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七月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星期五——七月九日 星期一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星期五——七月九日 星期一


　　基斯·斯穆尔特、加里·马歇尔和我去了伦敦，在伦敦大学参加了“马克思主义84”（Marxism 84）。

　　基斯和我，还有尤努斯·巴克什（Yunus Baksh）被安排住在霍洛威[1]（不是监狱！），主人叫安妮（Anne），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妇女。她热情款待了我们，就算我们很晚才回来——常有的事——她也不抱怨。我们还经常撒尿，因为同志们老是给我们买啤酒。总算能摆脱伍德塞德的无聊，好好休息一阵子了，我就学到了不少。

　　我们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渴望认识新朋友，学习一大堆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我最感兴趣的是保尔·福特讲的《从威尔森[2]到金诺克，悲剧与闹剧》、克里斯·班伯里[3]讲的《爱尔兰》、邓肯·哈拉斯[4]讲的《法国大革命》、伊恩·伯彻尔[5]讲的《艾米尔·左拉》（太棒了！），还有托尼·克利夫讲的一切！

　　这是个广泛交游的大好机会，我们很高兴与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重逢。我们矿工开了个小会，讨论了我们担心的事：麦克格雷格和矿工工会正在进行“建设性谈判”，我们担心罢工会被出卖；还有希斯菲尔德、泰勒、麦克加希等人的有气无力的讲话。斯蒂夫·哈米尔写了份传单，概述了什么是出卖，什么是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废除激励计划，把我们的底薪提升到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加薪15%，重新雇用所有被解雇的矿工，55岁退休，每周工作4天，未经矿工商讨不得关闭矿场。能跟处境相同的工友一起讨论一些积极的事，而不用去面对我们每天都得面对的冷漠，这太振奋人心了。我们应该多聚聚！

　　到了周末，基斯和我已经彻底破产，所以，开完会后，我们只好走回霍洛威，到了星期天我们只能分享一盘薯片。希拉·麦克格雷格发现后，给了我们每人五英镑，愿上帝保佑她。为了庆祝，我们买了外卖，坐地铁回霍洛威，而不是走路。

　　周一我们得回去了，部分是因为我周三要出庭，部分是因为我们要安抚自己的妻子。我们三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要罢工还在继续，问题就不可能好转！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自从五月初被捕后，我终于在主教—奥克兰出庭，因为自己犯下了十恶不赦的“阻碍道路交通”的大罪而受审。这是保守党为了不让我们积极活动而耍的花招，还他妈挺管用的。混账东西！我为自己辩护，但没用，我还是被判有罪，被处以最高的罚金——50英镑，此外还要交30英镑诉讼费用，由于我没有收入，每周退还我1英镑。没有真正的上诉，因为蠢猪们只撒了个小谎。至少我不用再到伍德塞德去了，可以继续去陶洛参加纠察，还算值得！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今天本来应该举办第101届达拉姆矿工联欢会，但由于罢工，就没办，只办了集会。我看不出改名背后的逻辑，但随它去好了。

　　维斯托的矿工分乘两辆巴士，在8点45分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晚了半个钟头，因为我们的分会干部又搞砸了。天上下着大雨，换了往年，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在坚持罢工四个半月后，这场雨确实搞得我们情绪低沉。大家好像都不想说话，只有几个纠察队员情绪非常乐观，因为这周早些时候码头工人开始了罢工，他们兴奋地说，撒切尔不可能两线作战。码头工人确实有能力对保守党造成重大打击，但保守党那帮混蛋太狡猾了，不可能让我们如愿的。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他们会尽量妥协，就像他们对付铁路工人一样的。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但电视和报纸都在竭力阻止开辟第二战场。

　　到达达拉姆时，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走在一片满是水的地上，准备参加游行。我带上了珍妮弗与萨莎，一路上的经历让她俩很是高兴。凯丝没有跟我们来，她去购物了。我们分会的旗帜不见了，我对此并不惊讶，等到我们找到旗帜并安好之后，我们只能排在队伍最后尾了。

