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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空寂的城市,挤塞的田野

齐觅民

1978年9月10日《十月评论》
(励思摘译自1978年6月12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附一:《柬共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摘(作者:振言 1979年2月5日《十月评论》)
附二:《美国在柬埔寨的罪恶纪录》(1979年3月10日《十月评论》)



  美国政府与反共广播媒介都大肆报导柬埔寨内无端的大屠杀和原始的生活条件;有关柬埔寨生活的可怖故事,被用来描绘共产主义的专制、蛮横,同时亦免除了华盛顿在帝国主义战争带给柬埔寨的破坏上应负的责任。
  若要真正分析柬埔寨今天发生的事情,首先便要看美国侵略的残酷和美军弹药做成的蹂躏。
  战争摧残了柬埔寨的经济,打碎了她的社会。但这点在描述今日的柬埔寨时却常被遗忘了。记者惊愕见到男男女女拖着犁锄,却从不指出数十万的耕畜被美军炸弹杀害了。记者描述柬埔寨交通运输的原始状态,却不提到五角大厦其中一个轰炸目标是要完全破坏柬埔寨的交通运输系统。
  据金边政府消息,1970至1975年间的战争有60万柬埔寨人被杀,另外60万人受伤(柬埔寨总人口只不过700万左右)。
  战后,美国记者形容说:稻田满是泳池般大的弹坑,蔗田和椰园都炸毁了。大部份农民迫于[注:“迫于”应改为“被迫”。——录入者注]放弃田园,否则便要半永久地生活于地下,以避开轰炸。

资料的缺乏


  要重整今日柬埔寨情况的资料,并不容易。自从1975年4月资本主义政权被赤柬军推翻后,柬埔寨便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要知道柬埔寨的情况,基本上有四个资料来源。没有一个是完全可靠的,最低限度如果单独考虑时是不可靠的。
  第一个来源是柬政府的声明,或是通过金边电台,或是在间中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例如1977年10月总理波尔布特在北京的谈话。
  第二个来源是美国情报组织,如中央情报局。1977年9月23日远东经济评论从泰国发出的报告,形容一些用来搜集柬埔寨情报的设备:“美国SR71时速2200哩侦察机在八万五千尺高空、人造卫生在太空轨道上、以及所有其他军事装备都用来听和看。”
  中央情报局在透露柬埔寨的“事实”时,很明显有其政治企图。况且,它的“听和看”,并不能揭露有关柬埔寨社会甚或军事的发展情形。例如,它的侦察机在八万五千尺高空上,便不能辨别柬埔寨和越南的军队。
  报刊记者和最近有关柬埔寨的书籍作者所最倚靠的资料来源,便是从柬埔寨逃出的难民。大部份接受访问的难民是居住于泰国情况糟透的难民营中。他们的现状很不稳定,而他们要答复记者希望听到的东西,会受到颇大压力。访问时的情景,如纽约时报记者金曼所说:“新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要以查问方式从难民中套出来……”,就可见一斑。
  难民说的故事,很难加以证实。有些难民早在三年前已离开柬埔寨了。虽然如此,很少记者是以谨慎态度去处理难民的陈述的。有时,最极端和不可能的描述都作为事实报导。
  最后一个资料来源,便是到柬埔寨的访客;可是,在近三年来,很少独立观察家获准入境。四名南斯拉夫记者在1978年3月以两个星期时间游览官方指定的地点和会见柬官员。他们的报导,便是今天所知关于柬埔寨的大部份资料——不是因为这些资料很完备,而只是因为以前所知的实在太少了。
  在1978年4月,美国的毛派份子保斯坦(Burstein)往访柬埔寨。他报导说,柬埔寨正在茁壮成长。可是,保斯坦由于紧跟着毛派官僚的左转右转太久了,因此他不大可能辨别出上落之分。
  从各类资料来源(同时考虑到各来源本身的短处)可见到的柬埔寨,是受统治于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政权,其特色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经济方面,基本上是前资本主义的,而人民则需要作出极大的牺牲;这个政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的第一件以权力作出的行动,却是有系统地将该国解除无产阶级化;领导层排拒了城市工人阶级可以是作出变革的力量这观念。

