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
[法] 杜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华沙……1982年10月。战争，从12月13日开始，到现在已进行了大半年。在卡高夫旧市场广场上，一群乌鸦迎着晚秋的风飞起，但人们不再为这美丽的景色微笑。这种鸟儿象征了军事执政团[译按：波兰文的乌鸦（WRONA）与军事执政团的简写（WRON）很相似]。人们也谈到“战前”：指的是团结工会公开地代表了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希望的那段时期。至于“战后”会是怎样的呢？没有人知道。人们也不再认为它快将来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人们以为战后会很快来到，某些官员会愿意作出对话，与社会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无论是教会、地下工会内最温和的一翼、街上的人，或是整天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主妇，现在都相信军政府不会再作出让步。实施军管后第9个月，它便干脆地取缔了团结工会。对于国会来说，在80年8月罢工中诞生的工会“已不再存在。”
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更隐蔽地；但不时爆发新的社会冲突和街头对抗。人们还要在这个环境下生活，满足基本的生计，为孩子找一对鞋、忍受军队的统治、拙劣的电视宣传，讨厌的报纸。军队不再日夜在窗外巡过，宵禁已经解除；但数百间工厂受军事管制：拒绝命令、无故旷工，都是违犯了军事法令，会面临严厉的刑罚。生活变得平静而悲哀，每天有无尽的困扰，再不能进行合法的集体行动，前景被阻截了。
这便是在团结工会历史性大会一年后我所见到的波兰。一个憎恨政府、不接受它的专横行动的波兰，但也是一个疲倦、阴沉的波兰。一年前的勃勃生机和希望，现在变得遥不可及。但无论怎样，波兰人民仍然尽力生存下去。
对阵双方的情况
80年8月宣示了工人、农民与号称代表他们的党的分离。独立工会的成立使分离成为事实。在团结工会逐渐巩固下来的几个月之中，政权方面出现了裂痕。波共党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失去了不少党员，导致领导层出现持久的斗争，国家机器出现内部矛盾。而81年9、10月的团结工会大会，标志着政权与社会的对抗的高峰。政权看来什么也不能控制，工会则似乎牢不可破。
但两个阵营已分别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政权领导层出现了军方派系，已为“扭转事态的发展”作了几个月的准备。雅鲁泽斯基在2月被任命为总理和在10月担任党第一书记，显示了一个在苏联支持下的派系的进展。而团结工会在无可能和政权妥协及由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不满后，被迫寻求新的路向。单是保卫格但斯克协议的成果已不足够，必须寻求方法迫使政权认识到工人的期望。工会大会的辩论只触及大方向，而领导层的经验主义更造成工会的认同危机。工会在行动上出现分裂，并失去了主动性。小部份人民寻求安定和秩序，不再追随工会的看法。其它一部份人则变得更激进，支持自由选举，准备实行积极罢工。深刻的分化开始分裂了整个社会。
雅鲁泽斯基利用了军队的模棱两可的声望，看准时机作出强力的一击。但他也顾虑到本身的局限。在技术上，虽然他可以像智利皮诺察或匈牙利卡达尔那样摧毁工人阶级，但他却没有政治依靠：对军队没有信心、恐怕反抗运动会太大、也缺乏令国家迅速脱离危机的经济储备。他采取主动抢先攻击，以摧毁团结工会。但进攻并未进行到底，12月13日只是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政权开始寻求吸纳社会运动和改变政权的传统结构。
9个月之后，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标志了这个过程进入第二阶段。它企图进一步挫败独立工会。82年5月，特别是8月31日的示威，显示了社会对军政府的坚强抵抗和地下运动的巨大组织能力。军政府立即还以颜色。团结工会则号召11月10日的总罢工以示抵抗。因此，双方力量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结果会决定波兰工人运动的前途。在目前各种力量都不稳定的情势下，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本文将试图分析这场战役前夕的局势。
经济灾难
近期的经济数字显示，国民生产额虽然已轻微改善，但仍然继续下跌。82年7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8％。煤炭生产虽然上升了6.8％，但制造业却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1.3％。展望未来6个月也是很难有所改善。分配的国民生产额此去年下降7.7％，而计划只是预计下降6.9％。一名官方评论员表示：“这些情况的效果是限制了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虽然麦和水果在今年丰收，但农村的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是牲畜产量方面：肉类下跌7.2％、家畜下降84.2％、蛋下降33.8％，只有猪肉轻微上升4.3％。82年上半年的工业投资此去年同期减少了28％。人们的购买力也急剧下降：工业部门的工资一年内提高了44.1％，而单在本年2月的物价便提高了200％至300％不等。
这些数字解释了一年来生活水平的逆转。从前，在格但斯克协议下，增加了工资的人民找不到货品可以购买。但今天，人民却没能力购买找到的东西——特别在肉类方面。官方平均工业工资在7月是10828元（波币、下同），而第一级肉类的价格是550至700元一公斤，最劣的一级则为110至180元。一公斤牛油要300元，一只蛋要15.5元，而且很难买到，自由市场上的价钱则为20至22元一只。估计有10％至15％的受配给的肉没有人买，因为人们没有钱。鞋、衣服等工业品缺乏的程度也是惊人的。从10月起，鞋要按工厂分批购买。公共服务继续下降，华沙的巴士有40％由于电池故障不能行动，卡高夫的的士缺乏轮胎。