　　所有煤田的旗帜都出现在了队伍当中，包括苏格兰的和威尔士的，真是五颜六色、蔚为壮观。我们排在科顿伍德的旗帜后面，到处都是“矿工必胜”和“团结斗争”的标语牌。一些人甚至用标语牌挡雨。乐队开始奏乐，我们开始游行，穿过城市，前往河边的赛马场，我们将在那里举行集会。我们受到了路人的夹道欢迎，珍妮弗和萨莎的脸上闪着骄傲的光彩，我也十分骄傲，因为我要反击撒切尔和保守党。

　　斯卡吉尔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跟以往一样充满了热情和反抗精神，他还对那些不肯支持我们的工会倾泻了怒火。丹尼斯·斯金纳[6]也讲得很棒，同样充满了激情，工党里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斯金纳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贝蒂·希斯菲尔德[7]讲得很糟，她是矿工工会总书记彼得·希斯菲尔德的妻子，她居然号召妇女后援团到伦敦去递交请愿书，递交给谁呢？给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女王！我希望没人参加请愿！

　　然后，真正的魔法时刻到了：尼尔·金诺克登上了讲台，大多数群众就散去了，但在他们走之前，他们还不忘向他发出嘘声，因为他背信弃义，不肯支持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这个狗杂种更关心的是让工党当选，而不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他甚至还好意思批评纠察队的“暴力行为”。我很高兴看见大家转身离去，要知道，不过一年之前，他还赢得过满堂喝彩。至少矿工们现在都看出他是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者了。

　　总之，尽管下了大雨，这一天还是挺棒的，女儿们跟其他小孩玩得很开心，他们的父母也是罢工工人。我很高兴带上了她们。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今天我起得很早，凌晨三点半就起来了，这样我才能在四点半赶到阿姆斯特朗会堂，搭车去陶洛。自从五月以后，我头一次回到陶洛，但这一天让我非常失望。冷漠在不断蔓延，今天参加纠察的只有大约一百人。在货车快速开进矿场时，只有几声叫嚷。有人朝警察丢鸡蛋，偏了足足有一英里，这是今天纠察的唯一“亮点”。

　　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侯顿利斯普林[8]附近的费拉德尔菲亚工厂区，那里的纠察队想阻止COSA的职员上班。我跟一头恶毒的蠢猪干上了，他推了我胸口一把，很用力，仅仅是因为我站在他面前！我想找他单挑，但几个工友过来帮我，我们脱离了战线。该回家了。

　　下午接到加里的电话，他说会堂有辆客车准备去苏格兰，需要55个人。我给工会打电话，报了名，他们叫我带上睡袋，下午五点半到会堂报道。

　　我跑去妇女避难所，告诉凯丝我又要去苏格兰了。她好像认命了，叫我小心别被抓，记得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出了什么事。

　　晚上九点半，我们到了多尔基斯罢工中心（Dalkeith Strike Centre），这趟旅程要比上个月那次放松得多。我们只停留了几分钟，听了住宿安排。我们被分配在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9]，但有人吵了起来，因为阿尼斯顿的人想让上周在他们那里留宿的那些人继续住在那里，结果，被分到佩尼库克的人就觉得阿尼斯顿条件更好，要求“照顾有困难的人”。我不想搅合这种无聊的争吵，就主动提出到佩尼库克去住。社工党在那边有几个党员，所以我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认识更多的人。

　　我们先到阿尼斯顿，放下一半的人，然后赶往佩尼库克，中间在肖茨镇矿工福利社（Shottstown Miners Welfare）停下来撒尿。有两个维斯托的工会干部跟我们同行，他们跟车是为了协调行动，但他们谁都没有在阿尼斯顿留下来协调，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除了米克·麦克加希，我们谁都没有看见，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空酒瓶。不少人见了他都很兴奋，但我没有。我早就见过他，听过不少故事了。

