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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左派的团结与「光明道路派」

——秘鲁革命工人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访问记

兆立 译
来源:十月评论 第11卷 第5期(总第89期)1984年5月出版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成为举世注目焦点的现阶段,秘鲁政局也出现动荡不安,左派政治势力抬头,比如「左派联盟」在83年11月市政选举中大获胜利,其候选人且夺得首都利马市市长之职。最近,又发生几十万工人的大罢工,显示工人阶级对现状的日增不满。以下的接受访问者,是该国著名的长期群众运动领袖,早在六十年代已领导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解放了广大农村地区;后来因缺乏城市工人阶级支援而终于失败。而他一直从事工农解放斗争,屡遭逮捕、监禁,却从未松懈过。他现时所领导的革命工人党,是第四国际的秘鲁支部。这篇访问记,是由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于83年12月底访问秘鲁时所采得的。——编者〕

问:美国新闻界最近报导了好几篇关于「光明道路派」这个武装团体的报告,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团体的情况及它的行动?
答:这个团体的全名是秘鲁共产党——光明道路派(下称光明派),它的崛起的基本原因,是秘鲁山区的特别穷苦。
  光明派的主要活动范围是AYACUCHO(阿耶库卓)、HUANCAVELICA(修安卡维力加)、及APURIMAC(阿普里麦克)三个省,这是秘鲁的最穷的区域,在其他区域如JUNIN(贾宁)省,及LIMA(利马)、CUZCO(柯慈谷)、ARE—QUIPA(阿雷奎巴)等城市,它也有零星的活动,但这些不是它的主要的活动区域。
  那三个穷省的农民的极度穷苦,以及其他的左派没有及时地提出另一条道路,才给光明派提供了活动的基础,它的领导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教师和学生所组成。

问:它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
答:它的成员是学生,亦有些农民。工人阶级份子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少。
  他们所吸收到的工人大部份是失业者,因为失业者在秘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其中许多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次无产阶级—小贩等等半失业者,其收入比工人少得多。

问:光明派的政治性质是怎样的昵?
答:许多人说他们是波尔布特派,因为他们的行为跟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集团非常相似。
  光明派表露了毛泽东主义在其最教派主义时期的许多最反面的征象。
  但是,这个团体现在是完全反对中国的现政府,说它是完全反动的。他们也反对尼加拉瓜政府、古巴政府、阿尔巴尼亚政府及苏联政府。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领导人COMRADE GONZALO(龚沙洛同志),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齐名的。光明派的党员的行动跟宗教小派别的行动差不多。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的信心非常坚定,决不会在严刑拷打之下屈服。
  光明派的极端教派主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几年前,秘鲁的一些主要是在大学活动的左派团体也是非常教派的,他们把其他的左派团体当作主要的敌人。像光明派这种毛派团体,他们把其他毛派团体也当作主要的敌人。
  幸运的是,大多数秘鲁左派正在克服这个缺点,但是光明派还坚持它的教派主义立场。

