猪就骂他是骗子，用手杖戳他胸口，还说什么“你干嘛不带着这帮害虫滚回达拉姆去!”维克可不吃这一套，哪怕对方是高级警官，他就说，“你他妈再敢用那根破玩意碰我一下，老子就把你那粗脖子给拧断！！”还算那头蠢猪识相，不敢再用手杖戳维克了，可他马上大吼清场。他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像动画片里吞下了太烫的食物的角色一样。蠢猪们从食堂里跑出来，强行把我们推到公路旁边，我们尽力反抗，但反抗的力度还不够让蠢猪们把我们抓起来。一头蠢猪警告我们小心点，因为刚才那头大蠢猪是曼彻斯特警监詹姆斯·安德顿[24]。维克仍然不为所动。
回到客车上，又碰到了一件怪事：一个维尔毛斯的工会干部急匆匆地找到我，要我交出30英镑，补偿约翰的损失。我完全懵了，我说我没这么多钱。我身上剩下的钱就只有为我们的妇女后援团募捐到的钱，她们非常需要这笔钱。他就说，社工党不是给了我钱吗，既然他们给了我钱，那么他们也应该给约翰钱。我就对他说，他们只给了我20英镑，而且我提出把一半分给约翰，但约翰不收。他就说，那就搞个投票吧，还对大家说我企图破坏工会。我让步了，把三十枚银币交给了这个犹大。犹大不仅不敢直视我，甚至还厚着脸皮叫我明天把约翰和基斯的行李带到纠察线去，因为他们另找了个地方留宿。加里想揍他，但我说揍人也不顶用。我又被这些该死的小官僚给诬陷了，心情完全被这件破事弄糟了，真他妈操蛋。
在理工学院，我们见了菲尔·拉姆索尔，他给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就能让我们有事可干，不用分神去想别的事了。我们约好十二点在皮卡迪利火车站[25]碰头，然后去找乔夫的办公室。
一路上我们走错了几次路，最后总算在理工学院后面的一栋楼里找到了乔夫的办公室。乔夫先要问问他的学生，是否允许我们发言，于是我们就先在外面等着。我们跟乔夫的秘书聊了起来，她问我们是否参加了罢工，我们是不是“乔尔迪”[26]。我们说，是的，不过我们有脑子，有品味，所以我们支持桑德兰队[27]。她是曼彻斯特城队[28]的球迷，我们愉快地聊了十分钟足球，主要是博比·查尔顿[29]和个人技术的重要性。
乔夫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经过表决，同意让我们发言，他还问秘书是否愿意一起过去。她同意了，但她说她只能抽出几分钟时间，因为她很忙。加里偷偷告诉我，他紧张得要死，我对他说，别担心，其实我也很紧张，咱俩能对付过去的。
教室里有大概二十个学生，还有另一个讲师、乔夫和秘书。乔夫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我先讲了罢工的起因，加里又把我以前讲过的话给仔细阐述了一遍，然后我们开始回答提问。他们提的问题都是老一套，表决、工贼、暴力、治安和飞行纠察队，加里和我轮流作答，必要的时候相互帮腔。我觉得我们干得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捐了40英镑，就连那位秘书——她一直留到最后——都捐了1英镑。乔夫后来告诉我，她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一开始甚至不愿见我们，这件事说明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论战而改变的。
然后我们跟几个学生喝了咖啡，我们发现一个学生是公交司机，他还是当地车场的会员代表。我们把艾基克罗夫特的事跟他讲了，就是公交车载运工贼那件事，他马上去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的人不要再运工贼了，这算是个意外之喜。我们跟乔夫说，我们大概五点钟再来找他，还有约翰和基斯不会去他家了，还把客车上的事也告诉了他。这让他很吃惊，但他劝我们不要生闷气，他们只是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毕竟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嘛！
我们的成功让加里情绪高涨，他第一次跟我说，他在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参加社工党。在铁路俱乐部（Railway Club），由于会员代表们不愿召开特别会议，就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我们在会上向大约三十人发表讲话。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鼓励加里发言，他呼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支持矿工工会，光靠禁止加班和二十四小时罢工是不管用的。要靠各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才能狠狠地教训保守党。他赢得了积极的反响，他们把募捐到的120英镑转交给了我们！离开会场时，加里充满了自信。
在跟菲尔碰头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于是我们去了附近的市场，我买了一个便宜的背包，用一英镑买了三条内裤，又用同样的价格买了五双袜子。最后用二英镑买了两件汗衫，结束了我的疯狂购物之旅，用的全是今天的8英镑纠察补助。
菲尔开车送我们回到他的公寓，我们喝了咖啡，他把我们介绍给了达维·休尔姆水厂（Davey Hulme Waterworks）的两个工人，他们准备带我们去参加水厂门外的一个集会。他俩很聪明，就像个二人搞笑组合一样，一路上笑话讲个不停，逗得我们笑个不停。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民歌歌手麦克·哈丁[30]。
这家“水厂”其实是污水处理厂，气味非常难闻，但在工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一小群人，等着听我们讲话。他们还是问了老一套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老一套的回答，大部分问题都是一个男人问的。他兜里插着一份《太阳报》[31]，我们讲的一件事，似乎让他很惊讶：参加罢工的矿工，如果已经成了家，那么可以领取社会保障和家庭补助，每一家可以领12英镑，就靠这点钱过一星期，而单身矿工就什么都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对我们说，我们去艾基克罗夫特矿场参加纠察，这让他很是惊讶，因为他们以前也搞过罢工，那时艾基克罗夫特的矿工给过他们捐款，还参加了他们的纠察队！我把艾基克罗夫特的工会干部帮蠢猪们洗碗的事讲给他听，他保证会找他们谈一谈，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还答应明早会去参加纠察。