　　我们喝了汤，吃了面包，还喝了免费啤酒，吃东西的时候，米克走过来，给我们鼓劲。他口齿不清，讲得又快，看见他这样子，我不禁替他感到难过，要知道他以前可是矿工工会最优秀的战士之一，现在却成了一个老醉鬼。他说，谈判重新开始了，有望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但是，大家问他，对激励计划、四天工作周和被解雇的矿工有什么看法，他就只能做出最诚恳的表情，用最诚恳的语气，向我们保证，不会有人被出卖的！他把钱放在吧台上，足够所有人喝两杯的，所以他离开时，我们全都高声欢庆。他又回来了，说他早上看见阿瑟，他要告诉阿瑟，我们都是好汉子。扯淡！

　　老米克走了，小米克[10]来了，他个头很大，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卷曲，富有组织天赋。没过几分钟，我们都被分配了住处，然后就出发了。

　　戴夫·布查德（Dave Butchard）、米奇·坎宁安（Micky Cunningham）、安迪·霍利戴（Andy Halliday）和我被分在威利·福塞斯（Willie Forsyth）与玛琳·福塞斯（Marlene Forsyth）夫妇家里。安迪睡在沙发上，因为他年纪最大，已经五十多岁了。戴夫、米奇和我睡在这家的儿子的卧室里，有点挤，但条件还可以。就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戴夫正在穿着丝绸内裤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简直惨不忍睹，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今晚肯定睡不好，因为戴夫疯疯癫癫的。不管怎么样，福塞斯夫妇还是对我们很好，让我们觉得仿佛回到了家里，所以还是先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我们睡得不太好，但戴夫又很讨喜，没法向他发火。我们吃了热乎乎的鸡蛋卷，喝了咖啡，这让我们为早上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出了门，准备坐公车去比尔斯顿格伦。

　　到那里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约翰·斯图罗克（John Sturrock），他是个不错的摄影师，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聊上几句，第一次对抗就开始了，我来到最前排，跟左右两边的纠察队员挽起胳膊，组成人链。对抗一开始就很激烈，前排的蠢猪狠狠地踢我们，后排的蠢猪趁机揍我们。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战线似乎被我们往前推进了，但情况乱得很，而且疼得很。我两边小腿都流了血，四面八方都是人挤人，简直要让我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最后我们的进攻被打散了。可以看见有人被拖上了警车，有两个人被人用担架抬上救护车。我们怒气冲冲地重整队伍，重新向蠢猪们进攻，但他们得到了好几车人的增援。有几个蠢货丢了臭鸡蛋，那股恶臭熏得几个纠察队员呕吐了，进攻被搞垮了。我们进行了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大家有些泄气，所以力量不够，很快就垮了，又有几个人被抓走了。我们只能对几个进去上班的工贼破口大骂。

　　上午很刺激，可是下午却很让人失望，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人数太少，也没人去组织，大多数人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今晚我们去了当地矿工福利社，大多数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戴夫也是，也就是说，今晚我们应该能睡个好觉了。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今早大伙的情绪非常高涨，特别是达拉姆的人，我见到了所有我尊敬的人，伊兴顿的汤米·阿舍斯特（Tommy Ashurst），赫林顿的“棍子”（Cosh），还有维尔毛斯和萨克里斯顿的人，他们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早上的纠察从冲击开始，但是，有几个胆小鬼躲在后面丢石头，一块石头打中了我前面的一个纠察队员，打得他后脑勺开了花，害得第一次冲击被弄垮了。有几个人跑到后面，对躲在后面的人说，要么参加冲击，要么滚！我们重整队伍，手挽手组成人链，但这次我在第一线的外侧，有一瞬间我想避开冲撞，但在哪里都没区别。我们有力地向警方防线冲锋。我们听见了“有人倒下了”的喊声，但大多数人都没理睬，继续冲锋。我在外侧，所以活动空间比较大，我突然发现，有个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都从他身上踩过去。我连忙喊人帮忙，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外拉。有人帮我把他抬到路边。他大概五十来岁，脸色煞白，不醒人事。又来了一个人，说他会急救，于是我就回去参加冲击了。冲击又被打垮了，大家都很气，因为很多人被抓走了，至少有十几个人受伤了。被我救出去的那个人心脏病发作了，但是在被送走的时候还活着。大家都说，蠢猪们坏透了，他们故意绊倒纠察队员，然后趁纠察队员倒地的时候下黑脚！蠢猪们下手很黑，拳拳都照着脸和肚子打。

