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发现上帝的人——莱奇》（1971年）

第1章 传记介绍



　　虽然这不是莱奇的传记，但如果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并把它们正确地放到一定的历史位置上，我们就必须提及他生平中的某些事情。莱奇于1897年3月24日生于加利西亚的多不尔齐利卡市，但他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北可维纳的旧金勒兹市的一个农场度过的。加利西亚与北可维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奥匈帝国尚未崩溃时的两个边沿省。因此，莱奇可算是一个奥利地公民，但他在1938年加入了美国籍；而从1919年起，他就已是一个侨居异国的人了。
　　他的家族属犹太血统，但在他的教育方面，犹太宗教及习俗并未起什么作用。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据伊尔塞•奥伦道夫•莱奇说，他这个家族“是富裕而显贵的，但有些妄自尊大，而且非常重视德国文化”。如果加上流行于奥匈帝国中间的那种主宰国与臣属民族间的普遍差异的话，那么，这个家族就必定是其显著的代表，即使不完全是殖民地居民中高高在上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就其才能来说也至少是柏林和维也纳北方与西方显赫的文化精英。另外，据伊尔塞•奥伦道夫•莱奇说，他们既不允许莱奇与本地的说乌克兰语的农民，也不允许与少数在附近的说依地语的犹太家庭来往。他似乎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童年，甚至与比他小三岁的弟弟也未成为伙伴。
　　但是，他的追随者曾作过这样的记载：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密切地接触大自然，熟悉农家的细活和饲养牲畜。他很早就学会了骑马和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在完全非犹太的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的童年生活与大多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吸引到精神分析学中的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据说，虽然莱奇总是留恋地谈到他童年的劳动环境，并且对农村总是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但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很少回忆他的童年。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13至19岁之间，个人的悲剧和灾难接踵而至。在他心目中，整个世界已经毁灭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1911年，当他14岁时，他的母亲自杀了，显然因为他向父亲告发了他妈妈与他的家庭教师私通之故。三年之后，恶性发作的肺结核又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虽然莱奇还是个学生，但他一直在努力经营他的家庭农场，直到战争爆发。1916年他离开了家，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并成了一名军官。
　　战争结束的时候，莱奇到了维也纳，这时他已是一个21岁的老兵。他举目无亲，连童年时代的家也无法回去，故乡一带已被凡尔赛的政治家们用一条新的国境线划开了。他干了一段很短的法律工作之后，成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并立即决定攻读精神病学。在维也纳过了一年之后，他成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成了一名开业的精神分析学家。
　　对任何一位了解现代精神分析学状况的人来说，允许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学生去治疗病人，而且能够在初次接触精神分析学的三年里就能写出并发表四篇关于精神分析和性学的论文，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时，精神分析运动已变得十分艰难。它需要制定训练规则，对进行分析的对象进行为时数年的强制性分析。莱奇远不是一个唯一的医学上不够资格的人，在他初次接触精神分析的几个月时间里，弗洛伊德就把病人介绍到他那儿去就医[1]。
　　这里应当提一下，莱奇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他把精神分析从一种不熟练的追溯方式改变成为可以正式进行教学的专业技术。从1924年到1930年，他出任精神分析疗法研究室主任，在这个研究室里，一些治疗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中得到了解决，并且那三篇论医疗技术的论文也被收集在命名为《精神分析学教程》的书里，此书为罗伯特•弗莱斯编，直到现在还被推荐给各精神分析学院作为教材。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不象今天富裕的社会那样能让同时代的各种精神分析组织自由发展，而且尽量地控制学生们的活动。过去使用多种语言的大都市突然变成了又小又贫穷的共和国首都。繁华和荣耀随同哈布斯堡皇室[2]一起离去了。等级的、主要是天主教的、封建的社会结构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一种有待补充的空虚的期待。因此，毫不奇怪，莱奇转入了政治活动，成为一位企图把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分析学家。他似乎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活动是如此地与西方思想学派背道而驰，以至于他既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开除，又被共产党驱逐了出去。
　　由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比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的活动更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以及由于莱奇在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法的学术声誉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声要大得多（莱奇在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法方面比他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莱奇为什么不被分析学家们所接受或总是同他们破裂这个问题，比他为什么被共产主义运动所驱逐这一问题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莱奇自己解释，他之所以不被接受是由于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含义持有不同的理论见解，同时还夹杂着同行们的妒忌。但是，在别人看来，原因更多地在于个人方面。莱奇希望弗洛伊德评判此事，但弗洛伊德拒绝了。莱奇对于弗氏的拒绝当作个人的否决，因而变得十分消沉，后来竟抑郁成了结核病。他的第一个妻子说，他从此成了“堕落过程”的牺牲品，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但是他的第三个妻子不赞同这种说法）。
　　如果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则对早期的分析学家来说，要确认弗洛伊德是治疗之父，并希望他能做出结论，那必定是一件严肃的职业上的冒险。早在10年前另一位分析学家维克托•塔斯克，也象莱奇一样是从奥匈帝国的边沿省来的非专职的犹太人，弗洛伊德也拒绝对他作评论。根据保尔•娄兹思关于塔斯克的研究（纽约，1969年），弗洛伊德的拒绝产生了很大的反应，六个月后塔斯克自杀了。无独有偶，塔斯克的一篇论文也出现在弗莱斯的《精神分析学教程》里面。
　　不管莱奇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决裂的内幕怎样，以下的编年史却是可信的：