我们离开时，那个工会干部交给我们20英镑，这是他们募捐来的。但更让我感动的是，那个《太阳报》读者跟我握了手，往我手里塞了什么东西，然后快步走开了，我一看，是一张10英镑的钞票！今天真是太棒了！
回乔夫家之前，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学生社团[32]的一个集会，又重复了一遍老一套的问答。至少我们对自己的主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回到乔夫家，我们好好洗了澡，乔夫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妙的晚餐。跟他比起来，我最多也就能炸炸鸡蛋加薯条了！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谈话，谈的是社工党，乔夫对我们说，他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那边也有一个跟社工党类似的组织，他在那个组织里很活跃。我敢说，他是个很棒的讲师！
七点半菲尔过来接我们去参加戈顿[33]支部的会议，这个会也是在一家酒吧的二楼包厢里开的。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会议，主讲人是约翰·泰勒（John Taylor），来自布拉德福德[34]，他讲得棒极了。他讲的是“工党史”，加了许多幽默段子，讲得很有意思。加里和我也讲了一点，不过这次我们强调了社工党对我们这些罢工工人的影响，以及我们在罢工中是怎么做的。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晚上，只去了一次厕所。我们又一次收到了许多信封，里面装着同志们募集到的款子。今天真是了不起的一天，发生了多少事啊。
43．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五
今早乔夫很累，所以是朱莉开车送我们去参加纠察的。朱莉是教师，但在上班之前，她还是尽量在纠察线上待了一个钟头。我们赶到的时候，大多数纠察队员还没来，我就趁机凑到入口旁边的六个“正式”纠察队员旁边。加里和朱莉站在道路中间。工贼们来上班的时候，我们想阻拦他们，但这些混蛋根本不停，甚至没有放慢脚步。有两个纠察队员来自艾基克罗夫特，他们从第一天就参加了罢工。情况对我们来说已经够难的了，想必他们要比我们困难得多。一个纠察队员喊了一声“工贼！”，犯下了滔天大罪，被迫离开公路。然后我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摆出了一个很娘炮的姿势。朱莉说我这样做是性别歧视，我没跟她争。我只是想嘲讽工贼，但我接受了她的意见。
今天斯坦做得比前几天更胜一筹。他在路边摆了个神龛，上面供着一张警察的照片，周围放着三角形的锡箔，还有一个木制十字架，一只死掉的麻雀。斯坦绕着神龛跳大神，边跳边骂警察，不时停下来对着衣领说几句，什么“三千纠察队员将在十分钟内赶到，完毕”，旁边的蠢猪们都被他整懵了，他就朝他们大吼。过了一阵子，蠢猪们砸烂了斯坦那个亵渎的神龛，激起了纠察队今早最强烈的反应，但是只有起哄和嘲讽，没有推搡。纠察结束后，我们把基斯的行李丢给他，然后就去曼彻斯特理工学院。
加里和我叫卖报纸，卖出了六份。我们跟一个桑德兰姑娘谈话时，我们的几个纠察队员朝她起哄，叫她“露奶子给哥几个瞧瞧”，真是太可耻了，让我们感到既丢脸又恶心，我们叫他们规矩些，他们却骂我们“装什么逼呢”。如果我们的人都是这副鸟样，又怎么能得到支持和团结呢？
一个工友跟我们讲，现在要开个会，讨论要不要多留一天，去参加明天的圣海伦斯[35]游行。会没开多久，大家关心的主要是能不能再领8英镑。上面批准了，所以我们明天就去参加集会。
我和加里分别给各自的妻子打了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挨了好一顿骂。凯丝气坏了，她说，既然我一个人过得这么爽，那就别回来了。我跟她解释，但她很不高兴，不听我讲。加里的妻子也同样骂了他一顿，于是我们躲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喝咖啡，让听力慢慢恢复。这家小饭馆的老板是个希腊裔塞浦路斯人，支持罢工，所以他陪我们喝咖啡，给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塞浦路斯参加斗争的故事，让我们度过了美妙的半个钟头。他还说，里根是个蠢货，美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我们真不想离开，但菲尔正在外面等着我们，准备接我们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索尔福德的阿姆斯特朗会堂举行的，南希尔兹也有个阿姆斯特朗会堂，两地的阿姆斯特朗会堂都卖沃克斯啤酒[36]，加里管这种啤酒叫“蚊子尿”。菲尔之前跟我们讲过，我们的听众是一群负责监督缓刑犯的官员，所以不要指望受到欢迎。我们大错特错了。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三十人，我们讲了司法机关如何滥用法律破坏罢工，为什么在罢工中动武的主要是警方，法院抓住各种轻微的“违法行为”（比如阻碍道路交通）不放，给工人定下各种保释条件，阻挠工人参加斗争。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听众起立鼓掌，捐给我们80英镑。这真是太棒了，这也是我们俩在这趟旅途中的高光时刻。
回到乔夫家，我们把募集到的款子仔细数了一遍，惊喜地发现足足有411.23英镑，足够让妇女后援团用上好一阵子了。晚上我们又要跟曼彻斯特的同志们出去逛一趟，但这次我们会把钱放在家里！
44．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 星期六
今早9点我们要到绿岸工党俱乐部报到，所以乔夫开车送我们过去。我们向乔夫和朱莉的热情款待致以诚挚的感谢，然后走进俱乐部。到了9点，客车还是没来，直到9点40分才来。我又跟工会干部大吵一架，主要是因为他叫司机九点半过来。
圣海伦斯的游行非常盛大，来了一万多人。达拉姆分会的旗帜全都来了，放在执委会的客车上，车上还有大部分执委会委员，领头的是汤米·卡兰和哈罗德·米切尔[37]。达拉姆和诺森伯兰的所有矿场都派出了代表，这真是一场盛大的登场。
我们十一点半出发，沿着道路游行，道路两边挤满了周末出来购物的游客，向我们欢呼。我们刚刚到达集会地点，我们的工会干部就叫我们全都回到客车上，客车马上就要出发，不及时上车就会被丢下。我反驳说，我们每人都领到了8英镑，至少让我们听完演讲再回去吧。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客车出发时，有几个人还没来得及上车。好像没有一个人在乎他们。