金边的疏散


  1975年4月,一直只是依靠美军枪炮炸弹和美元支持的朗诺政权倒台了。赤柬军在四月十七日进军金边时,没有遭受多大的反抗。
  就在他们胜利几小时内,赤柬军队开始强迫金边疏散。仅仅几日内,首都和好些城市都撤走了原来的居民,他们被重新安置于农业区中。
  根据新政权在疏散行动中的一项统计,金边当时有近三百万人口,而战前人口是六十万人。首都挤满了由郊区拥入的难民,他们的家园已被美军炸毁了。到处都是饥饿——除了腐败而富有的一层,他们一直到最后都生活在不可想象的奢淫中——金边大部份的人口正在慢慢饿死,特别是小孩。
  (Hildebrand和Porter所写的《饥饿与革命》,很详尽描述金边在朗诺政权下的日子。本书表现了美国傀儡政权下那广大的人间苦难。若要知道柬政府下人命如何全无重要性,本书是必读的。)
  金边疏散时,新政府说,这非常措施为了要防止人民饿死,所以是必须的。米粮的供应非常危急地短缺,这声称据其他资料显示是真实的。金边刚投降之前,资本主义政权说首都只有八天的米粮,这数字为当时美国国务院消息所证实。
  但这点却不足以解释为何疏散如此匆忙,甚至老、病的都要疏散。这点亦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第一次收成后,当前的粮食危机已渡过后,首都却没有再重新迁入居民。况且,这个解释不是柬总理波尔布特1977年10月4日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解释。他当时说,疏散首都,是金边解放两三个月前已计划好了的,因为恐怕首都会成为阶级敌人的基地。1978年南斯拉夫记者访柬时,柬官员说,他们正集中发展农业区,因为城市是寄生虫的孳生地。
  柬埔寨的三分一至一半人口被强迫迁出城市。第二次强迫迁徙是在1975年末,大批的人被徙至人烟稀少但土地肥沃的柬埔寨东北部。由于迁徙远行和农业重建的艰辛,以万计的柬埔寨人逃至泰国和越南。
  柬埔寨新政权除了撤空城市外,还采取了其他严厉措施。货币被取消,钱币制度由物物交换所取代;学校和大学关闭——除“政治再教育”中心外;所有外国人被逐出境。从柬埔寨的密封国境,只有零星的资料泄透出来。新政权成立一年后,西哈努克的挂名元首职位被除去。至于总理波尔布特同时是柬共党书记这事实,也只是77年9月他到北京时才披露的。

柬越边境战争


  1978年初,柬越开始公开边境战争,柬才引起国际注意。两国开始严重冲突,似乎始于77年4月,但到12月31日柬宣称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时才正式证明这个事实。
  柬越两国均互相指责对方引起冲突,侵入本国领土;而每次冲突后双方都报捷。金边电台对越南的强烈谴责,充满民族主义激情。他们谴责越南的野心,并翻起旧帐,指责越南领导层在柬国独立战争时出卖了柬国,例如54年的日内瓦谈判,越南不支持赤柬对法国提出的要求;当西哈努克的军队在追杀共军时,越南仍劝柬人民支持西哈努克;更出卖赤柬领袖的身份和藏匿处给西哈努克,以换取越军在柬国的庇护处和物质供应通道。当西哈努克在70年被推翻后,越南又施加压力,迫柬埔寨接纳西哈努克为名义上的领袖。最后一次出卖,是73年1月的巴黎和谈,越南试图劝赤柬停战,与美国和谈。78年4月6日的纽约书评说:“73年上半年,基辛格企图以柬埔寨停火作为美国供应越南重建援助的条件;可靠消息显示,北越的确曾试图迫压进行谈判。”当柬国人民拒绝时,河内便开始限制赤柬的军火。
  77年4月,资料显示曾有一个推翻波尔布特政府的政变企图,而亲越份子被指责为政变策划者。政变失败后,军队和党进行了清算亲越份子。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颂扬波尔布特粉碎了“国内与国外敌人的阴谋活动”。据西方记者报导,越南现正进行对俘获的柬埔寨士兵的“政治教育”课程,企图将他们争取过来。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越南是企图利用这些“改良”了的柬军,配合反政府的柬国难民,组成在柬埔寨进行新的亲越“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

“人间地狱”?


