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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只能由你自己去争取』
作者：（爱）麦雅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4月 第九卷 第四期（总第64期）
[按：麦雅基是北爱极有影响力的革命者。她十年前曾获选为国会议员，一直投身北爱的抵抗运动，当北爱政治犯为争取政治犯地位而进行绝食抗议斗争时，麦雅基成为『保卫H座／阿尔马监狱囚徒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为政治犯的正义要求争取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她在纽约一个支持北爱政治犯的集会上作演讲，演词真切感人，由读友译出寄来。原文刊于（洲际通讯）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虽然过去十一年来大部份时间我都是谈论爱尔兰的形势，但我实在难以处理和接受目前的情形。
我相信很多在爱尔兰的人在谈到八○年的事情时，很难保持理性和毫不动容。我们很难忍受在绝食示威时期所产生的个人情绪。
对我来说，这是奇怪的。我可以颇客观地谈论刺激我的企图[1]；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很难毫不动容和客观地谈论绝食至死的十名囚徒。
每一个绝食者在我脑海中都留下一整串的回忆，像静物照片一样。我记得我们候待桑德斯的死讯的那一个晚上，以及与死讯俱来的痛苦汹涛。
我觉得很难忍受这痛苦。过去十一年来，我曾经成功地——我现在也要继续下去——去抗拒痛苦。我以为个人的痛苦只能够摧毁你自己，它无益于进步的斗争，因为它以仇恨毁灭我们。
对我和很多在爱尔兰的人来说，从来就没有过要宽恕的艰苦斗争。我们不难去宽恕英国人，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曾企望过从压迫者方面得到压迫以外的东西。
我们不难宽恕奥斯特的保皇党，因为他们是压迫、分裂、种族主义和偏见的牺牲者。
我觉得最难宽恕的是我的同胞们，我相信这可以追溯到东尼那时候[2]。我觉得最难宽恕的是商人阶级！
我记得我们在等候桑德斯的垂危将殁时的情形。即使像哥力士伦这般细小的市镇，也有人站在街上为桑德斯祷告，他们并非全部都是虔诚的信徒。但在尽了所有努力后，我们——甚至我自己——最后也只有冒着雨站在街上祈祷。
在那个镇里有些自认为好天主教徒、好基督徒的人，劝谕人们不要和我们一起祈祷。真的，附近一名天主教神父在教堂里警告人们要当心和谁并站一起、和谁一起祷告，免得他们的祈祷成为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
教堂本身说祈祷是不智的、不当的，这点是它叛卖的最后印记。他们尝试要我祈祷足达十年之久；而有这么一天，当我终于祷告时，天时、地利、人和却都出错了。
为此我很难原谅他们！
我回忆到晓士死时，以及他的父亲被爱尔兰皇家警察抛掷到街上时的情景；他们在晓士死后还深怀仇恨和恐惧。
一队武装警察害怕一个死人的尸体，这个事实使人不寒而栗。他们惊怕得要把晓士的尸体从他家人手中抢出来置于警车内，还威吓要把他的遗体运往山间焚烧。
我记得每一个囚徒的优点。麦基萨，一个来自南亚尔马的文静的男孩子。他的兄弟是个教士，我相信他也难以处理当时情况，因为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差点也被背叛了。
麦基萨兄弟俩都是沉静的；生来具有平民性的共和主义的本质。
一个从德里城来的年青人奥哈拉，他在十四岁时，由于是一个德里街头的小伙子，因而被保安队枪伤。
我又记得那个由他的八个姊妹肩负到墓地的麦艾维。这个记忆特别生动，因为它演示了我们女性在斗争中的力量，与及在那八位把她们的亲兄弟扶持到墓穴的女性的尊严中找到的力量。
麦艾维进入监狱时是十八岁。他死时是二十三岁。从十八岁开始，他身上便没有穿着衣服。足有五年，他赤裸着，唯有里毡蔽体。十八岁起，他便不曾读过一份报纸，不曾读过一本书，不常见到太阳。
所有这些人都死得那么早，但他们所要求的似乎是多么的少啊。在爱尔兰，有些人很混乱，因为他们提错了问题。
他们问，为甚么这么年青的人为了这些『小事情』而死？桑德斯为甚么死？他的死是为了衣服，为了结伴，为了与他的家人有联络的权利。
要是他们愿意低头接受穿着囚犯的制服，承认他们是罪犯，那不是更聪明吗？要是他们像爱尔兰里的那些人所说的安静地服役至释放为止，那不是更容易吗？
问题就在这里！
