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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啄木

· 《叫声和口哨》（组诗）
· 可以吃的诗
·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石川啄木
　　· 生平与创作
　　· 作品介绍



叫声和口哨

石川啄木
（周启明 译）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我们且读书且议论，
我们的眼睛多么明亮，
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
我们议论应该做什么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也知道群众追求的是什么，
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事。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知道得更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聚集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经常在世上创造出新事物的青年。
我们知道老人即将死去，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看啊，我们的眼睛多么明亮，我们的议论多么激烈！
但是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啊，蜡烛已经换了三遍，
饮料的杯里浮着小飞虫的死尸。
少女的热心虽然没有改变，
她的眼里显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疲倦。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握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1911年6月15日，东京


　　一勺可可



我知道了，恐怖主义者的
悲哀的心——
言语与行为不易分离的
唯一的心，
想用行为来替代
被夺的言语来表示意思的心，
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去投掷敌人的心——
但这又是真挚的热心的人所常有的悲哀。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喝着一勺凉了的可可，
尝了那微苦的味，
我知道了，恐怖主义者的
悲哀的、悲哀的心。


1911年6月15日，东京


注：恐怖主义者，此处指幸德秋水的一派。幸德秋水是日本早期的革命者，与片山潜
等人创办《平民新闻》，提出反对战争的口号，发起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组织工会
运动。日本的反动统治者害怕工人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汇合，于是一面武装镇压工人
的反抗，一面加强控制言论、思想自由。1901年6月，他们捏造了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谋杀
天皇的莫须有事件，在全国范围大肆搜捕社会主义者。次年一月，判处幸德秋水等十二
人死刑，此所谓“大逆事件”。




　　书斋的午后



我不喜欢这国里的女人。

读了一半的外国来的书籍的
摸去粗糙的纸面上
失手洒了的葡萄酒，
很不容易沁进去的悲哀呀！

我不喜欢这国里的女人。


1911年6月15日，东京


　　激　论



我不能忘记那夜的激论，
关于新社会里“权力”的处置，
我和同志中的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N君，
无端的引起的一场激论，
那继续五小时的激论。

“你所说的完全是煽动家的话！”
他终于这样说了，
他的声音几乎像是咆哮。
倘若没有桌子隔在中间，
恐怕他的手已经打在我的头上。
我看见了他那浅黑的大脸上，
胀满了男子的怒色。

五月的夜，已经是一点钟了。
有人站起来打开了窗子的时候，
N和我中间的烛火晃了几晃。
病后的、但是愉快而微热的我的颊上，
感到带雨的夜风的凉爽。

但是我也不能忘记那夜晚
在我们会上唯一的妇女
K君的柔美的手上的指环。
她去掠上那垂发的时候，
或是剪去烛心的时候，
它在我的眼前闪烁了几回。
这实在是N所赠的订婚的指环。
但是在那夜我们议论的时候，
她一开始就站在我这一边。


1911年6月16日，东京


　　墓志铭



我平常很尊敬他，
但是现在更尊敬他——
虽然在那郊外墓地的栗树下，
埋葬了他，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实在，在我们聚会的席上不见了他，
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他不是议论家，
但是他是不可缺的一个人。

有一个时候，他曾经说道：
“同志们，请不要责备我不说话。
我虽然不能议论，
但是我时时刻刻准备着去斗争。”

“他的眼光常在斥责议论者的怯懦。”
一个同志曾这样的评论过他。
是的，这我也屡次的感觉到了。
但是现在再也不能从他的眼里受到正义的斥责了。

他是劳动者——是一个机械工人。
他常是热心的、而且快活的劳动，
有空就和同志谈天，又喜欢读书。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他的真挚不屈、而且思虑深沉的性格，
令人想起犹拉山区的巴枯宁的朋友。
他发了高烧，倒在病床上了，
可是至死为止不曾说过一句胡话。

“今天是五月一日，这是我们的日子。”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早上，我去看他的病，
那天晚上，他终于永眠了。

唉唉，那广阔的的前额，像铁槌似的胳膊，
还有那好像既不怕生
也不怕死的、永远向前看着的眼睛——
我闭上眼，至今还在我的目前。

他的遗骸，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遗骸，
埋葬在那栗树底下。
“我时时刻刻准备着去斗争！”
这就是我们同志们替他选定的墓志铭。



注：巴枯宁（1814—1876），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犹拉山区在瑞士。
巴枯宁曾在那里组织犹拉联盟，进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打开了旧的提包



我的朋友打开了旧的提包，
在微暗的烛光散乱着的地板上，
取出种种的书籍，
这些都是这个国家所禁止的东西。

我的朋友随后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了！”放在我的手里，
他又静静的靠着窗吹起口哨来了。
这是一张并不怎么美的少女的照片。



注：指索菲亚·里沃芙娜·皮罗夫斯卡雅（1853—1881），俄国民粹派初期的女革命家。
她积极参加了1881年3月1日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组织，4月3日被处死刑。



　　家



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忽然又想要可以称作我家的家了，
洗脸的时候也空想着这件事，
从办公的地方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之后，
喝着晚餐后的茶，抽着烟，
紫色的烟的味道也觉得可亲，
凭空的这事又浮现在心头——
凭空的，可又是悲哀的。

地点离铁路不远，
选取故乡的村边的地方。
西式的、木造的、干干净净的一栋房，
虽然并不高，也没有什么装饰，
宽阔的台阶，露台和明亮的书房……
的确是的，还有那坐着很舒服的椅子。

这几年来屡次想起的这个家，
每想起的时候房间的构造稍有改变，
心里独自描画着，
无意的望着洋灯罩的白色，
仿佛见到住在这家里的愉快情形，
和给哭着的孩子吃奶的妻同在一间房里，
她在角落里，冲着那边，
嘴边自然的出现了一丝微笑。

且说那庭院又宽又大，让杂草繁生着
到了夏天，夏雨落在草叶上面
发出了声响，听着很是愉快。
又在角落里种着一棵大树，
树根放着白色油漆的凳子——
不下雨的日子就走到那里，
抽着发出浓烟的、香味很好的埃及烟草，
把每隔四五天丸善送来的新刊
裁开那书叶，
悠悠的等着吃饭的通知，
或者招集了遇事睁圆了眼睛，
听得出神的村里的孩子们，告诉他们种种的事情。……

难以捉摸的，而又可悲的，
不知什么时候，少年时代已消逝，
为了每月的生计弄得疲劳了，
难以捉摸的，而又可悲的，
可怀念的，到了什么时候都舍不得抛弃的心情，
在都市居民的匆忙的心里浮现了一下，
还有那种种不曾满足的希望，
虽然起初就知道是虚空的，
眼睛里却总是带着少年时代瞒着人恋爱的神色，
也不告诉妻子，只看着雪白的洋灯罩，
独自秘密的，热心的，心里想念着。


1911年6月25日，东京



注：丸善，日本东京的大书店，主要卖外国书。



　　飞　机



看啊，今天那苍空上，
飞机又高高的飞着了。

一个当听差的少年，
难得赶上一次不是当值的星期日，
和他患肺病的母亲两个人坐在家里，
独自专心的自学英文读本，那眼睛多疲倦啊。

看啊，今天那苍空上，
飞机又高高的飞着了。


1911年6月27日，东京



注：日本陆军是在1910年第一次买飞机的。



《叫子和口哨》补遗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一）



在我的头脑里，
就像在黑暗的旷野中一样，
有时候闪烁着革命的思想，
宛如闪电的迸发——

但是唉，唉，
那雷霆的轰鸣却终于听不到。

我知道，
那闪电所照出的
新的世界的姿态。
那地方万物将各得其所。

可是这常常是一瞬就消失了，
而那雷霆的轰鸣却终于听不到。

在我的头脑里，
就像在黑暗的旷野中一样，
有时候闪烁着革命的思想，
宛如闪电的迸发——


1911年6月15日，东京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八）



真是的，那小街的庙会的夜里，
电影的小棚子里，
漂浮着汽油灯的臭煤气，
秋夜的叫子叫得好凄凉啊！
呼噜噜的叫了，随即消失，
四边忽然的暗了，
淡蓝的、淘气小厮的电影出现在我眼前了。
随后又呼噜噜的叫了，
于是那声音嘶哑的说明者，
做出西洋幽灵般的手势，
冗长的说起什么话来了。
我呢，只是含着眼泪罢了。

但是，这已是三年之前的记忆了。
怀抱着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疲倦的心，
憎恨着同志中某某人的懦弱，
只是一个人，在雨夜的街上走了回来，
无缘无故的想起那叫子来了，
——呼噜噜的，
又一回，呼噜噜的。——

我忽然的含着眼泪了。
真是的，真是的，我的心又饥饿又空虚，
现今还是同从前一样。


1911年6月17日，东京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九）



我的朋友，今天也在
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
难懂而苦恼着吧。

在我的周围，
仿佛有黄色的小花瓣，
飘飘的，也不知为什么
飘飘的散落。

说是有三十岁了，
身长不过三尺的女人，
拿了红色的扇子跳着舞，
我是在杂耍场里看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说起来，那个女人——
只到我们的集会里来过一回，
从此就不再来了——
那个女人，
现今在做什么事呢？

明亮的午后，心里莫名其妙的不能安静。



可以吃的诗


　　这篇诗论的原题是《寄自弓町——可以吃的诗》，发表于一九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的《东京每日新闻》上。根据岩波书店版《啄木全集》第九卷译出。


　　关于诗这东西，我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曾经迷惑过。
　　不但关于诗是如此。我至今所走过的是这样的道路，正如手里拿着的蜡烛眼看着变小了，由于生活的压力，自己的“青春”也一天一天的消失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随时都想出种种理由来，可是每次到了第二天，自己就不能满足了。蜡烛终于燃尽，火也灭了。几十天的工夫，我仿佛投身在黑暗之中——这样的状态过去了。不久我又在黑暗中，静待自己的眼睛习惯于黑暗——这样的状态也过去了。
　　可是到了现在，我用一种完全不相同的心情，考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却觉得有种种想要说的事情。
　　以前我也作过诗，这是从十七八岁起两三年的期间。那时侯对我来说，除了诗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从早到晚都渴望着某种东西，只有通过作诗，我这种心情才多少得到发泄的机会。而且除了这种心情以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侯的诗，谁都知道，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乐，多少还带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类似的成分）而外，就只是一些因袭的感情了。我回顾自己当时作诗的态度，有一句想说的话。那就是，必须经过许多烦琐的手续，才能知道要在诗里唱出真实的感情。譬如在什么空地上立着一丈来高的树木，太阳晒着它。要感到这件事，非得把空地当作旷野，把树当作大树，把太阳当作朝阳或是夕阳，不但如此，而且看见它的自己也须是诗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轻的有忧愁的人才行，不然的话，自己的感情就和当时的诗的调子不相合，就连自己也不能满足的。

　　两三年过去了。我渐渐的习惯于这种手续，同时也觉得这种手续有点麻烦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当时所谓“兴致来了的时候”写不成东西，反而是在自己对自己感到轻蔑的时候，或是等杂志的交稿日期到了，迫于实际情况，才能写出诗来。到了月底，就能作出不少诗来。这是因为每到月底，我就有一件非轻蔑自己不可的事。
　　所谓“诗人”或“天才”，当时很能使青年陶醉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再使我陶醉了。从恋爱当中觉醒过来时似的空虚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时候不必说了，遇见诗坛上的前辈，或读着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离开我过。这是我在那时侯的悲哀。那时候我在作诗时惯用的空想化手法，也影响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抛开空想化，我就什么事情也不能想了。
　　象征诗这个名词当时初次传到日本诗坛上来了。我也心里漠然的想：“我们的诗老是这样是不行的。”但是总觉得，新输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时借来的”罢了。
　　那末怎么办才好呢？想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问是不够用的。不但如此，对于作诗这事的漠然空虚之感，也妨碍我把心思集中在这上头。当然，当时我所想的“诗”和现在所想的“诗”，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变化。回乡的事，结婚的事，还有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责任，同时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我对于这个变动，不能定出什么方针来。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应尽的责任面前表现得极端卑怯的人——所应该受的。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除了作诗和跟它相关联的可怜的自负之外，什么技能也没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强烈了。

　　对于自己作诗那个时期的回想，从留恋变成哀伤，从哀伤变成自嘲。读人家的诗的兴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种仿佛是闭着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时候又带来一种痛快的感觉，就象是自己拿着快刀割开发痒的疙瘩一样。有时候又觉得，象是从走了一半的坡儿上，腰里被栓了一条绳子，被牵着倒退下去的样子。只要我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了，我就几乎无缘无故的竭力来对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这种反抗常常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故乡到函馆，从函馆到札晃，从札晃到小樽，从小樽到钏路——我总是这样的漂流谋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诗有如路人之感。偶尔会见读过我以前所写的诗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情，就象曾经和我一起放荡过的友人对我讲到从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样的不快的感觉。生活经历使我起了这样的变化。带我到钏路新闻社去的一位温厚的老政治家曾对人介绍我说：“这是意味新诗人。”别人的好意，从来没有象这样使我感到过侮辱。
　　横贯思想和文学这两个领域的鲜明的新运动的声音（注：指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在为了谋生而一直往北方走去的我的耳朵里响着。由于对空想文学的厌倦，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多少获得了一些经验，我接受了新运动的精神。就象是远远的看去，自己逃脱出来的家着了火，熊熊的燃烧起来，自己却从黑暗的山上俯视着一样。至今想起来，这种心情也还没有忘记。
　　诗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必须摆脱长时间的因袭，求得自由，从现代的日常的言词中选取用语，对于这些新的努力，我当然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当然应该如此，”我心里这样想。但是对任何人我都不愿意开口说这话。就是说，我只是说什么：“诗本来是有某种约束的。假如得到了真的自由，那就非完全成为散文不可。”我从自己的阅历上想来，无论如何不愿意认为诗是有前途的。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从事这些新运动的人们的作品，看见他们的诗写得很拙劣，我心里就暗暗的觉得高兴。
　　散文的自由的国土！我虽然没有决定好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带着这种漠然的想法，对东京的天空怀者眷恋。

　　钏路是个寒冷的地方。是的，只是个寒冷的地方而已。那是一月底的事，我从西到东的横过那被雪和冰所埋没、连河都无影无踪了的北海道，到了钏路。一连好多日子，早晨的温度都是华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空气好象都冻了。冰冻的天，冰冻的土。一夜的暴风雪，把各家的屋檐都堵塞了的光景我也看到了。广阔的寒冷的港内，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流冰聚集，有多少天船只也不动，波浪也不兴。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酒。
　　把生活的根底赤裸裸的暴露出来的北方殖民地的人情，终于使我的怯弱的心深深的受了伤。
　　我坐了不到四百吨的破船，出了钏路的海港，回到东京来了。
　　正如回来了的我不是从前的我一样，东京也不是以前的东京了。回来了的我首先看到对新运动并不怀者同情的人出乎意外的多，而吃了一惊——或者不如说是感到一种哀伤。我退一步想了想这个问题。我从冰雪之中带来的思想，虽是漠然的、幼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我发现人们的态度跟我自己对口语诗的尝试所抱的心情有类似之处，于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卑怯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由于对原来的反感产生了反感，我就对口语诗因为还没成熟的缘故，不免受到种种的批评这件事，就比别人更抱同情了。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就热心的去读那些新诗人的作品。对于那些人同情的事，毕竟只是我本身的自我革命的一部分而已。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作这一类的诗。我倒是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我也作口语诗。”可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要是做诗的话”这样一个前提的。要末就是遇见对口语诗抱有极端的反感的人的时候我才这么说。

　　这期间我曾作过四五百首短歌。短歌！作短歌这件事，当然是和上文所说的心情有着 龃龉的。
　　然而作短歌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我想写小说来着。不，我打算写来着，实际上也写过。可是终于没有写成。就象夫妇吵架被打败的丈夫，只好毫无理由的申斥折磨孩子来得到一种快感一样，我当时发现了可以任性虐待某一种诗，那就是短歌。

　　不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年的辛苦的努力，终于落了空。
　　我不大相信自己是能够自杀的人，可是又这么想：万一死得成……于是在森川町公寓的一间房里，把友人的剃刀拿了来，夜里偷偷的对着胸脯试过好几次……我过了两三个月这样的日子。
　　这个时候，曾经摆脱了一个时期的重担又不由分说的落到我的肩上来了。
　　种种的事件相继发生了。
　　“终于落到底层了！”弄得我不得不从心底里说出这样的话来。
　　同时我觉得，以前好笑的事情，忽然笑不出来了。

　　当时这样的心情，使我初次懂得了新诗的真精神。
　　“可以吃的诗”，这是从贴在电车里的广告上时常看见的“可以吃的啤酒”这句话联想起来，姑且起的名称。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象我们日常吃的小菜一样，对我们是“必要”的那种诗。——这样的说，或者要把诗从既定的地位拉下来了也说不定，不过照我说来，这是把本来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都没关系的诗，变成必要的一种东西了。这就是承认诗的存在的唯一的理由。
　　以上的话说得很简略，可是两三年来诗坛的新运动的精神我想就在这里了。不，我想是非在这里不可，我这样说，只不过是承认，从事这种新运动的人们在两三年前就已经感到的事，我现在才切实的感到了。

　　关于新诗的尝试至今所受到的批评我也想说几句话。
　　有人说：“这不过是‘なり’（注：“是”的文言文）和‘でぁる’或是‘だ’（注：这两个是“是”的口语）的不同罢了。这句话不过是指出日本的国语还没有变化到连语法也变了的程度。
　　还有一种议论说，人的教养和趣味因人而不同。表现出某种内容的时候，用文言或是用口语全是诗人的自由。诗人只须用对自己最便利的语言歌唱出来就好了。大体上来说，这是很有理的议论。可是我们感到“寂寞”的时候，是感到“唉，寂寞呀”呢，还是感到“呜呼寂寞哉”呢？假如感到“唉，寂寞呀”，而非写成“呜呼寂寞哉”心里才能满足，那就缺少了彻底和统一。提高一步来说，判断——实行——责任，从回避责任的心出发，将判断也蒙混过去了。趣味这句话，本来意味着整个人格的感情倾向，但是往往滥用于将判断蒙混过去的场合。这样的趣味，至少在我觉得是应该竭力排斥的。一事足以概万事。“唉，寂寞呀”非说成“呜呼寂寞哉”才能满足的心里有着无用的手续，有着回避，有着蒙混。这非说是一种卑怯不可。“趣味不同，所以没有办法。”人们常常这样的说。这话除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了你也不见得会懂，所以不说了，”要末就是卑劣透顶的说法。到现在为止，“趣味”是被当作议论以外的、或是超乎议论之上的东西来对待的，我们必须用更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
　　这话离题远一些，前些日子，在青山学院当监督或是什么的一个外国妇女死了。这个妇女在日本居住了三十年，她对平安朝文学的造诣很深，平常对日本人也能够自由自在的用文言对谈。可是这件事并不能证明这个妇女对日本也有十分的了解。