  越南政府否认意图干预柬国内政或侵占柬国领土。越南称柬国政府掀起整个冲突,是希望将注意力引离它本身的弱点,分散国内的反对,并制造藉口来“清算革命者和爱国者”。河内电台形容金边是“人间地狱”。
  柬埔寨未必是“人间地狱”,但她并不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所努力追求的社会,亦没有柬国叛军几十年来与法、日、美打仗所争取的自由。即使我们不谈有关清算和大屠杀的报导,单看柬埔寨今日的人民生活,仍是极度艰苦、完全缺乏社会自由或政治民主的。
  外国访客第一个印象,就是柬埔寨差不多完全没有二十世纪城市生活的技术与社会机构。第二个印象就是一面倒地强调农业生产,并以社会的半军事组织来执行这独一的任务。

死城


  曾有接近全国三分一人口居住的金边,现在差不多是空寂的了。金边疏散五个月后,在7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的助手到访柬埔寨首都,形容它是一个“死城”。他们估计当时人口是五万人。78年初,几名北欧大使形容金边是一个“鬼城”。有人告诉他当时金边人口是二万人,但他们说似乎是更少。而柬国官员告诉他们并没有重建该市的计划。
  这些外交人员和其后到访的南斯拉夫记者都发现金边今日的居民,不是以前的城市居民,而是刚从乡郊到来的士兵的农民。几名南斯拉夫记者所见到的以前在城市长大的人,则是在乡村的工作队中。一名记者报导说:“在这些工作队中,我们有机会遇到以前首都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工作热诚激励下,暂时抛开法文,而获得其他有用的工作经验。”他们继续报导说:金边的街道是空的。在一些街道上,种植了白菜。所有路牌被漆上白色。所有交通灯都不亮了。“很多屋后天井堆着破毁的家具和汽车的外壳。市郊就像汽车坟墓一般。”
  柬埔寨没有邮局,没有电话服务。国内唯一通讯方法是村落间的消息的手递。三年来都没有电视节目广播过了。与国外没有邮政或电讯的交往。信件在柬官员检查过后,每月两次以手传方式用外交邮袋空航到北京。柬埔寨内有一份报纸,名为“革命”,每份有四版,一个月发行三次。有一份杂志,隔得更久才发行。有一个电台——金边电台——民主柬埔寨之声。