那些没有混乱的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政府，怎么样的社会，宁可把青年人迫死，而拒绝让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和家人通讯、和同囚们往来？是甚么驱使英国政府这样做？
为甚么首先绝食至死的桑德斯会在全世界成为一个象征？是甚么使人们这么坚决，这么迅速，这么不妥协地站在他的一边？
衣服、工作、结伴不过是一个圈套。它们只是桑德斯和其余的九个人所真正要求的一种象征。它们只不过是囹圄在北爱尔兰监狱中的囚徒所要诉说的象征。
囚徒们企图要说：『我们不是这个问题的导因，只是这个问题的结果。不管你同意与否，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试图了结问题。』
一个政府拥有权力，一支军队拥有权力，能够不管正确与否去缔造法律，加强法律，建造监狱，和把年青入往里面送。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把人类与人类的尊严分隔开来，把人类要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分隔开来。
这就是桑德斯和其它囚徒一直尝试要说的。你可以拿走一个人的自由，你可以囚禁他的肉体，但是你不可以囚禁他的思想或灵魂。没有一条法律比生命还强盛，也没有一条法律比渴望自由更顽强。
我们的囚徒因此而死。又因此全世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的一边——无论他们是黑人、红人、黄种人、白人；也无论他们是美洲人、伊朗人、欧洲人或非洲人。
因而，全世界的压迫者站在一起反对我们。也因而，那些心灵脆弱的自由派们，赶忙去筑造一道不曾存在的围墙以能骑跨在上。
囚徒们赤裸和孱弱，手无寸铁地作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象征屹立着，他们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他们证明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桑德斯没有被打败。绝食者们没有被打败。在日尽的时候，桑德斯为我们所有人所做的——也是为爱尔兰这一代和后代所做的——就是拿走了人类最基本的恐惧。他们为整一代的爱尔兰人拿走了对死亡的恐惧。
有很多人——全世界的军队——毫不害怕杀人；军队就是训练来作这种用途的。英国军队不害怕杀害孩童，不害怕射杀街上的人，不害怕在战争里杀戳。美国政府不害怕把我们全体投进核子战争里。
现在，因为囚徒们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一件打不败的武器：我们再不害怕死亡。
所以他们怎能阻止我们？有甚么东西能够威吓我们？他们试过拘留、囚禁，甚么都试用过了。
我们被赋予了希望。不须在来生，不须把自由的火炬交托到我们的后世；我们这一生、这一代，可以看到自由的爱尔兰。我们可以看到它，因为我们被付托责任要看到它。
自由再不是个梦想。它不再是被简单地哼唱，再不是被我们说成是毋须在现在努力争取的良好意愿。
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中有些人很难明白自由是甚么。现在，我接受了一个教训，所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接受了一个教训：自由不是一件礼物，没有任何人会为我或我的利益去赢回来给我；无论是爱尔兰共和军，爱尔兰民族解放军，人民民主党都不会的。没有一个组织会解放爱尔兰并将之像礼物般送给我们。
自由只能够由你为自己去争取。我们要一起努力，每个人都有他的作用，每种意念都有它的功能。
我们怎样去拿取我们的自由？怎样去赢取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暴力的问题。我从来都不能弄清楚暴力是否为道德所容许这个问题。我明白暴力、武装斗争的战术和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
但是我不打算跟赞成第十一诫的人花费时间去争论使用暴力的道德问题。
第五诫说：『毋杀人』。第十一诫附加：『除非汝先赢得选举』。之后，似乎你可以随所欲地残杀任何人
你赢了选举，把制服穿在人们身上，然后你把他们送出去杀人。你高坐在天子位上缔造阴谋，把你的子民推往战争，去攻打别人的国家。
然后你转过来对那些没有工作、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的人说：不许使用暴力。
我不能接受这种论调。不要向我说受压迫者用武器来反对压迫者的暴力是非道德和非正义的；这简直就不是行得通的建议。