　　我们用雨点般的石块还击蠢猪们，一头蠢猪倒地了，大家高声欢呼。我觉得这样做很蠢，因为这只会使蠢猪们在下次战斗时下手更狠。一个苏格兰工会干部叫大家都到多尔基斯罢工中心去开会，讨论策略，形势平静下来了。真是新奇。

　　我们的客车抵达那里时，苏格兰纠察队员起立向我们欢呼，感谢我们的支援，达拉姆的纠察队员有一百人不是被抓就是住院了。大厅里足有七百人，而纠察线上的人恐怕从来没超过两百。

　　蒙克顿霍尔[11]的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叫大家抵抗警察，最后他叫大家“下午”都到比尔斯顿格伦去，打蠢猪们一个措手不及，控制矿场的主要入口，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赞同声，我们纷纷走出会场，坐上轿车和客车，到比尔斯顿格伦去。在我们的客车上，大家小声交谈，气氛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次咱们终于能干出点名堂了。我们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客车是第一个到的，我们一个个下车，勇敢地站在门前，而“守门”的只有几个保安。陆陆续续又有人来了，但没有我们原先预想的上千人。顶多只有两百人，但至少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那些留宿我们的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有人想要冲进去占领矿场，因为我们人太少了，不够控制大门。有人说里面有牵狗的防暴警察，所以我们只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站在大门前。来了一辆轿车，上面全是领养老金的人，他们是来取交通补助的，所以我们让他们过去了，只有这件事值得一提。保安们转过身去，我猜我们有麻烦了。

　　来了几辆双层巴士，上面装满了蠢猪，我脱下自己的衬衫，走到马路对面，递给玛琳保管。我跑回去，喘着大气，加入了纠察队的后排，我们后面就是路障。蠢猪们足有好几百头，他们排好队形，向我们进逼。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几辆救护车和警车，开进我们身后的矿场。我们挽起手，组成人墙。

　　我们毫无胜算！我们被痛宰了一顿！他们没有发出警告，就向我们冲过来，逼得我们后退。我被紧紧地压着，身后就是路障，我害怕弄伤自己的背，就拼命往前挤。突然有人锁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我拼命挣扎，松开了两边的纠察队员。我朝背后踢脚，那人松开了我，我又往前挤。我的好运用完了，我发现自己背靠着路障，胳膊被抓住，面对着两头蠢猪。一头蠢猪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过路障，我头着地倒在地上。我感觉到血流过脸上，但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们就用靴子狠狠踩我，我蜷起身子，用胳膊护住脸。一头蠢猪边踢边骂，“老子饭吃的好好的，都是你们这群傻屌害得老子冒着大太阳出来上班，看老子狠狠教训你！”这我永远忘不了。要不是我头破血流、疼得厉害的话，我还会觉得这挺可笑的。他们把我拖向警车，丢进囚室，几头正从警车下来的蠢猪又狠狠踩了我几脚。一头蠢猪下车时还故意朝我脑袋踢了一脚！一个被捕的纠察队员扶起我，帮我坐下来，我眼都花了，看东西有重影，浑身上下疼得要死。又有一个人被丢进囚室，虽然我眼睛花了，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不顺畅，非常难受。一个纠察队员大喊起来，叫人去喊救护车，但没人理他。有人帮助那个人坐在椅子上。