　　有一种议论说，诗虽然不一定是古典的，只是现在的口语要是用作诗的语言就太芜杂，混乱，没有经过洗练。这是比较有力的议论。可是这种议论有个根本的错误，那就是把诗当作高价的装饰品，把诗人看得比普通人高出一等，或是跟普通人不同。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站不住脚的理论，那就是说：“现代日本人的感情太芜杂，混乱，没有经过洗练，不能用诗来表达。”
　　对于新诗的比较认真的批评，主要是关于它的用语和形式的。要末就是不谨慎的冷嘲。但是对现代语的诗觉得不满足的人们，却有一个有力的反对理由。那就是口语诗的内容贫乏这件事。
　　可是应该对这件事加以批评的时期早就过去了。

　　总而言之，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诗非用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语言来写不可，这已经不是把口语当作诗的语言合适不合适，容易不容易表达的问题了，而是新诗的精神，也就是时代的精神，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我认为，最近几年来的自然主义的运动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从四十年的生活中间编织出来的最初的哲学的萌芽，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付诸实践，这件事是很好的。在哲学的实践以外，我们的生存没有别的意义。诗歌采用现代的语言，我认为也是可贵的实践的一部分。

　　当然，用语的问题并不是诗的革命的全体。
　　那末，第一，将来的诗非哪样不可呢？第二，现在的诗人们作品，我觉得满足么？第三，所谓诗人是什么呢？
　　为了方便起见，我先就第三个问题来说吧。最简捷的来说，我否定所谓诗人这种特殊的人的存在。别人把写诗的人叫作诗人，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写诗的人本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诗人，那就不行。说是不行，或者有点欠妥，但是这样一想，他所写的诗就要堕落……就成了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诗人的资格有三样。诗人第一是非“人”不可。第二是非“人”不可。第三是非“人”不可。而且非得是具有凡是普通人所有的一切东西的那样的人。
　　话说得有点混乱了，总而言之，象以前那样的诗人——对于和诗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毫无兴趣也不热心，正如饿狗求食那样，只是探求所谓诗的那种诗人，要极力加以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把自己的生活从严肃的理性的判断回避了的卑怯者，将劣败者的心用笔用口表达出来聊以自慰的懦怯者，闲暇时以玩弄玩具的心情去写诗并且读诗的所谓爱诗家，以自己的神经不健全的事窃以为夸的假病人，以及他们的模仿者，一切为诗而写诗的这类的诗人，都要极力加以排斥。当然谁都没有把写诗作为“天职”的理由。“我乃诗人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以前使得诗如何的堕落呢。“我乃文学者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现在也使现代的文学如何与我们渐相隔离呢？
　　真的诗人再改善自己、实行自己的哲学方面，需要有政治家那样的勇气，在统一自己的生活方面，需要有实业家那样的热心，而且经常要以科学者的敏锐的判断和野蛮人般的率直的态度，将自己心里所起的时时刻刻的变化，既不粉饰也不歪曲，极其坦白正直的记录下来，加以报导。
　　记录报导的事不是文艺职分的全部，正如植物的采集分类不是植物学的全部一样。但是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加以评论的必要。总之，假如不是如上文所说的“人”，以上文所说的态度所写的诗，我立刻就可以说：“这至少在我是不必要的。”而且对将来的诗人来说，关于以前的诗的知识乃至诗论都没有什么用。——譬如说，诗（抒情诗）被认为是一切艺术中最纯粹的一种。有一个时期的诗人借了这样的话，有如说蒸馏水是水中最纯粹者一样，可以作为性质的说明，但不能作为有没有必要的价值的标准。将来的诗人决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同时应该断然拒绝对诗人的毫无理由的优待。一切文艺和其他的一切事物相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是自己及生活的手段或是方法。以诗为尊贵的东西，那只是一种偶像崇拜。
　　诗不可做得象所谓诗的样子。诗必须是人类感情的生活（我想应该有更适当的名词）的变化的严密的报告，老实的日记。因此不能不是断片的。——也不可能是总结的。（又总结的诗就是文艺上的哲学，演绎的成为小说，归纳的成为戏剧。诗和这些东西的关系，有如流水帐和月底或年终决算的关系的样子。）而且世人决不应该象牧师找说教的材料，妓女寻某种男子似的，有什么成心。

　　虽是粗糙的说法，但是从上文也可以约略知道我所要说的话了。不，不遗漏了一句话没有说。这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诗，必须是生活在现在的日本，使用现在的日本语，了解现在的日本的情况的日本人所作的诗。
　　其次我对自己对于现代的诗人们的诗时候满足的问题，只有着一番话要说。——各位的认真的研究是对外国语知识很缺乏的我所歆羡的而且佩服的，但是诸位从研究当中得到了益处，是否同时也受害了呢？德国人喝啤酒来代替喝水，因此我们也来这样做吧——自然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可是假若有几分类似的事，在诸位来说不是不名誉么？更率直的说，诸位关于诗的知识日益丰富，同时却在这种知识上面造成某种偶像，对了解日本的事却忽略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忘了把两脚站定在地面上了呢？
　　此外，诸位对于想把事变成新的东西，太热心了，是不是反而忽略了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重大事情呢？换句话说，诸位曾经排斥过某些诗人的堕落，现在是不是又重蹈他们的覆辙了呢？
　　诸位是不是有必要将摆在桌上的华美的几册诗集都烧掉，重新回到诸位所计划的新运动初期的心情去呢？

　　以上把我现在所抱着的对于诗的见解和要求已经大略说明了，从同一立场，我还想对文艺批评的各个方面，加以种种评论。

1909年11月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石川啄木



出版说明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二十世纪初日本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青年诗人——石川啄木的生平、创作方法、政治主张和他的短歌集《一握砂》、《悲哀的玩具》和诗集《叫子和口哨》。

生平与创作


引　子


　　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仅仅生活了二十七个春秋，却在20 世纪初叶，从一个普通僧侣的儿子，成长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自然主义小说家，终于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发展成为一代诗风的开拓者，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他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日本革命文学的先驱。

少年时期


　　石川啄木本名石川一。按照户籍簿的记载，他是明治十九年（1886）二月二十日（一说为明治十八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岩手县岩手郡日户村的常光寺。
　　这个寺，属于佛教禅宗的曹洞宗。按照这一教派的规定，做和尚是不准带家眷的。然而，啄木的父亲一祯，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的师父葛原对月是一个学僧，精通“和汉之学”。一祯随师父学习佛学之外，还专心致志地读日本和中国的文章和典籍，平素也很爱好日本的“和歌”，有一部收有三千八百五十余首的和歌稿，取名《乱芦》。啄木的母亲，原姓工藤，名“胜”，是葛原对月的妹妹。据啄木的《罗马字日记》说，她“幼时，是盛冈仙北町的庙设私塾里数一的才女”。在葛原对月做了龙谷寺的住持时，她便随哥哥住在寺里做些家务活计。这时，她和石川一祯产生了爱情。这虽然得到了师父的默许，但毕竟是违背教规的行为。后来，经过葛原对月的奔走，在明治七年末（1874），为一祯在岩手郡日户村的日照山常光寺，谋得了一个住持的职位，使他们夫妻在这荒远的山寺里，能够避开人们的耳目安居下来。啄木出生时，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两年后，他的父亲转到北郡手郡涩民村（现名玉山村）宝德寺当了住持。第二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名叫光子。一家六口，全靠他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清苦贫困的生活。啄木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宝德寺里度过的。这里，僻静清幽，树木葱茏，给啄木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啄木在家中，由于是惟一的儿子，所以在姊妹中间，他总是受到父母的偏袒和宠爱。后来，他在回忆童年的三首短歌里写道：

　　竟有那么一天，
　　妈妈不仅不打我，
　　却打了妹妹，惩罚了她！

　　回忆起那一天，
　　父亲对我怒气冲冲，
　　我却扯开嗓门，骂着、哭着。


　　由于父母过分疼爱，
　　就成了这么个
　　疯狂的儿子！①


　　一种执拗、反抗的性格，也就在父母的溺爱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六岁时，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由于成绩优异，受到了教师和村人的称许。十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初级小学毕业，在村人中间博得了“神童”的美称。就在这一年，他升入高级小学，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乡和父母，到盛冈市内求学，先后寄居在舅、姨家里。这对一向娇生惯养的啄木倒是一桩难得的好事。
　　在这所高小里，有两个人在后来的艰苦生活中，和他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校长新渡户仙岳，后来做了《岩手日报》的主笔，曾对啄木倍加爱护和关照；一个是高年级的同学金田一京助，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啄木终生的挚友。在这所高小里，他受到了上班同学出的手抄杂志《笔战》的启迪，据说他也搞了一份誊写的手抄杂志，因而受到班主任老师的重视。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学生所表现的这种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以及他早熟的天资和出众的才华，使得周围的人都不能不瞠目以待。升入三年级后，为了准备中学入学考试，他曾经到一所名为“江南义塾”的私塾就读。十三岁（1898）， 他便以出色的成绩，顺利地考进了岩手县盛冈中学。

中学时期


　　当时，日本中学的学制为五年。石川啄木在盛冈中学很快地成长起来，但是他仅差半年未及毕业，就因家庭原因，中途申请退学了。这四年半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是决定他人生道路和命运的重要阶段。
　　这时的日本，正值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1894—1895）之后不久。随着天皇制政权的趋向稳固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明冶政府的反动性也愈益暴露。他们对劳动人民加紧剥削和压迫，血腥镇压国内的工农革命运动，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高山樗牛（1871—1902），在爱国主义的招牌下高唱“日本主义”、“日莲主义”，兜售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一些反动思想甚嚣尘上，适应了反动统治集团向帝国主义发展的政治要求，在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颇为重大的消极影响。一股疯狂的“军国热”形成了。他们要争当“经纶天下”的“壮士”、“国土”，于是，在他们面前摆开了两条进身的路。一是当军人，可以逐年升迁，最终当上将军；一是做文人，靠文笔当上文学家、思想家。
　　石川啄木在这种风气下，他仰慕拿破仑、俾斯麦，或者倾心于拜仑、卢梭等。他曾经打算走当军人的路，起先志愿当陆军，后来改向海军。于是，他读拿破仑的传记，并在同学们中间，俨然以小拿破仑自许。后来，他回忆这段“壮士梦”时写道：

　　我为自己而出神，
　　心里描摩着——
　　佩着剑、骑上马的姿势。


　　但是，这一梦想不久便被文学的浓烈兴趣所代替。啄木的文学兴趣，早从小学时期就有，这和他的父母也有密切关系。进了中学，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视野的不断开阔，也就越来越强烈了。这时，日本近代文学已经形成，而且，文坛上出现了“红露逍鸥”争奇斗妍，就是四个大家——尾崎红叶（1867 —1903）、幸田露伴（1867—1947）坪内逍遥（1859—1935）、森鸥外（1862—1922）争盛的局面。在诗歌界，浪漫主义思潮风靡一时。这也有力地吸引了石川啄木。他进了中学，就和志趣相投的同学，成立文学组织，搞手抄的传阅杂志，贪婪地阅读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并努力学习写作传统诗体的“短歌”。不久，诗人与谢野铁干等于1899年组织了“新诗社”，出版了《明星》杂志。他们的作品，给石川啄木以极大的影响。他深深地为那些主张解放个性，蔑视封建礼法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诗歌所感动，并且因之激发了他的诗歌创作欲。于是，他在校中便开始了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参与了校内刊物《三日月》（1900）、《五月雨》（1900）以及《尔伎多麻》（1901）的编辑工作，并在后者以“翠江”的雅号发表了以《秋草》为题的短歌三十首。从这些作品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明星派”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的影响。这不过是一些模仿性的习作。不久，一位“新诗社”成员大井苍梧做了他的语文教师。这对石川啄木的诗歌创作活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他与友人濑川深、小林茂雄等人组织了文学团体“白羊会”，试做了短歌的评选活动，并且以“麦羊”为笔名，在盛冈市的《岩手日报》上发表了《白羊会咏草》。这大约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作品。同年，又在校友会杂志上以“白蘋”的笔名，发表了以《五颗星》、《卫矛》为题的短歌。他的这些短歌作品，虽然具有“明星”派的艳丽，或是“万叶”的词藻，却缺乏咏物抒情的艺术表现力，习作与模仿的成分很大。不过，可以看出，他已经表现出对短歌的偏爱和艺术技巧的熟悉。
　　进了中学以后，他寄居在大姐定子的婆家田村氏的家里。这儿姓堀合的邻居家里，有个漂亮的少女，名叫节子，比啄木小一岁。她是当地惟一的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少女，不仅对音乐有兴趣，而且富有文才。啄木的天才，也引起了她的爱慕。两个少年男女，很快就陶醉在初恋的美酒之中。这一段生活，在啄木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不少甜蜜的回忆。

　　有一天，忆起了那个夜晚
　　我初次向友人，
　　公开了我的恋爱。

　　秋天一到，
　　恋心片刻不消停，
　　夜里睡下，还时时听见雁叫。

　　这样的热泪，
　　只是在初恋时有过，
　　以后再也没有哭的日子了。

　　先懂得了，
　　恋爱的甜和苦，
　　我也比别人先老了。

　　他在热恋之中，丝毫没“老”，一直激情满怀。这时，索然无味的学校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他怀疑自己的学习究竟是不是值得。这是啄木思想中第一次出现的苦闷和思索。
　　在这所盛冈中学里，新旧两派教师在斗争着。新教师进校之后，总是被当作外来人而遭到排挤。不到两年的时间，新教师就被挤走了二十七人，因此，经常出现新旧不接，无人教课的现象。另一方面，旧派教师不仅学识水平差，而且，循规蹈矩地根据官方的《教育勅谕》的规定，以忠君爱国、孝悌仁义的封建道德为教育的基本方针，而在教学中强调传统的、保守的“精神教育”。这样一来，要求新思想、新知识的学生大为不满，就在啄木读三年级的时候，校内爆发了一次罢课风潮。这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二月的事。学生中以三、四年级为核心，迫使校长作教育上的根本革新。于是，校内的师生分成了两派，罢课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天。这时的石川啄木，出于满腔的正义感和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斗争。他坚定地站在新派师生一边，并且是三年级学生中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回忆说：

　　如今想起那次罢课，
　　心血已不那么沸腾了；
　　暗自地倒觉得寂寞。

　　那时，他热血沸腾，意气昂然地起草了质问校长、要求革新的文章，在同学中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结果，旧派教员大部分被调走，校长也撤换了，只是，三年级的一名学生作为罢课运动的主谋被勒令退学。获得胜利的学生受到了鼓舞，啄木追求民主和进步的斗争精神也因之增强了。但是，新任校长到校以后，却致力于制定校规、整顿纪律，强令学生就范，把他们又紧紧地束缚在反动的教育方针和死读书的桎梏之中。这一时期，社会上还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件是足尾铜矿污染事件。早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枥木县足尾铜矿的工业废水就污染了渡良濑川沿岸一带，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受害农民的代表虽然向众议院提出过质问，但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到了明治三十年（1897）五月十日，当地农民忍无可忍，起而抗争。明治政府只是命令矿主设沉淀池排除矿毒，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竟派出大批宪兵镇压进行抗争的农民，并对他们进行起诉。这就充分暴露了明治政府的反动本质。众议院议员田中正造主持正义，为农民多方奔走，并不断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但结果无效，遂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月，愤而辞去议员职务，向明治天皇直接申诉。因此，引起社会人士对农民的同情。这时，舆论沸腾，也激起了那些热血青年的正义感。啄木对此，自然也很关心。他在《白羊会咏草》（1902、1）里有一首短歌写道：

　　傍晚的河畔，
　　芦苇枯萎而死，
　　血泊中百姓呼叫的悲惨哟！

　　啄木对不幸的劳动人民惨遭屠杀表示了同情。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另一起惹人注目的事件。为了准备对俄国作战，某步兵第二大队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二十三日于青森县八甲田山一带冒雪行军，在严寒地区进行作战训练中，因暴风雪竟冻死七十余人。这件事使日本舆论大哗。这对开始关心社会问题的石川啄木，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和一些同学（联盟会成员），当即发行“号外”，报道这一悲惨事件，并且，以所得的钱款作为义捐，慰问那些因铜矿污染而受害的家属。这两起事件，使十六岁的石川啄木扩大了视野，是他走向社会，思想向前发展的有力启迪。但是，石川啄木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他感到学校生活枯燥无味，因此，经常旷课，严重的时候一个月竟只出席两三天。有时，他从教室的窗户逃了出去，一个人躺在旧城址睡觉。或者，独自仰望太空静静的遐思；或者，跑到什么地方偷偷地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因为这些行为，他曾两次受到学校的批评。
　　他的数学成绩本来就差，加上旷课较多，就更拉了下来。由于应付数学考试，他在五年级的上学期考试时，竟因舞弊违犯了考试纪律，再一次受到学校的批评。一个在小学被誉为神童，中学一、二年级成绩尚属上等的学生，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这固然和他过早的恋爱和繁重的文学活动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的失望。不过，他却不是一个鬼混的学生。他热爱并追求知识，读书常到夜半两三点钟，可以说是嗜书如命了。
　　往往清晨醒来，已经是上课的时候，就匆匆忙忙跑进课堂。迟到了还不算，而且一坐下就打起哈欠来，越是认真地听，就越困倦。既然学不下去，又得勉强支持到下课，他便索性在笔记本上写起他心爱的“和歌”，或者在物理课堂上，偷偷地看起美学书来。有一次，在语法课堂上，教师问起他动词的变化时，他回答不出来，却竟说：“语法这种东西不过是使用那一国语言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规约，能够正确无误地写文章的人，不必要去记那些东西。”他这样为自己辩解还不算，接着就更放肆地说：“所以，什么四段活用，十段活用，甚至百段活用，我都不懂。”（当时的语法书将日语动词的变化和用法中的一种，称为“四段活用”，现在，通常称为“五段活用”。）这种恃才自傲的不礼貌态度使那位教师非常恼火。这也可以看到当时啄木奔放不羁的性格和焦躁不安的表现。啄木既然不能从课堂上得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课堂学习便成了他的思想负担。他认为，“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不断前进，完成与大宇宙合为一体，”从而“建设自己的理想乡”。他要抱着这种态度探求人生及其出路，怎么还能够安心地在课堂上学习下去呢？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月一日的《明星》杂志上，第一次登载了他的一首短歌，署名“白蘋”。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事过不久，他就突然以“家庭中的某种原因”而申请退学。这离毕业仅差一个学期。从此，他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活，贸然地踏进了社会的大门。后来，他在回忆自己的这段学生生活时，曾有这样两首短歌：