即使生产下降的趋势能够放缓，短期内也不能预见情况改善。军政府推行的企业改革的失败，更令这个转变成为不可能；改革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提出企业领导要有更大自主权，但军事法令却迫使他们追随中央的指示。它更需要社会默契，但这是不存在的。包括在优先计划生产内的鞋类生产的情况，显示了这套计划的彻底失败。
经济情况失去控制，对整个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下降、人民赤贫化、储蓄的枯竭、内部结构和服务的变坏等。它们却没有导致工人动员起来。一年之前，危机的加深伴随着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反饥饿游行和工人监管的发展，显示了工人的激进化。在今天，不少迹象显示一个相反的倾向：在日常问题上寻求个别出路。
军政府所取得的一些经济成效也部份停顿这个倾向。2月的大幅度加价是15年来没有遭遇大规模抗议的头一次。食品供应的无政府状态得到改善。商店有较多物品供应，价钱却贵得很，经济管理看起来，因此似乎较有效率。报章更吹嘘煤炭生产的成绩。输往共市的波兰煤炭已超过去年的480万吨的水平，估计西方会总共购买750万吨。这个成绩无疑是与矿场的严酷镇压（包括解雇、内部警卫等）和罔顾安全、加强开采矿穴有关。新的工资制度也加强了分化、控制和贿赂。一个不在星期六、日工作的矿工可得2万元月薪，但如果在周末开工，则可达到3万至3万4千元。依据一套由管理局挑选的制度，并非每人都可以加班，加班成为一种特权。总的后果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开采，更不顾安全。近月来发生了几次大灾难，最严重的三次分别有10名、7名和6名矿工丧生。官方却将责任推在管理人员身上。
在农村，农民继续消极抵抗。城乡产品价格的关系变得更不利于农产品。国家的收购情况迫使政权考虑恢复盖莱克统治初期废除了的强迫征收的计划。农民不肯依军政府收购的条件出售粮食。到处都表现深切的憎恨和叛乱的情绪。估计国家今年收购到的麦不会超过250万吨（国家需要500万吨）。
军政府的经济成绩再一次出现更大的灾难。局部的成功是很脆弱和临时性的。今年冬天将会极之困难。这是政权的主要弱点和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之一。政权现在寄望社会变得贫困和个体分化；但后者的政治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愤怒爆发开来也是可能的，因此政权必须维持镇压。
政权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9个月中，政权的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军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果是较为一致的。
首先，在立法方面：自从12月13日以来，国会通过了30至40条新法律，推翻了80年8月以来的社会收获，而描绘出另一套新制度：劳工法、家庭法、教育制度、反寄生主义和反贪污、工会法例、农业合作社法例等。所有这些法律都限制了民主自由、建立了新的特权，更严厉地控制了人民。此外主要机构亦进行清洗行动，特别是报界、法律部门和教育界。
军事部门也进占了党的传统架构，这更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重点。它表现出将党贬低，而提高了军队和文人政权的重要性。12月13日以前，主要权力集中在地方党第一书记上，地方书记对委任制度有最后的决定权。现在，这些权力落在军事委员手中，没有人再咨询党书记了。这个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
受到军方排挤的党官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据说有2万名党干部组织了起来，以一份刊物为中心。他们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军方不能将他们全部雪藏。另一方面，新的形势迫使官僚采取极端保守的立场。
新的官员获得领导的职位，将极力保卫他们的职权，不愿退还给旧官僚。他们与大群技术官僚联盟，共同管理国家。军方认识到如果缺乏这些熟悉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官僚的协助，是不能统治国家的。而以往夹在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技术官僚，也从军方看到第三条路，避免了党政权的专横。他们厌倦了不稳定的状态，寄望于改革，更希望不受限制地推行他们的经济政策。以往，他们之中有部份人寄望于团结工会；现在，这些人似乎大都走到军政府旗下，不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本身的抉择。这个联盟希望贬低党的架构；军政府的政策正是向这条路走。
但雅鲁泽斯基集团的计划仍只是处在开始的阶段。军政府被迫与受苏联着力支持的党官僚作出妥协。它同时也要找寻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合法性。在这方面，它的目的还远远未达到。用来动员人民的新组织仍是一个空壳。军政府也缺乏忠实的盟友。无论是立场趋向强硬的教会，或是党内的独立派，都是不可靠的盟友。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可能出现强硬和不耐烦的派系。反而，一些党官僚转而投靠了军政府，相信它能提供更佳的前途呢。因此，军政府的新架构仍然是脆弱和不稳的，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作用。
