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章派文学
[苏联]尤•考伐莱夫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英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弗•伊•列宁把宪章运动描写为“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这一运动的参加者因为要把运动创始人所制订的文件变成宪章，进行过斗争，就自称为“宪章运动者”。宪章共六条，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要求普选权。②
固然，实现普选权并不会象宪章运动者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英国无产阶级以彻底的解放，但也可能给社会革命打下了基础。马克思和思格斯曾特别着重地指出宪章中那条主要条款在当时的重要意义：“对英国来说，实现普选权是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精神，比大陆上给予胜利这一光荣称号的任何措施都要远为丰富。”③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比其它国家发达。英国已拥有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集中和与此相应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已达到了很大的规模。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英国有人数最多的、最集中的、最典型的无产阶级。……”④
三十年代末，英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可靠经验。一八三二年的选举改革斗争和特别是这一斗争的结果，告诉他们：无产阶级本身底利益和资产阶级底利益是势不两立的。于是就产生了成立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意图，它在日趋深刻化的劳资矛盾的影响下，形成了宪章运动这种斗争方式。
宪章运动持续了十五年左右，有高潮，有低潮。在几个蓬勃的高潮（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一八四八年）之后，接着便是低潮。也有过几回，英国政府惊慌地结集了军队，而“可尊敬的”资产阶级也组织起“志愿警察队”，巡逻伦敦各街，“以防万一”。后来，提出了大批控告宪章运动者的案件，接着下了严峻的判决。
宪章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的意见：运动参加者的成份庞杂（特别在运动发展的最初几个阶段里），对于斗争目的和斗争方法缺乏明确的、科学的理解。当“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底存在各不相关，各走各的路，——各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分离，结果是削弱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⑤的时候，宪章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典型范例。
英国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中涌现了一大批有才能的政治活动家，演说家，政论家，诗人和散文家。他们的作品登载在宪章运动者的报纸和杂志上。他们留下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遗产反映着宪章运动者意识形态的一切特征，构成了独立的文学流派。
在十九世纪文学史中，宪章派文学占着稳固的地位。它以十八世纪末民主主义的文学传统为依据，具体地说，以高德温⑥和潘恩的创作为依据。它的渊源跟伟大的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如拜伦和雪莱等人的诗篇，三十至四十年代优秀的急进派诗人的创作，民间的工人诗歌以及盛行于民间的美以美教派的圣歌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宪章派文学的日渐发展，这些关系不仅没有消失，却反而越来越扩大了。
宪章运动和宪章派文学以新的主题丰富了英国文学。扩大了它的界限，使作家们注意到以前一向被人忽视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无产阶级运动的空前壮阔的气势和这一运动在文学中的反映，促使作家们以新的观点观察生活。不了解这几点，那些文学巨匠如狄更斯、撒克里和伊丽莎白•盖斯盖尔⑦的天才的真知灼见便将成为不可想象的了；那些“比所有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合在一起所做的还更加能给世界揭示政治和社会真理的、明白而又淋漓尽致的描绘……”⑧便将成为不可能的了。
宪章派作家们的创作属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学中力量雄厚的进步阵营，这一阵营，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貭和精神方面压迫人类，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斗争。在批判现实主义者、“新诗人”、⑨宪章运动者和这阵营的其它派别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分歧。他们不时互相争论。在宪章派报纸上可以看到不少针对狄更斯和撒克里的尖锐意见，而对于勃朗特与盖斯盖尔夫人的创作，宪章派批评家也往往干脆不予理睬。但另一种情况却更为重要。他们这些人都是站在当时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热衷于保卫人的尊严。他们各自奋起反对社会上的不平现象，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一崇高目的的一致性使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民主主义的阵营，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艺术手法上有很大的分歧。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复兴起来的宪章派的文化传统，由英国无产阶级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直到今天还绵延不绝。现代英国的杰出进步作家们经常借重它。杰克•林赛在他不久之前出版的《乔治•梅瑞狄斯评传》一书里评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进步诗歌的时候，曾公正地说过，这种诗歌的熊熊焰光是由宪章运动者的火炬点燃起来的。
很遗憾，迄今为止，对于整个宪章派文学还没有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研究这派文学有它一定的困难。主要困难之一是宪章派文学的数据迄今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搜集。