　　一位老师告诉我，
　　有人自恃其才，
　　竟误了前程。

　　无非是要得到一个人，
　　竟以此为宏大的志愿，
　　这是年少时的过错。

　　几年后，他认识到这时的所谓宏愿，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岁青年的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这两首短歌含有对自己当年的所谓理想的空洞性和个人性格的批判。他回忆起当年老师的话，自然不免带着些悔恨的成分。

“明星派”新秀


　　离开母校的石川啄木，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一日，辞别了父母，告别了故乡和亲友，带着大井苍梧老师赠给他的《北村透谷全集》，满怀希望地来到了首都东京。起初，在同乡那里借宿，后来，他租了个房间住了下来。在东京，他见到了那些渴望已久的同乡友人。他们每日聚首畅谈，或参观游览。啄木还拜访了浪漫主义诗人与谢野铁干和与谢野晶子（1878—1942）夫妇，他们邀请他参加十一月九日在城北俱乐部召开的新诗社秋季聚会。会上，啄木认识了不少著名诗人和作家，如岩野泡鸣（1873—1920）、相马御风（1883—1950）、高村光太郎（1883—1956）、和平出修（1878—1914）等。这次聚会，给这个刚出中学校门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振奋和激励，认为这才真正像个文学家的“神圣的集会”。第二天，他又专程访问了与谢野夫妇。他们见面后，从这次秋季聚会谈起，涉及日本诗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人的为人，以及诗歌的写作等，话题一再转换，谈得兴致勃勃。他们一见如故的谈话和热情，也给啄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学笔记《秋韷笛语》（十一月十日记事）里，详细地记载了这次会见的经过和感受。和文艺界人士的接触，是他决心从事文学事业来到东京后的最大收获。
　　但是，在现实生活面前，却使他困窘得一筹莫展。他所向往的东京，可以说并没有伸出温暖的双手，来迎接这个满腔热情的游子。他赤手空拳，一贫如洗。他没能靠自己的天才，为实现自己的梦，开拓出一条可走的路。在那个社会里，一个既无专长，又无资历（文凭）的初出茅庐的青年，自然是要碰壁的。一些乡亲故友为他奔走设法，或者联系中学，打算重新从五年级读起，换取一张中学毕业文凭；或者联系英语学校，打算学有专长，以便糊口，等等。但是，这些路子都没走通。摆在眼前的且不说学费，就是一日三餐的费用，也无着落。不用说，家里当然无钱寄给他，这是不能指望的。这时，幸好调到北海道的小樽去工作的姐夫山本千三郎，资助了他一些钱。为了谋求一条生活出路，他用这些钱买了一些英文书籍，如兰姆（1775—1824）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拜伦（1788—1824）的《查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丁尼生（1809—1892）、渥兹华斯（ 1770—1850）、朗费罗（ 1807—1882）等人的诗集。他每天在大桥图书馆，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贪婪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一方面着手翻译易卜生（1828—1909）的剧本，打算靠翻译作品弄点收入维持生活。但是，这一努力也落空了。囊空如洗，一直不暇饱暖的啄木，由于艰苦生活的折磨，终于得了病，在发高烧中，晕倒在大桥图书馆。据他后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病在脑神经和心脏，原来还有胃病，就这些病名就够骇人的了。”这样一来，他不得不中断翻译，而且，连正在构思的小说也都放弃了。只靠典当衣物维持一时的生活，哪里还经得起贫病交加。他交不上房费，便被房东净身出户地赶了出来。这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月下旬的事。不过，倔强的年轻诗人，并没有向家人和亲友求援。他走投无路，在东京市内流浪了两三天，终于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同情，住进了他的房间。这个人叫真壁六郎，和石川啄木年纪相仿，也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苦青年。他们同病相怜，在一起住了二十多天。有时两个人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勉强活命。真是到了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坐以待毙的危急关头了。这时，他的父亲得到了消息。然而，手中拮据，又不能坐视不理，无奈伐了寺里的杉树，换了路费，才把儿子接回涩民村来。啄木到了家便病倒了。贫困的父母又为他筹措药费进行治疗。啄木每天和药饵为伍，一直在家里疗养了将及半年。
　　这半年的禅房养病生活，是石川啄木总结他第一次踏进社会的失败经验的最好时机，也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向被人们以“神童”称道而另眼看待的石川啄木，现在居然弃学进京，弄得潦倒不堪，几至丧命而归，人们的白眼和冷嘲热讽，骤然间像瓢泼的大雨，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使这个一向少年气盛、倔强自负的年轻诗人，在孤寂和痛苦中，不能不进行深沉的思索。他要用“锐利的哲学思索的斧■”去“解释往事”。他从认识“我”着手，进一步研究“人”。当时，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外国人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意志论者尼采（1844—1900），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瓦格纳（1813—1883），日本人是高山樗牛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评论家纲岛梁川（1873—1907）等。这时，他认识到自己从前的“爱”，止于“只爱爱自己的人”，未免偏狭，认为“爱是包容，是一体，是融合”，从而追求瓦格纳所谓的“意志扩张”的爱，和宗教的所谓“自他融合”的爱。现在，他从混沌复杂的人生旋涡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光明和希望。他认为，“真正爱自己的人，也就应该同样地爱他人”，“别人若是与自己为敌时，最大的‘自负’是对其攻击和迫害以冷默相待，要有保持自己人品的宽容和度量，这样，最后的胜利终会来到沉默者的手中”。他说，“这是我的信仰的告白。”从宗教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主张，不过是那种忍耐、宽容和博爱的变种；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主张，正是阶级调和论和不抵抗主义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演绎。可以看出，这次非同小可的挫折，使他从和生存与本能相结合的“浪漫的超人主义”（高山樗牛）里解脱出来。他要从生的“妄自尊大的贪婪”中转向“灵性的踊跃的追求”，正像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1868—1894）的名句：“百合茎虽折，犹自盛开花”。他把自己的信仰和希望放在这个基础上。这些情况表明，石川啄木的思想，从对“我”的认识发展到追求人与人的关系上了。他的绝对的“爱”，他的“自他融合”的境界，无不带着尼采和叔本华（1788—1860）的神秘悲观的宗教色彩。但是，他和这些影响他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对人生并不绝望，他并没有失去追求的勇气和信心。作为一种磨练，可以说，石川啄木这次经历，正是他的人生大学的第一课，是使他经受考验的起点。安详而寂静的养病生活，使他沉潜于人生的思索，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创作的条件。这一年六月左右，他曾在《岩手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论瓦格纳的思想》一文，连载达十次之多。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诗歌。同年七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几次在《明星》杂志上发表他的短歌作品，并被列为“新诗社”的同人。十二月，又在该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愁调》（五首），开始使用“啄木”这一笔名。他这时的作品，依然是仿照与谢野晶子等人的作品，带着“明星派”的调子，流露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缺乏独创性。十九岁的石川啄木，经过了一年来的治疗和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这一年（1904）的年初，他与病中给他以极大精神安慰的堀合节子订婚了。在他的恋爱日记《甲辰诗程》里，有如下的记载：

　　八日（一月）：晨早起，给节子写信，坐车径访阿兄寓所。……与节子晤谈，到夜八时过。啊，我的勇敢的妻，美丽的妻，无论发生何等事情，我们只能是终生之友，而无他途。的确，假如没有爱，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啊，这一问，不久就要成为我终生的方针、理想和希望。……
　　十日：……来者有节子，我们谈未来、谈希望、交换着温柔的吻，话头不断地继续着。在诗、音乐、宗教方面，没有隔阂，舒畅地交谈。一旦话头断了，就在各自的眼神里闪烁起无声的话语。……
　　盼望着的终于得到，相爱的终于晤面……。
　　十九日：早晨节子信来，喜讯！！！二十二日：田村姐丈来，住在这里，禁不住想起可爱的妻。……
　　二日（二月）：母亲及时外出，为办那件喜事……
　　三日：此日，为与节子事，母亲去与她的父母订亲。……
　　四日：一点半，老母归。万事如意。……

　　节子的父母曾经反对这桩亲事，但是，她矢志不渝，终于取得胜利。到九月，她们母女曾到寺里访问，住了一周多，大半是在商量安排结婚的事。这时的啄木，高兴异常，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爱的铜墙铁壁之中似的”。
　　这一年，是石川啄木创作上丰收的一年。他先后在《时代思潮》、《明星》、《帝国主义》、《太阳》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短歌和诗，在日本国内博得了些声誉，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新秀的姿态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也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和沙俄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角逐，对我国进行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封闭旅顺港以后陆续取得的胜利，使日本国内狂欢沸腾。石川啄木虽然也随之欢欣鼓舞，却对那些不能体现“国民的理想”的政治人物，如当时的总理大臣桂太郎、大隈重信，枢密顾问官松方正义，参谋总长及兵站总监山县有朋等人加以贬斥，认为他们没有像德国的俾斯麦那样，造成“国民的自觉、民族理想、自由的精神、坚忍进取的觉悟”。他要求他们能够预先着眼于国民的思潮而创造出“自由与光荣的和平”的局面。这些出自资产阶级民主与和平观点的要求，对那些疯狂的军国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创造“国民的文化”。
　　石川啄木的身体已经复元，他就不能不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出路。他曾给诗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写信，表示愿意到美国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这当然落空了。这年九月，他曾出游到北海道，没有找到什么出路，就在十月下旬，再次去东京，为出版他的诗集而奔走。在东京，他遍访了在京的朋友和诗人，如：与谢野铁干、姉崎嘲风（1873—1949）、纲岛梁川等，也联系过一些报社、杂志社，但是，不仅诗集的出版漫无头绪，而且，仍然找不到职业。这使他打算靠诗歌谋生的梦想破灭了。接近年底，他出于对父母的安慰和孝心，往家里汇了二十元钱。这是他得到的一点点稿费，他手中也只剩下几个零用钱了。他哪里知道，就在这时，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12月26日他父亲的住持职务被罢免了。处分的理由是拖欠宗教费。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村内和曹洞宗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他的父亲不过是这一斗争的牺牲品罢了。不过，这一结果给啄木一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对啄木本人今后的生活道路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啄木这时尚在东京，他还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新年一过，1月5日（1905）他出席了新诗社召开的新年庆祝会。会上，啄本又结识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诗人，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队伍中的新秀，石川啄木受到了他们的欢迎。五月，他的处女诗集《憧憬》出版了。这是他这次来东京的最大收获。著名诗人上田敏为诗集写了序诗，与谢野铁干写了跋，书前附有向同乡的东京市长尾崎行雄的献辞。
　　诗集《憧憬》（1905）收集了石川啄木自1903年11月到1905年3月的大部分诗作，共七十七篇。其中，有五十二篇写于涩民村，占诗集的三分之二。
　　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诗人的抒情诗结集。这些诗篇，以即景抒情者居多，诗人以诗的语言，慷慨激昂的情调，抒发了他内心中的敏锐的感受，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在毁誉参半中，诗人的诗才，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承认。有人认为，他较之后来成名的北原白秋（1885—1940），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等人远为突出，即使存在着弱点和不足，但在明星派诗人里，也还是一流的。诗集的浪漫主义特色是鲜明的。首先，无论是即景或即事的抒情，都是对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充满了对人世生活的叹息和感伤，而且，和他的遭遇相联系，时常出现对命运的怀疑，流露出一种孤独感，不过，却不是颓丧。其次，由于年轻，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因而，他的抒情总是显得空泛、概念化。而且，由于追求“永生”和“永劫”，因而反映出一定的宗教神秘气氛。这和西方的象征派诗歌有一些相似之处，说明他也接受了传入日本的西方象征派的影响。他的诗，虽然在抒情中也透露出某些民主成分，如针对侵略战争的非战思想，对绝对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等等，但却没有将他的这些思想苦闷充分表现出来。他曾说，“最高的意志伴有最高的感情，这就是我的诗论”。不过，我们从他的抒情诗中看到的理性成分却很少，他的这些诗作没有对人生表现出更高的理想或者是深邃的探索。然而，这和当时那些专写自我，抒发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又不同。他没有那种夸张了的“我”的咏叹，也没有那种唯美的、享乐的倾向，他是在为纯洁的、正直的人生而忧思。再次，应该看到诗歌形式和格调的频频变换。这种不稳定性，反映他从古典的传统形式的和歌而转向新体诗，在积极地寻求适应自己表情达意需要的诗歌形式，从而在突破传统的“五七调”或“七五调”中所进行的大胆尝试和革新。这在当时的诗歌界也是诗人们所不能回避的一项迫切任务。最后，在诗歌语言方面，虽然也有简洁明快的诗篇，如《睡了的京城》等。但总的说来，却是模仿的、艰涩的，汉文调子较重，而且不够凝练。这除了反映初出茅庐的诗人尚且不够成熟外，也反映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语言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就是那些更有才能和影响较大的诗人，也还在努力摸索之中。《憧憬》的这些特点，说明石川啄木作为一个新进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艺术还不够成熟。他一方面承受了前辈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带着自己的特色进入诗坛。这些诗作，出现在明治时期浪漫主义诗歌即将走向衰落的前夕，世纪末思潮在诗歌领域已经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自然应该予以历史的评价。作为石川啄木的诗歌的出发点和他所反映的诗歌领域的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不应忽视。让我们引他的《海鸥》（1904）一诗的后半部分看看吧！

　　……
　　啊，逍遥的天使哟！
　　你伫立在世俗的罗网环顾西东，
　　你打开了清净之门的逍遥的精灵！
　　然而哟，我们这些大自然的宠儿，
　　怎么能飞上那宛如天国的路程。

　　在这儿，会听得清，
　　这只海鸥的歌声：
　　 “只因我是逍遥的天使，
　　才有自由爱情的梦。
　　我住在朝霞下盛开的白蘋的馨香里，
　　听那汹涌的涛声起伏奔腾。
　　光明与黑暗不断地涌来，
　　永恒的勇敢的歌，
　　正是谱写大无畏的人生。”

　　啊，我的朋友，
　　我有一个心愿：
　　你可否将闪光的永不疲倦的双翼，
　　暂借给我——你这无翅的伙伴。
　　什么地方有你，
　　就吹来和平、快乐的熏风，
　　就有黄金似的太阳照在云端。
　　然而啊，
　　人间的国度里，
　　污秽的风吹得久长，
　　自由的花朵多年弃之于地，不朽与诗的纯真早已沦亡。

　　　　（于雷译）

　　诗集《憧憬》虽然是啄木的丰硕成果，但它并没有在解决经济生活方面为啄木提供什么。于是，他不能不带着一颗怔忡的心，离开东京，踏上归途。途中路经仙台，他访问了著名诗人士井晚翠（1871—1952）。这时，他的家已经迁出了涩民村的宝德寺。5月30日，在啄木尚未归来的情况下，举行了罕见的“新郎缺席”的婚礼。六月四日啄木才提着一把小提琴，作为赠给节子的礼品，回到家里。他们在盛冈市内安置了一家五口人的新居。一对新婚的夫妇，曾共同写了题为《凉月集》的短歌十首，发表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的《明星》上，反映了他们幸福的新婚生活。
　　为了推进诗歌事业，九月，石川啄木在家乡和友人大信田落花创刊了文艺杂志《小天地》。他自任主编，父亲石川一祯做了发行人，他的家就是《小天地》杂志的发行所。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共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执笔，其中，如岩野泡鸣、正宗白鸟（1879—1962）、纲岛梁川、小山内薰（1881—1928）以及与谢野铁干等。《小天地》的这一阵容，自然会博得诗歌界好评。但终因啄木患病和经济困难，只出一册即宣告夭折。这当然是啄木痛心的事情。然而，他的创作欲有增无减，继续写作投稿，先后发表在《明星》、《时代思潮》、《白百合》、《晓声》、《明信片新诗》等刊物上。不过，微薄的稿酬终究不能成为他和家人糊口的依靠，一家五口的经济重担，就这样整个地压在一个年方二十岁的青年诗人身上。

颠沛流离，奔走谋生


　　《小天地》杂志的夭折，又给他增加了债务，去美国的计划也落了空，这对啄木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们一家在盛冈住不下去了。1906年2月，他到了住在函馆（北海道的一个城市）的姐姐那里，去寻求一条谋生之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住了四天就回到家里。一家人无可奈何地又搬回涩民村，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村庄，但却回不了宝德寺。那里的寺庙、树木、河流、鸟语、花香，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怎能不引起他对往昔的怀恋和惆怅。