儿童参加工作


  南斯拉夫记者闻说,乡村已开始重开小学,虽然只教授几个科目。柬埔寨仍没有中学、商业学校或大学。记者被带往参观一间小学,位于里堡农业合作社内。该校教师说,她以前未教过书;她现在教书,只是因为共产党派她做教师。
  很多儿童似乎完全不上学。记者形容说:“在很多地盘和稻田里,我们见到年纪很小的儿童,充满工作热忱;当我们早晨步经村落时,我们时常见到更多男女孩是拿着农具而不是书包的。”
  南斯拉夫记者在柬埔寨摄制了一套影片,曾在法国电视上播映。法国托派周报形容儿童工作的情景:“工厂里有些在工作的是十二岁的儿童——其中一人要站高在箱子上才能做工。同样年龄的儿童,组成了渔船全部船员。一名柬官员解释说:‘以前战争时,这年纪的儿童已背着枪,驾驶着货车了’,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理由。”
  波尔布特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柬儿童大部份时间用在工作上这事实辩护。他说,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合作社和工厂中学到。
  柬国儿童除了工作代替上学外,也以工作代替游戏。远东经济评论77年10月21日引述柬埔寨总统乔森潘的谈话:“我国儿童不玩玩具车、玩具船、玩具枪——这些玩具以前要以相当费用入口。我国儿童乐于在田中赶走麻雀,看守牛只,收集天然肥料,帮忙建造水坝、堤岸和开掘水塘、渠道。”
  柬埔寨据报导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货币的国家。每人按期分配得米、盐、以及一年一套工作服。个人可以以小量货物交换来获取其他用品,但这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合作社内。理论上,价格是由政府定下,是用瑞尔——旧的柬埔寨货币单位——来管制这类交换。但实际上合作社的成员并不追上定下的价格,因为根本没有货币流通。
  金边只有一间店铺,只是为外交团体而设。它一星期营业两天,只收美元。
  波尔布特在北京说,薪金的取消和代之以“公社式支助制度”,已解决了城、乡、工、农,和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但事实是:柬埔寨那没有货币的经济,与任何一种共产主义平等都全无关系。这个经济只是基于最原始的面对面的货物交换。没有货币,只反映了该国没有贸易,没有商品生产。说到生活水准已拉平(波尔布特大力强调这点),其实只是全部降至颇悲惨的程度。
  差不多整个柬埔寨人口都好像在从事农业生产。全国特别强调建设和重建水利系统,因大部份都已毁于美国炸弹之下。现有的轻工业,大都是有关农业生产或堤坝建设。波尔布特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在重建工业时,新的工人被雇——即他们在旧政权下不是工人。
  柬埔寨的人口现组成农业合作社和流动工作队。合作社是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通过合作社来分配食物和组织工作。南斯拉夫记者的结论是:在柬埔寨,如果生活在合作社之外,差不多是不能生存的。至于工作队,是有时多至二万的年青人的队伍,他们从一个建设计划到另一个地点工作着。
  政府订下唯一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似乎只是喂养人口。但这点能否做到,报导亦不一。柬难民全都诉说有广泛的饥饿与饿死。但到访柬埔寨的人却都没有见到饿死的证据,大都报导说食物供应足够,即使未必充裕。保达研究关于印支食物生产所能获得的资料后,认为柬埔寨的情形比老挝或越南更好(虽然保达有点过于不批判地接受金边有关农业成果的声明。)美国国务院一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柬埔寨去年的收成甚佳,人民可能食得较好。有报导说已有大米出口。”

没有政治自由


  我们不需要接受难民关于强迫集体结婚和政治恐怖等极端故事,亦可知道柬埔寨很少社会自由,更少政治民主。国内旅行受到限制,人民似乎不能决定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和同伴。
  共产党,据波尔布特说,是统治着柬埔寨,但它对于大部份人口来说是模糊和神秘的组织。记者米可域报导说:“今天,党有一个名称,一个书记(波尔布特),一小撮领袖——不过十人。普通的党干部仍完全秘密行事。在基层,谁是党员都是秘密的……”。普通的人民没有任何方法表达他们的感受或是左右政策的决定。虽然有举办“政治教育”班,但政权仍未发行或供应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此外,开始有报导关于统治阶层的享受特权。这些是难民提供的,仍未得其他资料来源的证实。一名居于泰国的难民说,官员和军队获得特别待遇,他们另外住和吃,有最好的食物,包括鸡和猪肉。另外一名难民,以前是士兵,他说士兵按期获派衣物,而且有鞋子,这是平民没有的。
  远东经济评论描述根据美国情报消息(可能基于难民的证供)而得出的柬埔寨大米的分配情形:“最高官员获分配最多,然后是正规军,然后,地方军队较少,最后是一般的人民。”
  最值得怀疑的消息,是关于柬埔寨的大屠杀和恐怖手段,用以控制人民。但就是这类消息在西方报纸中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有些证供已证实是假的了,例如说金边政权屠杀了一百万人。又例如说一些“偷运”出柬埔寨的残暴照片,被登载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报、时报等报刊上,但华盛顿邮报78年2月19日报导:“几位美国和其他专家相信这类照片是在泰国拍摄的。”泰国一些难民亦描述说,有些村落整个被冷酷屠杀;有些甚至说,差不多所有在朗诺政权下的知识份子和士兵全都被杀,甚至他们的妻儿都难逃浩劫。
  难民的证供,单独来看,是不可靠的。难民通常身陷的困境甚为绝望,因而他们尽量描述逃离国家的黑暗会对他们有利。一位能操高棉语的记者在访问泰国难民营时,难民告诉他,难民营的管理人特别挑选一些难民去见不能说高棉话的记者,而“只是挑选能讲恐怖故事的那些难民。”
  波尔布特在北京的一份声明,或可用作辩护清算和处决。他承认“我国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他谴责“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着”;他说,“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有些暗藏的家伙伪装成人民。”波尔布特估计这“一小撮”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即十六万人。
  我们能看到的是,已逃离和正逃离柬埔寨的难民,并不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反动份子”或与旧的殖民和新殖民政权勾结的同党。大部份似乎是贫农——正是政权现在建基其上的社会阶层。纽约时报记者访问后说:五千泰国收留的难民,没有十人能说起码的法文,没有一人能说流利的法文。该记者与居于越南的难民谈话,发现有些是橡胶工人,有好些以前是柬埔寨共产党党员,并且是长期的解放战士。
  柬埔寨领导一直以来都从农民中争取支持。它的统治是基于农民阶级之上的。它拒绝接受说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可以基于工人阶级而建立革命运动这观念。它的所为只是解散和削弱工人阶级,而不是加强工人阶级。
  明白了柬埔寨政权的农民方针,就能了解这个政权各个重要的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城市的偏激、文化的落后(例如教育问题)、强调自给自足——即使在最原始和艰辛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政权不能带领柬埔寨从美国战火引起的可怕经济和社会破坏中复原,更不能带领柬埔寨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