在宪章运动之后一百午里，从未有人试图将宪章派诗人和散文家的遗着加以汇集。仅仅在最近几年来，英国的进步科学界才在这方面略见活跃起来。⑩因此，这部选集是第一次尝试，企图将最有代表性的和艺术性最强的宪章派作家的诗和散文选录在一本书里。
研究宪章派文学还有一种困难：那里碰到的职业诗人的名字，如艾内斯特•琼斯，威廉•林顿，基洛德•马西和其它一些人，为数较少。宪章派文学遗产中的主要核心是工人诗人的作品；他们在诗上有的署笔名，有的简签姓名，要不就根本不署名。这些“匿名”作品在宪章派中央机关报《北斗星》，《北方解放者》，《人民之友》，《宪章运动通讯》，《红色共和党人》和其它宪章运动者的定期刊物上大量发表。最近几年来，若干笔名和简签已经研究出签署者的真实姓名了。例如：已经查明林顿，马西和奥康诺三人在自己的作品上分别签署“斯巴达克斯”，“庞狄埃拉”，“泰利根诺斯”，而约翰•瓦特金斯和塞弥尔•基德却分别简签J.， W.和S.，但是很大一部分笔名和简签，正如若干匿名著作的作者姓名一样，迄今还没有研究出来。
宪章派文学的产生应该算在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间，就是在开始比较广泛地宣传宪章运动者底思想，并且在宪章运动中首批机关报刊出现的时候。
早期宪章派文学多半是政论性的，都是些宪章运动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告民众书、劳工状况概述、论文、讲演、巡回宣传和群众大会上的报告。宪章派的诗歌和艺术散文产生得较晚。
假如说，在早期宪章派的刊物上也有所谓“诗人角”，或诗歌栏，那末在这些篇幅里通常都是些革命浪漫主义者（首先是雪莱和拜伦）的作品和民间的工人歌谣，这些作品通常是从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刊物《贫民的捍卫者》里面转载过来的。
在宪章派作者的早期政论文章里，使人最感兴趣的是乔治•朱瑞安•哈尼在《伦敦民主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热情充沛的书简。一八三九年，哈尼领导了伦敦民主主义者协会。这个协会，恩格斯称之为“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运动中英国政党内最急进的小组织”。恩格斯说：“这个最急进的小组织是由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等组成，他们清楚地看到宪章运动的目标，并且力图加速它的实现。虽然大多数宪章运动者想到的还只是如何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仅仅不多几个人能够考虑到这个政权的利用问题，可是在当时动荡中起很大作用的、上述那个协会的会员们却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首先是共和党人，他们宣称九三年的宪法是自己的信条，拒绝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作任何联合，并且坚持主张：被压迫者有权用一切手段去反对压迫者，那些手段正是后者用来反对前者的”。⑾
大家知道，在伦敦民主主义者协会机关刊物《伦敦民主主义者》的第二期上，哈尼曾向人民发出了一个呼吁，题目是《人民的朋友进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被奴役、被压迫和受苦难的阶级》。哈尼是革命暴力派的无条件拥护者，用宪章运动者的话来说，他属于“暴力派”。他打算只用革命的方法去争取宪章的胜利。但他关于斗争的概念底性貭，本身就受着早期宪章运动底形势和水平的限制。他想象中认为，革命便是在伦敦无产阶级中最革命的一部分人的支持下一百万“北方人”军队的征伐。他明显地低估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作用。
但也该替作家哈尼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善于巧妙地运用各种文章风格。他能以自己呼吁书中的革命热情吸引读者，而在这一方面，其它宪章派领袖大概都比不上他。他的许多文章和言论，现在看来可能显得有些幼稚，并且过份庙堂气了一些，可是当时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毫无疑问，作为宪章派政论典型的哈尼的言论是值得人们特别重视的。
在当时其它政论家中应该提到的还有莱德和库姆布。
在后来的几年里，宪章运动者的政论非常流行，并且浸透到其它作品的风格里面，难以区别它的界限。宪章运动者的政论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在宪章派报刊上，各类主题的文章都可以读到：从工厂里惨无人地道剥削童工起，一直到各种空想社会。但是不管宪章派作家写些什么，他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宪章运动及其具体任务。宪章派报刊上都无例外地登载着政治评论、给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报纸出版者的公开信、社会学论文，文学评述和短论、历史小品和宪章派演说家的讲辞。宪章派政论渐渐地在思想方面成熟起来了，逐步地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出社会政治生活现象中所包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投稿给哈尼和琼斯主办的杂志，琼斯本人和其它几位政论家的许多论文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宪章派政论的文学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听众，即作者发言对象的特点而有所制约。这些听众通常便是数以千计的参加宪章运动者群众大会的工人。宪章运动者的政论仿佛从大会的演说中发展起来的。宪章运动者最初的几篇政论文章通常就是大会的讲演稿。但即使在后来，这些政论文章还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演讲家发言的体例，强烈的表达力和口头讲演所特有的感染力量。
简洁，思路明确，文体优美，语言具体而生动——这就是宪章派政论风格的不变的特征。
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北斗星》上开始发表了宪章运动参加者为数不多的诗歌作品。这是预示着群众诗歌的灿烂繁荣阶段即将来到的最初征象。
从文学史观点着眼，宪章派诗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独特的现象。它主要包括在文学方面多半缺少经验的宪章运动者写的一些短诗和歌谣。宪章派群众诗歌的一般艺术水平都比较低。当时宪章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自学成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具有相当高度的美学价值。
宪章派诗歌的最大特色之一：它有异乎寻常的机动性，对英国政治界和社会界发生的任何事件，不管是议院通过了什么法律，或者对宪章运动领袖下了什么判决，它都能马上反应。