　　我在警车上晕乎乎地过了大概十分钟，有人粗暴地拉我，叫我下车，逼着我双手抱头，走到另一辆警车旁边，然后我就被人狠狠塞了进去。我看见的第一个东西是戴夫，他冲我咧嘴一笑，我在他旁边坐下。我们交流了自己是怎么被抓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可怜的纠察队员，他的脚踝被打折了，疼得直叫唤。他非常痛苦，脸都扭歪了。警车上没有通风，热得要死，加剧了大家的痛苦。我们大喊，叫救护车过来，门开了，一头蠢猪跟我们说，有人已经去叫救护车了。我们明明看见外面就停着一辆救护车，还指给他看，可那头蠢猪却说那辆救护车只救警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对戴夫说，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可不敢这么说。那个人就在桑拿房一般的酷热当中，足足等了35分钟，而外面就有一辆救护车。太可恶了！这就是撒切尔统治下的1984年的英国。这一天过后，我们都知道了，谁才是“国内敌人”。

　　我们在那辆该死的警车里等了一个多钟头，流出的汗都在脚边形成了水潭。跟我们同在囚室里的一个狱友是多尔基斯的厕所清洁工，他就算被抓了还一直保持着乐观，他老是说，“他们不能抓我。我又不是矿工。我是公共工会的人！”戴夫和我都被他逗乐了。这是唯一的乐事。

　　最后我们被带到多尔基斯警察局，警方给我们拍了照，起诉了我们，然后把我们关进牢房。我那间牢房里只关了我一个人，还算干净，角落里有个马桶，靠墙一边有张很薄的床垫，正对着灰不溜秋的牢门。玻璃窗很厚，只能透过昏暗的光，我开始后悔了，干嘛要脱掉衬衫呢？这里真是太冷了。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想睡上一会，但我的脑袋和肋骨还是疼得要命。我的头上有一道伤口，一边眼睛被打得乌黑。这时我听见戴夫在喊我，就没睡成。被关进牢房时，牢门上的活门就没关上，我从活门朝外望去，透过对面右边一扇牢门上的活门，看见戴夫对我傻笑，骄傲地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那是一枚蠢猪衣服上的银扣子。我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大胆，一想到他在被搜身时是怎么把扣子藏起来的，我就忍不住笑起来。戴夫很会逗笑，也是个很棒的纠察队员，他让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

　　我又躺下来，这时我听见有人说话，还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立即跳起来，只见两个维斯托的纠察队员被推进牢房，一个是乔尔迪·艾伦（Geordie Allen），另一个是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他们告诉我，这里关着十二个维斯托的人，我们花了老长时间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乔尔迪的儿子被送去了医院，他非常担心儿子，几个钟头后，他儿子被关进牢房，看样子被揍得不轻，但没有大碍。我开始觉得无聊了，就在牢房的墙上写自己的名字，这逗乐了乔尔迪和约翰，他们问我到底写了啥。我把裤裆拉链给他们看，他们都笑出了声。

　　我们一直被关到六点半才吃上饭，一个女警察通过活门递进来三个纸盘，上面装着鱼饼、薯片，还有几个矿工工会送的柠檬，还有三根香烟。我饿坏了，一阵狼吞虎咽，差点连纸盘都吞下去了。然后约翰和我抽起了烟，乔尔迪不抽烟，我们就把他那根烟分享了，乔尔迪通过活门吼了几嗓子，又有三盘食物递进来，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乔尔迪吃了起来，但约翰和我没有吃，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搞错了。但是，饥饿占了上风，我们很快就吃光了热乎乎的食物，像吃撑的疯子一样傻笑。我听见有人用苏格兰口音朝我们大叫，语气很不友善，我就把头凑到活门旁。一个苏格兰人大喊，“你们这帮纽卡斯尔狗崽子，你们刚才吃的是我的饭！”看样子他挺生气的。我蹲下来，把这事讲给乔尔迪和约翰听，我们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时苏格兰人骂得更大声了。我们听见他跟女警吵，说他的室友还没吃上饭，女警就反驳说，已经送了33份饭，所以他们一定吃饱了。直到蠢猪们搜了他们的牢房，没找到空餐盘，才给他们上饭。

