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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
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向国会作了一个增加物价的报告之后，不到十二小时，波兰各大城市的工人就以罢工、示威和暴动，给与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官僚统治阶层重大的打击，迫使它在宣布加价不到廿四小时之内，又将这个计划取消。
雅罗谢维奇的报告中透露，官僚层计划在六月廿八日起提高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食糖加价百份之一百、肉类百份之六十、鱼类百份之六十九、牛油和奶酪百份之五十、家禽和蔬菜百份之三十。
工人的反应极之迅速而激烈，反映了波兰国内潜伏着的社会不满。在华沙近郊的乌尔苏斯，约五千名拖拉机厂工人截断了通往首都的火车路轨，躺在车轨上。在华沙南面六十哩的莱谭，皮革厂和肥料厂的工人抛下工作上街示威。根据报导，这个市镇的粮食店和酒类商店被搜一空，三层高的共产党总部被焚。在柯尔西斯丁、西西顺的船坞工人都进行静坐罢工。
乌尔苏斯一名工人说：“今天整个波兰都在罢工”。另一名被路透社记者问及是否“准备与当局讨论当前局势”时，他回答道：“我们无需要讨论，当物价回复原价我们就会回去。”
这样的坚决的情绪，迫使官僚层迅速退却。雅罗谢维奇在六月廿五日走上电视，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却宣布工人对此“有很多建议，值得密切分析，而这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检讨这件事情，并且作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几天之后，官僚层以稍为强硬的语气，承认工人对加价的强烈的反对。根据法新社六月廿七日从华沙的报导说：“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长斯齐齐潘斯基昨晚在广播中对这场暴动发出官方评论，透露了廿五日在莱谭市的皮革厂曾发生暴动……他在广播中抨击“在乌尔苏斯和莱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他并且说：“捣乱份子和流氓的行为，在很多的集会上受到严重谴责。”莱谭市长亦宣称：在抗议行列中“最活跃的是醉酒的流氓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这些官僚没有解释到，假如他们的评论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急急宣布取消加价。
其实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是有十足理由去作出取消加价的决定的。他们不会忘记六年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那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工人的罢工和暴动，迫使波共撤换了当时的总书记哥穆卡，而由盖莱克代替。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使到波兰官僚层五年来不敢再增加物价。而且，最近的暴动显示出十二月暴动的记忆和传统仍然深深地留在波兰工人阶级的生活里。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撒伦车厂的工人在一九七○年都与波罗的海沿岸船坞工人共同战斗。
这一次，波兰斯大林派聪敏地避免使用警察和暴力，为了避免工人群众反而进一步向他们的特权利益挑战。长期以来，官僚们都要求波兰工人作出牺牲。工人们的忿怒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党官们和工厂经理们能够从专门店买到最好的舶来品、香烟、酒、甚至乎化桩品，工人们对这种享受不单望门兴叹，而且还被要求作牺牲，要求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要让物价高涨，而让最低收入的工人受最大的打击。
一名工人向一名美联社记者说道：“自从战争以来，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却没有好转。工人们并不是低能儿。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造出船只。但不单没有看到我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却告诉我们去勒紧裤带。”他的说话是有代表性的。在苏联，离异份子运动通常是以文艺和知识分子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形式来出现，但在波兰的暴动，却提出了要求消灭官僚特权。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之将会再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防止人民群众能有权利去民主地控制社会上、经济上和生产上的一切决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却是工人国家底计划经济所必要的。官僚寻求解决因官僚控制、扼杀工农民主和创意而做成的社会矛盾的方法，用所谓“科技改良”，提高社会上较有特权的层份（下层党干部、工厂经理）的利益。
因而，波兰政府每年以五亿元来补助粮食价格，并且就像资产阶级政府藉此来申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样，宣称“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长期地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虚伪的论点。以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一部份来补助他们的生活，不单是可能，而且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为什么一个建立了国有化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国家中，仍然不能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满足群众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毛派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七月三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的文章道：“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波兰全国，打击了苏修，震动了东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一次生动表现了光荣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阶级不屈服于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敢于高举革命造反旗帜的强大战斗力。
“……长期以来，苏修从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为了霸住东欧，觊觎西欧，对波兰在政治上加紧控制，在军事上加强占领，在经济上加强掠夺，给波兰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可以坚信，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苏修控制、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同时，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题为“波兰修正主义者走投无路”的文章，将毛派的立场更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在这些的确很滑稽的[取消加价]举动背后隐藏着波兰经济的灾难性景况，隐藏着波兰修正主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真相，隐藏着波兰资本主义复辟后果的真相。
“……资本主义复辟、经济破产、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后果，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使波兰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波修头目最近作出涨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毛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已在波兰复辟，并且是做成当前“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在苏联对波兰“经济掠夺”之上。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企图掩盖着真正的理由。