宪章派诗人首先把诗歌看作是斗争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章派诗歌的内容和风格。这些诗歌基本上就是宪章运动者大会上集体合唱的歌曲和圣诗。
宪章派诗歌在产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多半具有模拟的性貭。这种作品模仿的对象通常是那些民间的工人歌谣，较少一些的是圣诗，以及雪莱、拜伦和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多年里其它民主主义诗人们的某些作品。
随着宪章运动的发展，宪章派文学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和运动中具体事件有关的主题。这种事件之一就是一八三九年在纽波特（威尔士）爆发的、后被英国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的宪章运动者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袖：弗洛斯特，威廉士和弗•琼斯被判处死刑，后来“恩”减为无期徒刑。他们的悲惨命运和一部分起义者的牺牲长时期成为宪章派作家创作中的描写对象。邮局每次给宪章派报纸编辑部送去一大堆致纽波特起义参加者及其领袖们的书信，还有离合体诗篇、十一缀韵的十四行体诗篇，墓志铭和颂歌。其中许多作品始终没有发表过。但是就那些刊登出来的东西，已经能够编集成书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远不是相等的。优秀的代表作有瓦特金斯写的关于约翰•弗洛斯特的悲剧和个位宪章派的匿名作家用“Iota”笔名发表的十四行诗集。这些优秀作品在本集中收录了一部分。
一八三九年的起义给宪章派诗人和散文家们指出，宪章运动本身包含着取之不尽的艺术创作的素材。
在宪章派诗歌里，讽刺体裁的诗歌发展的比较早。在宪章派报刊上登载着尖锐的讽刺短诗、小曲、短歌，嘲笑那些反动的政治活动家、贪赃枉法的资产阶级法官，嘲笑统治阶级的贪污和爱钱如命，嘲笑多愁善感的绅士们那种可笑的伪善心肠等等。在这些诗篇里也时常尖锐地讽刺宪章运动者自己方面的人。例如山基这样一些诗人，他们用尖刻的讽刺指责宪章运动者的消极被动和踌躇不决，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斗争中，宪章派讽刺诗人步调一致，反对欧洲反动派，反对采取“不干涉态度”的英国政府。
宪章派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主题日趋丰富、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早在四十年代中叶，宪章派诗歌的主题范围已经有了显着的扩大。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负责的思想浸透在宪章派文学之中，国际主义的主题思想也在逐步加强。
在这一时期的宪章派诗歌里，我们发现许多足以证明宪章运动者对于其它国家中的民主运动感到浓厚兴趣的作品。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一八四六年克拉科夫⑿的起义，美国的废奴运动，爱尔兰的革命风波，古巴革命家和诗人普拉西多的惨死——这种种事件和情况都在宪章派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中得到热烈的反应。对于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民主主义文学，宪章运动者的兴趣也并不稍逊。由于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欧洲发生了一连串革命事件，宪章派文学里的国际主义倾向就特别强烈，顺便说一句，就在宪章运动本身中，情况也是一样。诚然，这种根据“兄弟民主协会”的活动和其并不特别明确的纲领而产生的倾向，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比较，还很悬殊，但无疑地巳向它走近了一步。
在宪章运动的最后几年里，宪章派诗歌渐渐地丧失了它的群众峰。在这时期的宪章派定期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已经比较少了。比较常见的是艾内斯特•琼斯，林顿和马西。就是这些宪章运动者所创作的诗歌本身也改变了它的性貭。篇幅较小的诗、歌、讽刺小曲，圣诗等让位给篇幅大的组诗和内容丰富的史诗。看来，在宪章运动一般衰落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求诗歌有原先的“机动性”；由于认识了经历过来的道路，认识了要把长期的社会斗争经验作出艺术概括的必要性，就推动了诗人们去掌握“容量”更大的体裁。正是在这些年头里，琼斯的《新世界》和《狱中诗集》，林顿的《列国哀歌》和《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以及马西的名著问世了，所有这些作品构成了宪章派诗人创作遗产中思想上最成熟和艺术上最有价值的部分。
宪章派文学的历史不仅是追求新主题的斗争过程，也是探索新艺术方法的最复杂的过程。
文学中的新的生活素材，对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新看法，迫切要求宪章派作家掌握新方法，通过艺术形象体现现实。艺术手法的熟练过程是非常困难而又充满着矛盾，实陈上也是永无止境的。现在我们掌握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因此可以确定宪章派作家探索的趋向和它的成效。
从艺术手法上着眼，早期宪章派诗歌热衷于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创作。宪章运动者熟悉并盛赞拜伦、特别是雪莱的诗。恩格斯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⒀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经常在最畅销的宪章派报纸上发表，他们这些革命诗歌的一行一句，常常抄写在旗帜和招贴画上，宪章运动者高举着这些旗帜和画，参加群众示威游行和集会。自然，这些卓越的革命诗人的诗篇在宪章派诗歌里产生了大量的摹拟作品。在宪章派早期诗歌里可以发现几十首诗歌与《给英国人民的歌》、《虐政底假面游行》，《制压破坏机器法案》、《制订者颂》、《勒德分子之歌》以及拜伦、雪莱的其它诗篇里的个别章句十分相似。只要把本集选录的宪章派诗人山基的《歌》和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作一比较，便会深信不疑。
拜伦的否定资本主义世界的激情和他对“哪怕是用刀子的”革命战争的热烈宣传，以及雪莱诗歌中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吸引了宪章派的诗人们。假如把早期宪章派诗歌全部浏览一遍，我们就能发现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观点和描写是占主导的。这很自然，因为宪章运动本身的性貭和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间（也正是宪章派文学形成的年代）宪章运动者意识形态本身的特征，都有利于获得这种类型的艺术认识。这不仅涉及诗歌，也涉及到稍后才露头角的艺术散文。早期宪章派的小说，其中包括琼斯的小说《一个国王的自白》和《人民的罗曼斯》，跟彻底现实主义的现实理解和现实描写之间也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和运动的向前发展，现实主义的倾向渐渐地在宪章派文学中巩固起来。