　　故乡的寺院长廊里，
　　梦见那
　　踏在小木梳上的蝴蝶。

　　心里暗想，
　　我再回到孩提时代，
　　跟人们搭话。

　　回忆中的甜蜜，倒增添了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种刺激，早已到远远的青森县，投奔他的师父葛原对月（内兄）去了。啄木只好振作起来，一方面跟与谢野夫妇联系，写些诗歌和小说，换点稿费，一方面当上了母校的小学代课教员，然而，这也没有解决他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这时的日本，虽然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日俄战争，但是，东北地区歉收多雪，劳动人民饥寒交迫。东京市民为了反对电车费涨价，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展开了斗争。明治政府出动军队加以镇压。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日本人民的民主思想更加增强。四月，石川啄木在征兵检查时，因体弱的原因，免除了兵役。在《涩民日记》里，他写道：“以我为首被免除兵役的人，都很精神，合格者反而特别消沉。新的形势的发展，也从这方面表现出来。”侵略战争背后的悲剧，使他对战争的认识比以前深刻了。同时，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浪漫精神和热情，也更加强烈了。
　　这从他在涩民村一年的生活里可以看得很明显。
　　他回到村里做代课教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从小被村里的一些人看做“叛逆儿”，因此，有的人便进行抵制。但是，由于啄木岳父的奔走，郡视学的关照，才得以任用，担任初小二年级的教学工作，月薪八圆。这是一所拥有283 名学生、4 名教员（包括校长在内）的两级小学。啄木本来无心做一名教师。他感兴趣的是，以为靠“天才教育”、“自由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他把改革故乡子弟的恶弊陋习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蛮有信心地自称为“日本数一的代课教员”。他要在学生中间培养他们的自治精神，纠正村中的男女紊乱的习俗，培养一种自觉向上的精神和新的道德风尚。这是一种可贵的抱负。他的热情和努力，博得了学生的尊敬。在《日记》里，他写道：“古人的教育同今人的教育的差别主要在于其标准不同。古来以‘大’为标准，如今以‘小’为标准，因此古人的教育产生伟人，今人的教育扼杀天才，造就平凡。”“我毕竟是个诗人，而只有诗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者。”他肯定了诗和艺术的教育作用，批判了逐渐军国主义化的明治教育。本着这种教育观点，他上任不久，就给高小学生课外教授英语。秋天，又在自己的家里，领着部分学生搞起“晨读”来。他认为，文部省规定的教学大纲，不过是“教育的假象”，修身、算术、作文三科，他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他还反对一些不适当的规章制度，如不许教师和学生在盂兰盆节（一般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祭祀祖先、施舍饿鬼的节日）参加舞蹈。他认为，应尽情地舞，自己还穿上女人的和服单衣，系上丝绸的带子，戴上斗笠，和人们一起舞。他指出，这比那些明里不许学生参加舞蹈，自己却暗地里饮酒歌舞、寻衅吵架的老师的作风对儿童的影响不知要好多少倍。出自同样的考虑，他还和学生一起野游，共同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认为，这样和儿童打成一片，在儿童的内心深处，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培养出豁达、诚笃和富有自治精神的人来。不过，从成规戒律的角度看，这些做法都是荒诞不经的行为，因此，也遭受那些保守者的物议和反对。但他全无顾忌，认为应该做的，就努力做下去。他觉得，在教育学生的工作过程中，反而会从学生那里受到更大的教益，这是世界上难得的幸福。石川啄木出任代课教员前后，在他的文学事业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从诗歌向小说过渡，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转变。
　　从他的日记和书信看，啄木一向对小说并不十分关心。然而，在这年3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自己到现在受了很大的刺激。今后，必须安静地思考，而且必须写，必须写小说。”于是，他积极地读起小说来，如列·托尔斯泰的《疏沁》、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高尔基的《福玛·高杰耶夫》、《奥洛夫夫妇》等。高尔基的短篇集，曾经使他感动得流泪。福玛·高杰耶夫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同样的人物。
　　我们从啄木的小说《送殡的队伍》里，可以看到高尔基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本国的小说也留心研究起来。他认为“……只有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二氏是具有学识的作家，因而值得注意。其余都不成。夏目氏有惊人之才，但却无‘伟大’。岛崎氏很有希望，《破戒》确实超群，然而，却不是天才，不是革命健儿。”这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6月10日起，学校放两周农忙假。他趁机到了东京，在新诗社逗留了十天。他回乡后下决心写小说。“今后，我也真的要写小说了……诗歌方面，我想暂时要稍稍放放再说了。”“我也能写小说！”他就这样在文学事业上转向了新的领域，开始写起小说来。从7月到11月，他写了《云是天才》、《面影》和《送殡的队伍》三篇小说。后者发表在同年的《明星》杂志十二月号上。这些小说，还带着他初期的浪漫主义特色。这在《云是天才》里表现得很明显。这篇小说主要以他做代课教员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主人公在学校里和学生一起，为改变学校的保守落后，破除旧秩序、旧传统而奋斗的情况，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他在日记中曾说：“这是蓬勃的革命精神在一个青年心中浑沌地沸腾着的时候写的作品，可以说它是报道革命大破坏的晓钟。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自己，此外尽是一些奇怪的人物。我写着，精神就感到特别兴奋。”小说在思想上、结构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还不够成熟。不过，这种洋溢着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作品，没有得到日本文坛的重视。《面影》在函馆大火中烧掉，内容不详，《云是天才》、《送殡的队伍》都是未完的作品。他这次在小说写作上没有获得成功。
　　这时，他的家庭负担越来越沉重了。1906年底，妻子在娘家生了长女京子，又添了一口人。更严重的是宗教院虽然在年初赦免了他的父亲，却始终没有允许他们全家回到宝德寺居住。村民因为这件事分成了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他的父亲忍受不了一部分村民和对立派对他的精神迫害，再一次地离家出走了。回宝德寺居住一事到此宣告失败。涩民村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啄木决心离开家乡，到当时新开发的北海道去谋生。为此，他向学校提出了辞职书，但同时又率领学生到四里外的地方，指示他们进行三天的罢课活动，反对那个庸俗的校长。学生们列队唱着歌，返校后就按照啄木的指示行动起来。村中因此大哗，结果，校长被调走，学生的斗争得到了胜利，啄木也被免职。这在学校教育上，固然是一次要求革新的斗争，而对那些排挤和迫害他们的反对派，也未尝不是一次有力的回击。1907年5月，他将妻女安排在岳父家里，将老娘寄托给邻村的友人，自己带着妹妹，永远地告别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踏上颠沛流离的旅途。

　　像被人拿着石块追赶似的，
　　那离开故乡的悲伤，
　　总也没个消失的时候。

　　渡过了津轻海峡，就到了荒凉的北海道。在函馆，他受到了友人的欢迎。虽然是一家离散，想来不禁悲从中来，但这时，他不免心怀一种浪漫的激情，倒想以一个“无家的流浪逸民的姿态，在这北海之滨开拓新的命运”。由于友人的关照，他很快做了函馆商工会议所的临时雇员，帮助抄制选举人名簿，暂时维持生活。同时，从第六期起，接编了文艺杂志《红苜蓿》（这是当地的文学团体《红苜蓿》发行的刊物），并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他的小说《漂泊》，以及文艺时评、短歌等。后经友人斡旋，六月中旬，做了弥生小学校的代课教员，月薪十二圆。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教职员十五人，学生千余人。他在这里，想要将在故乡不被采纳的教育理想付诸实现。在这里他结识了学校的女教师桔智惠，二人友情深厚，后来也一直通信，在不少的诗歌中，啄木表现了对她的爱慕和怀念。在《一握砂》里，他写道：

　　冰冷洁净的大理石上，
　　春天的阳光静谧地照着，
　　我是这样的感觉。

　　如同专门吸取世上的光明一般，
　　那黑黑的瞳仁，
　　而今犹在眼前。

　　当初没有来得及说的，
　　那紧要的话语，
　　如今还存在心里。
　　就像山里的孩子，
　　想起了山，
　　悲哀时就想起了你。

　　听说你病了，
　　听说你好了，
　　三千里外我神魂颠倒。

　　临死前想再见一面，
　　这样说，
　　你也会微微点头的吧！

　　石狩市郊，
　　你家的
　　苹果花落了吧！

　　七月，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和老母亲先后来到了函馆，租了房子一起居住。分散了的一家又团聚了。为了养家糊口，八月起他又兼任了函馆日日新闻社的特约记者，月薪十五圆，就职以后，他马上为这家报纸编起“周一文坛”、“每日歌坛”两个栏目来。他情绪饱满地从事讲解、评论短歌和文坛的工作。谁知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却被一场无情大火给破坏了。8月25日夜，函馆发生大火，全市烧去五分之四。学校、报社都已烧掉。函馆几乎成了一座死城。他的家虽然幸免，但他的职业，他的希望和一切却都烧毁了。他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流泪。这时，与谢野夫妇来信，邀他去东京。他虽然有心前往，却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便和《苜蓿社》同人一起到了札幌。九月，经友人介绍，他做了当地的《北门新报》的校对员。
　　在札幌，他结识了两个友人。一个是民谣诗人野口雨情（1882—1945）。
　　他二人性格相投，一见如故。他说：“野口君和我的交情，宛如已有十年。”另一个是曾经介绍他进《北门新报》的小国露堂。他们之间，“意气投合”，经常在住处一起尽情地讨论社会主义问题。这些活动对提高啄木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9月21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夜小国君来，在向井君室内，关于小国君的社会主义，大肆谈论。所谓社会主义，这是我经常加以冷笑的。然而，小国君所谈的，有见识、有雅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不赞同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低级的问题，不过也是产生于必然的要求。这一点，经过这一夜的讨论统一了。小国君是我党之士。这夜颇快活。……”在给友人信里，他赞许小国是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者，坦率而有骨气，刚直不阿”石川啄木从精神高于物质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将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划为高级问题，将经济、物质方面的问题列入低级问题。重要的是，他承认社会主义是出之于人们现实的、迫切的“必然的要求”，而“不能不赞同”。可以说，这是他摆脱“冷笑”的态度，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步，是石川啄木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和他清贫的家庭境遇，遭受迫害、排挤的社会地位，以及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每日枯燥无趣的校对工作，使他惦念自己的文学事业，而安不下心来。他在书信中对朋友说：“……我错了，我的天职毕竟是文学……只要有一条糊口之路，我就可以一心努力于文学事业，离开它我就失去生存的意义，就没有目的，没有奋斗。”月薪十五圆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况且，经常欠薪。这怎么有可能从事文学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小国露堂的劝请，九月下旬，辞去了校对员的工作，到了小樽市，参与了《小樽日报》的创刊工作，并且和小国一起担任该报三版的编辑，月薪二十圆。不久，全家就迁到了小樽。但是，《小樽日报》由于资金困难和内部矛盾斗争，工作没有得到开展。12月下旬，他与营业股的小林寅吾发生口角，遭到了殴打，便愤然辞职。
　　在小樽的这三个月，是这个“流浪的逸民”在北海道颠沛流离，辗转营生收获最大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认识的深化上。首先，他对以“新诗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变化。他从小山内薰等人编辑的杂志《新思潮》（第一次）所登载的小说《再会》（水野叶舟作）里了解到与谢野夫妻的私生活问题，并且开始讨厌起“新诗社”的那种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来。这时，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也给他带来焦躁和不安。因为他急于摆脱生活上、经济上的一切干扰，以便安下心来写作，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他在日记里写道：“读正宗白鸟君的《红尘》到深夜，感慨颇深，心为之泣。余至何日始得静心执笔。天抑将杀我耶？然何故授吾以笔！”其次，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增强了。在小樽他经常和小国等友人交流思想，讨论问题。他对那些不关心社会思想问题的人表示了藐视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些“多么可怜”的“庸俗之徒”。他积极地提倡“个人解放”论，他说，“我们的理想是个人解放的时代，我等的天职在于为个人解放而斗争”。这里面虽然还看不到阶级论的萌芽，但是，却可以明确地看到他对天皇制统治下的不合理现实的不满，和为解除那种压迫，争取个人解放而奋斗的觉悟。他表现出急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慷慨激昂：“噫，授我以剑！果然，吾将得以勇猛战斗；不然，给我以孤独！”他对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从一般的谈论转向仗“剑”而行的地步了。最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在小樽的寿亭，参加过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西川光二郎（1876—1940， 后于1914年转向）的讲演会和他的茶会。他这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迫在眉睫的最紧急的问题”，是“将工人，即最下层人民从资本家那里解放出来，给他们以本来的自由”的运动，而且，承认“不论有什么迫害，是相当深刻地渗入人心了”。
　　1909年的元旦，他是在失业中迎来的。此时，他一文不名，感慨万端。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就一个勤劳的家庭，仅仅靠一个人的十五至二十圆的工薪维持生活，也和富人一样过除夕，这该是个多么“可怕的除夕”。这勤劳无辜的一家之所以落到这种不合理的境遇的根源，他说，“当然是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不良的社会该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破坏它。破坏，破坏！除了破坏，还有什么。”“现在，社会主义的研究时代已过，到了研究其实现手段的时代了。”他的认识，当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到社会组织制度的高度上来，把对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提到革命实践的高度来。他明确地认识到，像他那样不幸的境遇，其根源在不合理的社会组织，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破坏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要革命。这是石川啄木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小樽经常与小国等友人围着火盆，畅谈、辩论，总是不知不觉中转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来，往往谈到更深夜半。这对他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一家人正在他失业后的窘境中挣扎着，1月19日，经友人的介绍，他才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他告别了老母和妻女，冒雪动身到更为偏远荒凉的钏路去，到那里就任《钏路新闻》的记者。刚刚团聚的一家人，又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分开了。
　　钏路新闻社，是一个名叫白石义郎的社长经营了十多年的报社。这次，他为了竞选众议院议员，将这个报社加以扩建。啄木到职后，得到了这位社长的赏识，名义上是三版的主任，实际上是总揽一切编辑事务。知遇之情，使啄木干劲倍增，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钏路新闻》的竞争对手是当地的《北东新报》。啄木设法改革报纸的版面，新设了一些吸引人的栏目。在“云间寸观”栏里，他以“大木头”为笔名，撰写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评论文章。在“钏路词坛”栏里，除诗歌作者的投稿外，有时他自己也写作。在“平康艳事”栏里，登载一些花街柳巷的记事。为了采访这方面的动态，啄木开始进出于妓楼酒馆，认识了一些艺妓，如建立了友谊的“小奴”，也了解了这些不幸妇女的悲惨遭遇。由于版面的活跃，这份报纸很快就得到当地人们的好评，啄木因此也受到了报社内外人士的敬重。社会应酬频繁的记者生活，使他忙碌异常。在应邀出席“爱国妇女会”的集会上，他曾即席发表过《新时代的妇女》的演说，提倡妇女解放。第二天，这一演说见报后，惊动了当地的妇女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了这时的情况。他说：“每晚出入于浅酌低唱之境”，兴奋之余，竟“白眼观世界，豪语空四邻”。然而，杯觥交错、醇酒美人的生活，没有一刻使他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他的痛苦深刻而且复杂，主要有摆脱不掉、解决不了的家庭的经济生活负担；有作为一个地方报纸记者的空虚感；有得不到专心致志从事文学事业的苦恼；有对人生理想认识上的矛盾等等。他在二月里写的语录体随笔《案头一枝》中，反映了他对人生和文学的见解。首先，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接触到了本质的现实，将革命视为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他说：“每当抬眼观察社会时，几乎使自己的眼目眦裂，闭目静思社会时，心因羞愧而黯然，不知如何改变此社会。每念及此，我的耳朵便听到革命之声，我的眼睛便看到革命的血。”但是，他又摆脱不了尼采等人的影响，仍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去依靠所谓“理想的人格”，因此，他没有探索到社会革命的真正出路。其次，他对自然主义文学持有较为正确的理解。这时，自然主义文学正在兴起，而且呈现了繁荣的局面。文艺评论界以《早稻田文学》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的讨论文章，引起了石川啄木的极大关注。他先是肯定自然主义文学在追求“纯净自然的真”、在暴露社会现实中的反对旧道德、旧秩序、旧习俗的精神，又批判了这一文学主张任其自然、在现实问题面前的怯弱无力，表现了“现实暴露的悲哀”。这是他接近自然主义文学和日后进行深刻批判它的认识基础。最后，由于认识上的矛盾和深化，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了惶惑、悲观的情绪。他怀疑知识的有用性，他否定自己的探索。他叹息自己“敝衣破帽，徒追踪云水，而放浪天下”，但是，他却不消极、颓废。他的前进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向纵深发展。
　　本来打算在钏路新闻社干上三年二年，手中有了积蓄，除还清宿债，安家度日，还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甚至是积存自费出版的资金。但是，文坛上日趋繁荣的形势，强烈地刺激了他的文学事业心。他不甘于过这种地方记者的“无目的”的空虚生活，他要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几经考虑，终于决定离开钏路到东京去。他“千思万想之后，觉得首先应走的只有小说这一条路”。他要在小说创作上孤注一掷。他认识到“这次进京，实际上，是啄木一生的死活问题”。于是，在1908年4月5日，他乘船离开钏路回到函馆。在函馆得到宫崎郁雨的关照，将家属由小樽迁到那里，便含泪只身渡海，再次奔向东京，结束了他在北海道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也能写小说”
　　啄木搭船先到横滨市。这里有个新诗社的同人，名叫小岛乌水，是正金银行的科长。他们一见面，就自然而然地谈论起文坛的动向来。小岛向他谈到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兴盛之后，估计诗歌将被散文所压倒。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作为自然主义的反动，新浪漫主义一定兴起”，而且，还谈到了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作品给文坛带来新鲜感等等。他的这些见解对啄木很有启发。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啄木到了东京。他先访问了与谢野夫妇，也和他们谈论了文艺界的现状。最使他感慨不已的是那个曾在诗坛风靡一时，发出“虎剑调”的歌人与谢野铁干，他赞扬了夏目漱石（1867—1916），批评了岛崎藤村（1872—1943）的小说《春》（1908），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啄木从他身上看到了年仅三十六岁的壮年人的衰老相。正像以他为首的“新诗社”的命运一样，自从年初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以后，却在整顿自己的阵容中引起分裂，一批青年诗人，如吉井勇（1886—1960）、北原白秋（1885—1942）、木下圶太郎（1885—1945）、长田秀雄（1885—1949）、长田干彦（1887—1964）等七人退出了《明星》，而从此一蹶不振。他在与谢野家中，临时帮助他做些《明星》杂志的校对、发行工作。这期间，他曾访问过一些作家，如生田长江（1882—1936）、森田草平（1881—1949）等，接触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劝他保持与新诗社的关系而另寻途径。事实上，这时他已经有意识地接近新诗社所反对的自然主义文学，而且，决心从小说着手，来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了。5月2日，他曾应著名作家、诗人森鸥外（1862—1922）的邀请，出席他主持召开的“观潮楼歌会”。这件事在石川啄木来说，应该是一个荣誉。这一“歌会”，是森鸥外邀请了“竹柏会”的佐佐木信纲（1872—1963），“新诗社”的与谢野铁干，和“根岸派”的伊藤左千夫（1865—1913）三人，从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起，于每月第一个周六召开的短歌会。他企图通过这一活动，调停明星与根岸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这是一种文艺沙龙性质的集会。会上曾以“角、逃、取、壁、呜”五字写作短歌，啄木在会上获得了仅次于森鸥外的好成绩，在一些短歌名手当中居然名列前茅，对他确是一个有力的鼓舞。这次会后，森鸥外曾说：“石川君的歌曾是我最爱读的。”这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鼓励。以后，啄木曾几次出席这个歌会。这些活动增长了他对短歌的热爱和信心。另外，啄木还曾为“新诗社”所属的“金星会”审阅短歌的稿件，换取些零用钱。尽管如此，他的志趣却不在短歌方面，他一心要从自然主义小说方面打开出路。到东京以后，起初他只好寄居在与谢野夫妇和金田一京助的住处。这终究不是办法。他只好自己租房居住。然而，这时他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怎么付得起房费？后来，总算靠好友金田一京助的帮助，迁到他住处的楼上，才算有了立锥之地，从此开始专心致志地写作。他很清楚，这是他打开文学出路的背水之战。因此，他非常勤奋，在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写了五篇小说，估计有十二万字左右。其中《母亲》一篇，因原稿散失，内容不详。《菊池君》和《医院之窗》两篇，都是以其在钏路时期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前者以钏路的《北东新报》的记者菊池宗武为原型，描写了这个性格古怪的落魄者。不过，实际上在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中，“我”和菊池君的关系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而“我”的经历，就是作者的经历，因此，小说竟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故事没有一个可观的结局就中途搁笔了。《医院之窗》是以石川啄木在钏路的同事，报社外勤记者佐藤衣川和医院的护士梅川操的事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据说，这是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1906）里得到的启发。他在这篇小说里，深刻地揭示了小说主人公野村良吉的内心斗争，展现了他性格中的矛盾。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里是不多见的。至于《天鹅绒》和《两条血迹》这两篇，都是以他的故乡涩民村为背景，掺和着啄木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展现了那里的农村和少年们的生活面貌。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够成熟的弱点，如情节缺乏曲折，结构不够紧凑，叙述平板拖沓等，但是，作者在追求表现的真实性中，着眼于现实社会中普通群众的生活和遭遇，比较注意人们内心世界的发掘。富有社会性、思想性和生活气息的小说内容，在当时那些只着重描写身边琐事，追求庸俗猥琐趣味的自然主义风气中，却是别具特色的。为了换取活命的口粮，他将这些小说分别托金田一京助、生田长江、长谷川天溪等人奔走推荐，然而，这些作品没有受到人们的青睐，只有那篇托森鸥外推荐的《医院之窗》，好歹算是以低廉的稿酬卖了出去也终未发表外，其余的都无人接受。看来，这一个月的心血，几乎付之东流了。他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写，就可以发表，就可以换得稿酬维持生活。这种天真的想法落空了。他尝到了文笔生涯的辛酸。而且，这是背水一战呐！一个月的穷困、失眠和疲劳，不能不促使他对自己的才能，对文学的希望产生怀疑。在一则日记里，他写道：“黑暗中在路上走着，我怕起来了。由于好久没有走路而踉踉跄跄，眼睛似乎已经凹陷。我这样认真地写，烟钱和稿纸都已用尽，房费当然付不起了。正想着，弦月西斜了，那副令人憎恶的样子。从明日起，要写也没有纸，墨水也不多了。”卖出的小说稿酬，一时又不付给，这燃眉之急如何解决，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正在这时，著名小说家川上眉山（1869—1908）在书房里切断了颈动脉自杀身死。啄木认为这是“近来最残酷的悲剧”，是觉悟到落伍于时代的悲痛和生活的窘迫所造成的“作家的末路”。不久，著名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又死于肺结核，年仅三十八岁。这是一位受到啄木尊敬的作家。在啄木眼里他是“明治作家中真正的作家——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在他生前十年之间得不到文坛的承认，而成名之后仅仅三年就与世长辞了。啄木从他的遭遇中似乎看到了自己。他说，“明治文人中最和我相像的就是独步”。作家的这种悲剧命运固然和他的主观条件有关，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尤其不可忽略。这时日本经过日俄战争，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而战后的经济危机，把一向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暴露出来。对外侵略，对内榨取的军国主义统治，激起了日本人民群众的反抗，工农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继足尾铜矿暴动后，又有幌内煤矿、别子铜矿等暴动陆续发生。明治政府不惜动用军警联合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另一方面，他们又制造了“红旗事件”，企图将从事启蒙活动中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网打尽。桂内阁的血腥镇压活动，发生在明治政府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前途也黯然无光。生活上的窘困，精神上的痛若，就使得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失去挣扎奋斗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作家不同的死，深深地刺激了石川啄木，“死”的念头掠过了他的脑海。“死呢，隐居田园呢？还是进一步苦斗呢？”正像他在离开北海道时所预料到的生死问题，提到他的面前来了。他的确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房东催交的房费没有着落，又没有可以典当变卖的衣物，已经是借贷无门了。满心指望的小说，又换不来糊口的粮和钱。怎么办？他觉得真呀，美呀，艺术呀，人生呀，都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唯有死去的人，才是幸福的。有一天，他曾经彷徨在春日町的坡道上，竟然产生了一跃投身到急驰而下的电车轨道下面的可怕念头。然而，想到了远在北国的老人和妻女，他转变了念头。“想死，可是不能自己死！这是桩可悲的事，自己不能使自己自由。”不过，死的念头还不时地浮现出来。