即使军政府能够扭转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信誉仍是有限的。单是用武力镇压经由16个月工会运动激励的社会，是不足够的，它必须决定性地在政治上挫败独立工会。毫无疑问，这是它再次采用武力的目的。波兰工人阶级会怎样作出反抗，甚至改变局势呢？11月10日的行动将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分析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情况。
地下运动的发展
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新政权。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波兰很难碰到为军政府辩护的人。人们憎恨和鄙视它。但这并不足以推倒雅鲁泽斯基，更需要明白这个情况如何影响反抗政权和保卫成果的运动。
首先，是军变带来的震惊。这不单是一个军事上的挫败，工人还质疑工会领导层缺乏准备和预见不到这个情况。精神上和政治上震惊，解释了反抗的软弱无力和当初几个星期的恐惧气氛。人们还记得胡亦克的矿工占领了矿洞，深信整个波兰会在进行总罢工，结果却被防暴警察镇压了的例子。我遇见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仍在自问这个失败。不少人指责工会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对对话怀有幻想。他们更认为必须保卫已得的成果，坚决抵抗军政府。
到了82年2、3月，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建立一个地下运动，令团结工会复活。恐惧已被克服，运动更迅速令数万名活跃份子激进化。5月和8月的示威，宣布了工会的复兴。根据10月初一些可靠的资料，我可以作出下列的估计。
只有数百人安全在地下活动。他们匿藏起来，并不公开露面。他们包括逃避了12月13日拘捕行动的团结工会全国和地区干部。他们被警方悬赏和极力追捕。其它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人计的人进行半地下活动。他们住在家中，继续在工厂工作。他们之中在组织中负更大责任的，便较少为人知道。最后，还有数百万波兰人（约为团结工会会员的50至60％）支持工会的行动，即使只是缴付正常的会费而已。这些数字只是约数，但大致吻合不同来源的估计。
团结工会尽力协调这些人和重组一个基本架构，其中可以区分下列的组织：
临时联络委员会（TKK），在4月成立，包括去年10月大会选出的5位全国委员会成员。它订定工会活动的主要路线，是工会的全国权力所在。
地区委员会（RKW），包括了12月13日之前在各地区选出的负责人。最强大的包括格但斯克、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卡高夫。其中以弗罗茨瓦夫矿区最重要。在一些工人市镇，它以一个大企业为重心，例如史维力克、哥索夫、乌苏斯和、卢宾等，组织亦最健全和强大。但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8月底在66个市镇的示威显示了工会力量的分布，也显示了它的不平均的组织。
企业委员会是工会的基层组织。它们通常由新的不知名和不露面的活跃份子策动。在一些地区，厂际联络组织已经成立，例如在华沙，有4个这样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译按：见另文该委员会的公开信]。
但这个架构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保安的原因，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不固定的。一些组织更可能因为一些人被捕而迅速消失。组织之间主要经由刊物联系。现有数百份刊物定期出版（华沙有15至20份），每份印发数千本。地区委员会拥有较重要的机关，普遍以大印刷机印刊物。
除了企业内的组织外，还有团结工会的互助组织（KOS）。它们以区、镇或一座大厦为中心，派发刊物、传递消息、帮助被解雇者等。但这些工作十分困难。还有教会提供援助，分发必需品和药物。一些堂区专责寻找被捕、被囚者的下落，另一些则援助被解雇者和有需要的家庭等。
简单地说，这些工会组织动员了国内数十万的群众。从地下活跃份子到拒绝上电视的艺员，他们构成一种并行的社会，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联络网和活动，也有在弥撒和街上游行时出现的小襟章等。这个运动在保卫80年8月以来的民主自由的行动上是十分团结的。但它也有本身的弱点。除了上文提过的区域性不平均之外，还要加上政治上的分歧、它的精神道德意义和镇压带来的打击。
内部的分歧
对过去两年的不同评价，明显地扩大了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可以从华沙出版的不同刊物见到。这些刊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永远是像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那样友好。在警察镇压的环境下，大家之间存在一些猜疑。它们也参加了不同的组织新政党的计划。在国会通过工会法律之前数星期，警察加强了在工厂的行动。除了在8月31日之后拘捕了44人之外，警方还成功进行了一些行动，严重打击了工会，特别是拘捕了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和约20名MRKS的成员，和弗罗茨瓦夫的法西纽克和娜布达。
在农村，团结农会似乎未能重组起来，农民会员严厉谴责其会长的叛卖。一些企图联络国家东南部、格但斯克和比德哥什的农民委员会的行动也失败了。
整个地下社会与其它人民的联系又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它受到人民极强的精神支持。但要分清楚所谓“情感上的支持”与“行动上的支持”。日常生活的困难及缺乏眼前的前景，扩阔了这个鸿沟。对代表了80年8月以来的民族尊严和价值的组织的精神支持，并未明显地自动转变为积极参与罢工和示威行动。
