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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

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团结工会基层活跃分子对新政府的取态是怎样的?对马佐维斯基有何期望?有何实时的建议?
  《国际观点》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新政府上台后访问了在弗洛茨瓦夫的宝勒企业团结工会地方主席团委员会三位成员,他们都是工会全职人员一一加连斯卡(Calinska)、卡拉卡(Klatka)及察施域(Chaszczcwicz)]


  “有些人批评华里沙集团,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够利用社会压力,达致一个开放的局面,让大家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连批评者也有这自由呢?是谁打开了团结工会合法重生的道路?谁使我们取得今天的权力?是华里沙。另方面,批评他的人,引起了相互间的不信任,从而损害了本来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对比。想一声令下,一下子改变一切,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他们这样说。
  宝勒是全国重点企业之一,亦是冰箱、冷藏柜和洗衣机的主要企业。它有八千工人,其中四千九百人在弗市,四成工人参加了团结工会,8%参加了官方工联会(OPZZ)。
  由团结工会活跃分子占主导的自管委员会,最近委任了一名非共党人士为厂长。前任厂长企图运用其地位,谋取企业附属有限公司的主席职位,结果失败,被撤职。
  宝勒像波兰很多企业一样,也是状况恶劣,六成机器残破过时。工厂结构是典型的官僚管理结构。在华格罗的4900名受薪者中,3150名为工人,其中1700人负责直接生产,按件计酬。担任各种监管工作的约有900人,另有930人在办公室内工作。八九年八月的平均工资为17万3千波币。另有5万波币花红和l万5千至l万7千的通账补偿。
  宝勒一个普通工人,九月初合共约有24万波币,这工资不足维持一家生活至月底。根据《团结工会周刊》八九年九月八日第十五期报导,以八月二十日的价格计算,一个四口之家,单是食物每月至少也要28万波币。自此之后,价格持续攀升。因此,人们听了卡拉卡的话不会感觉惊奇;卡拉卡说:“今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宝勒企业有六百工人离职,寻找工资较高的工作去了”。
  宝勒跟赫曼和凯德洛一样,是弗市团结工会最强的支部之一。当地的工会会员人数,远较地区性平均数字为高。宝勒团结工会主席加连斯卡认为,这是由于“地下工会自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进行有效工作”,以及“自管委员会进行的工作结果。宝勒自管委员会为全国最活跃的自管委员会之一,大部分成员来自地下团结工会。”

  “给基层较好的服务”


  企业里的团结工会领袖,首要关注的是巩固工会;他们说:“在这里我们强大,他们须考虑我们的意见。但一些小企业,却出现由管理层自己人组成的工会。假如这类工会到处出现,便会日益坐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几天前发出声明,号召地区及全国性组织,迅速响应工人的日常困难,并善用它们的报刊,去告诉工人他们的权利。我们从政府刊物中知道一个事例:法例容许拥有150名会员的工会聘请全职人员,但这个法例通过一个月之后我们才获悉。这事例正好证明协调架构的弱点。这架构原应给予基层较好的服务。”
  八九年六月大选之后,反对派采取的立场引起了批评:“基思锡克(Kiszczak)当选总理后,我们曾向公民国会小组团(OKP)抗议。雅鲁泽斯基获得总统位置已经不对劲,我们感觉妥协有些过分,再不能不发言了,必须提醒他们谁选他们出来。工人们全都有此要求,他们的反应至为清晰。他们找到我们头上来,而不去找部长,因为是我们建议选谁。部分团结工会会员更退回会员证。还幸这并非普遍的态度”。
  失控的通胀是工人最大的忧虑。企业里的工会分子不理解领导层对此的怯懦态度。卡拉卡说:“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应就物价上扬作出反应,或至少在报刊上讲明形势。自从圆桌会议后,华里沙一直未就这件事表态。可是在另方面,官方工会的马蒂尼沃(Martvniuk),每天接受电视访问,都毫不迟疑地要求调高现行的一万五千生活指数补偿至四万五千波币。这无疑产生一定的冲击”。
  加连斯卡说:“现时食物价格每周两次调高数十个百分点,一万五千波币实在不足以解决任何问题”。
  卡拉卡说:“马佐维斯基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是个‘过渡政府’,从它的成分也反映出来。他们说:“人们不担心那个议员行那一套,最重要是他们都由马佐维斯基领导”。有些人在知道他当选后喜极而泣。马佐维斯基已经成为强烈寄望的焦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接下了一个甚为棘手的局面”。

  要求自动调升生活津贴


  “大家最先期望他就标升的物价和每日增加的食物价格,迅速采取决定。我们交给团结工会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的决议,要求政府须诚恳及严肃地,就物价上升提供生活费自动补偿金。在官方工会提出四万波币之后决不应再是一万七千;而实际上,明天恰当的数额或者是七万、甚或十二万波币”。
  “假如这个政府决定生活津贴应该是多少,而这数额又能按物价变动而调节,那么,提高工资的压力便会自动消失。再者,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平抑物价,例如除去中间人。假如不这样做,大家便会以为,我们的政府在这种疯狂的物价涨潮中,必有多少私利;好待物价涨到相当水平时,当他们轻易攫取了利益后,才去遏止它。人们已经开始作出这种暗示”。

  取缔官僚作风


  宝勒工会分子一方面希望新政府很快能遏抑物价,并以生活自动津贴补偿工人,但另方面他们也明白,改善经济局面的真正关键在于重整生产,使产量增加,成本下降:“首先,须在全国理清税务问题,让企业得以运转。工会组织和自管委员会须安排把受薪者移到生产线上去。这须增加调任者的工资,好让他们从办公室调到生产线而即享其利。此举可消除官僚作风”。
  “举例说,在生产线上,所有工人须就每项工作取得工作证。如此,开工前便须待督察判断每项工作所需的工时,之后又须填妥由技术人员提供的工作证,填妥后交由会计转主管。有时一天便要填上50份这类证件。到月底时,便需一整旅文员去计算工资”。
  “假如能够消除这套层层督导程序,则每个工人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如此,数以百计从事这类无用的检查工作的人力,便可转移到缺乏人手的生产线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更不胜枚举。这样改变生产安排,全国上下,当可藉取消官僚耗费而释放庞大的生产力。在全国的范围内,存在着太多无用的阶梯、部门和架构。就在这里,地方的自管组织可以进行这项精简任务”。
  宝勒厂的领导人说,生产的缺乏组织性,并不能够解释日常消费品尤其是香烟的短缺。他们转述店戟(铺?)门前轮候的人龙的想法,而他们亦有同感:“恐怕很多产品藏在店戟内,正如一九八五年,那辞职两个月后还当权的拉可斯基(Rakowski)政府,蓄意囤积货物来令形势恶化”。

  “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


  我问他们是否可能发展一九八一开始的,由工会和社会来监察分配的制度,他们却怀疑其可能性。卡拉卡说:“我们今天处在另一个转变阶段。今天这样的监察、应由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议员负责。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大家了解到已授权某些人去做这些工作。另方面,我们在基层的任务,则是重整工会架构,吸纳至少五至六成工人。”
  “进行这些工作时,我们需要工会内的团结,结束激进派与温和派、新旧领导之间的纷争。因为,这样的分歧,使工会内继续存在互不信任,令工人怕了入会”。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和即将举行的工会大会,而我们肯定可以办得到。”*

(译自《国际观点》第1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