或许我们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进步和自由，不过这不是任由我们的选择。选择权在英国人手里。倘若他们停止残暴地迫害爱尔兰人民，那便不会再有暴力。
应不应该运用正常的民主孔道——如群众运动、集体抗议、选举——这不是由被压迫者去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那些自称非常珍视民主的心灵脆弱的自由 派去决定，因为我们在绝食示威中已学会很多东西。
我和许多人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便一直辩论！我们被 拉倒退后，囚徒在七六年丧失了政治犯的地位、剧化和 猖獗的镇压，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庞大的联合行动，及 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的原故。
这场辩论在一九七九年基本胜利了。我们再度有效 地组织庞大的街头运动。我们争论应否运用选举的策略 ，结果一致同意把桑德斯推举为竞选者。
我们和平地、民主地，采用投票方法把桑德斯成功地选举到议会去。
那么那些叫我们运用民主孔道的人做些甚么呢？那 些说不是反对我们的目标、而是反对我们的方法的人做 甚么？他们有没有说桑德斯的支持者既然已经和平地、 民主地经过投票赢取了选举，就该得到他们的要求呢？
不！他们说『选举的规则有些毛病，因为我们的对手赢了』。接着他们把这把戏的规则修改了！
但是即使修改了这些规则，我们再度推举卡朗代表 囚徒的利益竞选议会席位；我们再度获胜。但是他们又 说甚么呢？『我们就当卡朗不存在吧！』
所谓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理说他会接见任何一个民主 选举的代表——除了卡朗之外。为甚么呢？他说：因为 卡朗要推翻国家。但是我想倘若你通过了选举投票箱的 话，你是被赋予权利去推翻国家的。
我们发动了十万人在都柏林的英国领事馆前示威。那些相信应服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的人，会不会说这的确是非常多人呢？
我们改变了南爱尔兰政府的本质。我们运用南爱尔 兰的投票箱，在当地掀起了——如国际股票市场使用的 可怕术语——政局不稳。
我们把FFP赶离政府位置，把南爱尔兰的政府权力均衡牵系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躺在墓穴里的陶海棣，另一个是在长基监狱的艾纽。[3]
那就让那些向我们说前进的道路必须通过民主运动的群众参与的人去决定他们自己相不相信这话吧——而我是相信这话的。但是不要在向我们说过了要循着选举投票箱的话的同时，却去修改选举的法则，而且还指望我们说：好的，我们认输了。如果这条路不通行，那么我们就无可选择，只好走另一条路！
他们必须明白，留下给我们的选择，不是暴力或非暴力的问题。选择是：我们还让他们继续杀戳我们吗？让他们把我们的肉体、思想、灵魂残杀殆尽吗？不必期望我们会接受这种选择。
很多人问我，为甚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政府不愿牵涉入爱尔兰人民的事业，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的关键角色跨越了世界政治的所有层面。
我们是介于第三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内部斗争之间的闸门。我们从来就与世界上所有在文化、社会、政治和民族方面的受压迫者有坚固的关连。
这是这里的美籍爱尔兰人直到现在才准备原谅我在十一年前所做的事的原因；那时我对，他们错。
当我在十一年前来这里的时候，那时我年青、明确、是女性、是爱尔兰人；但人们不能接受我是个激进派、左派，何况我又有那么多关于黑人的话要说。
但在十一年前，能够确凿无误地明白我的说话的人，恰恰就是那些黑人、波多黎各人、支加奴人和被压迫者。
现在，经过整整十年的斗争，我们看到爱尔兰的人民和在承受苦难的南非、波兰、伊朗和萨尔瓦多的兄弟姊妹们是并列在一起的。
由于我们在爱尔兰所处的位置，使到我们同那有组织的以工人力量为基础的斗争成为一体。我们是欧洲和美国那种内部斗争的一部份：生产世界财富的人和既得财富利益并用之来压迫前者的人之间的斗争。
所以美国政府比其它政府更加不愿意面对爱尔兰问题。所以美国传播媒介所说的都是些垃圾；它们昨天才报导在北爱尔兰有一个基督教兵士遇害身亡。它们怎么知道这个兵士去那个教堂的呢——假如他会去教堂的话。这个兵士不是由于他在星期天有没有去教堂，或去那一个教堂而被杀害。他被杀害，只因为他穿着的制服，只因为他是一个英国兵。