但是仅仅在一八四八年后，这种倾向才渐渐成为主导的，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更加强了宪章派作家对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的规律的认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宪章派文学获得新的现实主义的成就；这种成就表现于典型现象选择的原则上，表现于描写人和现实的新手法里。
关于宪章派文学成熟时期的现实主义底性貭问题，是在研究宪章派创作遗产时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应该记住，宪章派作家们完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是在英国批判的现实主义的鼎盛时代。《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尔•特维斯脱》，《尼古拉•尼克贝尔》，《马丁•朱述尔维特》等小说的作者——狄更斯的文章影响远及英国国外。整个英国都在诵读撒克里发表在《潘基》上的《假绅士》。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末流的斗争在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间到达了最高峰。正是在这些年头里，出版了文学泰斗的作品：狄更斯的《董贝父子》，撒克里的《名利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和盖斯盖尔夫人的《玛丽•白登》等优秀作品。这些小说在短短一段时期里一齐出现，具有集中打击反现实主义和反民主主义艺术的意义。正是在这些年头里批判现实主义成为英国文学界的主导倾向。
现实主义的强烈的、蓬勃的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宪章派作家。宪章运动者十分钦佩撒克里以讽刺手法揭露真相的本领和狄更斯的天赋独厚的才艺和深挚的仁爱精神。宪章派报刊上经常登载这两位大作家的作品片断。某些宪章派作家试着模仿它们。
但是宪章运动者对于狄更斯和撒克里作品的态度不仅止于佩服他们的才能和拥护他们的现实主义而已；其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宪章运动者对于批判现实主义者底艺术实践既钦佩又厌恶。宪章主义者清楚地看到狄更斯的民主主义思想，认为他是“自己”阵营中的作家，热心地广泛推荐他的作品。他们承认狄更斯是人民的作家，并且根据这一点，把他和彭斯并列——这是宪章派批评家们所能给予作家的最高的荣誉。“人民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北斗星》报写道，“而……狄更斯坚持这个事业，反对社会上统治阶级底残酷、虚伪，背神、反自然的理论与行动。”同一报纸的另一个地方写道：“狄更斯，他是穷人的诗人，从来没有人敢于想象比这更大的荣誉和更高的地位。”宪章派报纸号召读者们“务必购置和阅读”一部狄更斯的作品。
同时，狄更斯力图把一切社会冲突归结为某种抽象概念——善与恶的冲突，但他这一努力无疑地使宪章运动者大为失望。狄更斯和撒克里都畏惧工人革命运动，但宪章运动者却与这种畏惧无缘。他们很厌恶这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创作中所包含的调和主义的调子。
宪章运动者要求有现实主义的艺术，于是试图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方法。
他们没有发表任何关于文学创作原则的宣言。在他们的遗产里，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专门的文学理论作品。
宪章派刊物的评论栏里经常登满了介绍过去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和作家的创作遗产的通俗文章。比较少一些的是新书评论。但是即使在这种性貭的文章里，也经常提出创作方法问题、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文学中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还在四十年代初期，苏格兰宪章运动者的机关刊物《宪章运动通讯》登载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文章，总标题为《诗人的政治观》。在这一系列文章里，除了一些论文学史的短文外，还可以看到不少文章痛斥资产阶级的评论，并且肯定自己对于诗和诗人在本国和本国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收入本集中的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可以作为例子。但仅仅在四十年代末，关于艺术的内容和目的问题，诗的任务和诗人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问题，以及文学的人民性和作家的公民义务问题才成为宪章派报刊上最有兴趣并引起广泛讨论的对象。琼斯在《劳动者》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谈到了这些问题；林顿写了几篇诗（《诗人的使命》，《殉国哀歌》）论述这些问题；稍后，马西也在《红色共和党人》和《人民之友》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学批评文章。
假如把宪章派批评家散述在文学述评、评论、书报评论等等文章里面的言论收集在一起并加以仔细研究，那就可以相当完整地了解到宪章运动者对于文学所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简单地说成这样：文学应该真实地描写人民的境遇和他们为解放自己而作的斗争；文学是人民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而文学本身必须以这一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作为养料。真正的人民作家善于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时代的精神面貌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然，这些要求促使宪章派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不管宪章运动者愿意不愿意，宪章派文学的现实主义方法却是在浪漫主义者文学泰斗的十分强烈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种影响非常有助于丰富宪章派文学，同时却并不成为压倒一切的影响。宪章运动者为寻求新型的现实主义而奋斗。他们竭力在自己的手法里保持从革命浪漫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良的特色和特别是战斗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属望将来的思想倾向。同时应该指出，在艺术手法的探索中，宪章运动者的文艺创作稍稍落后于他们的美学理论。宪章派散文家和诗人在理论上了解到必须建立新的现实主义艺术，然而却无法完善地制订出这种艺术的具体形式。
