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我那时除了要向江青汇报工作之外，还要把中央书记处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和会议所作的决议写一份正式的报告，经陶铸签字后，发给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在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不少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体会，讲他遇到困难，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 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曾询问过我个人的经历，我说我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几句话就介绍完了。他待人比较平等，也向我讲他自己的历史。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我一愣，我那时没有听说陶铸犯过什么错误，就问，你怎么会犯错误的呢？他说，人人都会犯错误的，我在高岗的事情上就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我。他说，他跟高岗的关系不错，在“高饶事件”之前，高岗到他那里去过，讲了一些看法，他也发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赞成高岗意见的。陶铸说，后来中央没有追究我，不过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错误的，我向主席作过检讨。我与陶铸认识没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错误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坦荡，所以对他很尊敬。当时我们的关系挺好。
陶铸有时会和我谈起共产主义理想，这在我接触到的中央领导中是比较少见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我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在审美观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
那时，中央开会的时候，陶铸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会议记录，然后由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格，记录哪几个主要问题，有什么意见，哪个记录写得不对了，他都亲自看过、改过，然后才给主席送。他还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联系的情况经常和他通通气。有一次他甚至还批评我，说主席那里有什么意见，你应该及时地告诉我们嘛。我嘴上答应，却并没有照办。因为主席没有让我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跟其他中央领导说的，这是铁的纪律，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主席的机要秘书知道的比我还多，但他们都是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的。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陶铸刚来中央，就在好几次会议上对陈伯达的讲话有看法，他在会上就批评了陈伯达。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人关系就渐渐地不太好了，后来就发展到经常互相拆台。在这两个人当中，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喜欢陶铸，不喜欢陈伯达。这除了前面说的陶铸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欢陶铸的文章，喜欢他写的《松树的风格》。他写得不错，文笔简洁生动，有古文功底，我对有古文底蕴的人是特别尊重的。陈伯达虽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骚又太多。总是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甚至有时对毛主席也会流露出不满意，埋怨毛主席对他不重视。
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不对了。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得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主席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对这个，林彪很忌讳。我有一次听江青对叶群说，他陶铸说什么也是林总的部下（陶铸原来在“四野”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么师啊？所以陶铸不但跟陈伯达的矛盾继续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闹起了矛盾。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任着中央文革的第一顾问。他等于是取代邓小平当了总书记（邓小平那时不大管事了）。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他见到总理总是很恭敬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而且陶铸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大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当然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时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一次他跟邓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学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后来这就被批评为“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除了铁板钉钉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怀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谁都不可以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什么都保的，有什么怀疑一切呢？江青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
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受王任重压迫的群众就起来造王任重的反。还有刘志坚，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总政系统搞“资反路线”非常厉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刘志坚在抗战时一起打过游击，生死之交。两个人相互死保，而陶铸又对他们两个百般维护。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另两个都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三个人互相呼应，给别人的一种印象，他们像是一个小集团，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调。
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x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中旬，阎长贵送来了一封他在人大读书时的几个同学写来的申诉信。他的这几个同学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为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阎长贵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学。于是，12月20日，我就给那几位同志写了封信，对他们提出的申诉做了一个答复。我在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等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这封信没有经过主席，也没有经过江青、陈伯达他们看过就发出去了。不过我知道，我写这个信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一个中央领导人提点批评意见，就说人家是反革命，那还有什么大民主啊。
我写了信以后，见到陶铸我还跟他说过，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从他的话听来，他对我这封信，也并不介意。
后来我的这封信在红卫兵小报上登出来了。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陈伯达、江青与陶铸的冲突表面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就公开提出要打倒陶铸了，江青也跟着说要打倒陶铸。因为这两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把我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几位同志的信，说成是要打倒陶铸的信号。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当时对陶铸也已经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没有反对过陶铸。那时我经常要向他请示工作，每次开会他都在，总理在是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不在，就由他主持会议的。我写那封信只是因为听了阎长贵的反映，为给陶铸贴大字报的人作开脱，并没有要打倒陶铸的意思。可是后来阎长贵写文章揭发我，说我的信貌似温和，实含杀机。他似乎忘了这封信实际是他来求我写的，而且信里的许多话，当时他还嫌我说得太平和呢。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稍后，在一次接见揪斗王任重的学生造反派的会上，陶铸又和陈伯达、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于是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叶剑英等人到主席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会议上，主席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批评陶铸。