　　1927年，莱奇找弗洛伊德辩论，但弗洛伊德拒绝接待他。莱奇的《性欲高潮的功能》第一版[3]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出版。莱奇在瑞士的一个疗养院住了几个月。
　　1928年，莱奇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他同另外四名分析学家和三名产科医生创建了有关性咨询和性研究的社会主义学会。
　　1929年，莱奇访问苏联。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在莫斯科出版。
　　1930年，莱奇移居柏林。他建立了德国无产阶级性政治协会，目的旨在废除流产和同性恋以及制定控制出生率的法律。
　　1933年，莱奇在丹麦出版了《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他为德国共产党所驱逐。莱奇的《性格分析》初版本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出版，但没有版本说明。
　　1934年，莱奇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驱逐，或者说是被“冷遇”或“晾在一边”，但这一过程的详情太含糊以致无法得出可靠的解释。

　　回顾莱奇两度被驱逐的历史，虽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也许可以理解；但从理智上来说是不公正的。精神分析运动意识到，如果它与共产主义相联合，它就无法复活法西斯主义——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因这个原因曾多次要求莱奇辞职，但他总是拒绝，——同时，共产党则觉得他正在具备对于正确的政治行动来说所必需的心智与性卫生运动的能力。但到头来，由宣称一种纯粹的科学和非政治性来逃避法西斯主义的风暴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希望破灭了，由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不得不把莱奇对性学的转向拒之门外。回想起来，精神分析运动对莱奇的《性格分析》的初版本的历次反对，从理智上来说似乎既不公正也不可理解；该书的全部内容先前都几乎已出现在精神分析学的杂志上，并且，阻止官方同意的决定也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从此莱奇独立工作了。他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的成员，他的思想遭到了他曾全心投入的两个运动的反对。从现在起，任何企图追随他的思想发展的人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他要么继续认真对待莱奇，这样，他将冒执着于一条思想线路的危险，用莱奇自己的话来说即是：这条思想线路使他“超出了有五千年文明当今人物性格结构的智力框架”；他要么停止这样做，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会冒一种坠入诡辩方法论圈套的危险，即把莱奇的人格当作论据去反对他的思想。甚至是莱奇的赞美者也承认，他是一个难于应付而专横独裁的人。要指出使他健全的理智陷入混乱的那些生活和写作的方面并不难——他有两种可能的诊断过的精神病疾病：一是他早年的轻度躁狂；一是他晚年的妄想狂——但是对我来说似乎还有好几种理由反对把问题这样简单化。
　　首先，如果莱奇是对的，他真正“超出了当今人物性格结构的智力框架”，那么来自这种智力组织的诊断就并不适宜于他——或者也确实不适宜于任何人。社会上认为他心智不正常和认为他疯了的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常态的判断标准，而结果只要谁对这个标准提出疑问即有冒他本人被认为是疯狂的危险。所有的预言家，世界震教徒和梦的梦想家都具有这种危险，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确实被精神病医生粗暴地对待过，分析学家们极端愚蠢地冲进了这个连天使都不敢涉足的地方。耶稣基督曾被诊断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贝多芬则被诊断为有妄想狂，旧约中的先知们（概括地说）都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达•芬奇患有精神分裂烦扰症，等等，等等。虽然这种离题的关于精神病的议论并非没有趣味，但是，他们遇到了两种严重的限制。