　　死吧死吧，生着自己的气，
　　默默不语的
　　内心深处的黑暗和空虚。
　　“就为这点事死？”
　　“就为这点事活？”
　　算了，算了，这回答。

　　有没有办法，
　　像从高处跳下去的心情
　　来了此一生呢？

　　这可是寻常的玩笑？
　　持刀装出死的姿势，
　　那脸色，那脸色！

　　不一会儿，嘀咕的话声高起来，
　　手枪响了，
　　人生告终了。

　　最终，他还不甘心让困苦的生活吞噬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战胜了死，却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所谓“盲动主义”。于是，他便抛却了习俗的道德观念的约束，沉溺于寻求青春刺激的欢乐之中。他竟同一个舞蹈教师的女儿谈起恋爱发生了关系，又曾和一个远在九州向报社投稿的姑娘，书来信往地过起谈爱生活来。他这种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安慰的“盲动”，并没使他忘却现实的痛苦，而且，他仍然不时地想到对父母的责任，对妻子的忠实。良心的呵责反而使痛苦加深了。痛苦之极，他也曾想起了和歌。时而由于一种“非和歌难以表达的兴致”所袭，他又拿起笔来，用和歌这“悲哀的玩具”来抒写他胸中的块垒。在听到国木田独步死讯的当天夜里，他奋笔疾书，一夜之间他写了一百二十余首和歌，第二天又写了一百四十一首。后来收入《一握砂》中的不少名篇，就是这次创作的。他将这些作品选了百余首，抄送给与谢野铁干，发表在七月号的《明星》上，同期杂志上，还刊载了他的散文诗五篇，有《旷野》、《白鸟血海》和《祖父》等。
　　生活是无情的。正在无路可走的危急关头，中学同窗金田一京助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卖了两板车的藏书，为啄木付了积欠的房费，两人一起迁入新居，到这里，啄木的心绪才见平息下来。这期间，妻子从北海道来信勉励他，并通知他老母已去姐姐那里，自己做了小学的代课教员等。这虽然基本上解除了啄木的后顾之忧，但是，他还是积极设法，四处奔走谋职，或者给报社写作应征小说。11月，经友人的斡旋和推荐，他的小说《鸟影》（1908，原名《静子之恋》）终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开始连载。这一线光明使他喜不自胜，在日记里他写道：“我的生活从今日起才有点起色。”这篇小说写的是涩民村一家地主，以及大学生、画家和小学女教师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以对纯洁爱情的描写和通俗流畅的对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面貌，在艺术上虽然也还有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在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总共连载了六十回，得了六十元稿费，用来还了房费、饭费和债务。这是他到东京后的第一次正式稿酬。生活上的窘迫、思想上的危机，像一阵风暴似的过去了。安定下来的啄木，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更加深刻。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看到了世上更多的人的不幸，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明星》杂志终于在1908年末，以发行百期而停刊了。这是石川啄木意料之中的事。这件事在日本文学史上标志着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的前期浪漫主义运动结束之后，以《明星》杂志为中心的后期浪漫主义运动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1909年初，原“新诗社”的一些青年诗人平野万里（1885—1947）、吉井勇（1886—1960）、北原白秋（1885—1942）等人组织出刊的杂志《昂》。这份杂志由同人平出修（1878—1914）律师出资，由石川啄木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来，以森鸥外为首，包括上田敏（1874—1916）、谷崎润一郎（1886—1965）、永井荷风（1879—1959）等著名诗人和作家，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这份杂志，不出啄木所料，起初带着一定的“明星”调出现。后来，唯美主义的颓废享乐倾向和异国情调，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种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啄木对《昴》的这种思想艺术倾向是不满意的。尽管他要努力改变它，但却无能为力。他自己虽然也还写些诗歌，但是，他对小说仍不死心。在《昂》的创刊号他写了短篇小说《赤痢》。这篇作品写的是岩手郡的一个偏僻山村。秋末，这里发生了痢疾。全村总共四百多人，患者竟达102 人，疫情的严重可想而知，派来的警察和医生都无济于事，而且，“巡警比疫病更令人讨厌”。死者一天天多起来，恐怖统治着整个山村。村民中有相信巫女去祈求狐仙的，这也没有得救；年轻的天理教传教士乘机宣传，让人皈依天理，但是，就连他的情妇也没有逃脱赤痢的魔掌。作者从这场天灾人祸的困境中，突出地表现了日本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以及农民在灾祸来临时的无能为力。作品有力地揭穿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以及警察等的反动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这一富有社会性的内容，说明啄木观察、理解社会生活的深入和他的思想认识的提高，也使这篇小说同那些自然主义小说，尤其是那些“私小说”区别开来。后来，他又写了《足迹》、《明信片》等小说。这也都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内容的试作。在《足迹》里，他以自己做代课教员，带领学生罢课，直到提出辞职书的经过为基本内容，本想写成“自叙传”一类的作品，因而，写得认真刻苦，但却被《早稻田文学》评为“夸大妄想狂”。这使得他一连三、四个月，几乎对小说失去自信。1909年3月1日，他做了东京朝日新闻社的校对员。月薪二十五圆，加上夜班费每次一圆，平均每月可有三十圆的收入。从此，他打下了“在东京生活的基础”，自然是高兴万分。但是，他积欠的债务较多，生活也不宽裕，加上他这时，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不仅给钏路的小奴的汇款已浪费过半，而且，连预支的工薪也往往所余无几。社会的压力，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仍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本来，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可以使他在艰苦中把生活稳定下来。然而，他的思想变了，生活作风变了。他不顾自己手中拮据和家庭负担，甚至预支借款，频繁地接触私娼，去过买笑生涯，靠这种背弃夫妻爱情的放荡行为，去换取一时的精神安慰。这一阶段的思想和生活，他都赤裸裸地写在一本用罗马字拼音写成的《罗马字日记》里。这七十五天的日记，反映了他所谓的尊重个人意志，改善并建立自由的生活和思想的精神状态。这实际上，是他的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虚无”、“盲动主义”的一种表演，是他的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最激烈的矛盾斗争的突出表现。从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矛盾和斗争。他一方面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经常思念他们，也曾为抚养他们而流浪奔波，尝尽人间的辛酸。家庭伦理观念要求他继续含辛茹苦、全力以赴地考虑生计之路；另一方面，他强调自己正是青春年华（二十四岁），要“最大胆、最露骨、最深刻、最广泛地品尝人生的喜怒哀乐”，要自由不羁地生活。这就势必触及家庭、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发生冲突。不过，他也知道，家人的团聚不可能使他的生活好转，婆媳不和会使他的苦恼有增无减。他心里清楚，要过自由而合理的生活，在那个社会，单靠个人的努力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管他是以什么面貌和姿态出现，孝子也好，良夫也好，甚至是“年轻的虚无主义者”，“悖德主义者”，或者以“铁石心肠”将所谓“人的美德，统统弃之如尘土”的“强者”也好，都不可能解决他的痛苦。“我为什么必须由于父母妻子而受束缚呢？父母妻子为什么必须做我的牺牲品呢？不过，这和我爱父母、节子和京子，自当别论。”他认为，“夫妇是多么愚蠢的制度”，“现在的夫妻制度——一切的社会制度无一不是错误的。”性生活的放荡，并没有达到他要求精神安慰的目的。这一段反常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受良心的不断谴责中，从个人的境遇，把问题引向了对社会制度的思考，也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次跃进。他之所以用罗马字拼写，目的在避开人的眼目，尤其是他的妻子节子。人们看不懂他自己写的日记，他就可以忠实而详尽地记述一切，坦白而无所顾忌地分析透露内心的活动，为自己造成一个静观的世界，驰骋自己的思想，省察自己的生活。而在客观效果上，他用罗马字拼写，必须改变他一向爱用的汉文调和美文笔法，而用淳朴的生活语言，作生动的记述。这也未尝不是他文风转变的一次尝试。这些日记，现在在日本被作为啄木的理想实验和文学实验，不仅是研究啄木的珍贵资料，而且，也是难得的日记文学作品，因此，被推为“日本日记文学的最高峰之一”，“日本近代文学的光荣，必须列入最高杰作之一”（桑原武夫；《啄木的日记》）
　　六月中旬，由官崎郁雨将他的家属从函馆送到东京，在本乡区弓町赁屋居住。离散的一家又团聚在一起，啄木也总算有个家了。从此，他结束了那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不久，婆媳不和又使他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十月二日，妻节子留下了书信，领着女儿回盛冈的娘家去了。啄木无奈，只好求金田一京助和新渡户仙岳帮助和调解。他自己也无心上班，每天无论白天和黑夜总以酒浇愁。十月二十六日早晨，节子领着女儿终于回到家里。她下定决心，今后不论婆婆说什么，她都不动声色地默默忍受下去。这件事的爆发，虽然早在意料之中，但却给啄木以极大的打击。

　　要找个地方玩到天亮，
　　一想起家来，
　　心就凉了。

　　人人都有个家，多可悲呀，
　　我像走进坟墓似的
　　回去睡觉。

　　家，不可能成为他抚慰创伤、休养心灵的场所，倒是一个欲离难舍、聚居不安的地方了。就在这年年终，他的父亲从遥远的青森县回到了家。当然，这也不可能改善他家的状况。在进东京朝日新闻社前后的一年里，前半年，他写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后半年，主要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评论：《可以吃的诗》（原名《弓町通信》）、《胃弱通信》、《百回通信》、《偶感和回忆》、《文学和政治》、《一年来的回顾》、《烟卷儿》等。在这些论文和杂感式的评论当中，《可以吃的诗》具有代表意义。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啄木的诗歌观。概括起来说，（一）对诗歌，他强调诗歌必须联系实际生活，并有利于改善生活，反对为写诗而写诗的观点。（二）对诗歌运动，他强调要从日本的社会现实出发，用当时的语言，作日本人的诗，反映时代精神。（三）对诗人，认为诗人必须改善自己，以切实的努力和勇气，做真正的诗人，写新的诗，反对尊诗，反对对诗人的特殊看法，反对颓唐。（四）对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其在革新中的意义，又从内容和方法方面加以批判。尤其是对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内容空洞，不干预社会生活，回避“国家”的问题的“卑怯”和“虚伪”进行指责。（五）对文坛，指出缺乏像样的批评，强调应将文学和国家及其前途联系起来，等等。总的看来，啄木观察分析问题，能从社会现实出发，表现了生活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并且，强调了人的因素和信心，强调了改善社会现状，将文学和政治联系起来，表现了进步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这说明，作为思想家、评论家的石川啄木，他已经和当初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截然不同，他的思想发展已经接近于成熟了。1909年他写了诗歌《夏日街头的恐怖》、《煞有介事的春天的黄昏》等。 1910年上半年，他从事编校《二叶亭四迷全集》。工作之余，二月，他写了评论《急躁的思想》，五月写了评论《玻璃窗》，并编辑歌集《工作之后》，共包括二百五十五首短歌。四月，发表了反映教学活动中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小说《路》，后来，他又写了《到故乡》（断片）和《我们的一伙儿和他》。后者主要以对谈的方式，写一记者在两重生活中，追求探索统一的途径，是以思想见胜的未完成的小说。此后，他再也没有写小说。他的小说，虽然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远不及诗歌和评论方面。他的小说没有得到文坛的重视，可以说是失败了。经济上的困窘，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 “我就是社会主义者”
　　1910年，对石川啄木来说，是有意义的一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也是关键性的一年。六月三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幸德事件”的报道，震动了日本全国，甚至全世界。他们所谓的“大逆事件”，实际上是反动的桂（太郎）内阁制造的政治阴谋。是他们企图消灭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采取的一次血腥镇压活动。他们要把“和固有道德相抵触的思想统统禁止、遏制下去”，用以“夸耀于世界”。于是，他们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其中的幸德秋水、菅野须贺子、大石诚之助等二十六人起诉。捏造了他们图谋暗杀天皇的罪名，交最高法院（大审院）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在严格禁止旁听的秘密审讯之后，以一审终审不得起诉的方式，判决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死刑。后来，有十二人改为无期徒刑，二人有期徒刑。第二年（1911）一月二十四日执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掀起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和憎恨的情绪，他们一方面捏造谎言，掩盖真相，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大逆事件”。他们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这一血腥镇压，倒有力地唤醒了日本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认识到，要使日本人民获得自由、进步和繁荣，就必须认清明治政府的反动本质，抛弃对天皇制专制政府的幻想，奋起斗争。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的屠杀无辜，给石川啄木以很大的冲击，促使他的思想发展向积极方面飞跃。他在短歌里抒发了他的愤慨和仇恨，