在回去的途中，又是那个维尔毛斯工会的干部找我挑事，他对大家说，比起纠察，我对叫卖“赤匪”报纸更上心！他还叫我把募集到的款子平分给客车上的4个分会。我和加里辛辛苦苦到处募捐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在闲逛，我怎么可能分给他们。我就说，我宁可把这些钱还回去，也不想分给他这样的孬种！我不能跟这傻屌吵，那样太蠢了。如果说他上次不是特意针对我的话，这次明显就是冲着我来的，以后我得更加小心了，整个国家都在全力对付我们，可我们还得担心自己人会不会在背后捅一刀，这真叫我恶心！
回到家后，凯丝大发雷霆，不跟我说话，社工党纽卡斯尔支部的米克·阿姆斯特朗刚刚打电话给我，说星期一早上八点有一辆客车要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带人去曼斯菲尔德[38]参加游行，凯丝就更加生气了。我对凯丝说，我要去参加，她就气鼓鼓地上床了，还骂我是自私的混蛋。我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气，但我还能怎么做？必须尽快赢得罢工的胜利，我们的生活才能尽快恢复正常。
45．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一
自从罢工开始以来，这是最让我心烦、最让我失望的一天，也是最暴力的一天！
斯卡吉尔号召大家去曼斯菲尔德参加大规模示威游行，展示罢工的力量，同时也是向正在与我们一起罢工的一万一千名诺丁汉工人表态支持。而我们的分会干部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只派出了一车人，这让许多经常参加纠察的矿工很失望。幸好伊恩·维尔本四处奔走，在社工党纽卡斯尔支部的帮助下，又组织了另一车人，让那些干部瞧瞧，不是只有他们才会组织人，这也说明了社工党不是只对卖报纸才上心。
我们只有十五个人，客车来得又晚了，我们没时间去发动更多的人了，真是扫兴。坐在工会那辆车上的人，每人都领到了5英镑的补贴，所以我们决定也这么做，就用我们在曼彻斯特募集到的钱来给大家发补贴。以后再把这笔钱记到分会的账上。
在一个服务站，我们遇到了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包车，车上坐满了人。这批人是一个叫西蒙的小伙子组织起来的，他跟我们说，他碰到了困难：包车的费用超支了，可是工党和战士派的人不肯出钱。我就说，这笔钱就用我们的基金来付，但西蒙谢绝了，他说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早上十一点，我们到了曼斯菲尔德，我们叫司机下午四点来接我们。按照计划，游行队伍要从一个社区中心出发，绕行曼斯菲尔德的大街小巷一圈后，再回到那里。那个社区中心的停车场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足有几十面，我们挤过人群，来到我们分会的旗帜下面。我们出现时，许多维斯托矿工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汤米·维尔森（Tommy Wilson）和他那帮狗腿子围住伊恩·维尔本和基斯·斯穆尔特，说要揍扁他们！我惊呆了。他们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气氛很紧张，我叫伊恩和基斯小心点，别靠近汤米那帮人。为什么汤米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他是工会干部，可能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这完全是以下犯上。
游行队伍出发了，场面很壮观，到处都是“矿工必胜”的牌子。伊恩、基斯和我始终待在队伍边缘，这样我们可以趁机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而且也能离汤米远远的。没多久我们就把报纸卖光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蠢猪们表现得很低调，尽管直升机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当队伍沿着挤满了人的街道前进时，我感到无比骄傲，我想，通过这次游行，我们展现出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这样一定能打动诺丁汉工贼。但是，我的骄傲马上变成了尴尬：几个年轻的女店员从窗户里探头出来看我们游行，一大帮人就朝她们起哄：“露露奶子给哥们瞧瞧”，更糟糕的是，妇女后援团的人就在现场。我叫他们住嘴，他们却反过来骂我，有一个人倒是没骂，但他说，“不就是找点乐子吗，反正小妞们就爱这样”。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人都对妇女这么无礼，又怎么能指望妇女会支持我们呢？幸好他们换了调子，“蠢猪蠢猪蠢猪，呜呜呜呜叫”，这个调子是用“麦琪”改的。我松了一口气，这次至少是在骂敌人。
游行队伍返回停车场后，我打算在门口呆一会，看看能不能碰上熟人。各种各样的支援团体来来去去，五花八门的旗帜到处飘扬，场面很是壮观，让我大受鼓舞。一个姑娘朝我走来，向我推销《下一步》，这是革命工人党的刊物[39]。我看了一眼头版，震惊了：头条文章呼吁举行全国表决，把矿工团结起来！我劝她参加战士派，要不干脆参加保守党得了，但她坚持说，只有举行全国表决才能团结矿工。他们真是跟尼尔·金诺克一样革命！我想RCP大概是“雷·查德本党”的缩写吧[40]。她老是不走，我只好开骂，才把她赶走了。
我见到了菲尔·拉姆索尔和艾琳·戴维斯，松了一口气。我们站着讨论要去哪个矿场开展大规模纠察，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这次游行的真正目的。然后轮到演讲了，斯卡吉尔介绍了托尼·本恩，说他是“我们拥有过的最伟大的能源大臣”，这让我彻底懵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正是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分化了工人，况且这个计划还在全国表决中以一比二的比例被否决了。这就是你们要的全国表决！照我说，诺丁汉矿工不愿罢工，都是因为这个激励计划，因为诺丁汉的矿层很肥，他们能够挣到大量奖金。在维斯托，我们得在北海底下7英里的地方采矿，那里很潮湿，储量也不太多，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奖金。本恩是个被带进沟里的蠢货，他以为我们只需要把几百个像他那样的左翼分子选入下议院，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乌托邦。蠢到家了！斯卡吉尔像以往一样，发表了充满战斗口号的演讲，但他没有号召举行大规模纠察。太失望了。
