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第二部分一些基本方面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对于半岛上的工人阶级来说，经济来源是罢工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没有罢工权和真正的阶级工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也没有工人为罢工建立的基金。强制上缴的官方工会会费（占我们总收入的2.6%），主要用来供养内战结束以来不断膨胀的弗朗哥官僚机构，或者用在其它隐瞒去向的次要用途上。
　　正如《国家条例》和《公司内部制度条例》规定的那样，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不满足于剥夺我们的权利，还要在劳动者身上加以重负。
　　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和明确的目的，是要扼杀长期罢工的一切企图。如果工人——不顾所有禁令和法律威吓——发起了罢工，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遇到经济难题，然后家人就会劝他们回去上工。饥饿永远是让我们低头的好办法。因此，多年以来的所有罢工历时甚短，并且都遭遇了重大的困难。罢工者筹集资金的尝试，一直以来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迫害。除了动静大的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等地区的总罢工外，报纸的沉默也加剧了这一情况。整个工人阶级几乎都对这些冲突一无所知。在一家公司里进行的孤立罢工，总是被毫不费力地粉碎，除非它能速战速决。但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家总会用饥饿、工人无法组织、社会政治部（及其审讯）、殴打和逮捕，迫使工人空手而归，不给反抗的机会。我们可以说，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都没能成功过。但它们促进了工人斗争的持续与新领导者的诞生。同时，它们还时不时地提醒法西斯资本主义，就算后者能无数次打倒人民，资本主义给“顺民”的面包和足球、为“逆贼”准备的监狱，是绝不能战胜人民的。
　　班达斯公司最后一次发工资是在12月10日，结算了上个月的工资。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当月20日拿到下一笔钱。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都能撑到那一天，但还要考虑到子女众多，或是有特殊情况的人。
　　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希望尽快搞清楚跟钱有关的事。一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容易吵架，而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问题就更棘手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持着团结和冷静。
　　我们让最有文化、最慷慨正直的内部人来管钱，由他们来决定应当帮助哪些家庭。
　　为此，我们打印了一些表格，让每个人写下家庭情况，然后写上自己是否需要帮助。配额大概是每十天500到1000比塞塔。尽管有重重困难，我们总能按时发放补助。
　　大家始终认为拿到的钱是神圣的，所以自己也有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工作

　　12月20日之后，为了让大家手头宽裕一点，免得钱不够花，我们决定尽量打工。就是说，不管多苦多累，每个人必须尽力找活干。一周后，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至少能补贴家用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去干苦工了，比如露天作业等等……但他们下午来集会，加入大家充满同志情谊和团结的气氛中时，对这些辛苦都是毫无怨言的。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接下来可能的数月罢工里，不要为了钱的问题慌起来，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家庭开支。
　　做了这个决定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找工作。这些同志整天都往工地和职业介绍所跑，找了很多人（甚至包括许多公司高管），为大家找活干。最后大伙都找到了活，也为其他同事找到了营生。在集会上，我们按照职业宣读了每个人找到的工作：电工、装配工……而我们绝大部分人，包括办公室职员在内，都在各个建筑工地上打短工。