　　望着那昏沉沉的
　　阴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杀人了呀！

　　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六月，幸德秋水等人的‘阴谋事件’发觉以后，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此，就逐渐地收集起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来。”他从这年的夏季起，夜里阅读钻研的书籍当中就有幸德秋水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等。此外，还有久津见蕨村的《无政府主义》、千山万水楼主人（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评论》、堺利彦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及《社会主义评论》的合订本，等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本年发现了一把能够统一我的性格、兴趣、倾向的钥匙，这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思考、读书、谈论特多，只是由于当政者的极为无理的压抑，使我不能发表。”原来，他只是同情和倾向社会主义，经过这一血的事件，他的眼睛更亮了，认识得更清楚了。在给友人的信里，他批判自己过去肯定现实的态度，认为自己努力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同时，就可以改善日本人和日本人的生活。现在，他认识到这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于是，他由肯定现实发展到否定现实的思想阶段上来。他说，“从这时起，我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社会革命者，暗自用社会主义者的方法对待各种事情。”他认识到，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天皇制及其统治的国家。他的思想迅速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
　　这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坛的情况如何呢？长篇小说《黑潮》的作者德富芦花（1868—1927）因不满于“幸德事件”的处理。曾向首相桂太郎提出《意见书》，并草拟了向天皇的请愿书，改题为《谋叛论》，在第一高等学校作了讲演，表示了他的抗议。像他这样敢于坚持正义挺身而出的人，真是寥若晨星。更多的作家，在屠刀面前，惶恐、畏葸，蜷缩起来只顾保命，不敢面对社会现实，或者噤若寒蝉，缄口沉默，或者追求声色嬉戏，不问政治；或者放弃社会批判的锋芒，转向心灵的内省与道德规范的强调，用这来代替日本人民的出路的探求。文坛上，更多的是附逆的反动鼓噪，一时之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在日本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恐怖统治的暗夜。就在这知识分子急剧分化，文坛几乎荒芜的严重时刻，这个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诗人石川啄木，却在敌人的刺刀和人民的血泊面前，坚强、勇敢地挺身而出。他毅然地站了出来，针锋相对地、明确地喊出：“我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响亮声音。而且，他从自己的友人，“幸德事件”的辩护律师平出修那里，借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资料，整理成《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附带现象》，并写出《“到民间去”集》，以便后人从中了解事件的真相。这时，他又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著作，认识更有所提高。血，并没有把他吓倒，相反，倒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催生剂，使他更清醒、更坚强了。事件发生后不久，他撰写的《时代窒息之现状》（1910.8）行这一划时代的卓越评论，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态度。
　　《时代窒息之现状》（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末日及明日的考察）这篇评论，是从批判鱼住折芦（1883—1910）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自然主义》入手的。首先，他对盛行于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自然主义的根本症结在于不敢触及天皇制国家机构，自然主义文学家不敢正视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采取旁观的、妥协的态度，不能用“明天的理想”进行社会批判。其次，从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教育制度等多方面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明治社会令人窒息的社会形势。再次，他指出必须认清敌人，这敌人就是“既成”的强权，即天皇制的“国家政权”，否则，就不能建设理想的“明天”。最后，他号召青年，要解决这“时代窒息之现状”，“必须抛弃自然主义，停止盲目的反抗以及对元禄的怀念，把全部精神倾注在对明天的探索”上。这是一篇出色的评论。他自己也相信，这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写的著作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所说的‘明天’。这是要假托评论和歌，对现代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及其他种种事物加以揭露批判，是要给那些面向昨天的旧思想家，和那些正埋头于今天的新思想家——这些人提示一个新的明天的问题。……”这是理解这篇重要论著的关键。犀利的笔锋中流露着多么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他一语道破，切中要害，指出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是专制统治的强权，并且号召青年丢掉对父兄的依赖、对过去的眷恋和对天皇制的幻想，要擦亮眼睛、认清敌人，脚踏实地地为了“明天”而进行战斗。这个“明天”，就是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当时无法明确说出来的主张。面对反动派的屠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针对性地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了啄木清醒的、革命的战斗精神，而且，他将文艺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进步的、革命的态度加以分析解决。他认为，文学离开了与国家和社会现状的联系，就不成其为文学。他要求文学要介入政治，要为社会斗争服务。这些见解的高度，是当时的著名评论家所达不到的。尤其是，一个年轻多病，生活贫困的诗人，能在那样阴云密布、万马齐喑的反动恐怖统治中，说出这样的真知灼见，不啻是黑夜中的电闪雷鸣，发聋振聩，可以使人民醒悟奋起，可以使顽敌胆颤心惊。尽管啄木在论文中不得不用暗示和“曲笔”的写法，但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这件事本身，也就是他所指出的“时代窒息之现状”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在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他还写了一系列的杂文和评论，如《一个利己主义者与友人的对话》、《窗内窗外》、《纸上的灰尘》、《和歌种种》（均为1910）、《平信》（1911）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的清醒认识和反抗斗争的精神。在后来收进诗集《叫子和口哨》里的一些诗作，如《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激论》、《墓志铭》等篇中，也反映出这一思想认识上的新高度。同时，在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将未能出版的《工作之余》加以整理，编成歌集《一握砂》出版。
　　1910年以来，他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坏，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十月，他的长子真一，出生不满一个月就夭亡了。这使他非常痛苦。妻节子身体不佳，产后又得了病，长年服药。1911年2月，啄木也患了慢性腹膜炎，住院治疗一月有余，后来，又患了肺结核，身体也渐渐羸弱起来，不时出现发烧现象。六月，由于节子拟回娘家省亲等原因，发生纠葛，啄木和岳父掘合家断绝了来往。七月，节子病势转恶，诊断为左肺尖炎，家事只好靠病弱的老母操持，婆媳不和又激化起来。这使啄木增添了无限的苦恼。他写道：

　　身处难以排解的
　　不和中间，
　　独自难过得今天又发起火来。

　　假如养只猫，
　　这猫就会成了口角的根苗，
　　我这个令人伤心的家。

　　能不能放我独自到公寓去呀，
　　今天我又险些儿
　　说出了口。

　　八月，老母也发了高烧病倒了，啄木只得带病奔走治疗。九月，节子又患了右肺尖炎，同月，女儿京子也患了肺炎。他的父亲在家人不和中，又一次地离家出走，投奔北海道的女儿那里。年末，啄木屡次发高烧，竟然不退。在这贫病交加中，啄木为了维持一家人活命，只得带着病继续勤奋地工作、读书和写作。1911年初，他曾经和土歧哀果（1885—1980）商定，出版一份杂志《树木和果实》。表面上是一份“打着和歌革新的招牌的文学杂志”，实际上是要用“下一个时代”“新的社会”，在青年中进行宣传，在不被查封的限度内，“经常擦着火柴，投向青年那易于燃烧的心”。他们计划这样经营二、三年后，就搞成“政治杂志”，并开始普选、妇女解放、普及罗马拼音文字和工会运动的宣传。“眼下还打算对文坛上的酒色主义和曲学阿世之徒加以打击”。然而，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放弃计划。但是，即或在病中他也不停地学习。他多方面搜集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四月，从《平民新闻》上，抄写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山川均译）和托尔斯泰的论文《你们悔改吧！》；十月，抄写克鲁泡特金的《俄罗斯的恐怖》（英译）等。当他听到有关我国辛亥革命的消息，十分振奋，表示愿意到中国来。他说，到那里，自己的病就会好的。然而贫病的折磨，使他身心交瘁，感到精力不足了。在给土歧哀果的信中说：“近来补养的钱已经用光，而且，写点什么的勇气也没了。人世间变得实在无聊。”

死神的降临


　　一家人在贫病交加中，迎来了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
　　啄木自年初起常卧床养病。病中还对去年年末，市内电车大罢工表示关注和同情。在病中写的《病室随感》里，他指出“市民都忍受着交通不便之苦而同情罢工的人”，“懂得了国民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胜利，多数就是力量。这些事，从旧日本的眼光看来，当然一定要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他从这次罢工中认识到群众大团结的力量。一月中旬，老母突然发起高烧，咯起血来，经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晚期。这才弄清了一家人的病源。延至三月七日，老母终于辞世。啄木失母，悲痛已极，身体愈见衰弱。这时，他囊空如洗。老母的药费、丧葬费，全靠友人资助。现在，一家人已经到了无米断炊的窘境，哪里还有钱治病？金田一京助前来探病，看到这种情况，将自己的《新语言学》稿费送来加以资助。又经土歧哀果的奔走斡旋，将歌集稿《一握砂》卖给书店，得稿酬二十元，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他的病情日见沉重。四月初旬，用加急电报将他的父亲一祯从北海道叫了回来。十二日夜，他连连地呼唤金田一京助的名字。凌晨，妻子用车接来了金田一京助。他只说了句“拜托”。不久，诗人若山牧水来，两人似乎高兴地谈了谈杂志的事。少许，病情突然恶化。午前九时三十分，在父亲、妻子和若山的守护下，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年仅二十七岁，法名啄木居士。葬礼假诗人土歧哀果的家，浅草等光寺举行。参加人有著名作家、诗人夏目漱石、森田草平相马御风、北原白秋、佐佐木信纲等四五十人。六月十四日，次女房江诞生。二十日，第二本歌集《悲哀的玩具》（原题为《一握砂以后》，由土歧哀果整理、改题）出版。翌年（1913）三月，根据节子夫人的意愿，将啄木的遗骨迁葬到北海道函馆立待崎墓地，后来，由啄木的连襟宫崎郁雨等亲友为他立了墓碑。
　　一个胸怀大志的诗人，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然而，他身后的家属的遭遇，更是悲惨。
　　啄木死后的九月四日，节子夫人只好领着两个女儿，离开东京回到函馆。这里，有她的娘家，和她结了婚的妹妹家。她和两个女儿，在公园附近，租房居住。第二年五月五日午前六时四十分，她也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七岁。长女京子死于1930年12月6日，年仅二十四岁；次女房江在她的姐姐死后十三天，也去世了，年仅十八岁，都没有活到她们的父母的年龄。石川啄木的遗属只剩下了长女京子和丈夫石川正雄所生的两个孩子。
　　石川啄木的一生之所以这样悲惨，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格。以为他自幼娇生惯养，个性乖张，不善与人合作，不肯随俗，等等。其实，他虽死于穷和病，归根结底还是那个社会，断绝了一个不甘心屈从的青年的生路。我们还是听听他自己的话吧？他在那篇《和歌种种》里说：我感到不便的，不只是将歌写成一行。而且，现在我自己可以任意改动的、应该改动的，也只能是这张桌子上的座钟、砚匣和墨水瓶的位置，以及和歌这类东西，也仅仅是些无所谓的事而已。至于其他一些真正使我感到不便，感到痛苦的事情，岂不是连一个指头也动不得吗？不，在这个世上，除了对它忍让，对它屈从，继续过那惨痛的二重生活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也曾试着对自己作种种的辩解，可是，我的生活仍旧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知识商品化的牺牲。
　　他有自知之明，头脑也极清醒。这些话里虽然有难言的苦衷，没有言论自由，但是，他的不幸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一点不是一清二楚吗？啄木的不幸，不是正好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现实，将一个青年诗人，不可多得的天才戕害了吗？


作品介绍


短歌集《一握砂》


　　《一握砂》是啄木生前公开正式出版的惟一的短歌集。在这部和歌集里，共收短歌五五一首，是他1908年6月到1910年10月之间的作品，而1910年的作品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日本民族传统的诗歌称之为“和歌”，或简称为“歌”。每句五个字母，或者七个字母。短欧共五句，排列为五·七·五·七·七，共三十一个字母。长歌则不限句数，但须在五句以上，排列为五·七·五七……五七七。长歌之后，总是附有“反歌”，亦即“短歌”。啄木所写的和歌都是短歌。这部和歌集，共分《爱自己的歌》、《烟》、《秋风送爽》、《难忘的人们》、《脱去手套时》五个部分。这是石川啄木的一部重要的抒情诗集。诗人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生活回忆。他深情地怀念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人们和山水，少年时代的往事，以及他背井离乡去北海道，先后在札幌、小樽和钏路，再到东京的颠沛流离生活，直到“幸德事件”发生和他的爱儿的夭折。因此，可以说这部诗集是石川啄木的生活回忆录，是他的心灵的写照。从诗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的新旧歌风的特征，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变化。因此，也可以说这部诗集是他的诗歌艺术的缩影。
　　从这部歌集里，仍然可以看到他受“新诗社”影响所写的象征性短歌；

　　一夜之间暴风雨来临时筑成的
　　这座砂山，
　　究竟是谁的坟墓啊！

　　无生命的砂，多可悲哟！
　　用手一握便从指缝间
　　唰唰落下。

　　不过，这种风格的作品毕竟不多了。更多的是紧密地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和感受加以抒发的作品。如：

　　作戏地背起了妈妈，
　　由于她身体过轻而哭了起来，
　　没走上三步。

　　涩民村可真让人怀恋哟，
　　回忆中的山，
　　回忆中的河。

　　背着孩子，
　　在风雪中的车站上，
　　为我送行的妻子的眉毛啊！

　　今天街上遇见的女人，
　　个个如同
　　失恋而归的光景。

　　难忘的脸呀，
　　今天大街上
　　被巡警捕去的笑着的汉子。

　　这种浓郁的生活实感，随着诗人认识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尤其是“幸德事件”发生后，严峻的生活，使他的短歌不仅逐渐地减少了感伤和虚无，而且，更增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主义歌风。这在当时的歌坛上是一种新声。如：

　　隔壁
　　听着年轻女人的哭泣
　　旅店里秋天的蚊帐哟！

　　卖哟卖地
　　只剩下一本人翻脏的德文辞典了；
　　夏天已近尾声。

　　红纸封面已然翻破的
　　禁书，
　　从行李底下找了出来的时侯。

　　和禁止发售的
　　书的作者，
　　在路上相遇的秋天的早晨。

　　尽管干哪，
　　干哪，生活仍旧不得安乐，
　　我盯盯地瞅着自己这双手。

　　人人心里，
　　都有一个囚徒
　　在呻吟着的悲哀！

　　秋雨之夜骂过的，
　　没有志气的，
　　我们日本的妇女！

　　在这部诗集里，还可以看到啄木在自己困苦的生活中，他不是只拘泥于自己本身，可以说他是由己及人地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不知为何，
　　便用一种不安的眼光，
　　看那抡镐的人群。

　　卖光了田地喝酒，
　　对那些渐渐垮下去的乡亲
　　那天，惦念起他们来了。

　　木匠的坏心眼的儿子等人
　　他们也是可悲的啊，
　　出征作战，没有生还。

　　害了肺病的
　　那个恶霸地主的大儿子，
　　娶妻那天打了春雷。

　　我的表兄
　　厌弃倦了山野的打猎生活
　　喝起酒来，卖了房屋，病死了。

　　肺病患者年年增加，
　　村子里迎来一位
　　年轻的医生。

　　据说在家乡，
　　曾经投过河，
　　这女人，昨晚弹着三弦歌唱。

　　从这些歌里，我们不难看出濒于破产的日本农村，和啄木对那些不幸的人们的深刻同情。他还在自己的短歌里，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作出了反应，明确地表现了他的爱憎。如在1908年6月22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神田的锦辉馆集会时，因为高揭了红旗，菅野清子等人被捕，被称为“红旗事件”。啄木写道：

　　窝囊的
　　我们日本的女人，
　　秋天的雨夜我这样骂过呀！

　　他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期待日本的女性要在革命斗争中，更加大胆有为地作出贡献。在没有发表的两首短歌里，他这样写道：

　　“你这女士，
　　请将这红红的叛旗
　　亲自绣了赐给我吧！”

　　“假如你是个男人，
　　就将那两大城市
　　都烧掉了吧！”

　　在“幸德事件”发生后，他怒火中烧，在短歌里他表现了对反动集团的无比仇恨，他想要杀人。这在前面曾经谈到了。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对专制统治者的憎恨，表现得极为分明。应该指出，《一握砂》里，仍然存在着一股感伤的气息。那沉郁的情调，给人一种压抑感，正如他那多苦多难的不幸的一生。如：

　　心想独自对着大海，
　　哭上七八天，
　　再走出家门。

　　发电机，
　　沉重的轰鸣真快活哟，
　　啊，我也想这样说话。

　　暂且忘却也好，
　　像那铺地的石板，
　　被春草埋没似的。

　　纸拉门上的日影昏暗下去了，
　　瞅着瞅着，
　　内心不觉也阴暗起来。

　　1908年以来，石川啄木的生活进入一生中极端艰苦的阶段。社会上的黑暗，文学上的不得志，经济上的穷困，家中的婆媳不和等原因，在他的思想上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危机。“死”的念头虽持续不久，而且，最终也战胜了“死”，但是，当他从回忆中谛视人生时，不免产生了一系列的伤感。这些因素反映在作品里，化作了对过去的怀恋，痛哭的眼泪，流露出抑郁和悲哀，愤懑和不平，时而也表现出自卑和自责。

　　朋友啊，
　　别厌恶乞丐的卑贱吧，
　　我饿的时候也是如此。

　　连盗窃也不以为是坏事，
　　心里真难过，
　　也没有个藏身的地方。

　　这些短歌里的情绪，正是他的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痛苦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没有陷于悲观、消极，或者是颓唐的地步，执拗的生活信念始终贯穿着整个诗集。
　　《一握砂》在艺术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把一行书写的短歌传统写法改成三行。这不仅从断句上使短歌更易读懂，而且根据诗歌的建行作用，便于从视觉上、节奏上突出抒情重点，增强短歌的艺术效果。这种书写格式的变化，是从土歧哀果的《罗马字短歌》里得到启示的，而啄木的三行书写，影响最大。
　　《一握砂》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给日本短歌开拓了壮阔的前景。他改变了短歌主要寓情于景的旧的传统，确立了直接反映生活，抒发实感的现实主义新歌风。这在日本短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密切了短歌和群众生活的联系，成为后来的“普罗短歌”的前驱。但是，他在这部歌集里，虽然也接触了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如“红旗事件”、“幸德事件”等，抒发了自己的情感，表现了明确的是非和爱憎，但是，还没有充分地反映出他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高度。这和“短歌”这种诗歌形式的局限不无关系。可以说，比起他同时期的新体诗歌作品，如《叫子和口哨》里的某些作品，在这方面，不能不显得稍逊一筹。