宪章运动者在探求新艺术手法的斗争中仅仅获得了一些初步成就。要在这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宪章派文学的寿命，正如宪章运动本身一样，委实太短了。但就算是初步成就吧，在文学史上它已具有不可估计的重要意义了。宪章运动者第一个走上那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在不同时期里，大大小小的作家就在这条道路上各自经历了一段长短不同的路程。有一些作家差不多刚一迈步，就立刻退了回去；有的循着它走完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拥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家们（威廉•莫利斯⒁和其它人），萧伯纳和拉尔甫•福克斯⒂走的是这一条道路。其中有几位掌握了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就径直向前迈进；其它作家却迷糊了，误入歧途，可是总的运动却从没有停止过。目前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想鼓舞的许多现代英国进步作家们正循着这条道路前进。
很遗憾，宪章派文学在艺术手法方面比较成熟的时期正是宪章运动本身日趋衰落，而宪章派诗歌正失掉它群众性的时候。实际上，晚期宪章派文学只是几个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其中最杰出的是艾•琼斯，威•林顿和基•马西。
在上述三位诗人里，仅仅林顿一人随着宪章运动走完全程，虽然他并不象琼斯和马西那样是一个积极的宪章运动活动家。林顿有个别诗篇具名为《斯巴达克斯》，从一八三九年起，这些诗篇不时在宪章派刊物上发表。但是他的诗才，直到后来，直到运动的危机时期才全部发挥出来，而这一危机却酝酿了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的几次革命浪潮。他在这时期里创作的某些作品，宪章派文学的历史家们公正地评为宪章派诗歌中的优秀范例，成为宪章派文学中最宝贵的精华。举例说，收在本集中的著名诗篇《工人和利润》便是这一类的诗篇。
一八四八年的几次革命战斗使诗人和政论家林顿的创作热情到达蓬勃的高潮。他象其它宪章派诗人一样，也希望革命实例的力量能吸引宪章运动的群众，因此在自己的诗文里也千方百计地使宪章运动者注意到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等国家所发生的革命事件。这些年内，在《北斗星》，《民主评论》和《共和党人》等杂志里大量发表林顿论述欧洲革命事件的文章和诗篇。他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写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十分宽广，并且多样性。爱尔兰的饥民暴动，罗马的英勇保卫战，法国资产阶级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与社会实践，英国宪章运动的现状和任务——林顿这几年作品中接触到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一八四八年，林顿在《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巨篇长诗《列国哀歌》。这诗的主题在宪章派诗歌中是相当一般的，即诗和社会的斗争；但他写这个主题时所取的角度却别具只眼了。林顿关心着宪章派诗人在一八四九年中提出的问题：在革命失败时期诗人的作用是什么？这首诗的结构很象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首诗的中心写一个泰坦诗人的形象，他被锁住在岩石上，痛苦地凝视着反动派到处取得胜利。他眼见大批人民排成送殡行列，送着一八四八年革命战斗中阵亡的英雄们来到基地上；他记起梅特涅，⒃卡芬雅克⒄和尼古拉一世⒅的血腥“功业”来；他目睹奥地利军队蹂躏着爱好自由的意大利，和采取懦怯可耻的“不干涉”立场的资产阶级的英国。到处是黑暗和荒秽；一片死气沉沉。“值得战斗吗？”诗人问自己。而主要的是进一步该干什么？诗人所得到的结论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许多宪章运动的领袖们和参加者也是重要的，他们面对反动派的狂暴行为感到惊慌失措了。斗争在继续，诗人的任务在于寻觅和召集生气蓬勃的战士，并和他们一起准备对暴君们的堡垒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一八四八年的事件使林顿对自己以前的许多信念不得不改变看法。对于作为诗人和宪章运动者的林顿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一八四八年的经验完全摧毁了他对普选权的幻想。这种普选权曾经为宪章运动者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唯一的必要条件。在这几年中，“合法革命”的思想显然是毫无根据了。林顿开始了解：问题应该是消灭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不是试图在这种制度内树立正义。
林顿的新观点既在他社会政治的实际行动中、又在他的创作里表现了出来。林顿以前把现实的许多方面看作个别的、分散的社会缺陷，看作多少是偶然的“阶级罪恶”；现在，在这位诗人心目中，这些方面是制度的构成要素，有极深的内在联系把这些要素统一在一起。基于对现实的新的理解，他创作了篇幅很大的诗集《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诗集作于一八五○至一八五一年间，一部分发表于《红色共和党人》杂志（后来这杂志改称为《人民之友》）上，一部分发表在他从一八五一年开始自己出版的《英吉利共和国》杂志上。
《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所收的诗篇，按其诗题来说，常常和地主主义毫无关系：如《亡命者》，《贸易自由》，《工作室》等等。问题在于林顿给予了“地主主义”概念以特殊的内容，这种内容可以说就是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诗集中个别诗篇的内容。
几乎在这诗集的每一篇诗里，我们总可以发现几行诗直接或间接地谈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此外，还有一系列的诗，它们的主题是阶级斗争。诗人把自发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描写成为资本主义关系、贫困和剥削群众所造成的生活现象。林顿在个别诗篇里描绘着光明的未来，描绘着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幸福的自由劳动，试图预示这一斗争的结局。