毕尔巴鄂银行的阴谋

　　毫无疑问，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引起了管理层的焦虑。在没看到办公室员工回来上班，或者收到请求复职的“求职信”时，资方需要“新的说服方式”。
　　虽然他们的手段没能奏效，却催生了“资本家的团结”。龚德拉——他在毕尔巴鄂银行也担任董事——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谋来破坏我们的经济状况。众所周知，半岛的大银行直接控制着大多数产业，所有的大小公司基本都受制于它们的贷款。不用多说，它们会借助毕尔巴鄂银行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实际上，银行联络了贷过款的所有公司或工厂，通知他们，如有班达斯的罢工者在那儿打工，应立即开除。
　　显然，银行不会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事实胜于雄辩。几天后，有些人在集会上发了言：内维翁装配厂开除了我们四十个人！明天阿里戈利亚加（Arrigorriaga）的雷索拉（Rezóla）水泥厂就要和我们结账了！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在场的人都怒火满腔。有些同事的话让我们找出了头绪。“——经理通知我们必须离开的时候，很委婉地讲，他这么干是违反自己本心的，这是公司的所有者毕尔巴鄂银行的命令。”“当时我们在费尔米卡（Formica）上班。下午四点，他们也说自己收到了毕尔巴鄂银行的指示。我们在那里连一天都没干满”……
　　很明显，把工人赶出内维翁装配厂的就是龚德拉的女婿——也是他最忠顺的手下——吉列尔莫·巴兰迪雅兰（Guillermo Barandiarán）。内维翁装配厂的倒霉蛋只能听上头的话，把我们的同事解雇。
　　罢工四个月后，政府给宣布紧急状态找的借口是“过去几个月内的非法行为……影响了工作自由权（！）”它指的想必是一些公司在招募新员工时遇到的困难。毕尔巴鄂银行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在四个月前否认了我们的这种权利，这显然违背了《西班牙宪章》，毕竟都是他们说了算。
　　可他们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因为我们大都在小作坊和小工厂里面打工，毕尔巴鄂银行的爪子才不能扼住我们。那些被解雇的人也慢慢找到了新工作。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在各方面得到了支持。比方说，从班达斯来的人，求职的时候都会被优先考虑。

声援活动

　　虽然我们在找活干的时候得到了真诚的帮助，但不难理解，这不足以撑起所有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找工作，而大部分人只能打零工。因为什么活都得干，很多时候工资都非常微薄。
　　因此，比斯开和半岛各地工人的声援起了重大作用。这里还得提一句，我们获得的援助当中，大多数确实来自工人，但其他人也提供了大量帮助。我们将尽量客观地指出哪些人提供了支持。
　　需要花上几周时间，这场罢工的重要性才能被理解。当我们公开第一份声明，表达坚定立场后，到处都发起了声援活动。
　　如上所说，我们最后一次领工资是在12月20日。虽然有些拮据，我们还是凑到了够用的钱。有些工厂的工人把他们的积蓄捐了出来，让自己的代表转交。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一家厂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停工数月了。
　　在开始的那些天里，一些神父和教会人士也帮助了我们。
　　除此之外，一年前我们就开始每人每周攒下25比塞塔，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了罢工基金。其中一部分用来支付律师费，以及工人进行厂内组织工作的开销。在罢工初期，这些资金帮了大忙，得以印传单、支付旅费等等。
　　一开始很少有人要求经济援助，除非有特殊情况：孩子太多、生病等等。既然我们有自己的基金，那么圣诞节的额外开销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工人家庭都有了买新鞋子和新衣服的钱，而平时他们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在一月份里，我们得到了大量援助，这些钱甚至让我们在官方压力下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全部储备金都放在警察管不到的安全地点。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它存在何处。

补助的分配

　　从一月开始，我们每十天发一次补助。当然，我们不能为了钱闹矛盾。有些人抱怨说，没必要拿钱的人也拿了，还说这些钱没被管好。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在传单上要求大家不管怎样，在钱的问题上都要诚实。让我们引用其中的几段话：

　　“所有人都必须工作。如果你不找工作，你要补贴就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这样做了，这是不对的。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在打工，虽然他们的活又累又脏。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为了坚持到底！如果你的家里没什么问题，而你又不想工作的话，那就别要补贴！”

　　在另一段中说道：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全都得到了补贴。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我们的家庭不会缺少任何需要。因为我们有全体工人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呢。”

　　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面临临时需要。比方说，有些同事的亲人去世，不得不出趟远门，还有些人得付房租等等……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充分理解与帮助。管钱的人立场如下：坚持最公正的态度来决定每个家庭是否需要帮助，然后尽可能满足需要。拒绝某人要求之前，会先考虑他是否真需要帮助。绝大多数人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中，谁要是在金钱上耍小心思，就太荒唐了，我们对每个家庭的决定都予以了最大尊重。不要忽视这件事的意义。它跟许多事一样，都能这样解释：我们富有热情、勇于自我牺牲，面对各种困难时，有工人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使我们担起责任，绝不辜负良心和整个工人阶级。