演讲结束后，我们到附近一家酒吧吃饭。我们吃了炸鱼加土豆条，喝了啤酒，然后菲尔和艾琳要走了。旁边有几个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学生，正在跟几个维斯托矿工坐在一起，我就凑了过去。有两个女学生，一个叫布伦达（Brenda），另一个叫琼（Joan），她俩把话头转到了今天游行中的性别歧视起哄，说那些人“太他妈恶心、太他妈下流了”。一个矿工就说，“如果你是我老婆，我就要狠狠教训你一顿，谁叫你讲话这么粗俗！”我看见布伦达真的发火了，想让大家消消气，就插嘴说，“要是我叫你老婆或女儿露奶子，那你又会怎么想？”一个矿工跳了起来，火冒三丈，布伦达也跳了起来，火冒九丈。幸好老板及时说“打烊了”，把我们全都赶了出来。在厕所里，我听见几个人说，斯卡吉尔跟蠢猪们做了交易：蠢猪们让游行顺利举行，斯卡吉尔就不会发动纠察。我不愿相信这种说法，但这确实能解释今天警察为什么低调、斯卡吉尔为什么不号召进行大规模纠察。新闻里说参加今天游行的足有四万人，要是他们都去参加纠察，我们就能让整个诺丁汉彻底停工。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们离开酒吧，慢慢地走向停车场，享受着阳光。突然，我们听见打碎玻璃的声音，然后看见社区中心后面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狠揍两个小伙子。我们全都大喊起来，冲向他们，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骑警骑着高头大马，在社区中心外面巡逻，谁敢挡路就打谁。我一时僵住了，但是，我看见一个男人倒在地上，头上鲜血淋漓，我这才反应过来，冲过马路，闯进一家教堂的大门里面。我想起来，他们不能在教堂里抓我，因为这里是庇护所[41]。真是发疯了！人们尖叫着向四面八方散开，想躲避骑警。我从教堂里面往外看去，看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挨了打，倒在地上，婴儿车散了，她的婴儿在啼哭！我被吓坏了。跟在骑警后面的蠢猪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帮她。他们正忙着抓人、打人！他们全身上下都穿着黑色制服，头戴防暴头盔，拿着塑料盾牌，挥舞着警棍。我冲出去，把那个妇女和她的婴儿带进教堂，然后又跑出去，把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场屠杀，我根本没有看见有人挑衅警察。这里变得跟战场一样。
最后，我们觉得足够安全了，就回到了停车场，客车正在不断开出。我认出了几个维斯托工友，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他们告诉我，所有人都得在3点30分之前离开，到时候谁还不走，就会被逮捕，被扣上“参加暴乱”的罪名！有人已经去找我们的客车了，这时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蠢猪们跑来跑去，驱赶人们，朝人们大吼，叫人们离开，毫无理由就抓人。
我们的客车终于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蠢猪们开始粗暴地赶我们上车。我们点了名，发现一个人都没少，这才放下心来。一群唐卡斯特[42]的工友没赶上自己的客车，我们就让他们上了车。一个工友藏在后座下面，因为蠢猪们要抓他。直到我们上了M1公路，把曼斯菲尔德抛在身后，我们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一个约克郡的工友对我说，有人戴了一顶玩具警察头盔，几头蠢猪就打他。他的同伴就朝蠢猪们丢瓶子。防暴警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好一出特洛伊木马计！
吹毛求疵的人或许会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酒吧全都打烊了，所以蠢猪们就可以将其全部归咎于“流氓酒后闹事”，他们就可以说自己别无他法，以此来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并趁机杀鸡儆猴，吓唬其他人，让其他人不敢再去诺丁汉。
吹毛求疵的人或许还会问，说到底，蠢猪们和骑警们去社区中心到底想干什么？马克思说过，“政治权力就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其他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43]。现在该到我们逼迫他们，争取变革了！！！
46．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
从曼斯菲尔德回来后，这几天都很无聊，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去陶洛，所以我只好去拉姆利[44]6号矿场参加纠察，别看它叫这个名字，其实它已经停止采矿了，现在只是用来储藏和清洗露天开采的煤。
每天都有大约70人参加纠察，大多数纠察队员都跟我一样，被禁止前往陶洛。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半，货车就会开过来，但是没人去阻挡货车。我们只是叫喊“工贼”，因为蠢猪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而且我猜大家也不想再被抓一次。这真让人灰心，现在就算蠢猪们向我们挑衅，我们也没有反击的心气了。就像星期三那次，我们沿着围墙立起了一些写着“阻止警察国家”的牌子，惹火了一头蠢猪，他就把那些牌子全砸了！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还对那头蠢猪说他做得对，剩下的人只是恶狠狠地瞪着他。这太让人泄气了，我开始怀疑，天天跑来参加纠察到底值不值得，但我想，还是值得的，因为我可以在比较年轻的工友当中开展鼓动，叫大家到蒂塞德[45]那边的钢铁厂去进行纠察。
今晚分会书记沃尔特·斯雷特（Walter Slater）给我报销了上次去曼斯菲尔德的费用，但他又叫我不要再组织人去曼斯菲尔德了，因为分会出不起钱了！真是蠢货！
跟许多纠察队员谈过后，我开始组织请愿，要求召开分会大会。我们已经好几周没开分会大会了，可是分会干部却找了个差劲的借口，说他们没有什么事要讲。得了吧，我们可是有一大堆事要讲呢，特别是关于纠察的事。跟我谈过的工友大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然后我把请愿书交给了一位会员代表。我还卖掉了37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这说明不少工友是愿意接受新思想、迫切希望了解这次罢工的实情的。
倒霉的是，从曼斯菲尔德回来后就一直没见过伊恩·维尔本，要是他怕了他们的威胁，那就太可惜了！