问:这个教派主义是怎样表现出来呢?
答:从两方面。第一,这个团体的活动是完全不管舆论对它的看法;第二,它完全仇视其他的左派,把他们当敌人。
  光明派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也是教派主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应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的过渡方法——那就是先估价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志,然后才决定某些事可以做,某些事不可以做,某些口号可以提出来,某些口号不可以提出来。
  光明派甚至于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为什么它要采取它的行动,甚至于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的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一个巴斯克分离主义的团体)及西德的BAADER—MEINBOFF(巴德—敏霍夫)团体都要发表公告,但是光明派从来不告诉人民〔为什么要采取某一行动〕,因为它对舆论不感兴趣。因此,人民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派做的,什么不是它做的。人民不知道那些行动是镇压机构做了而嫁祸给它的。镇压机构散布了很可怕的诽谤,但是,因为光明派从来不加否认,许多人民以为是真的。该派很少出版什么东西,而他们所出版的,都是非常一般性的东西。
  该派从来不考虑到它所接近的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譬如,它在某些农区禁止农民生产超过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产品,它说这是为了打击中央政府。但是他们不想想这些农作物只占全国总产量的极少部份,显然这对政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这对农民的影响却是非常大。当他们没有办法销售他们的收成时,他们就不能够购买火柴或者任何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这结果就是他们被迫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过活。
  该派蔑视舆论的态度,也可在他们所组织的审判上看出来。他们的所谓「人民法庭」是由该派的党员所组成,这些人决定谁应该受处罚,谁应该处死刑。
  有的时候他们所审判的人是真正地欺负人民的大地主或镇压机构的人员。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却把小店主拿来审判。其实,这些人的生活虽然比其他人好些,但是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剥削者来处理,当地的人民也不认为他们是剥削者。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于把农民自己所选出的领袖也抓来审判——其中有些还被他们处死呢!
  当他们要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用枪把农民赶到镇中心的广场上开会。
  这些事情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得来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确登了一大堆对光明派的诽谤,我是直接从农民那里听来的。
  拿PUNO(普诺)省的SAN JOS’E DE AZANGARO(圣约瑟)城为例吧,这城选出了一个市长。该派威胁他,把他的店抢个精光。他们还把市政府用来供给从事公共工程的农民的粮食也抢走了。该派叫人民来分这些粮食。有些来拿;有些不来,说「本来这些就是我们的粮食」。该派却把没有拿走的粮食一把火烧光了。
  该派还把灌溉农田的塑料做的管子也烧掉了。
  他们也攻打特种利益农业协会所办的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的头子常常是官僚,这是事实。但是财产是农民的呀!我们斗争的目的应该是推翻这些官僚,代之以农民自己所选出的民主的领导,并不是要破坏农民的财产。
  该派却把这些合作社当作敌人的组织,抢了这些合作社,事实上,却常常无意地帮忙了这些官僚,因为有些官僚已经被人控告为偷窃财物。光明派进来烧了帐簿,抢光了粮食。以后,农民选出的领导就不可能证明这些官僚贪污了。

问:你可以说明一下光明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态度吗?
答:该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态度,比采取同样路线的其他团体更为教派。譬如乌拉圭的TUPAMAROS(杜巴马洛斯派的游击队)与阿根庭的革命人民军及MOTONEROS(蒙托纳洛斯派的游击队),也说其他的左派是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武力来攻击其他左派的组织。当他们能够利用其他左派时,他们会利用的。
  譬如,TUPAMAROS认为其他左派都是懦夫,不敢采取武装斗争,但是他们也认为需要分工合作,需要其他团体在释放TUPAMAROS的政治犯的斗争及其他方面的斗争上作出贡献。
  但是光明派连利用其他团体为它自己服务的事情也不做。我们不止一次到监狱去探问该派的犯人,我们所得的回报却是侮辱。

问:其他左派团体对该派的看法是怎样昵?
答: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团体对光明派非常不满,他们甚至于要与右派力量联合起来打击它。
  我们认为光明派是革命者,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方法,我们尽量保卫他们的权利。
  当然,我们知道人民是以暴力来答复暴力,但是这应当是群众觉悟的产物,而不是一群自认为是所有农民的代表的家长式行动。
  农民自己必须决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一定要让任何部份的人民自己来作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不同意光明派的方法。
  有些左派团体很同情光明派,但是不同意它的方法中的不重要的部份。这个态度是从左派所采取的改良主义道路及无法提出另一条道路而来的。
  这些团体非常不满意光明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教派主义态度,及不许农民出卖自己过剩的生产物等等,但是他们觉得如果光明派的做法与TUPAMAROS一样的话就好了。

问:光明派在农村有基层的支持吗?
答:从他们还没有被消灭的事实看来,他们是有一些群众的支持。我认为这原因是人民的悲惨的生活条件与失望,以及左派无法提出另一条道路。
  在某些农业区,人民真的被困在中间,光明派的人来,威胁打小报告的人。然后,警察来杀死无辜的人,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支持过或者掩护过光明派。然后,光明派的人又回来,如果他们发现特种警察部队住过你的家的话,你就会被指责为打小报告的人。
  很多人只好逃离这些地区了,所以很多山区,人口非常稀少。
  在TAYACAJA(塔亚卡雅)省与HUANCAVELICA(修安卡维力加)省内的某些区域,那些因七十年代初的农业改革而被取去土地的大地主,现在又利用这个情况来拿回他们的土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指责农民,或他们的村的领袖,是光明派的支持者,镇压力量就跟着来对付这些农民了。
  几天以前,我以秘鲁农民协会的人权书记的身份访问了被关在HUANCAYO(修安卡育)监狱中的几个农民领袖。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会员,所以我现在所报导的直接来自他们的消息。虽然他们与光明派没有关系,他们还是被当作光明派而关起来。
  我们一个同志告诉我,也有农民因为私人的争论被诬告为光明派,因此特种警察部队就来,不但拆光他们的房子,连他们的邻居的房子也拆光。现在只留下一些孤儿在不毛的高原上,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给抓到那里去了。这些人完全给吓怕了。