这类情况的迹象长期以来便困扰着团结工会的领袖。在8月31日的示威中，不同地区的大企业的工人的参与是不平均的。在华沙，估计华沙钢铁厂、乌苏斯等大工厂之中，有约5％的工人到来参加示威。一些领袖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此外，更多的工厂的刊物呼吁工人缴交会费。来自一些地区的统计指出缴费者数目减少，有时达到50％。不少企业的活跃份子强调不同车间的不同战斗性和发动罢工的更大困难，因为其后一定出现解雇的情况。他们并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只是说局势变得不稳定和动荡。人们觉得疲倦，一些变得消极，但这些都可以很快转变。没有人可以判断，国会取缔团结工会会引来怎样的自发性反应。
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刻的政治、社会现象，可能构成地下工会与广大工人群众分离的开始。地下组织战士被本身的安全问题和与政权的斗争困扰着，而工厂里的工人干部面对工人阶级的日常存在的问题；前者的历程更多是精神上和理想化的，后者却是更实际的问题（工资、工作组织、安全、就业等），这些都可构成两者的分离。正当一些人走向激进化，其它人却为更长久的斗争作准备，并对上述的消极迹象更敏感。他们更觉得团结工会在12月前的正统工会工作的成绩是负面的。
地下工会的抽象式辩论，更加深了这个分化。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总罢工的辩论；辩论结果走到死巷中。人们谈论各种手段，却没有真正考虑目的。很少辩论提到应该与政权谈判什么，应该拒绝谈判什么；也不讨论全国的和解是否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或是要准备其它更激进的方案。保泽克与罗马索夫斯基的分歧只在于策略上。后者的立场是“前卫式”的：有人要战斗，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坚决。让要战斗的人投入斗争，作出榜样，最后会将社会动员起来，正如80年8月一样；因此，地下运动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泽克却不同意脱离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多数人的要求和行动的可能性是更有效的；因此，不要作出逾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行动。
最近几星期出现了另一个歧见，是由接近华沙领导层的专家倡议的。他们提出“地下社会”的建议。在7月28日发表的纲领声明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成立地下社会作为一个目标：“这个运动将会负责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层面，包括所有组织、所有地区、城市和农村。……我们必须向社会显示独立存在的力量。”很多活跃份子和独立刊物的文章都将这个建议联系到与官方政治组织完全隔绝的想法，认为它基本是要走一条什么都杯葛的精神道路。除非迅速推翻政权，否则这个态度是自欺的，而且更会使反抗运动逐步自己孤立于人民。
形势的总结
总结来说，国会取缔团结工会前的形势，地下运动虽然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仍然是受削弱了。除了地下运动本身缺乏明确的前瞻之外，人民被12月的挫败和经济危机影响而受到打击，也是原因之一。警察在9月和10月的行动也破坏了它的组织。军政府选择了这个时刻作出攻击，是希望利用普遍的疲倦，严重挫败独立工会，从而可以放手建立梦想中的新政治制度。
国会取缔工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双方力量对抗，结果仍未明朗。它取决于团结工会、教会和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活动，同时也受国际上有利和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压力的影响。
1、取缔工会的行动正面袭击了波兰工人的最深切的希望。因而他们的反抗是直接的。这不再是庆祝某个周年日子或是保卫某些要求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数百万男女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对抗日子定为11月10日，希望有足够时间准备一个团结和有效的反击。它能否克服这几个月来显示的不平均的战斗性呢？它能否避免零星的斗争呢？这无疑是地下运动的领袖对10月11日波罗的海海岸爆发的罢工的忧虑。但波兰工人的勇气和决心已多次令观察家惊讶。
2、教会的态度也是具决定性的。当初它相信对话的可能性，但其立场已逐渐强硬起来。现在教会完全站在工会方面。但它会否在即将来临的对抗中跟随工会呢？我接触的所有接近主教的人都强调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认为短期内没有解决方法，必须尝试与政权共同存在，对抗将会是灾难性的。众主教甚至梵蒂冈可能会再担任调停的。但这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吗？
3、最后还要考虑军政府本身的决心。我们见到它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的弱点。它只剩下武力。如果工人反抗不退却下来，它是否有足够的坚固基础继续血腥的对抗呢？很多观察家，包括团结工会的专家，都认为它有这个条件。他们估计军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会坚持到底。而军政府亦明显地将它的政治前途放到这个对抗上。
1982年10月
[小点节译自法国《出路》杂志82年11月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