47．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我打算到康塞特附近的伍德塞德矿场（Woodside Drift Colliery）去参加纠察，那里位于达拉姆郡的野外，我觉得那里可能会比拉姆利更能提振士气。结果事与愿违，但我抓住机会，向在那里参加纠察的维斯托工友开展鼓动，劝他们参加预定在星期三举行的分会大会。我还跟许多准备去陶洛的纠察队员谈了话，看来，我准备好的提案是能够通过的，因为里面写的全都是大家想要的。具体内容是：
1. 每周举行一次分会大会；
2. 在阿姆斯特朗会堂里开个食堂；
3. 给妇女后援团配个厨师；
4. 向外地派出更多的纠察队员；
5. 由分会向妇女后援团提供财政支持；
6. 选举罢工委员会；
7. 派人去蒂塞德钢铁厂参加纠察。
尽管我们分会的干部敌视妇女后援团，不配合她们的工作，但她们还是干得非常棒，所以我才在提案里写了这几条。全国海员工会[46]在南希尔兹加冕大街（Coronation Street）有一栋楼，妇女后援团把办公室设在那栋楼里，她们在那里分发食物。加里·马歇尔和我去拜访她们，从我们在曼彻斯特募捐到的钱当中取出300英镑，转交给她们，剩下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还想协助她们的工作，但她们谢绝了，说要保持独立。这很好。
凯丝的上司要休假半年，所以她被提拔为妇女避难所的管理员。提拔之后，工资多了一点，责任多了不少，如果她的上司不回来的话，这个职位就是她的了。她很开心，这也减轻了我的压力。
48．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今早的分会大会结束后，我疲惫不堪、灰心丧气、无比幻灭，幸好晚上参加了社工党的支部大会，同志们给我打气出主意，我现在没那么难受了。
今早我在伍德塞德矿场参加完纠察后，充满自信地来到阿姆斯特朗会堂。我坚信，我们的干部领导罢工的方式，早就让大家生厌了，他们一定会表现出自己的厌恶。会堂里挤满了人，我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旁边是加里和基斯，准备向主席台发动猛攻。
大会先是宣读并通过了上次大会的纪要，然后分会书记沃尔特·斯雷特站起来宣读来往信件。他讲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的：他收到了帕森斯的一封信，说他们那边收到了一封以他的名义要钱的信，这件事让他非常恶心。他说，他从来没有给帕森斯写过信，但这封信上的落款又是他的名字，所以这一定是伪造的！这封信还对诺曼·斯特莱克的行为提出抗议，此人在帕森斯侮辱了工会书记，并且未经许可擅自募捐。斯雷特说，他一直很信任我，还问我有没有来参加大会。这个混蛋！他明明知道我来了，因为他正在直勾勾地瞪着我呢。我站了起来，两腿打颤，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盯着我看。他投出了杀手锏：他说，自己的一个会员居然干出了这么不道德的事，他参加工会这么多年，头一次这么震惊、这么恶心！他质问我：那封信是不是我伪造的？还是别人伪造的？
他巧妙地暗示大家：我为了捞钱而伪造了信件；我想为自己辩护，但是，除了承认我冒用他的名义写信之外，他们不允许我说别的话。然后汤米·维尔森站起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他大骂社工党是 一帮“下贱的赤匪”，并公然指责我伪造信件、骗取钱财。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指责我，要求对我进行严厉处分，好让其他人不敢“利用罢工谋取私利”，我彻底懵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我太震惊、太沮丧了，连话都讲不利索，就连我的同伴都露出了怀疑我的表情。然后，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就问大家，是否允许分会委员会在恰当的时机对我做出处分，全场一致举手同意。
大家都用蔑视的眼光瞪着我，我难受极了，恨不得地上突然开个缝钻进去！加里和基斯连忙安慰我，但就连他们也不是完全信任我，所以我在一片嘘声中离开了会堂，一个人回了家，实在太心碎了。
到了家，我的羞愧变成了怒气，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干了，就待在家里得了。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我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有见证人作证，都是一五一十数过的，那封信也根本不是什么“伪造”，因为它跟斯雷特的签名一点都不像，我是从维尔毛斯那边弄来那封信的，然后我影印了一份，用我们分会的信头换掉了维尔毛斯分会的信头，在结尾签上了斯雷特的名字，换掉了戴夫·霍帕[47]的签名。信上面写的是分会的地址，而不是我的地址，所以我怎么可能从中谋取私利呢？现在我又有了新的疑问。这封“伪造信”为什么过了五个星期才曝光？斯雷特是多久之前收到帕森斯的信的？如果我真的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过，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曝光？等委员会讯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提出这些问题，不管什么时候。我唯一的罪过就是愚蠢，没别的了。
我接到了好几个电话，催我参加今晚的会议，我就去了。幸好我去了，要是我没去，就找不到出路。同志们劝我不要待在家里，因为在纠察队员们看来，我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人，正好证明我心里有鬼，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他们说得对。他们还说，这是干部们事先策划好的打击，因为我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早就想狠狠整我了。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所以决定继续干下去，尽管嘴里满是苦涩。
凯丝一直表现得很好，我的遭遇让她十分生气。她也不停地催我要坚持干下去，她真聪明！
今天矿工工会跟麦克格雷格进行了谈判，但才过了一个小时就不欢而散。真是惊讶！
49．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今早我参加了纠察，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趁机向大家解释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的。我还问大家：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么大的罪，干部们为什么要等上这么久才指控我？大部分工友听了我的话，都表示同情，但汤米·维尔森过来了，扬言要踢烂我的赤匪脑袋，叫大家不要相信我讲的每一个字，因为我是“该死的谎话精”。他很吓人，我只想躲开他，不让他获得落实威胁的机会。