林顿了解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但他不能给读者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宪章运动者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正如林顿在资产阶级教育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一样，促使他接近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他也知道共和主义的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始终没有再前进一步。
作为文学大师的林顿，稍逊于琼斯和马西。他没有琼斯豪放的诗情，也没有马西深切动人的诗思。林顿的诗略嫌枯涩，很重理智，很明确，但缺乏热情横溢的感染力量。不言而喻，在林顿的诗里，“感情”占着重要位置，尤其在他创作中的主要形式——政治抒情诗里，更是这样。但林顿的感情——与其说是“心里的感情”，不如说是“脑子里的感情”。仅仅在后来的创作中林顿才克服了他诗中枯涩、重理智的毛病。就这一点说，他的长诗《列国哀歌》和诗集《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里的某些诗篇写得比较成功，感情和思想通过艺术形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宪章派诗人中最杰出的是艾内斯特•琼斯。他精力过人，才思无穷。他在巡回宣传、演讲和编辑出版工作上花费了很多时间，而在文学工作方面还能做出这样斐然的成绩来，这真叫人惊叹不止。在两年中（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他创作和发表了几十首诗，两首巨篇长诗，两部长篇小说，近十篇文艺批评文章，一篇关于欧洲人民起义的历史研究论文，而在这里还没有算进他在《北斗星》上发表的许多篇文章。年青的琼斯是一位热情、真诚、极肯钻研的人。这些品貭常常引导他去宣传一些显然无法实现的东西。有时他被组织世界共和国这一思想迷住了，这个共和国，照他主张，应在各种族人民互相接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他认为“兄弟民主协会”的口号——“人人都是弟兄！”就实现了。有时他宣传奥康诺的土地计划。但就是在他这些心向神往的事物中，也经常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内核，并且逐渐地显露出来。首先，琼斯的实际行动表现于组织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络工作上，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导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联盟；其次，他的实际行动转变为鼓动土地国有化。
尽管琼斯的许多思想完全是矛盾的，空想的，尽管他早期许多作品是模拟的，但他的整个创作却显然表现了很高的才华，有时还显出他对生活具有深刻非凡的认识。在宪章派文坛上未必能找出第二位作家，他能在自己的作品中那样强烈地传达出人民的怨恨与愤怒，以及他们渴望解放的心情。琼斯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深刻的理解，这决定着他的诗作不能不有高度的真挚感情。但是他从来不把这种真挚感情变为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热潮，因为他本人就是人民斗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他的诗思反映了在宪章运动高潮或低潮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和感情。他的强有力的集体主人公——人民——创造着巨大的财富，在穷困的逆境里挣扎，受苦，战斗。这集体主人公是最鲜明的化身之一，它体现了宪章运动所唤起的无产阶级自觉性和阶级团结新的精神面貌。
在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间，琼斯创作了一系列的诗篇，歌咏用暴力去获得宪章的胜利，歌咏工人的国际团结，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奥康诺的土地计划等等。
一八四八年是琼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林顿的转折点。英国宪章运动和大陆上革命的经验告诉他：要在宪章运动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是不可能的。琼斯认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是很明显了。在他被控为“最危险的宪章运动者”之一而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写的巨篇长诗《新世界》证明他的观点已有转变。这篇长诗是讽喻诗。诗里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斯坦，但读者不难猜到，它指的是英国，它在讲英国人民的前途。作品的内容是具有独创性的、以诗的形式叙述的英国阶级斗争史，作品的主人公是人民。琼斯讲了“过去的时代”之后，便着眼到将来，告诉读者：陷于绝望的人民怎样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诗的最后部份，琼斯描写着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底景象，这就说明诗人还没有彻底打破宪章运动者世界观的局限性。只是在后来（一八五一至一八五四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之下，他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渐渐接近起来。在群众罢工和争取召开工人国会时期，琼斯的创作以成熟和高度艺术性着称于世。
除了《囚徒——奴隶》，《未来之歌》等诗篇以外，琼斯还创作了不少长篇和中篇小说，如《妇女们的委曲》、《民主运动史》等等。所有这些作品证明了在他的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倾向已日见深刻，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的作家对他很有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琼斯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在琼斯这几年写的诗里，我们经常遇见一些极为生动的人的形象，有时是整个民族的形象。他们真正活在他的诗篇里，跟历史的参加者和创造者一样地过着复杂、广阔、热情磅礴的生活。琼斯对文字的理解极其精到，掌握得也极巧妙。他能写这样一种风格的文章，使读者对所写的史实感到史诗似的宏伟壮丽，起义人民会觉得他们具有翻天复地的力量。没有一位宪章派诗人能在创作中象琼斯那样地具有这么丰富的旋律，这么完美和多样化的韵脚，在用词方面有这么正确和精深的功夫。就艺术性说，他的创作远远地超越一般宪章派诗歌。琼斯，他是十九世纪杰出的英国诗人，足可列入最有天才的学者和拜伦、雪莱、济慈的继承者的行列里。