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主席说：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主席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我听总理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主席当时的意思是，陶铸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新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动不动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为什么主席最后还是同意打倒陶铸？据我现在的分析，这个转折可能与这期间发生的以下几件事有开。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査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就真这样做了。她叫我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送给主席去看。同时又叫我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査就不得了啦，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刘少奇1966年6月20号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的中央文件之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这样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几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只看了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査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
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査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但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发现主席就再没说过陶铸的好话。主席对陶铸态度的转变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铸，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以后，中央文革又继续跟陶铸发生了纠纷。而这前后还有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而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这保守的一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一次会议上陶铸就说，这个问题要审査一下。关锋和吴传启关系不错，他们经常一起写文章。在开会时，关锋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我也认识吴传启，是关锋介绍给我的。我跟吴传启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我对陶铸说，这个事也应该听他本人讲讲。陶铸大概不想让我牵涉其中，就说有没有问题，调查了再说。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我知道，你跟他只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 陶铸又解释说：“国民党也不一定都不好，国民党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干分子的区别。我只是要查查清楚。”就在这时。江青讲话了，她说，“参加国民党也要看他为什么参加，听说陶铸同志当年也参加过国民党呢！”可没等江青说完，陶铸就发火了。他指着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那时是国共合作，那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怎么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接着又说，“那时毛主席还参加过国民党哩。”江青一听也火了，说：“你诬蔑毛主席！”这样两个人就闹起来了。总理一看不对，说：“哎呀，你们说的是一回事，那时毛主席参加的国民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我也参加过。”与陶铸向来不合的陈伯达这时就火上添油地插上来说：“你们看，陶铸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陈伯达这么一说，就变成陶铸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了。陶铸急忙辩护说：“我没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等等，结果一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这个事，我估计江青会给毛主席说的。
不久以后，中央就批准对陶铸进行审查了。一次，总理要一个负责审查陶铸的解放军军官来钓鱼台汇报。那军官说，在北方草岚子监狱有“六十一人的叛变案”，在苏州反省院也有个几十人的叛变案。陶铸就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怎样出来的也有嫌疑。他还说陶铸有个哥哥，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掲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来人把陶铸哥哥写的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哥哥在信上写着，是他去劝陶铸背叛的。此外还写了陶铸给他哥哥回信的内容。但是这个回信的内容只是他哥哥的回忆，并不是陶铸自已写的。内容是说陶铸当时有与他哥哥妥协的意思。当时一起听汇报的有好几个人，总理、江青、陈伯达、关锋和我。
我看了陶铸哥哥写的材料，就问来汇报的人：“你们强迫他了没有？”他说：“不是我们搞的，是红卫兵他们搞的。”我问：“红卫兵怎么搞的？是不是强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没有？”他说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铸是有文化的人，而这个信上写的口气和写法，都不像是陶铸的，他写信不会这么蹩脚。”我又说：“背叛不背叛是个大问题，不能够仅根据几个红卫兵搞的材料就给陶铸定案，咱们得自己调査。”当时我说的意思有两重性，既怀疑这个材料不实，但也未否定陶铸有背叛嫌疑。但总理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本禹同志这个分析很好，我也有怀疑。陶铸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听他哥哥一句话就背叛了？他那么长时间都不背叛，哥哥写封信就变了？那么容易？”总理也说叫他们要继续调査。总理又说：“陶铸这个专案组还没有组长，我看本禹就去当个组长吧。”我说：“这不行，我事儿太多了，恐怕耽误事。”总理说：“你掌握一个大的方向就行了。”接着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陶铸专案组由戚本禹任组长，送主席、林彪批。总理还说：“你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就来问我。”看起来，周恩来也是不相信陶铸是叛徒。
这以后，陶铸专案组就来跟我汇报工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谈，看他哥哥写的材料对不对。”专案组把他哥哥写的材料给陶铸看，叫陶铸交待，陶铸拍了桌子，把他哥哥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哥哥是国民党，他兄弟俩从来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后来我把专案组重新调査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也挺高兴。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把陶铸批判得很厉害，说陶铸早就“怀疑一切”了，他的动机是可疑的。虽然我不认为陶铸是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是叛徒，但是我认为他忠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派，这很不对。但我对陶铸的认识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在此事发生以后的四个多月，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査了。
我出狱后，听一个参加过陶铸专案的同事说，在我入狱后，陶铸专案组的人曾举报，说我包庇陶铸。但实际上，因为材料的缺乏，当时对陶铸还没形成定论，谈不上包庇不包庇。邓小平他们上台后审査我的时候，就没有说我包庇陶铸了。那时陶铸已经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则被他们视为反革命，他们也不好说我包庇陶铸了。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随着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相继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达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中央文革。因为他们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所里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对那里的群众镇压得很厉害。尽管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底下群众对他们反对得很厉害。陈伯达和我都去做过工作想保他们，但群众意见还是很大，保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诉群众，对他们可以批判，但不准揪斗 。
这样就仅余下八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了，当时被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生、陈伯达、江青。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们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
“三中”是张春桥、关锋、王力。
关锋的资格比王力老。而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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