问:我们也要听听你对左派联盟[1]的意见。
答:我们的党,革命工人党,对左派联合犯了一连串错误。
  有两个主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是团结与联合阵线问题,这是对革命非常重要的问题;另一个是政治路线问题,即明确地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在目前的具体环境中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低估了团结的需要和群众赞成团结的愿望。在另方面,我们过分重视了,或者甚至于盲目崇拜,我们自己的主义的纯洁性。
  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在布慕达政府快要结束的那段时期,并没有起劲地与工人、农民、学生及人民阵线[2]及民主人民统一同盟[3]团结。
  以后,我们又不能够把革命左派同盟[4]巩固起来,使它成为由革命者所领导的左派阵线。当左派联盟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现在在群众的眼中成为不重要的政党了。
  这是我们的大错。我们应该把具体的行动看得比形式上的宣言重要。这个态度把我们带到孤立自己的教派主义的道路。
  我们开头的立场是,如果联合阵线中有资产阶级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参加。我们当时说,革命社会主义党[5]是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社会主义党是由佛拉斯科将军的继承人所建立的,而佛拉斯科将军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起源不能是判断一个党的阶级性质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且革命社会主义党是个没有权力的不重要的党。
  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行动这样一个团体的参加联合阵线也顾忌太多,因为这个团体只有四个党员!这种教派主义的顾忌对我们的伤害很大。
  事实上,使左派联盟的领导层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倒不是某些资产阶级小团体,而是共产党。后者却是工人党。
  我们希望能够改正和克服这些教派主义的错误。当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但是还不是太迟。自从市政府的选举以后,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感到政府为了阻止左派在一九八五年大选中得到胜利,就处处跟左派为难。
  而且,如果他们在这些选举中不能阻止左派的胜利,在选举以前、当中,或者以后,就会有一个政变。
  我们必须把群众准备起来抵抗这个可能发生的政变。我们愈接近群众,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进左派联盟,虽然领导层并不接受我们的观点。
  我们觉得,左派联盟的性质还不能决定,它可以变成领导秘鲁群众取得政权的革命阵线,它也可能变成阻止群众前进的改良主义阵线。
  在左派联盟中,像迪兹与哈耶等领导人,他们的意见跟我刚刚说的差不多。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被阻止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像智利的阿伦第时期一样被左派联盟阻止发言。
  当然,在左派联盟中,也有跟我的说法完全相反的改良主义集团和成员。他们的希望跟智利的阿伦第一样:只要对资产阶级好,对帝国主义者好,对军队好,他们就会拿到政权。
  所以我们要打进左派联盟,帮忙它决定是否要变成阻止群众运动发展的改良主义阵线,或者推使群众前进的革命阵线。
  我们当然不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加入后要对这个真理保持静默。我们不认为他们会把这一点当作我们加入左派联盟的条件。
  有些人说,因为我们不是要争取选票,所以我们应该等到一九八五年选举完了以后,再加入左派联盟。但是,问题是阶级斗争并不等你的。为了使这些同志安心,我们准备签一个合同,保证我们不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提出一个候选人,而说明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左派联盟,就是要在群众中工作,来抵抗一九八五年可能发生的政变,和资产阶级的破坏。

问:左派怎样能够利用最近市政选举中的收获来增强它的地位?
答:我们认为,如果左派控制的市政府,是建基于人民会议和公开的市镇会议,以及建基于群众组织的话,他们就会强大到足以抵抗资产阶级的任何攻击,因为资产阶级想用破坏这些市政府当选人的方法,来使左派失去信用。某些从左派联盟来的市长及区长——虽然人数很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譬如,利马市的可玛斯区区长,就向该区所有群众组织领导人,及向利马市北部一些区域发出通告,要他们在每一地段选出一个代表来负责食水,负责电力,一个代表负责卫生,一个代表负责教育,等等。他要求这些代表们组织一个会议来监督这些问题,以致不单单是区长或区会议来管这些事情。
  柯兹谷市长已经要求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权力机构」。
  以这种方法来增强地方政府,就会帮助建立一个支柱,去反对右派企图破坏左派所控制的市政府,这也会帮助建立反对政变的组织。