琼斯不仅是诗人，小说家，政论家。他也写了大量的文艺批评文章，它们多半是在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间写成的。在这些文章里他制定了宪章派美学的某些原则。这些文章主要是谈文化遗产、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进步倾向，即是说，谈他认为真正艺术作品所必不可少的貭量问题。这些文章大部份是期刊上发表的文学评论和一些研究外国（俄国、德国和波兰）杰出作家的专门论文。
选在本集里的那篇论述普希金的文章，特别有趣味。尽管文章里有某些事实错误，它一般地正确介绍了这位伟大的诗人。琼斯首先欣赏的是普希金作品中的人民性，进步性，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民底压迫者的憎恨，以及表现时代精神的才能。值得注意的是琼斯跟当时所有普希金传记作家相反，他把普希金之死归罪于俄国的专制制度。
作为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的琼斯，他的眼界宽广，学识渊博。他的评论文章常常包含着学术研究的气息，用于阐明一些文学发展的道路。同时这些文章以具有浓厚的政论性着称，它们顺便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最后一位宪章派大诗人是基洛德•马西。他是工人出身，亲自尝过工厂劳动的一切苦痛，正因如此，他的生活经验比林顿和琼斯丰富得多了。他对剥削者的憎恨，感情意义强于理智意义。他对于个人爱和憎的理性认识，对它们的社会意义的了解，马西领悟较晚，是在参加宪章运动之后，他才有所理会。
马西成为宪章派诗人的时候，宪章运动已经进入晚期了。马西同哈尼、琼斯在一起，努力于宪章运动的复兴工作。他的一八五○至一八五四年间的创作都是为这复兴工作服务的。他有很大的诗才。他的作品以情感强烈，形容尽致，辞藻丰富见胜。他是当时的大众诗人之一，他的诗如《四八年的人们》等，以其艺术成就而言，比之琼斯和林顿的优秀诗篇，都毫无逊色。
唯一遗憾的是，马西的诗才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没有在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假如马西具有更坚定的信念，对现实具有更独立的见解，他可以成为很大的诗人。马西和琼斯、林顿不同，他没有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而且也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正因此，他的见解不免有些肤浅和动摇。
一八五○至一八五四年是马西创作史上最丰产的时期。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高潮吸引了他，他接近了左派宪章运动者，并且成为哈尼的杂志《红色共和党人》和《人民之友》的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他在这两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富有才华的诗篇，本集选录了其中最重要的几篇。
他的诗充满了暗喻和寓意，在这些暗喻和寓意的结构里，马西经常引用《圣经》上的传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西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的文学遗产估价很高；他认为弥尔敦是一切时代里世界各族人民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特地作了几篇诗文歌颂他；再说，十七世纪的革命传统在宪章运动中曾经获得相当广泛的传播，而借用象征性的《圣经》故事去表达革命思想的风气在宪章派文学里又是到处可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马西自未能免俗。但马西喜用暗喻和寓意往往超出传统范围之外。其原因当然在于诗人的世界观彷徨不定，对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性貭缺乏明确的概念。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诗文里所引用的比拟每每违反事实。譬如说，他把现代宪章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和脱离埃及、不愿作奴隶的以色列人混为一谈，或者把耶稣的事业和艾内斯特•琼斯的事业等量齐观。
马西在哈尼办的几个杂志上刊登的、经常用“彭迪埃尔”和“自由魂”笔名发表的文艺批评文章，曾引起读者相当浓厚的兴趣。马西在文艺评价方面常常根据琼斯早在四十年代末期已经规定了的各项原则定论。他常常写文章论述著名的民主主义诗人的创作，但范围并不限于英国的民族文学。例如，他写过一篇论述当时英国几乎还没有人知道的裴多菲、⒆杜庞、⒇弗莱里格拉特（21）等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马西试图揭示出这些诗人创作中的革命思想，强调他们作品中的平民性，赞美他们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但就在这方面，马西坚持这个宪章运动者的立场也并不长久。他渐渐地从拥护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转变为鼓吹艺术与政治不能并立的思想。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马西成为很得意并且享有盛名的资产阶级诗人，他和工人运动完全脱离关系了。
马西的优秀作品，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遗忘。英国的民主人士了解而且喜爱这些作品。现代进步作家杰克•林赛还用马西的一篇诗《四八年的人们》作为自己一部同名小说的题词。
宪章运动者的散文远比诗歌贫乏。虽然在宪章派刊物上相当经常地按期登载一些宪章派作者的散文作品，但以艺术水平来说，散文远逊于诗歌。宪章派的散文，正如诗歌一样，反映了宪章运动中各种主要倾向的斗争。托麦斯•柯伯（22）发表了宣扬基督教伦理的短篇小说；奥康诺发表关于土地计划的短篇小说，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瓦特金斯则在《伦敦宪章运动者》月刊上登载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主题是统治阶级压迫工人和农民。和这些比较次要的作家同时出现的有两个宪章派散文大师：托麦斯•惠勒和艾内斯特•琼斯。他们创作了不少作品，反映社会意识和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底觉醒。宪章派的散文，正如它的诗歌一样，甚至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从事探索新途径。它逐渐吸收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就。但有时候在急进宪章派的最主要的散文作品中所出现的主人公，却绝不是狄更斯式的，也不是撒克里式的英雄人物。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人物——革命战士，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