短歌集《悲哀的玩具》


　　《悲哀的玩具》共收石川啄木1910年（明治43年）十一月末起，到晚年所写的一九四首短歌。原名《一握砂以后》，啄木去世后，经歌人土歧哀果根据诗人的《一个利己主义者与友人的谈话》（1910）中的一段话：“歌是我的悲哀的玩具”，改成现在的名字，于诗人死后的1912年6月出版。
　　为什么和歌会成为他的“悲哀的玩具”呢？这时，石川啄木在个人生活方面困难重重，家中婆媳不和而妻子离家出走，生子未满一个月即夭折；在社会上白色恐怖势力猖獗，“幸德事件”以后，言论自由更加没有保障，进步人士迭遭杀害等等，使他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苦闷；而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事业上的不得志，要写小说又不成功。于是，他所熟悉的，得手的“和歌”，便适应了他的艺术需要，成为他的“悲哀的玩具”了。他曾经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说这正像夫妻吵架中，败阵的父亲，去申斥孩子用来煞气似的。
　　《悲哀的玩具》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他对过去的岁月，回忆中的友人的怀念。

　　说出要当军人去
　　而使父母操心的
　　当年的我啊！

　　恍恍惚惚地
　　心中勾划出自己
　　仗剑跨马的姿势。

　　布谷鸟啊！
　　环绕着涩民村的山庄的树林
　　那里的黎明让人怀念。

　　来到故乡寺院旁，
　　在那扁柏树梢
　　鸣叫的布谷鸟啊！

　　今天胸又痛了，
　　心想，若死
　　就到故乡去死。

　　年年如此，
　　在寄来的贺年信里，
　　写上两三首近似的歌的朋友。

　　翻开家乡的寒碜的报纸，
　　就可以发现排错的字，
　　今朝的心真难过。

　　对童年生活的眷恋，对故乡事物的关怀和热爱，夹杂着苦涩的味道都跃然纸上了。对故乡的怀念，越是离得远，越是接近晚年就越强烈。“狐死必首丘”，这也是人的一种常情。其次，在他的短歌集里，也不乏日常的生活情趣。这些作品，小巧玲珑，如同盆景，往往意趣盎然，逗人喜爱。如：

　　今天无意中怀念起山来；
　　到了山里，
　　找去年坐过的那块石头啊！

　　早起迟了，没有读报的时间，
　　心像负了债似的，
　　今天又感受到了。

　　那时节没有留心过，
　　字母竟错了这么多，
　　往日的情书！

　　笑也笑不出来了——
　　找了好久的小刀，
　　竟在自己手里。

　　生了病心也弱了！
　　形形色色
　　要哭的事全都涌上心头。

　　让孩子坐在枕边，
　　死盯盯地瞅着她的脸，
　　她竟逃了。

　　许久没有这样
　　突然间放声笑起来——
　　苍蝇搓着两只手多可笑。

　　这些晶莹的诗歌小品，都是些心境的速写，既有欢乐的跃动，也有苦涩的颤音。单独地读起来，固然是生活琐细的精雕细镂，但是，把它们放在诗人的整个悲剧性生活里，就变成了呕心沥血、凄苦难耐的哀音，令人不忍卒读。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痛苦，构成了他的短歌的基调。我们仅举反映家庭不和的几首为例：

　　难过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够了报纸，
　　在庭院里与蚂蚁玩耍。

　　醒来当时的心啊！
　　老人离家出走的消息
　　令人泪落。

　　“你的心已然看穿”，
　　母亲入梦来，
　　又哭泣而去。

　　打算出门旅行的丈夫的心！
　　数落、哭泣的妻子的心！
　　早晨的餐桌！

　　似乎都是一些习见的生活细节，却表现出无比深沉的内心痛苦。这些短诗的含意之深，可见一斑了。
　　再次，是坦率的心地剖白，在整个诗集里占有较大的比重。他把来自生活的痛苦，来自社会的压抑感，以及在内心的种种矛盾交错的反应，都毫不掩饰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这性格，
　　和人家一起共事不适应，
　　醒来时这样想。

　　“石川是个怪可怜的家伙。”
　　有时这样自言自语，
　　暗自神伤。

　　站在一旁瞧着
　　人家都是朝相同的方向走去
　　这心情啊！

　　我的头脑啊，
　　一味地想着世上难以实现的事，
　　今年仍然如此吗？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和自己想法相同的人，
　　分外地多。

　　他从自己的性格分析着眼，察觉到自己落落寡和，难以与人共事。因此，产生过孤独感，而为自己的前途和不幸忧虑不安。但是，最终他还是相信自己所走的道路，正是多数人所想的。这说明他在不断地分析自己的性格，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肯随波逐流、屈就逢迎。于是，他越发地坚定起来了。

　　那时，常好说谎，
　　坦然自若地常说谎，
　　回想起来流了汗。

　　刚刚想到不再说谎，
　　今天早晨就又
　　说了一次谎啊！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
　　像个伟大的人物似的，
　　这孩子气啊！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自己似乎是一堆谎言，
　　就将双眼闭上了。

　　将往事，
　　都当成谎言，
　　心里也得不到半点安慰。

　　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在极端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他采取过自欺的逃避的办法。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结果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从这些诗作里，不仅看到他的坦率，而且，在这些弱点之后，看到他的诚实和坚强。诗人的这些忠实而朴素的记录，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涟漪，有时虽如电光石火，一闪而过，但却抒发出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敏锐的神经，和丰富而深湛的思想感情的年轻诗人，被生活压抑得似乎只能透出一丝气息。他在何等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脆弱的生命！然而，在整个诗集里，却处处有闪烁发光的东西。因为，他不气馁、不悲观，也从不妥协，正如云层中透露出的一道射光，映在激动着的心的波涛之上，起伏潋滟，光彩夺目。我们从这个不幸的青年诗人的抒情形象上，又可以看到一个多么坚实有力的人生。

　　不要像你的父母，
　　也不要像你父母的父母——
　　你父亲是这样想的呀，孩子！

　　不知为何，想给五岁的孩子
　　起个俄国名字：索尼亚，
　　叫起来高兴。

　　像个解放了的女人一般，
　　妻子这天的举止。
　　我出神地看着西番莲。

　　听说许多农民戒了酒，
　　若是再穷下去，
　　还戒什么？

　　怪新鲜的，今天
　　骂着议会竟流了泪，
　　心里痛快。

　　我若是这报纸的主笔，
　　想到了要做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朋友、妻子都似乎觉得可悲——
　　本来生着病，
　　革命的话还是不绝于口。

　　叫鲍罗廷的俄国名字，
　　不知为何
　　一天竟记起几次。

　　“工人”“革命”这类的话，
　　听惯了记住了的
　　五岁的孩子呀！

　　我一说基督是人，
　　妹妹便用悲哀的眼光，
　　在怜悯我。

　　同神辩论着哭了——
　　那场梦啊，
　　不过是四天前的事。

　　这些短歌蕴含着多么深刻的感情和巨大的力量！他不是只为个人的不幸低泣哀鸣，他是用满腔热情，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关心农民的命运，关心社会的前途，他面对黑暗势力，而不肯低下自己的头颅。他敢于宣称上帝（基督）是人而不是神，他敢于同所谓神进行辩论，他不相信议会能为人民争来合理的生活。他向往革命，一心谋求革命，他要和旧社会决裂，变革那个黑暗社会而不甘受压迫。这种进步的思想愿望，贯穿在整个诗集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实现革命理想的人民的力量，因此，他的短歌也反映出一种渴望变革而又无能为力的焦灼和痛苦的矛盾心境。

　　细思量，
　　真正想要的似有而无，
　　且去擦我的烟袋。

　　有谁肯把我，
　　尽情地斥责一顿呢，
　　这样想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失了手打碎一只碗，
　　破坏东西的愉快心情，
　　今天早晨又感受到了。

　　想撩起一场骚扰看看，
　　刚刚想过的我，
　　也感到有些可爱。

　　这中间夹杂着一股欲进不能、欲退不肯的悲愤，正如他自己说过的，对所憎恨的敌人“不能沾一指”，只好“过这种难堪的两重生活”。不过，他并不悲观失望，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相会新的明天会来到
　　我自己这话
　　并非虚假。

　　这部短歌集的艺术特色和《一握砂》基本上一致。首先，在于它是生活的记录。这里有诗人的整个生活，包括他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因而，这里有石川啄木的喜怒哀乐。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诗人的人生写照。其次，诗人总是捕捉随时出现的感受，哪管是瞬间的也好，都将它入诗。这些感受也许是些日常的、琐细的、平淡的，但一经入诗，就即小见大，既可以透视事物的本质，生活的真实面貌，又确切地发挥了短歌这种短诗形式的作用。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正因为我平生过着不如意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不能不从刹那间出现的，意识到“自己”的事物中，去求得证实自己的存在。这时，我就作歌，将刹那间的自我写成文字，读了它，就能得到些许的慰藉。因此，在我来说，写歌的日子就是不幸的日子，是找出了真实的自我，胡里胡涂过着的不如意的日子……。”他认为，“和歌，只有在歌咏复杂的情绪的每一刹那间的影象时，成为它的最合适的诗体，才多少具有新的价值。”不过，在这里他把自己日常的、片断的瞬间感受，和足以反映时代（即“时代闭塞之现状”）的本质的题材，巧妙地联系起来，不仅取得了真实的、具体的艺术效果，而且，赋予了短歌以新的生命力。第三，诗集中流露出较浓重的抑郁和感伤情绪。这一方面是来自他悲惨的生活而又无法解决的痛苦，他甚至在梦中也曾向自己并不相信的神，要求合理的生活，也依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白色恐怖统治，言论失去自由，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大分化，使他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这些也就不能不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不过，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一个为“将来的社会革命而思考而准备的”人。在这种心情下，写诗、出版、换钱的同时，也是“有心为了寻求抱有同感的人”，因而，“歌的巧与拙，分三行书写的是与非，以及和其他歌人相比较的得与失”等等，他都放在次要地位。他把自己的短歌艺术，紧密地和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的态度，这确实值得人们重视。因此，他的短歌的意义，从日本文学史上看，内容上的现实性、思想性、政治性；形式上的三行书写；语言上的口语化等等，都具有创造性的革新意义。总的看来，应该说，他的短歌是“开一代诗风”的卓越作品，也是当之无愧的。

诗集《叫子和口哨》


　　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镇压革命进步力量而制造的所谓“大逆事件”，给石川啄木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的眼睛更明亮，头脑更清醒，他的思想迅速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1911年1日24日，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杀害了。这种血腥镇压，使日本的进步舆论界遭受了极大的冲击。但是，石川啄木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地寻求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途径，站在与反动统治秩序誓不两立的立场，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活动结合起来，从事变革日本社会制度的斗争。他计划与土歧哀果编辑出版《树木和果实》杂志，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杂志的目的，……在于拟为青年造成一种时机，使他们对现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乃至种种制度进行根本的批评”，“我们要像我们所喜爱的俄国青年所做的那样……要从以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迈出一步，‘到人民中去”！他这次计划虽然因为患病等原因告吹了，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跳出了革命理论的研究圈子，迈进实践阶段，其工具和武器就是文学。
　　在这种情况下，六月间，他写了一系列的具有革命气息的诗歌，并将其中的六首，以《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为题，发表在同年7月号的《创作》杂志上。后来，在整理中他将这六首诗分别加了诗题，即《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一勺可可》、《书斋的午后》、《激烈的争论》、《墓志铭》和《打开旧提包》。他又增补了两首，即《家》和《飞机》，取名为《叫子和口哨》。啄木去世以后，从遗稿中发现了未发表的《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的第一、八、九首。这大约碍于革命内容太明显就没有发表。这三首也应该列入《叫子和口哨》之中。这样一来，这部诗集共有十一首诗。
　　这是石川啄木的第二部诗集，也是最后的、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诗人在这里，主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表现了“幸德事件”之后，日本广大进步青年对反动统治集团血腥镇压革命力量、屠杀无辜的愤慨，从而，积极要求变革社会现实，渴望革命的激情。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杰出的政治诗集。在这里，仅译介其中的四首，以见一班。

　　　　激烈的争论


　　我忘不了那天夜晚，
　　如何处理新社会“权力”的激烈争论。
　　不料竟和同志中的年轻经济学家N，
　　我们之间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一场持续了五小时的激烈争论。

　　“你说的是彻头彻尾的煽动家言论。”
　　他终于这样斩钉截铁地断言，
　　那声音直如咆哮。
　　假如中间不是一桌之隔，
　　他的手恐怕早已打在我的头上。
　　我看到他那浅黑的大脸，
　　满涨着男子汉的怒气。

　　五月的夜晚已经一点，
　　有人站起身来将窗户打开。
　　烛光在N 和我之间晃晃摇摇，
　　病后的、却是愉快而微热的脸上，
　　带雨的夜风在为我送爽。

　　不过，我也忘不了那天晚上，
　　我们集会中唯一的妇女K，
　　她那柔嫩的手上的戒指，
　　当她撩起垂发时，
　　或者剪去烛心时，
　　曾几次地在我眼前闪光。
　　然而，那实际是N 赠她的订婚礼品，
　　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争论时，
　　她从开始就站在我这边。

　　这是进步青年男女们一次集会的写照。他们在讨论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坦率的态度、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明确的是非，即或是自己的未婚夫，也不能混淆是非的妇女等，真实地反映了进步青年集会活动的情景。啄木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记述了他们的一次集会，情形和诗中所写的基本一致。诗中的“我”正在病后，诗中写出他在激烈争论之后的心情。他所流露出的革命激情，在一个年轻的学者眼中，被视为“煽动家的言论”。这是坐而言和起而行的重大区别。但是，他心里却如同“带雨的夜风”在“送爽”似的愉快，就是他从严峻的是非中，看到了“同志”。

　　　　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一）


　　在我的脑海里，
　　如同在黑黝黝的旷野，
　　时而像闪电进发，
　　闪现着革命的思想。

　　啊呀呀，不过
　　始终没听到那猛烈而痛快的雷鸣。

　　我知道，
　　那闪电映出的
　　是崭新的世界
　　在那儿万物各得其所。

　　不过，这常常消失在一瞬间，
　　却始终没听到那猛烈而痛快的雷鸣。

　　在我的脑海里，
　　如同在黑黝黝的旷野，
　　时而像闪电迸发，
　　闪现着革命的思想。

　　这首诗，是啄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不过，按他的手稿所标记的顺序，这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诗中写出了革命青年对革命风暴的渴望。只有闪电一般的思想，虽然它将映出崭新的世界，“在那儿万物各得其所，”但是，却见不到革命的行动。他们因为听不到“猛烈而痛快的雷鸣”，而感到焦灼。这不禁使我们想到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里的海燕，在呼唤、迎接暴风雨的革命激情。在这首诗里，概念化的词语多于形象的描绘，但是，明确的急不可待的心情，起了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早日来临的宣传鼓动作用。这正是他要将“擦着的火柴”，投向日本青年“容易燃烧的心”。从下面这首诗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
　　我们边读书，边争论，
　　我们能把眼睛拭得雪亮，
　　并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
　　我们讨论了应做的是什么。
　　然而，竟无一人紧握拳头，击案而起，
　　喊道：“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了我们所追求的，
　　更知道了民众所追求的，
　　也就知道了我们应做的，
　　这确比五十年前俄国青年懂得多。
　　然而，竟无一人紧握拳头，击案而起，
　　喊道：“到民间去！”

　　聚集在此的尽是青年，
　　青年常给世界创新，
　　我们知道老人将死，我们终必胜利，
　　看吧，我们的眼睛明亮，议论也够激烈，
　　然而，竟无一人紧握拳头，击案而起，
　　喊道：“到民间去！”

　　啊，腊烛已经换了三遍，
　　杯里已有小飞虫的浮尸，
　　年轻的女人的热心虽然依旧，
　　眼里露出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的疲惫。
　　然而，仍无一人紧握拳头，击案而起，
　　喊道：“到民间去！”

　　这是一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四节，每节六行。前四行，都是写条件和时机，如读书议论已经心明眼亮，弄清了自己和群众所追求的目标，也知道了自己的任务，又有必胜的信心，而且，了无止境的议论使人有了倦怠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纸上谈兵，议而不决。于是，诗人焦灼地一转，用后两行指出，还没有一个拍案而起的人，喊出“到民间去！”的行动口号。
　　“到民间去！”是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的初期行动口号。“到民间去！”啄木是用译音入诗的。在四行之后，突如其来的一个转折，加上四次复唱，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时候了，应该停止一般的议论而行动起来，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进行革命，推翻天皇专制统治。诗人巧妙地使用了民粹派用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行动口号，就使这首诗的几处不能具体说出的内容清楚明确了。如自己和群众“所追求的”、“应该做的”等等也就是打倒天皇专制统治，为建立合理的新社会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意思。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能够像啄木的诗所表达的这样明确，没有一定的艺术技巧也难以达到目的。这也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来代替“被剥夺了的语言”的做法之一。由此可见，这首诗以急不可待的思想感情，在向日本革命青年发出召唤，要他们挺身而出掀起革命的风暴。不只是要有闪电，而且，要迎接“猛烈而痛快的雷鸣”。在二十世纪初叶，能针对那种血腥屠杀的白色恐怖统治，发出这样充满激情的革命强音，有力地说明了日本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压不垮的、杀不尽的，当年的工农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也证明了这一点。
　　诗人运用民粹派的行动口号固然对这首诗的革命思想内容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局限。到二十世纪初叶，历史已经证明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行动口号，不仅已经宣告失败，而且民粹派本身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已经失去了革命作用，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障碍。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联共布）领导全国工农群众进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到1917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然，在日本当时，一些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还没有把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区分出来，啄木及其周围的人也是如此。对民粹派的认识也缺乏彻底性，他引用“到民间去！”的行动口号，只是取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即到人民中间开展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至于民粹派的其他思想观点，如只依靠农民进行革命等，就不一定是石川啄木的思想观点。在他的一月十一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当他看到美国芝加哥国际工人组织的代表，为“幸德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书》后，他曾对友人丸谷说过“我想要到平民中去”。“辛德事件”宣判后，他们频频地集会，像在这组诗歌中所反映的那样。而在这首诗发表后，他的革命召唤也博得了日本青年的同情和响应，起了积极的革命鼓动作用。据啄木七月三日的日记记载，“夜，富田碎花君来。富田君说：‘握拳击案者在此！’”