伍德塞德矿场跟以往一样无聊，我连一份报纸都卖不出去。好吧，也许要花点时间，但我坚信，不管这帮无能的混蛋怎样逼我，都休想叫我放弃。
50．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又回到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还是跟以往一样无聊，什么事都没发生。大家都在聊约克郡奥格里夫[48]的事，那里组织了大规模纠察。咱们为什么不上那里去？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问题是，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在纠察队员当中开展鼓动。我还不能当面跟干部们对质，都是因为上周的事。混账东西！好的一面是，纠察队员们似乎相信了我的解释，希望事情不会继续恶化。
51．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三
又到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依然完全没有行动。在奥格里夫，几千名警察和纠察队员爆发了激战。包括斯卡吉尔在内，有几十人被抓，还有好多纠察队员被打伤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斯卡吉尔无疑仍是现在最优秀的工会领袖。除了他，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工会领袖会亲自参加纠察，更不用说跟自己的会员一起被抓了。
我们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用？我们的分会领导到底在干嘛？约克郡的工友们正在战斗，他们却派我们来这里消磨时间！我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各自为战，不去相互支援，罢工就一定会输掉。
[1] 克鲁克（Crook）是达拉姆郡中部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 拍立得（Polaroid）相机是由宝丽来公司（Polaroid）开发的一系列相机的统称，该公司于1948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即时成像相机“拍立得95”（Polaroid 95）。这种相机在按下快门后，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吐出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显影。这种相机曾风靡一时，但在数码摄影的冲击下已经逐渐退出市场。——中译者注
[3] 汤姆·卡兰（Tom Callan，1921—2007），出身于达拉姆郡一个工人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60年开始担任矿工工会全职干部，1972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Durham Miners' Association）主席，1979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总书记，1985年9月退休。——中译者注
[4] 主教—奥克兰（Bishop Auckland）是达拉姆郡中部的一个城镇，位于威尔河（River Wear）与冈利斯河（River Gaunless）交汇处。在工业革命期间，该地的煤矿工业曾蓬勃发展。——中译者注
[5]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司法体系中，裁判法院（Magistrate’s Court）是最初级的刑事法庭，负责审理轻度刑事案件，裁判法院的审判官称为裁判官（Magistrate），职权和等级都低于法官（Judge）。——中译者注
[6] 兰开夏（Lancashire）是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7] 艾基克罗夫特矿场（Agecroft Colliery）是曼彻斯特煤田的一个矿场，位于兰开夏郡彭德尔伯里市（Pendlebury）的艾基克罗夫特区（Agecroft），1844年开业，1932年停业。1960年国家煤炭委员会决定重开艾基克罗夫特矿场，1991年再次停业，并彻底拆除。——中译者注
[8] 萨克里斯顿（Sacriston）是达拉姆郡北部的一个村镇，当地曾设有矿场，1985年停业。——中译者注
[9] 赫林顿（Herrington）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村镇，历史上曾属于达拉姆郡，现属桑德兰市（City of Sunderland）。——中译者注
[10] 品脱（pint）是英制中的液体体积单位，在英国，1品脱=0.568升。——中译者注
[11] 艾克尔斯（Eccles）是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的一个城镇，位于曼彻斯特以西6.4千米处。——中译者注
[12] 银行假日（Bank Holiday）是指英国的几个公共假日，一般包括元旦、复活节、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劳动节、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圣诞节等。——中译者注
[13] 1984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于5月7日在谢菲尔德举行，对决双方是卫冕冠军斯蒂夫·戴维斯和詹姆斯·怀特，最后戴维斯以18：16击败怀特，卫冕成功。——中译者注
[14] 斯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s，1957年8月22日——），英国著名斯诺克选手，12岁开始打斯诺克，1978年成为职业选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统治球坛，夺得了1981年、1983年、1984年、1987年、1988年、1989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World Snooker Championship）冠军。在职业生涯中一共赢得84项职业赛事冠军。2016年退役。——中译者注