宪章派散文家们照例努力于描绘宏伟的人民运动。他们把革命斗争看作“最合于道德原则的时代主题”，并且坚决主张：革命斗争是争取人民社会福利的基本办法。他们并不放弃批评当时的社会制度，他们把革命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对资产阶级贵族社会所作的批制性描写结合起来。正是在这种地方，显出他们比英国批判现实主义者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许多散文家，特别是琼斯，喜欢描写过去的革命运动，有时还写些臆造出来的社会冲突，目的是警告宪章运动者切勿去犯可能造成的错误。这跟宪章派文学的一般努力方向——帮助人民准备斗争并给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有关。琼斯的作品《人民的罗曼斯》可以引为例子。在这本书里作者叙述了波兰人为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或者也可以引证他的一组特写稿《人民运动史》作例子。因此宪章运动者的艺术散文是和描写过去的革命活动家如潘恩，弥尔顿，克伦威尔，（23）罗伯斯庇尔，（24）十二月党人（25）的许多特写、论文、小品文分不开的。
宪章派散文家认为传播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阐明其任务是自己的主要目的。但是他们里面有许多人却没法把思想体现到艺术形象里去，于是他们的作品一变而为政治论文和某种令人感伤的历史两者机械地拼合起来的东西。作品的形象、情节和思想内容缺乏有机的统一，这自然损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样一种作品相当的多；只有比较少数的中长篇小说是有艺术价值的。
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一——宪章运动——的文学，它的最一般的特征便是这样。不言而喻，在短短的前言里要把它的特点作全面阐明是不可能的。关于宪章派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读者可以依据本集选录的材料去考察它。
（陈次园译）
注：这是考伐莱夫所编《宪章派文学选集》一书的序言。最后一节说明编辑体例部分已删去。
① 列宁全集，中译本，卷二十九，第二七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一版。
② 宪章共有下列六条：一、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二、国会每年改选一次；三、国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四、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五、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六、取消纯属形式的三百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译本第二七九页）——译者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译本，卷八，第二四五页。
④ 同上书，卷六，第二四六页。
⑤ 《列宁文集》中译本，卷一，第五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 威廉•高德温（1756—1886），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着和急进作家——译者
⑦ 盖斯盖尔夫人（1810—1865），英国女作家，《玛丽•白登》的作者。——译者
⑧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九三八年版，第三二○页。
⑨ 如年青的勃朗宁等人。
⑩ 1952年，约翰•塞维尔教授编印《琼斯演讲和论文集》。准备出版的另有《塞维尔的漫谈》，奥康诺和勃里格斯教授所编的《宪章运动研究》各一卷。
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译本，卷五，第三十至三十一页。
⑿ 波兰巨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位于维斯多拉河上。——译者
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九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⒁ 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作家和美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
⒂ 拉尔甫•福克斯（1900—1937），英国最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一，着有《小说与人民》。——译者
⒃ 克勒曼特•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极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曾领导反对欧洲革命运动的神圣同盟。——译者
⒄ 路易•奥根•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屠杀过巴黎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一八四八年用流血政策镇压了六月起义。——译者
⒅ 巴甫洛维奇。尼古拉一世（1796一：m55），俄国沙皇，曹参加镇压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革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译君
⒆ 山陀尔•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大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
⒇ 彼尔•杜庞（1821—1870），法国工人诗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
（21） 裴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5），德国诗人，一八四八年革命诗歌的代表人物。——译者
（22） 托麦斯•柯伯（1805—1892），英国宪章派诗人。——译者
（23） 奥里佛•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译者
（24） 马克西米林•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布宾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的首脑。——译者
（25）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贵族革命家们；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他们在俄国首次发动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