如果传播媒介愿意把这个情形如实报导出来，这段新闻便不是那么光荣和美妙，而是有意思和可以理解的，那么就会有许多人明白这段新闻了。
诚然，我们需要这里的人的经济援助，需要人们的支持和同情。可是，在美国捐助、同情我们的事业的人，必定要明白一条原则：他们可随意既赞成又反对压迫；但他们不用指望我们会向这个矛盾讨好或让步。
他们迟早要选择他们的立场。人们会首先反抗会伤害他们的压迫，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反抗对我们的压迫开始。
但是如果我们要向进步发展，如果我们终于学懂和掌握中止伤害我们的压迫的方法，那么有朝一日我们也必要去决定反抗那或可偶然地会有利于我们的压迫。
这个国家的人比别国的人更加需要明白这一点。不管我们会怎样指出这个国家的现实，驱使和吸引很多人来到这个国家的梦想，是他们认为这里是勇敢的人的家乡和自由的土地这个信念。这里是从世界各地逃离压迫到来的人的大熔炉。
我们每个人——不自觉地和不是经过我们的努力——都是压迫那些先父们逃到这里来的人的一部份。
我们应该团结一起和认识爱尔兰在为世界正义的斗争的重要角色。我们要认识这个大陆在支持爱尔兰人民的运动的重要角色；这个支持运动不单因为他们是爱尔兰人，亦因为它构成在爱尔兰的压迫的一切病征、因素和使所有受压迫者一起共鸣的其它原因。对我们的囚徒的支持显示正是如此。
我曾经在波士顿的一个反种族歧视主义集会上演说。我能够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南非黑人运动、黑人运动、支加奴运动和东欧国家来的讲者并讲，是我的特权。当我聆听他们的演说时，我突然有种感触：无论施于世界上甚么地方的甚么压迫工具，鲜有不曾运用过压迫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地。无论是饥饿、种族灭绝、宗教偏见、种族主义，这些手段，都曾在爱尔兰运用过，而在他处臻至完善。
所以我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美国冲破只有爱尔兰后裔才该明白、关心、支持爱尔兰问题的模式。
让我们把爱尔兰问题带到美国的和平运动、人文运动、自由运动、黑人运动、波多黎各人运动，以至整个社会大熔炉中。
让我们忘记在四十年代谁对谁做错了甚么事、在甚么问题上谁站在错误方面、或谁在五十年代时是种族主义者。
我们该接受起步的不同，而我们在斗争中就会学习。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去建立保卫爱尔兰——以至全世界政治犯权利的运动的时机到来了。泰勒肯定是政治犯[4]。在很多国家里的多数人，如果不是自觉的政治犯的话，至少也是政治的牺牲者。
让我们建立一个有原则的运动。我们要建立一个原则上反对压迫的运动，原则上拥护人权的运动。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就把这运动建基在它的社会里最强盛的部份：联合起来的工人群众上。
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用以反击爱尔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压迫的运动。
然后在最后的一刻时看看，我们有没有建立了一个中止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压迫的运动吧。
注释：
[1] 麦雅基夫妇在八一年一月十六日在家中遭保皇党枪手突袭，身受重伤，幸能痊愈。本刊八一年三月号报导了此事。
[2] 东尼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共和党人。他在一七九一年创立厂团结变尔兰人协会』。他曾试图寻求法国协助抗拒英国统治的斗争。在一七九六年，一万四千名法国军队陪同东尼向爱尔兰出发，但舰队在风暴中被分散。东尼在一七九八年的起义中被英国人逮捕，判处死刑。行刑当日，东尼自割喉咙，七日后死亡。他相信要争取爱尔兰的自由，就要基于『无产者』。
[3] 陶海棣和艾纽，都是被囚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他们在八一年六月十一日在全国普选中被选为南爱尔兰国会议员。当时，在『保卫H座阿尔马监狱囚徒全国委员会』支持下，九名囚徒参加竞选。陶海棣获选为国会议员时，正进行第四周绝食抗议。八月二日，在绝食七十三天之后，他牺牲了。
[4] 泰勒是一名黑人青年，于一九七五年正路易桑那州被诬陷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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