　　　　墓志铭


　　我一向对他尊敬，
　　现在仍然尊敬他；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他被埋葬在郊外墓场的栗子树下。

　　的确，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我们集会的席位上再也见不到他。
　　但，他是少不得的一员啊，
　　尽管不是一位雄辩家。

　　有一次他说：“同志啊！
　　请不要责备我不说话。
　　我不健谈，但是，为了前去斗争，
　　却早已准备好，随时都可以出发。”

　　有一位同志如此评论：
　　“他的眼睛，一直在斥责空谈家的怯懦。”
　　说得对！我也多次地体尝过。
　　然而今天，再也无从接受那目光的正义的斥责。

　　他是一名工人、一位机械工，
　　总是那么热心而愉快地劳动。
　　闲暇时和同志们交谈，又爱读书，
　　烟酒，他却一律不碰。

　　他真挚、倔强、富于深思的性情，
　　让人想起鸠拉山区巴枯宁的友朋。
　　他躺在病床发着高烧，
　　不说一句胡话，直到临终。

　　“今天是‘五一’，是我们的节日！”
　　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
　　那天清晨我去探望他的病，
　　那天黄昏他便辞别了人间。

　　啊！他那宽阔的前额，铁锤般的腕，
　　还有生死不惧似的，总是凝视前方的双眼；
　　如今我只要合上双目，
　　他仍旧活在我的面前。

　　作为一名唯物论者，
　　他的遗体掩埋在栗子树下。
　　我们同志所撰写的墓志铭是：
　　“我有前去斗争的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发！”

　　　　（于雷译）

　　这是石川啄木的名诗之一。在这首诗里，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产业工人的形象，从而颂扬了革命家的优秀品德。这位工人他前额宽阔，身体健壮，深思寡言，为人热情、诚实、快活，坚持正义，爱好学习，思想觉悟高，在同志中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永远向前，给同志们以力量。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同志们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而，也就成了他的墓志铭。他虽死犹生。他的严肃战斗的一生博得了人们的尊敬，他的话语、形象给人们以鼓舞。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诗人强调了这位革命工人的意志坚强和革命实践，同《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等诗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抒情形象比较，确是表现了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基本特点。诗中对他的斗志和作用的赞颂，不仅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革命家的成熟在革命运动中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反映了啄木对工人阶级的认识的提高和感情上的接近。
　　这首诗以“墓志铭”的艺术形式出现，是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以“纪念碑”的形式，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流芳百世！同时，这也是青年诗人石川啄木的革命精神的写照，是他的思想感情发展的最后一座里程碑。它的艺术效果是较好的。
　　通过以上四篇可以看出，诗集《叫子和口哨》以它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明治维新”以来诗歌改革运动中，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和早期的《社会主义诗集》等作品比较，《叫子和口哨》的进步思想明确、真实地反映了一代革命育年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达到了日本无产阶级诗歌出现前革命诗歌的最高峰。这是石川啄木在《可以吃的诗》等著作中所提倡的诗歌主张的发展和实践，从中体现了《时代窒息之现状》里表现的革命精神。不过有人说，这些诗内容虽好，艺术性却不高，等等。关于这一点，诗人自己就曾说过，他的诗只要博得青年的共鸣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至于技巧如何他是不介意的。这不仅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评论白莽的作品时说过的话。他说，白莽的《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 序》，1936）。当然，这并不是说石川啄木的诗不存在局限性和缺点，更不是说他的诗的艺术技巧确实不高。不，像《家》、《飞机》等是公认的出色的抒情诗篇，而《了无止境的议论之后》和《墓志铭》等篇，立意之巧妙，诗意的深沉，情调的动人，放之世界革命诗歌中，它们也不失为佼佼者。

思想艺术特色


　　石川啄木的作品，随着他的思想发展的进程和艺术经验的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些显著的特色。
　　（一）在他的作品里：尤其在他的随笔、评论、书信和日记里，总是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锐敏观察和感受，表现出他的透辟的分析和明确的是非观。
　　在他的短歌里，无论是写生话，写景象，或者写一刹那间的心境，都反映了诗人观察生活的深刻、细致，感受的细腻、锐敏。如

　　踏上故乡的土地，
　　不知为何，我的脚步轻了，
　　心却重了。

　　有的回忆，
　　像穿了脏的布袜子
　　心情很不愉快。

　　遭到申斥，
　　就哇地哭起来的童心，
　　这心情我也想有。

　　有些诗，还饱含着明确的是非观和强烈的爱憎。如：

　　叨叨咕咕地
　　嘴里嘟唸着像似高贵的事，
　　竟有这样的乞丐。

　　有人竟在电车里吐唾沫，
　　就连这件事，
　　也会使我痛心。

　　尽管干哪，
　　干哪，我的生活仍旧不得安乐，
　　我盯盯地瞅着自己这双手。

　　在《可以吃的诗》里，他深刻地考察了诗坛的现状，结合自己的创作生活体验，论述了自己对诗歌、诗人和新诗运动等的看法。他要求诗歌要反映生活，要有利于改善生活，成为生活中必需的，甚至像“日常吃的小菜”一样。他指出，“新诗运动的精神”就在于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诗变成不可或缺的”。他鄙弃并批判了那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无病呻吟，和为诗而写诗的不良风尚。他要求诗人要做“真正的诗人”，就必须有“政治家的勇气”，“实业家的热心”，“科学家的灵敏判断”，以及“诚实”、“坦率的态度”。这些见解和要求，对当时日本诗坛的弊端起了针砭作用，从而指导了新诗运动，而他的诗歌作品，也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
　　在他的著名评论《时代窒息之现状》里，他深刻地观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现实，透辟地分析了令人窒息之现状，然后，清醒地指出其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于是，大声疾呼要认清敌人，面向未来，去缔造理想的明天。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没有可能说得具体。但是，读者也体会得出，真正的敌人正是天皇专制统治政权。就文章的犀利的政论性，大义凛然的愤慨，公然指斥专制统治的勇气来说，无异于一篇向反动统治集团宣战的檄文。这样的文章，如果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透辟的分析，怎么写得出来呢？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作家和诗人，哪一个又有这样的胆识呢？这篇文章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见解，也同样鞭辟入里。
　　（二）在他的作品里，逐渐地从个人生活的抒写向关心社会的前途发展，政治的、革命的色彩渐浓，是又一特色。
　　啄木从十七岁起，向《明星》杂志投稿。由于生活经验的缺乏，和“明星调”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写了不少“空想和幼稚”并且“带有一些宗教成分”的诗歌，其中多半是些关于因袭的、个人感情的抒写。后来，他终于抛弃了那些“能使青年陶醉”的“激动人心的词句”和“惯用的空想化的手法”，而走向了对生活的真实感情的抒发。这是啄木向描写生活的诗人跨进的一个重大变化。他没有一般诗人的优裕生活，贫困艰苦的生活条件，曲折的人生道路，也使他不能不正视生活。《一握砂》、《悲哀的玩具》这两部短歌集，便反映了他强烈的生活愿望，是他的生活的回声。这些短歌中的基本情调随着他思想的成熟和生活的更加艰难，逐渐有所变化。他在反映个人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的变化的同时，眼界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发展了。在诗歌里，由对个人生活的回顾和感伤，渐渐转为由于正视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忧虑和凄苦，到了《叫子和口哨》，就发展成以政治抒情为主，从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对理想的追求。从个人的无名感伤，到政治上的革命召唤，反映了啄木在思想艺术探索中所取得的硕果。在他的小说《云是天才》、《赤痢》和《我们的一伙儿和他》里，在随笔、评论《案头一枝》、《可以吃的诗》和《时代窒息之现状》里，也都可以看到这一标志着啄木从初期到晚期在思想艺术方面走向成熟的明显历程。
　　（三）在日本的诗歌发展史上既有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有革新。他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但是，他从不拘泥于传统，从不保守。他的诗歌理论，就是建立在结合时代、社会和理想的需要加以检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反对那些“超现实”、“非功利”等等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主张，反对把诗歌“神圣化”、“神秘化”，因而把诗人“特殊化”，他要把诗歌从“纯艺术”的殿堂里，拉向现实生活，把诗人降为“普通的人”，要求诗歌为现实服务，为改善社会生活，为革命斗争服务。在诗歌的语言方面，他卓有远见地指出：“诗歌采用现代的语言”是“新诗的精神，也就是时代的精神，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这就使日本诗歌界的“文言”与“口语”之争，变成了无需再争的事，从而，极大地支持了口语自由诗的新诗运动。他说：“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摆脱长期的因袭老套而求得自由。”在诗歌创作买践上，他在很多的地方贯彻了这种精神。首先，他打破了短歌一行书写的传统，分三行写，使短歌的韵律更丰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其次，为了真实地反映时代精神，在语言上，他极力摈弃文言古语，而尽量使用口语，而且，不避生活中的琐事入诗。在《和歌种种》里，他谈过这样一件事。诗人土歧哀果在自己的一首短歌里用了“小便”一词，而遭到某杂志的嘲骂，认为土歧的歌风很坏。石川啄木在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在迷迷糊糊回到家门口时，家里养的狗突然从旁边窜了出来，就会骂一句，“吓了我一跳，这个畜生！”“小便”这字眼和“这个畜生”的骂语一样，平素就是这样用的，现在用在诗里，为什么就会感到吃惊，就不能承认这种实感呢？他为士歧作了有力的辩护。在他自己的短歌里，就不避这种琐事、俗语的使用，他不理会那些既成的概念的束缚，而重在语言的生活实感。再次，在字数上，他主张根据需要，不必固定在三十一个字母上，可以突破传统的体例格式，可以加字，写成四十一个或者五十一个均无不可。最后，他根据短歌之“短”，善于表现人的一刹那的感受，难于描述复杂的事物，他采用编组的方法，将同类内容安排成“组诗”，使它们相互为用，来反映一件较为复杂的内容。象《一握砂》里第四一五首至四三六首，选择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场面，抒发了他对桔智惠子的怀念和爱慕之情。《悲哀的玩具》里第一五三首至一六二首，集中地通过对孩子的爱护，反映了对孩子、对革命的期望。这些艺术表现单靠哪一首短歌是难以完成的，如果孤立地来看哪一首也是不易彻底理解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人的刹那间的感受，没能传达出诗人内心所受的影响，所以在发挥个性和表达某种情绪，就显得不够充分。又有人认为，他的这些感受，只是他个人的东西，把这些仅仅属于个人的东西写下来传之后世，这使短歌在艺术上为他做了牺牲，等等。这些指责，正说明他们不了解诗人的艺术苦心。啄木通过有选择的个人抒情，将它们集中起来，不仅较宽阔而深刻的传达了诗人内心的感受，而且，也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孤立地看一首短歌，会感到是些个人的、单调的、或者是粗糙的、肤浅的东西，但这些经过选择和提炼的内容，确是将一些细微的、零散的感受，组成一个个的歌群，它就使短歌这种诗歌形式，既发挥了它的短小、敏捷的优势，又补足了他诗域不宽的缺点，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使短歌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增强它的生命力。当然，这不是说他总是用“歌群”的形式来写短歌，更不是说他的短歌没有哪一首单独来看是像样的诗，这都不是。如：

　　在东海小岛岸边的白沙滩
　　我满面泪水，
　　和螃蟹玩耍。

　　秋天的岩手山，
　　山麓下三面的原野里满是虫鸣，
　　叫我到哪边听去呢！

　　听到卖糖人的唢呐，
　　就象拾着了，
　　失去了的童稚的心。

　　我挨饿那天，
　　摇着细细的尾巴，
　　饿着肚子瞅着我的狗的脸相。

　　像这样诗意浓郁的短歌，可以说数不胜数。它们晶莹发光，恰似一颗颗人人喜爱的珍珠，给人以享受不尽的美感。

　　筋疲力尽的牛的涎水，
　　滴滴刺刺地，
　　好像千年万年也流不尽。

　　这几笔勾勒而成的“牛”的形象，真是含蓄不尽，既可以看作那时劳动人民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石川啄木的一生的写照。
　　（四）这“牛”的形象，还可以象征诗人石川啄木的艺术风格。晚年的作品里，虽然仍有一种愁苦和压抑感飘散着，但是，浓重的生活气息，融和在真实而朴素的抒情里，总是给人以激动和力量。这也是石川啄木的艺术特点之一。

结束语


　　石川啄木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僧侣家庭。十七岁就离开了中学，辗转到北海道、东京等地漂泊流浪，奔走营生，终于落得债台累累，一身疾病，有时竟到了饥寒交迫，勉强活命的地步。他奋力挣扎的结果，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生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才能的机会，年仅二十七岁便永别了人世。不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确已是璀璨夺目的了。
　　在思想方面，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青年。他胸怀大志，要为祖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艰难的生活，黑暗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工农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启蒙运动教育了他，使他认清了天皇制极权统治是人民的敌人，是造成“令人窒息”的现状的祸根，从而，面对血腥的镇压，他坚强地站了出来，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满怀激情地召唤革命风暴的到来，要推翻明治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合理的、民主自由的社会。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尚处在启蒙阶段，他还不能从本质上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差别。他从一些社会主义宣传家和“禁书”里接受了影响，使他从对明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发展到对抗的不妥协态度。他极力抨击明治政府的各种制度，主张唤醒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但是，他不曾系统而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他从个人的生活遭遇能够体察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情他们的不幸，这更多的是出之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还不曾进入阶级论的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也并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他的局限。但是，在当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勇敢而坚定地把明治政府专制政权视为“敌人”，要用革命的变革来改造日本的社会现实，以实现民主的愿望。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文艺方面，他从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接受了《明星》派的影响，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生活的浪涛却将他不断地卷向前去。他要反映现实生活，摆脱文学传统的束缚，他倾心于自然主义。然而，为时不久，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它的致命的弱点，他深刻地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对国家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态度，便和它分道扬镳了。他主张文学应脚踏实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要有利于改善社会生活，要表现革命和时代精神，要成为唤起人们奋起革命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在实践中他逐渐发展成为一位革命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评论家。
　　他的思想艺术主张，在继承和发扬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上，使他总是从反映变革社会现实的时代需要出发，检验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来加以取舍和创新，成为日本文学史、诗歌史上的一代革新家。这既是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文艺改革运动的结晶，也给后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了有利的前提。他的成就，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思想上，他给日本的有志青年留下了民主的、革命的精神火种。在后来的槇村浩、小熊秀熊等人的作品里都有所继承和发扬；在诗歌上，他的革新精神，对日本短歌革新运动起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和歌运动中的“生活派”很快形成了。《生活与艺术》（1913—1916）杂志，强调要从反映时代精神，对社会矛盾进行批判和斗争，在这一基础上去发展短歌，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变革，脱离时代精神，去追求抽象的所谓“内在的生命”。这种精神，在啄木去世后不久的大正时期（1912—1926）初叶，就发展成歌坛的一股新的潮流。在《艺术与自由》（1925—1931）的发刊词里，他们公开声明继承啄木的精神，一方面表明追求诗歌的革新与自由的同时，并不只局限于狭隘的艺术领域，而要把眼光转向社会生活，而且在展开自由地批判的同时，向“更好的明天的生活”迈进。他们明确地表示，他们不是那种“忘却生活的贵族的、高超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东西”。在分行书写方面，出现了三行、四行甚至是五行分写的作品。而且，由于反映现代生活的需要，有的摆脱了五、七调（五个字母一句和七个字母一句的句式）的束缚，或加字或减字，进行写作。在“口语和歌运动”中，一些歌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啄木的影响。这影响经过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时期的“普罗短歌”，战后的“民主主义短歌运动”，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
　　石川啄木的革命精神和艺术成就，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尊重。日本人民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树立了不少文学啤，用来纪念这位在黑暗势力下不妥协、急流勇进的永远年轻的诗人。在他逝世五十周年（1962）的时候，日本的进步青年团体和文学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活动，《赤旗报》及其他刊物，发表了纪念文章。老诗人渡边顺三说，他的诗歌不仅“坦率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的明治末期青年们的焦灼、不安、愤怒和反抗”，而且，他的作品和精神，仍然在今天的青年中产生影响。渡边顺三还认为，现代的日本青年，“有义务正确地继承和发展五十年前啄木在战斗中，在曲折的思想演变中所摸索、探求的方向”。①
　　石川啄木对中国人民持有深厚的感情。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1909年10月所写的一篇杂感《空中书》里，他谈到中俄两国时写道：
　　这两个国家都曾一度和日本帝国交兵作战而失败过。因此，我国人往往动辄侮辱这两个国家。这种言行只不过表现了一种鼠目寸光和妄自尊大，可鄙而又可怜。日本并没有战胜中俄两国，战败的并不是中国而只是清政府及其军队；也不是俄国而只是沙皇政府及其军队而已。
　　两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是世界局势中的未知数。至于两国的未来如何，可以说是摆在世界前途上的两个大谜。①这种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真挚感情是多么珍贵。今天重提这段话，可以看到这位青年诗人的真知灼见。中苏两国人民已经创造了顶天立地的功业，他们的“潜在力量”已经和正在发挥。当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闻知消息极为振奋，在《致佐藤真一》（1911、11）的信里说：“自从革命战争爆发后，每天早晨读报时，就想要到中国去。于是，感到只要到了中国，疾病等等似乎马上就会好的。”
　　我国在二十年代，便翻译介绍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很早就出版了古丁译的《悲哀的玩具》。建国后，作品翻译和介绍、研究他的文章逐渐地多了起来。五十年代，出版了《石川啄木小说集》（丰子恺等译），六十年代又出版了《石川啄木诗歌集》（周启明、卞立强译）等。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已经翻译过来，并且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喜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尊敬。他的作品和他的奋斗不息的精神，将在中日两国人民中成为友谊的种子，长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