附一:

《柬共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摘

(作者:振言 1979年2月5日《十月评论》)


  1977年9月27日,波尔布特在柬共公开大会上正式宣布,解释柬共“对遭受到美帝毁灭性侵略战争的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应该怎样恢复和发展生产时说:“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我国人民革命激情,经验和创造精神基础上的。我们把农业做为一个基本因素,把农业资金用来逐渐建设工业,目的在于在牢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基础上,尽快把落后农业国建成柬埔寨工业国”。他说,柬埔寨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他要用农业资金去建设工业,又要“尽快地增加人口”,目标是从目前的近八百万增加到二千多万,即要这样落后的农业“尽快地”供养多一倍半的人口。而“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党的方针是边学习、边为保卫和建设国家服务。……我们的学校主要建立在合作社和工厂。……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见同年十月四日北京人民日报)

  (韩桑林的)“阵线”在一月前发表的十一点政治计划,大部份可说是针对柬共政权最不得人心的措施而提出的,例如:居住、迁徙、结社等自由;建立有交易市场的计划经济;发行货币;恢复货物流通;废除强迫婚姻;建立学校;等等。(见1979年1月9日华侨日报载路透社8日电)。

  中共多年来一直尽力支持柬共,视后者为最亲密友好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以前则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柬共一切以中共为师,深受中共的影响,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柬共多年来实行这样明显地错误的国内政策,中共却没有帮助它加以改正(特别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甚至在去年十一月初,还特别派极力维护毛路线的汪东兴去访柬,以表示对柬共及其政策的坚决支持。


附二:

《美国在柬埔寨的罪恶纪录》

(1979年3月10日《十月评论》)


  在越柬事件中,卡特政府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报纸都强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早几年对柬埔寨的疯狂军事侵袭。
  在1970年4月,中央情报局支撑朗诺进行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不久,尼克松命令美军进攻柬埔寨。轰炸延续了三年,共有44万吨炸药落在柬埔寨全国各角落,平均每一个柬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承受一百磅以上的炸药。
  金边在1975年4月被柬共攻陷后,记者看到的是一片荒毁的景象。纽约时报75年5月9日报导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破毁的桥、荒弃的田、疏散的城市……我们经过有些地方是内战早期被美国空军炸毁的,田野里到处是像泳池般大的弹坑。”
  伦敦星期时报75年5月11日描述离磅湛不远的一个村落:“这儿完全被战争摧毁,一座桥和一间屋也没有。”
  柬共政权夺取金边后,宣布在五年战争中,有60万柬人被杀,60万受伤——全国原有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