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东欧:帝国主义打进来了

作者:麦唐诺 译者:兆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 第十七卷 第5期(总第151期)



  东欧人不大察觉东欧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性。东欧的作用是要成为打开苏联的门坎。因此,西方对东欧最优先的政策,就是要最快、最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变,消灭任何阻延这个发展的政治力量。
  西方在东欧推动私有化的政策,全部都是为了要在最短时间内达致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结果。当转变已经发生,而且被断定是安全了,这些国家就会完全融合在世界经济的机制中。但是,关于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两点值得指出。
  第一,这些国家之融合到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劳动分工的计划,主要将由该区以外的力量来决定。譬如,大多数这些国家的最关键的部门是农业。对这个部门的前途所要作的大决定,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公共机构。东欧这个部门的命运主要是由欧洲共同体和欧洲重建开发银行等机构来决定。
  由于像欧洲重建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把它们的职能看成为策划东欧私有部门的发展,以上所说的型式将会在这些经济的大多数其它主要部门中重复。东欧的计划并不是完结了。真正的战略性问题,还是由计划来决定,但是,是由西方的决策中心作出。
  东欧蒙受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方的政策目标已经介入国内生活的国家里,极度的紧张状态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且不谈被国际货币基金会弄得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波兰的情况已可以给东欧其它国家一个前景黯淡的警告。
  在波兰,所谓贝尔切洛维兹计划已经令今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40%——这是战后国际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紧缩政策。政府急切地渴望减除西方财政压力的恳求没有成果。虽然新政府已经享有非常大的政治权威,但是,由于它的经济政策冲击它的合法性,政府的权威正受到损害。政治精英层份内部的紧张,已经爆发为华里沙与马素维新基、吉勒纳克、米切尼克政府和议会领导层之间的苦战。如果这个有群众根基的政治运动四分五裂的话,波兰这个新的自由民主秩序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匈牙利政府陷入危机


  在匈牙利,由于西方支持“自由民主党”这个匈牙利的毫不合糊地赞成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在最近的选举中得胜的“民主论坛”就陷入危机。虽然“民主论坛”一点左倾色彩也没有,但是西方不信赖由它去实施西方认为必要的严苛的纲领政策。这点正是使“民主论坛”获匈牙利选民喜爱的原因。“自由民主党”可怜的选举结果,带来了西方的迅速反应——财政机构从匈牙利经济中撤走基金和财政支持。“民主论坛”领导人安塔尔起先企图谴责这些行动,但到后来,他不得不作出让步,不但要“自由民主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让该党的领导人担任总统。这些做法却在“民主论坛”中产生很深的分裂,威胁它的团结。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共产党并未被推翻,西方的(或者至少是英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春天的选举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西方可用的财政、想济、外交的手段比较弱——罗马尼亚并没有很大的外债,而保加利亚政府却在三月采取了在该地区罕有的步骤,暂时停止偿还巨大债款的本金部份。因此,西方就在反对党上花工夫——美国的基金与指导,不但提供给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分子,而且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反对党集团。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国民救国阵线”在罗马尼亚获得全胜,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亦赢得极大的多数。西方虽然不能亲自出来挑战选举结果的有效性,但是罗马尼亚却有很强迹象显示有人不但企图扰乱、分裂国民救国阵线,而且以其总统伊利埃斯库为攻击的目标。欧洲共同体之在矿工与布加勒斯特的反政府游行者之间的六月冲突发生以后,马上决定取消它对罗马尼亚的援助,就是一个证明。
  只有在捷克,西方外交和人民的民主意志之间似乎才有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即使在此地,西方的政策也制造了紧张开系。“公民论坛”的竞选宣言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大相径庭。正像波兰一样,西方外交政策对捷克的冲击,将会在主导的政治团体中,引起纷争。同时,西方财政影响在信用颇高的捷克却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另方面,共产党成为第二大的选举力量,亦给那些企图推行过分严苛方案的人一个警告。可是,“公民论坛”内部因对西方压力应采取什么反应所产生的分歧却已经公开化。这个分歧在今后几个月将会尖锐化。当哈维尔总统企图免去西方偏爱的财政部长克劳斯的职位时,克劳斯却觉得其后台很强而拒绝辞职。