问:在准备抵抗政变的工作中,你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工作应该做的?
答:〔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选举,使右派了解它不能再信任人民行动党或者基督教人民党[6]了。因为这两个党已经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虽然右派还会继续利用人民行动党及基督教人民党,不过如果他们要想抵挡左派,他们只好玩美洲人民革命同盟[7]的牌了。
  如果他们能够说服群众来投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票,这就会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要选美洲人民革命同盟,那就可能有改变了。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段时期,来加强反对政变的工作。我们能够利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秘鲁的宪法和其他的法律。秘鲁的宪法包含一项条文,准许人民有权以暴动起义的方法,来反对不合法的政权。我们觉得这个权利在政变发生以前就应该存在。暴动起义的权利,并不表示〔智利的〕皮诺息政权的受害人从坟墓里爬出来抵抗。它的意思是我们有权利阻止反对宪法的行动(譬如准备政变)的发展。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没有一个秘鲁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完成它的任期的。所以我们有充分权利来准备对付任何政变的企图。我们相信,这个准备工作的关键必须是群众运动团结起来,组织单一的工人协会,和单一的农民协会。玻利维亚的工人协会〔COB〕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但阻止了好几次政变,而且把几次政变所产生的政府推翻了。我们所要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团结。
  我已经在上面说过,我们必须把左派所控制的市政府,转变为建立智利式的人民权力机构的工具,使这种人民的权力机构能够对抗政变。
  我们亦应该在士兵之间发动宣传工作——这完全是受宪法保障的。我们应该向士兵及下级军官解释,他们主要是要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忠于秘鲁人民;反对民选政府的行动,是违背宪法的罪行。因此,士兵就没有义务履行不合法的命令,反对宪法的命令,譬如实施政变的命令。
  这样子,一定会有人口吐白沫地说我们提倡暴动,但是我们可以拿出资产阶级的秘鲁宪法来替我们辩护。
  我们今天正进入阶级斗争的危急时期,左派团体早日团结起来,早点克服他们的教派主义,我们的机会就愈大。

(译自1984年3月19日的洲际通讯)




注释

[1] 左派联盟(UNITED LEFT)是由秘鲁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政党与一些无党派的人所组成,后者包括新选出的利马市市长ALFONSO BARRENTES(巴伦德斯)。在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市政选举中,左派联盟的候选人得到百分之二十六的选票,仅次于资产阶级的反对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APRA)。
  在这次市政选举以后,革命工人党重新评价他们对左派联盟的态度,决定正式要求加入左派联盟。

[2] FOCEP——工农学生及人民阵线,是个左派的联合团体,其中三个人以后参加了革命工人党的建立。FOCEP在七八年五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提出了候选人,雨果·布兰科是其中主要的候选人。他得到了百分之十一点五的选票,是所有的左派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
  WDP——民主人民统一同盟,是在七八年的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另一群左派集团。它在那次选举中,得到百分之四点二的选票。两个以后参加建立革命工人党的托派团体原先是WDP的成员。现在,WDP是左派联盟的一部份。

[3] ARI——革命左派同盟,是一九八〇年一月成立的短暂的选举集团,其组成份子包括革命工人党、民主人民统一同盟,及其他各种毛派和托派团体。雨果·布兰科本来是革命左派同盟在八〇年五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但是该同盟在成立后两个月就解散了。

[4] PSR——革命社会主义党,原先是由佛拉斯科将军所带头的、一九六八至七五年的民粹主义军人政府中的著名人物所组成。

[5] AP——人民行动党是秘鲁现任总统贝隆特的政党。它的统治是PPC(基督教人民党)这个右派政党所支持的,在市政选举中,AP的票数最少,只有百分之十,PPC则得到百分之二十三的选票。

[6] APRA——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秘鲁群众中一向有广大的支持。它常常在选举中得胜,但总是被军人政变阻止它当政。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APRA非常反共,但在最近几年,它的领导层要使该党有「社会民主」的印象,所以有与左派合作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