[15] 詹姆斯·沃伦·怀特（James Warren White，1962年5月2日——），英国著名斯诺克选手。1977年夺得英国16岁以下青少年斯诺克比赛冠军，1979年成为英国业余锦标赛（English Amateur Championship）史上最年轻的冠军，1980年夺得世界业余斯诺克锦标赛（World Amateur Snooker Championship）冠军。1984年闯入世界锦标赛决赛，但在决赛中败给了斯蒂夫·戴维斯。此后他又在1990—1994年连续五次闯入世界锦标赛决赛，但最终无缘冠军。在职业生涯中共赢得23项赛事冠军。——中译者注
[16] 曼彻斯特理工学院（Manchester Polytechnic）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曼彻斯特科技学院（Manchester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与多家高校合并后，于1992年9月15日改为曼彻斯特都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中译者注
[17] 索尔福德（Salford）是大曼彻斯特的一个城市，历史上属于兰开夏郡。它是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曼彻斯特市。——中译者注
[18] 南安普顿（Southampton）是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属于汉普郡（Hampshire）。——中译者注
[19]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20] 自由贸易厅（Free Trade Hall）是一处历史建筑物，位于曼彻斯特市彼得大街（Peter Street），1853年动工，1856年完工。公众集会和音乐会经常在这里举行。1963年被英格兰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 Trust）列为二级登录建筑（Grade II* listed building）。——中译者注
[21] 全国教师工会（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NUT）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教师的工会，成立于1870年6月25日，原名全国小学教师工会（National Union of Elementary Teachers，NUET），1889年4月改称全国教师工会。2017年9月1日跟教师与讲师协会（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rs，ATL）合并为全国教育工会（National Education Union，NEU）。——中译者注
[22] 1819年8月16日，六万人在曼彻斯特市圣彼得广场举行集会，要求改革议会制度，遭到当局暴力镇压，18人惨遭军队杀害，另有数百人受伤，史称“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中译者注
[23] 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是大曼彻斯特的一个城镇，位于索尔福德以北5千米处。——中译者注
[24] 西里尔·詹姆斯·安德顿（Cyril James Anderton，1932年5月24日——2022年5月5日），生于英格兰兰开夏郡威根市（Wigan），毕业于威根语法学校（Wigan Grammar School）。曾在皇家宪兵队（Royal Military Police）服役3年，1953年加入曼彻斯特市警队（Manchester City Police），1976年被任命为大曼彻斯特治安警察总监，1991年退休。——中译者注
[25] 皮卡迪利火车站（Piccadilly Train Station）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东南方向，是曼彻斯特的主要铁路枢纽站，1842年投入运营，1960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26] “乔尔迪”（Geordie）是指英格兰东北部的泰恩河（River Tyne）沿岸的居民，也指当地人使用的英语方言。——中译者注
[27] 桑德兰足球俱乐部（Sunderland Association Football Club）是英格兰一家历史悠久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79年，原名“桑德兰与周边地区教师队”（Sunderland and District Teachers），1880年改为现名。该俱乐部曾赢得六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和两次足总杯冠军。——中译者注
[28] 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Manchester City Football Club）是英格兰一家老牌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80年，原名（西戈顿）圣马可队（〔West Gorton〕St. Mark’s），1887年改称阿德维克足球俱乐部（Ardwick Association Football Club），1894年改为现名。该俱乐部于1892年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曾赢得8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6次足总杯冠军、8次联赛杯冠军和1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中译者注
[29] 罗伯特·查尔顿（Robert Charlton，1937年10月11日——），英格兰著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和中场。生于英格兰诺森伯兰一个体育世家，1953年加入曼彻斯特联队（Manchester United），1954年成为职业球员，自1956年起为曼彻斯特联队成年队效力，在1956—1973年间，一共为曼彻斯特联队出场606场，攻入199球，协助曼彻斯特联队获得1956—1957赛季、1964—1965赛季、1966—1967三个赛季的英甲冠军、1962—1963赛季的足总杯冠军、1967—196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冠军。在1958—1970年间，为英格兰国家队出场106场，攻入49球，协助英格兰国家队夺得1966年世界杯冠军、1968年欧洲杯季军。1980年退役。——中译者注