说“资本主义经济”做成了波兰的经济困难，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古典”而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从而做成一个明显地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的结果——惊人的失业率。然而，波兰的经济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共——所共同面对的困难）却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的落后和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工人国家内的官僚们，有些利用行政手段动员大量群众投入生产的方法（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很低）；另一些则利用所谓“科技改良”，物质刺激等等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工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经济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共官僚目前派系斗争的基本内容。
官僚层一天拒绝给以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去决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可能真正争取到他们的真正合作来实行这些政策。不单如此，工人们还会以旷工、怠工等等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隔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路透社从华沙发出的电讯指出：“在它对旷工和怠工的战争中，波兰对于没有理由而请病假和离开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人采取了新的惩罚规则。”
官僚层面对的一个矛盾就是：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国家经济和计划生产；给与工农以民主则会扫除官僚自身的存在。这种矛盾解释了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采取改良的政策，一时又转而采取压迫的方法。并且由于官僚寄生的计划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官僚统治固有而恒常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官僚的派系斗争）。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里资本家的角色不同，国有化财产并不需要官僚层来在经济上扮演一个角色，官僚阶层只是一个寄生体。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则在基本根源上与波兰（及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危机不同，却对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压力。差不多过半的波兰贸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到波兰入口货的付款在过去两年内多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而一九七四——七五年的经济衰退，使到波兰对资本主义的贸易，平白丧失了一亿元。
所有工人国家都面对类似的问题。苏联以高价购入大量的谷物。各国工人国家（包括中共）亦以通货膨胀做成的高价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入机器和科技产品。
六月廿九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在捷克，一个被称为‘重整’批发价的计划已在今年一月提出，现在正希望在一九七七年初实施；
“在匈牙利，政府已在‘原则上’决定了在星期日开始实施肉类价提高百份之三十五。
“在维也纳，上星期报纸报导在苏联的粮食配给。”
工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更明显地暴露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中共的“自力更生”）的错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了一国之内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受到了托洛次基的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之追随这条路线，符合于官僚层狭窄的、寻求安定的利益，必会导引出一条自觉的反革命外交路线，放弃了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将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变成苏联官僚的工具。这条路线发展至今，已做成共产国际的瓦解，使到各个取得政权后的工人国家、各个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互相为了自身狭窄的利益而冲突，而且各工人国家还在“集体安全”、“和平共存”、“缓和”等等名目之下，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托洛次基还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就算工人国家能够避开帝国主义的进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平面上建立。
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就指出，资本主义底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力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束缚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越过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平面上建立起合作互助的社会，才能加以克服。
但是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基于各自的利益，根本就不能在各个工人国家间（尤其在苏联，中共和东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他们并不曾严肃地尝试去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分工以超越民族疆界加诸于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它们互相争夺，较大较强的则欺压小的。苏联对东欧国家近年将原油输出价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提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之一。
官僚层对工农民主权利的剥夺，以及它企图放弃国际主义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空想，其实才是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中共官僚层却利用它来鼓动起波兰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和指称是由于波兰追随苏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后果。因为中共官僚害怕和明白到，波兰官僚层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只不过还没有那般表面化吧了）；而根源亦是相同的。
中共官僚将事实扭曲，东欧和苏联的官僚则索性将整体事情隐瞒起来。六月廿七日纽约时报报导称：“相信东德的领袖们深深地关心这件事情，免得波兰的不满会透过边界。”
华盛顿邮报驻南斯拉夫通讯员杜达六月廿六日从布拉格报导称：“本周波兰的动乱，受到东欧新闻媒介完全沉默的待遇。甚至在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报纸也只报导加价取消的决定。
“一名南斯拉夫编辑被要求解释他的报纸忽略了波兰的动乱，机敏地回答道：‘这会给人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这也是中共官僚所惧怕的。它故此刻意扭曲事实。但波兰工人六月廿五日的行动，就和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群众的行动一样，将不可免地“会带给人民一些新的想法。”
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即雅鲁泽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