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

『加强我们的团结』



  蒋委员长在国庆纪念日,向全国广播讲演,曾郑重提出:『我们已在抗战开始时,证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力量的伟大,我们更要在抗战中间,表现我们的统一,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与执行这个全民统一抗日的基本方针,反对一切或明或暗违背这个方针的企图和行动;我们完全尊重与实践蒋委员长的意旨:『必先集中抗战的力量,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
  可是实现全国团结统一抗战以来,日帝国主义为着要分离与削弱我们团结统一抗战的力量,一面公开宣传这次大举进攻是反对联共的赤化政策,一面策动汉奸卖国贼阴谋离间,故意制造赤化势力膨涨的谣言,企图把我国内团结统一抗战正在迈步前进的局面,变为对日屈服投降,实行继续内争的状态。换句话说,敌人在努力实行威逼利诱,使我们走上对他退让妥协的路途。当此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紧急关头,值得我们每个国民严重警惕,要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加强团结统一,抗战到底的号召;否训不仅愧对这次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与人民,且将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随着全国军事抗战展开的民众救亡运动,是支持抗战到底的后盾,然而在运动的开展中,竟有人表现对于团结统一的怀疑与动摇。列举数事,加以解释,希望怀疑者释然,动摇者稳定,不负最高领袖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关于『主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的口号问题。在上海守军于上月二十六晚退出江湾闸北,坚持在第二道防线与敌军继续抗战,二十七日上海市民表现相当恐慌,一时停战妥协的谣言甚嚣尘上,无疑义是汉奸乘机宣传,扰乱后方的把戏。救亡工作中的积极份子,又探听到由华北到了一批安福系政客,本着他们平素一贯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主张,进行策动妥协和平的活动,因此就有人主张扩大保卫大上海的宣传,并在群众中反对阴谋妥协和平的汉奸活动,曾要求第二天在各报纸刊登一个标语,就是『主张阴谋妥协和平者是汉奸』,救亡日报及抵抗都实行了。谁知竟引起一部份的人们大大的不满意,认为这个口号是故意诽谤政府的,甚至要追寻这个口号来源是否出诸共产党?对于这一口号的怀疑与动摇,我想完全由于党派成见,好像反对妥协和平的只有共产党!殊不知蒋委员长及其他高级将领早已表示过了,这一口号的提出,不过是打击亲日派与汉奸的阴谋活动罢了。
  蒋委员长早在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便有:『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这还不清楚吗?要叫政府投降,民族灭亡的妥协和平活动,不是汉奸是什么呢?蒋介委员长又说:『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陈诚将军对将士的训话,亦有『临此最后关头,如果还要避险就易,图保实力,甚或妄冀中途言和者,那真是亡国灭种的罪人了!』这里所谓的『罪人』,难道还不够称之为『汉奸』吗?我们真想不到为什么一定要怀疑这个口号是诽谤政府呢?更不能了解平时竟对最高领袖之言行毫无注意,把领袖们的意旨强为怀疑是共产党的口号,殊属可笑!
  二、关于改革政治机构的提议。共产党曾公开提议,站在政府与人民相结合的三民主义的民治观点上,主张现政府的组织机构改成民主集中制,容纳各党各派领袖及人民领袖参加管理国事,『抗日是一件天大的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要是真正的国防政府,他就一定要组织上改成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这不过是热望现政府能够顺利完成领导抗战,在组织上必需有所改变的提议,绝对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疑,认为还是想推翻现政府。我们曾坚决反对托派在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上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抗战的开始,我们同样反对托派推翻现政府的口号,『因为今天的政府是抗战的政府……我们坚决拥护这个抗战政府,我们用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解决它在抗战中的一切困难,但我们还不能满意于这个政府,我们要求这个政府的进步与改造。』(见洛甫的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
  我们这种坦白率直的意见,只是为了保障抗战的胜利,诚恳的要求:『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毛泽东)我们自信:我们是真正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领导。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僚政客,只求巩固一已一系的统治地盘,对于整个抗战政府的改善与加强,必然是不去想,也不肯去想。至于另一批卑污无耻的亲日份子,除掉造就一批叛国汉奸,深藏在政府机构中,破坏国防,泄露军事机密外,便通电敌人的友好法西巨头的代言人,请示如何可使中国政府实行『屈膝』之道。我们认为改善政府的机构,加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不是无病的呻吟。
  三、关于彻底开放群众运动的意见。这更不是有利于那一党一派的问题,而是能否抗战到底的先决问题。民族革命的成功,孙总理固早已指示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即蒋委员长也指出全国人民大动员之必要,『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见庐山谈话)开放群众运动的提议,就是完成蒋委员长『唯望我全国同胞,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的号召。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又有人怀疑这也是共产党的把戏呢?是的,共产党很强调群众运动,我们只要问开放群众运动于抗战是有利还是有弊,不必去问那一派强调这个口号。我们不说别的,只提前方部队的补充,和前方必须要人民帮助的运输,交通,救护等事,不发动广大群众起来,试问有何办法?我们要毫不讳言:我们是依靠着牺牲无数前线将士的血肉在保卫我们的土地,如果不迅速取消一切群众运动的限制与束缚,和无条件的开放群众运动,单就部队的补充,在持久抗战的需要上,就马上要发生极大的困难。不信任群众组织的力量,不依靠无限制的发动群众自动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积极性,单纯依靠军事抵抗,决无胜利可能,孙总理与蒋委员长早就指出『军民合作』的重要,有何理由怀疑开放群众运动的要求呢?
  四、相当改善群众生活问题。要大量动员群众参加民族抗战,要相当解除群众生活的苦痛,这是天经地义。不久以前蒋委员长告去农村服务的学生训词中,就指出『如果走到农村去看看,农村经济是怎样破产,农民生活是怎样困苦,我们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复兴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完成。』这已是明白的指出:如果不能立即解除农民不能忍受的痛苦,如苛捐杂税,高利贷,以及历年旱灾,水灾及目前战争所给予的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痛苦,怎样能够发动农民积极去参加抗战的服务呢?工人、学生、店员,都是一样。『为了全民族的总动员,为了使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到民族阵线中来,改善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必要的。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够相当改善,则他们救国的热情更增高,因此他们能够理会到,他们今天的利益与整个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也不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超过抗日救国的利益的要求。』(洛甫)所以怀疑我们提出改善群众生活的问题,认为即是强调阶级利益,牺牲民族利益,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坚决认为改善群众生活,正是为着提高抗战中的民族最高利益,而且抗战阶段上的群众利益的改进,必然是服从民族利益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号召与建议,只有一个目的;为着抗战的胜利!根据蒋委员长的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意旨,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精诚团结』的企图。在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我们希望:
  『应该根据事实,来互相批评,这种批评不应该是恶意的,而应该是善意的,这种批评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步,而不应该是违反国家民族的利益的。……一切善意的批评,我们十分欢迎!我们希望国民党及社会上的正人君子给我们这类严正的批评。』(解放)

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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