  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


  西方决策者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当然被东欧各种新的政治领导人所广泛认同。可以说,后者包括旧有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但是坚决地、强迫地推向社会转变,却不是新政权的领导人所期望的。所以,为什么这条路线被采取,必定使人大惑不解。
  一部分的答复是,西方决策者知道,东欧共产党在战后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对于很大的社会势力是有真正的吸引力的。“共产主义”从来不单单是超越社会的、以极权主义方法压制所有团体的、外在的行政机器。这些政权确是植根在重要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之上的,即使这些根由于经济制度不能与西方竞争因而更大地腐烂。强行推使向资本主义过渡,便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国家。虽然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新政权主要得到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这些政权缺乏根深蒂固的、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和社会过程的支撑,所以它的骨干必须由外在的、外交的源泉所供给。
  但是,东欧也有可能不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到底。换句话说,它们可能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某些变种。这就对西方有损了。假如这些社会能够以正常的国家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架构和劳动分工,那末它们要成功地追循市场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的。卡达尔的匈牙利和雅鲁泽斯基的波兰企图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但失败,只是因为微弱的政权没有政治权威。但是,如果这个道路是由像今日的捷克这样的强大的有权威的政府所接纳,那末它的结果会怎样呢?
  这就会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未来稳定性构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西方的政策决策者而言,东欧的共产党倒台以后的国家多元化政治、公共所有制和社会公民制的结合,是决不可以接受的选择。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东欧目下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由职业中产阶级支持的政策概念而已;那里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与资本流通有真正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因此,就有这样的风险:如果这些国家被世界经济所管制、所摒除在外的情况在今天取消了,而这些国家推进资本主义的努力在明天失败的话,那末,某种程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必定会是这个过程的后果,而西方的经济外交将会被解除武装。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就会难以抵拒在后共产党的欧洲推行的这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人苟安的共谋


  到现在为止,我们把西方的外交攻势当作统一的力量。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些主要问题上,西方合作的现象是极为惊人的。在最近几个月,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西方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所作的苟安的共谋也是特别惊人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卑躬曲膝的做法的结果,可以从东欧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春天的选举中幼稚可笑的表现中,看得清清楚楚。在像捷克和匈牙利的国家,这些政党的纲领与右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它们在实施这些纲领时还缺乏右派政党所具有的优势,譬如西方资本的信任。如果西方目前的外交攻势在东欧奏效的话,社会民主运动在东欧强大起来的机会就会很小;政治的分裂就更可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党与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抗。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分歧已经在西方出现,包括权宜之计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权宜之计方面的分歧,在五月间当波兰爆发罢工的时候达到几乎惊惶失措的地步;国际货币基金会企图推卸要对波兰政府整套方案所负的责任,也有人批评以牺牲民主和政治稳定为代价推行资本主义的愚行。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也产生战略方面的歧见。意大利和法国政府认识到德国统一的历史后果,不愿意继续进行反对苏联的经济战。它们不但希望保持苏联国土的完整,而且保证它仍然强大到足以在新的欧洲中抗衡德国。法国政府也比别国更愿意接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任政治领导层。
  同建立一个稳定的、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来对抗德国的远景一致,法国总统密特朗已把北约的继续存在看成一个新的、强大的泛欧洲安全骨架。东方被视为朋友,不是敌人,被纳入这个骨架之中。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则非常热切于争取苏联接受欧洲的新平衡。北约是保证它们在西欧的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可能性,增强了这个工具:包括苏联在内泛欧洲共同安全体,则减弱了这个工具。因此,戈尔巴乔夫如果倒台,并被比较反西方的领导层所代替,也不会构成灾祸。苏联如果被巴尔干半岛式的民族冲突分裂,也不会是灾祸。这些中心的政治利益,使美国政府(和撒切尔夫人)倾向于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直至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府在苏联出现为止。这个政策更应用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所有其它东欧国家。但是,布殊和撒切尔都不愿意给人看成为要对戈尔巴乔夫倒台负任何责任。
  要对东欧变化的动力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西方国家在东欧国家的内政上所起的中心的政治作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西方国家可以用强制的力量,把东方国家排除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政治机构所管理的世界经济之外。西方这个强制力量还受到了西方在冷战中发展出来的经济战的支撑。只要东方的政府对西方的要求能够驯服地听从,它们之受世界经济的机构的排除就会解除,经济封锁的工具就会被搁置在一边,虽然不会被废除,譬如即刻偿还债款的问题会被松缓一下,但是整个债务是不会被勾消的。

  西方要促进极权主义


  西方的全部行动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和消灭极权政治的旗帜下进行的。其实,它的指导原则却是营造极权政治。它的后果,不但很可能是东方的这个脆弱的、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消灭,而且也是渐增的内部冲突。
  有些评论家宣称,西方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寻求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资本主义,并不是要进行另一个乌托邦实验——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假的论点:资本主义可行,但是集体农场也可行。捷克和东德现政府的一大问题,就是富裕的、生产力高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反对私有化。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在于方法,在于他所选择的、达到这个理论上可行的制度的道路。但是,对于理论上可行的目的而使用大错特错的、强制的方法,而且产生暴烈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独有的行为。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乌托邦实验:它只不过是东欧今天的现状——民主的政治制度与由公有部门所主宰的经济制度的结合,但是要加上市场竞争和重新分配的社会政策的机制。
  更一般地来说,这个调查包含了一个关心北方和南方关系的人们所熟悉的基本问题:一小撮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权利断然主张它们对世界经济有政治控制权?西方的决定性的政治权力是在于那个非常“非政治性的世界市场”以及作为辅助工具的军事力量。
  只有新的国际主义,产生实行自决权、人民主权等原则,加强对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新的了解,才能够从东欧人民的观点来捕捉东欧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正意义。这个立场将会突显出一些跨国财政组织的作用——它们在外貌上是技术性的,在实际上,在阴影中运作,超越政治制度的民族疆界之外,而传媒并不注意它们。

[兆立译自190期(90年9月17日)的《国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