其他方面的声援活动

　　我们敢说，没有一个比斯开的工厂和车间没捐过钱来支持我们。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通过工厂委员会或者地下工会的积极分子，定下日子把援助交到我们手上。
　　一大群人声势浩大地来到了巴萨乌里的集会：“我们也是工厂里的……给你们带钱来了。要是你们继续干下去，有什么需要就尽管开口。”“我们学徒工也带了一点钱。”这些14到17岁的孩子为能参与斗争，流露出了激动。前几天里，他们在集会上非常认真地听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在自己的工厂展开行动向我们请教了一些具体问题。在这一刻的见证下，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成为这一代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成功了。
　　比斯开的退休工人也在这段历史上书写了激动人心的一章。从集会召开的那些天起，他们就坐满了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的长凳。他们的目光中，虽然饱含着长年累月的艰苦劳动留下的疲惫，却掩饰不住罢工带来的巨大满足。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那场本来能给人民带来解放、却最终失败的战争中，曾是工会或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多年来，这些人一直在半岛上从未有过的残酷条件下劳作。不难理解，这场热火朝天的工人斗争，就像是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斗争岁月中一样。
　　声援活动这一章里，为什么我们要提到退休工人呢？很简单，他们的经济状况让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可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他们被拒绝的时候都非常生气。“——别管我们怎么样，你们必须坚持下去，无数次的饥饿都没法打倒我们！它也决不能打倒你们！”我们只能哽咽着，在清单上写下：巴萨乌里的退休工人……比塞塔。奥查考加的退休工人……比塞塔，每位退休工人180比塞塔。在社会政治部闯入奥萨巴同志家里的那个晚上，他们带走了支援班达斯的几个装满钱的信封。其中一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卢恰那的退休工人”……
　　还有一次，我们的几个代表被邀请到了圣马丽娜结核病疗养院。一位教士在那里等着，他说：——“这几天里，我们在疗养院收到了大量的捐款。病友们都很关心你们的罢工，他们决定把钱捐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大家都很激动，齐心想帮忙。这里是我们收来的钱。病友们还说，往年的这几天在巴萨乌里募集来的钱，也要交到你们手上。”这些帮助对我们的意义是难以言表的。当罢工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去了那里和他们共度了一个礼拜天。
　　声援运动在不断蔓延着。省里的许多教区也开展了很多募捐。几个娱乐中心也组织了捐款活动，学生们都积极参与。
　　随着1967年的到来，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萨贡托和巴伦西亚等地，陆续发来了支持我们的信件和电报。从一月份开始，半岛各地的许多公司和工人组织都向我们派了工人代表（法国的法国总工会〔CGT〕和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代表也多次拜访问过我们）。他们的任务，是把公司里收集的钱，以及声援斗争的信件（有数百工人签名）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的同事也都回了信。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们已经进行了五十二天的罢工。我们将继续保持坚定和团结。我们又怎么会不希望所有工人与我们团结在一起呢！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罢工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胜利，并决定将它继续下去。
　　你们的工会代表亲自把你们的心意交到我们手上，这是无法估量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当然，我们不敢保证什么。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一一回报的，而你们的心意也在其中。
　　你们的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有了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用太担忧经济问题了。不要担心，饥饿打不倒我们！你们和其他工人的支持让我们能坚持下去。
　　我们希望亲口告诉你们，班达斯冷轧的工人有多感谢你们。而我们只能以抗争的胜利当作回报。这场胜利同样属于所有兄弟般支持我们、使我们坚持到最终胜利的工人。

　　一个亲密的拥抱。

全体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与联络员

1967年1月21日于埃切瓦里”

　　毫无疑问，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这代表着就算相隔千里，就算沉默和迫害将我们分开，就算在建立联系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工人们还是向寻求团结前进了一步。更不要说这些来客带来的热情了。他们所有人都来参加了我们在巴萨乌里的集会，将它变成了战后以来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头一场数月之久的工人演讲会。
　　这些来访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因为那些密切关注我们罢工的人，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团结和他们的意志，都被来访留下的深刻印象所鼓舞，相信战后工人运动的新阶段正在开始。班达斯轧制公司——它已经在比斯开外边，让“埃切瓦里”声名远扬了——它已经和人民的其它光荣斗争一起，成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