　　八点半我们获释了，他们警告我们，说我们虽然可以参加纠察，但是，只要我们再被逮到一次，就别想再在英国国内参加纠察了。他们还说会通过邮局把出庭时间通知我们。

　　我们又喝了几杯酒，然后就早早睡觉了，明早还要参加纠察呢。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参加过的战斗性最强的一次纠察，但没有进行冲击。相反，大家好像都满足于向警察防线丢石头和瓶子，报昨天的仇。有消息传来，说一车达拉姆矿工在特拉宁特[12]被抓了，罪名是骚扰工贼，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全都气疯了。有人开始推倒矿场外面的围墙，那是国煤花了大钱加固的。有人从附近一个车库里弄来巨型轮胎，点着了它们，把它们在路上滚了起来，没过一会，火焰中就冒出了浓密的黑烟，还点着了两颗树。大家还在不停地朝警方阵地丢石头。

　　一辆消防车鸣着警笛开了过来，但我们在路上拦下了消防车，基斯·斯穆尔特劝说消防员不要穿过我们的“正式纠察线”。他们同意了，调转车头，在纠察队员的欢呼声中离去，蠢猪们则对他们露出了恶心的表情。大家继续朝蠢猪们丢石头，然后来了几车蠢猪，我们只好进行战术性撤退。

　　回到客车上，有人喊我们去多尔基斯警察局，抗议警察在特拉宁特抓走我们的人。我们刚到警察局，发现警察局旁边的河岸上已经挤满了人，我们下车加入了人群。蠢猪们挥舞着警棍朝我们冲来，把我们冲散了。大家四散奔逃，蠢猪们见人就打。我好不容易逃回客车，大口喘气。在我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上了客车，他们打开窗户，看着外面的混乱场面。我看见我们的一群人被蠢猪们包围了，就跑出几米，朝他们大喊，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头蠢猪朝我嚷嚷，“滚回车上，不然你就死定了！”他朝我冲过来，我只好回到车上。他叫司机立即开车，可我们的人大部分都还没上车。幸好他们都没被抓走，最后及时赶了回来，还来得及参加下午的纠察。

　　这次纠察很平静，只有一丝亮点：在队伍前边，有人高举特拉宁特分会的旗帜，一直走到警察面前，向警察示威。然而他们没能阻挡工贼。只有大规模纠察队才能阻挡工贼。

　　我们都去矿工福利社喝酒，这时有传闻说苏格兰工会的干部已经跟蠢猪们做了交易，要减少纠察。今早有人无意中听见一个苏格兰纠察队员说，“让达拉姆的人顶在前面，反正他们有钱拿”，这让大家更加恼火了。对啊，170个达拉姆人在比尔斯顿格伦被抓了，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酬！真希望这些传闻是假的，万一是真的，希望苏格兰工友能踢开那些软弱的干部，自己组织纠察队，否则一切都白费了。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说凌晨两点半要组织最后一次纠察，这是最高机密。大多数人都醉醺醺的，没听到通知。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这次“最高机密”纠察就他妈是个笑话，除了害我们没睡好觉之外，啥都没干成，我们还傻乎乎地去了！这次纠察一事无成，只有一个亮点：有个小伙子叫布莱恩（Brian），他起来时酒还没醒，听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就把行李全都塞进包里。有人拿了他的包，他还迷迷糊糊的，以为是帮他把包放上车。然而，在我们的注视下，另一个工友拿起他的包，装成上班的工贼，磨磨蹭蹭地朝入口走去。然而此时是凌晨三点钟，他又磨蹭得太久，不然他说不定还能混进去。结果他被抓了，布莱恩的全套行李也跟着被收缴了，直到五点半，他和布莱恩的行李才获释。这跟布莱恩的臭袜子肯定大有关系！