[30] 麦克·哈丁（Mike Harding，1944年10月23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曼彻斯特，父亲是空军导航员，在他出生前一个月阵亡。曾在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获英语与教育学位。六十年代开始涉足乐坛，主要创作民谣音乐。——中译者注
[31]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一家小报，主要刊登八卦和花边新闻。1964年9月15日创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直到2018年3月才被它的竞争对手《地铁报》（Metro）超过。——中译者注
[32] 社会主义工人学生社团（Socialist Worker Students Society）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学生组织。——中译者注
[33] 戈顿（Gorton）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市区，位于该市西南部。——中译者注
[34] 布拉德福德（Bradford）是英格兰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一个城市，位于利兹以西14千米处。——中译者注
[35] 圣海伦斯（St. Helens）是英格兰莫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一个城镇，位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37千米。——中译者注
[36] 沃克斯酿酒公司（Vaux Brewery）是桑德兰一家酿酒企业，于1806年由库斯贝特·沃克斯（Cuthbert Vaux，1779—1850）创立。该企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涉足旅馆业。2000年被惠特贝瑞公司（Whitbread）收购。——中译者注
[37] 哈罗德·米切尔（Harold Mitchell），时任达拉姆矿工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38] 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是诺丁汉郡的一个城市，位于诺丁汉市以北19千米处。——中译者注
[39] 此处有误，《下一步》（The Next Step）不是革命工人党的刊物，而是革命共产党的刊物。从下文来看，作者把革命共产党跟革命工人党弄混了。
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简称“革共党”，其前身是国际社会主义社内部的“革命反对派”（Revolutionary Opposition）。革命反对派被国际社会主义社开除后，于1974年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Group，RCG）。1976年11月，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少数派被开除后，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者流派”（Revolutionary Communist Tendency，RCT），1981年改称“革命共产党”。1997年解散。——中译者注
[40] 作者开了个文字玩笑：革命共产党的首字母缩写是RCP，而“雷·查德本党”（Ray Chadburn Party）的缩写也是RCP。雷·查德本（Ray Chadburn）是当时的诺丁汉郡矿工协会（Nottinghamshire Miners’ Association）主席。——中译者注
[41] 按照中世纪英格兰的古老传统，一个人无论犯有什么罪过，只要进入教堂，就可获得教会的庇护，世俗政府不得进入教堂抓人。但在进入近代之后，这种传统已经逐渐消失。——中译者注
[42] 唐卡斯特（Doncaster）是英格兰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中译者注
[43] 马克思的原话是：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91页。）——中译者注
[44] 小拉姆利（Little Lumley）是英格兰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当地曾设有6个矿场。——中译者注
[45] 蒂塞德（Teeside）是英格兰东北部的蒂斯河沿岸的一个市区，分属于达拉姆郡和北约克郡，当地曾有大量重工业。——中译者注
[46] 全国海员工会（National Union of Seamen，<，NUS）成立于1887年，原名全国水手与消防员联合工会（National Amalgamated Sailors' and Firemen's Union），1893年因为财政困难而解散。1894年重建，改称全国水手与消防员工会（National Sailors' and Firemen's Union，NSFU）。1926年改称全国海员工会。1990年与全国铁路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NUR）合并为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RMT）。——中译者注span>
[47] 戴维·霍帕（David Hopper，1943—2016），生于维尔毛斯一个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积极参加工会运动，1982年当选为矿工工会维尔毛斯分会书记，1985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Durham Miners’ Association）总书记，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去世。——中译者注
[48] 奥格里夫（Orgreave）是英格兰南约克郡的一个村镇。1984年6月18日，矿工工会的纠察队员在这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有123人受伤、95人被捕，史称“奥格里夫之战”（Battle of Orgreave）。——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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