　　回到佩尼库克，我们向威利和玛琳告别，然后来了个干部，说很感谢我们来这里支援，但不需要我们再来苏格兰了。我估计这证明了苏格兰工会已经跟警察做了交易，这太让人泄气了。我们自己的工会都不支持我们，我们又怎么能赢得胜利呢？

　　回到家后，凯丝和两个女儿看见我身上的伤，都吓了一跳。我只好向她们保证，在伤好之前，一定会多花时间陪陪她们。我得休息一下。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保守党的法庭罚了南威尔士矿工工会五万英镑，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罪名是“藐视法庭”。一个由统治阶级管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体制，怎么可能不被人藐视呢？这样肯定会刺激工会大会的其他工会起来斗争，支援我们的。早就该这么干了！

　　没能参加行动让我心烦意乱，但我也得关心一下家里。不过，今早我还是设法去了达拉姆郡的斯蒂特利采石场[13]，在那里参加了纠察，我对凯丝说，不会有事的。没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大概只有存在那里的白云岩（用来炼钢的）和波兰煤炭才知道。参加纠察的大概有七百人，凡是想开进矿场的货车，都被我们拦下了。有传闻说防暴警察正朝这里杀过来，纠察队就散了。真操蛋。但是，我们至少有了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



[1] 霍洛威（Holloway）是伦敦的一个市区，当地曾建有霍洛威监狱（Prison Holloway），它曾是英国最大的女子监狱，1852年启用，起初是男女混合监狱，1903年改为女子监狱，2016年关闭。——中译者注

[2]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森（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3] 克里斯·班伯里（Chris Bambery），生于格拉斯哥。在丹尼尔·斯图亚特学院（Daniel Stewart College）求学期间，于1972年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International Marxists Group）。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担任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专职组织者，1979年5月退党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81年起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987年入选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全国组织者。2004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由于路线分歧而于2011年4月11日退党，此后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中译者注

[4] 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1925年12月23日——2002年9月19日），生于曼彻斯特一个工人家庭。193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不久后便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幻灭。1940年参加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1943年应征入伍，曾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地作战。二战结束前，因在埃及参加兵变，被监禁三个月。回国后成为托尼·克利夫的支持者，1951年参与创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在五十年代中期淡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1968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长期担任国际社会主义社及其后身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中译者注

[5] 伊恩·伯彻尔（Ian Birchall，1939——），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长期担任《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杂志编辑。2013年12月退党。——中译者注

[6] 丹尼斯·爱德华·斯金纳（Dennis Edward Skinner，1932年2月11日——），生于德比郡克雷十字镇（Clay Cross）一个矿工家庭，17岁开始当矿工。1956年参加工党。1966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主席。1970年6月18日——2019年11月6日当选下议院议员。1988年10月7日——1989年10月6日担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7] 贝蒂·希斯菲尔德（Betty Heathfield，1927年3月30日——2006年2月16日），娘家姓瓦尔迪（Vardy），生于英格兰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市（Chesterfield）一个矿工家庭。1943年进入一家工程业公司担任秘书。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英国共产党。1953年与彼得·希斯菲尔德结婚。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积极组织妇女后援团，并担任反对关闭矿井妇女会（Women Against Pit Closures，WAPC）主席。——中译者注

[8] 侯顿利斯普林（Houghton-le-Spring）是英格兰泰恩与维尔郡桑德兰市的一个城镇，位于桑德兰西南11千米处。费拉德尔菲亚（Phildelphia）是该镇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9] 佩尼佩尼库克（Penicuik）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艾斯克河（River Esk）西岸。——中译者注

[10] 小米克·麦克加希（Mick McGahey Junior）是老米克·麦克加希的儿子。——中译者注

[11] 蒙克顿霍尔（Monktonhall）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East Lothian）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12] 特拉宁特（Tranent）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爱丁堡以东14千米处。——中译者注

[13] 斯蒂特利采石场（Steetley Quarry）是唐卡斯特附近的一个采石场。span>——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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