他们认为，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已取得了永恒的客观性，因而我们现在用以评价人的人格的标准是独立于历史进程的，而这种历史进程导致了弗洛伊德人性理论的出现；并且，他们无法逃脱建立在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还原主义者的倾向，因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在意图上，他们就倾向于使从属于这种处理方式的由个体产生的思想变得无效。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头一次建立起来的新思想的根源的研究有助于使人们作出关键性的判断，而不管这些新思想是对还是不对。真预言家和假预言家们肯定有他们婴儿期的创伤，他们的恋母情结和神经过敏症。
　　幸好，莱奇就他的思想作了一个结论，这对那些企图评价他们的人来说是一次最重要的概括。他声称他不仅发现了能量与爱的本性的真理，而且还发现了这些真理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技术加以证实。他声称这些真理不是诗的、宗教的或艺术的，而是科学的真理，可以由人们重复的体验来证实。因此，任何试图评价他的思想的人都有权在下列的问题上使用有效的证据作为重要的批评武器：（1）莱奇是否了解科学方法的性质？（2）他对他潜心地学习过的生物学和物理学这两门科学是否拥有广泛的知识与透彻的了解？（3）他能用科学的严格性和用控制需要的合适尺度来建立他的体验吗？（4）他的关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能引起那些最有资格理解和评价它们的专家们的同情与兴趣吗？既然考虑到莱奇没有超出“当代人物性格结构的智力框架”，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虽然他对那些传统的人性领域和甚至是宗教神秘主义领域日益感兴趣，但是，他一生都保持了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的信仰。
　　虽然我在上面提及的四个问题的答案必定是否定的，但我相信，这并不就算处置了莱奇这个人物。在认为一切真理都是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方面，他或许毕竟是错误的，但它们也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即使在相信自然科学方法适合于人性研究方面他错了，但至少他的有些思想是有价值的，即使它们被错误地或恶劣地处置了。我正在这里提议和试图在以后证明的，是莱奇弄错了他的目标，他对自然科学的忠诚使他自我欺骗地相信他那些关于能量、爱和宇宙的思想是他的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事实上它们是某些发展的内在过程的产物，它们是众多的诗人、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通过主观的和主要是内省的方式所获得的结论。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中，他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种倾向也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出现过，弗洛伊德始终如一地把他的洞察力放在人性上，他通过他的自我分析和从他与精神病患者的进入到客观的非个人的健全理论的职业联系中获得这种洞察力，这些理论被他拿去满足自然科学的标准。

　　在讲了这么多题外话后，我必须回到我的关于莱奇生平的概述上来，尽管这样做我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其中存在非真实的东西。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莱奇的事业和思想明显地与时代和环境有关。他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仅仅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在维也纳发展和形成的；并且，它对他参加之前并持续至现在的这场精神运动作出了贡献。同样，如果不涉及有关压倒他和所有接近他的同伴的社会悲剧，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政治活动是费解的。但是，在1934年以后，他的思想形成了一条个人发展的道路；他获得了接受他的思想的追随者，他们通常是他的病人，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外部影响左右他，结果，了解他的思想和治疗学观点改变的状况发生在他逗留丹麦时，了解到他在挪威度过的两年中的舒适生活及其在1938年后移居美国的生活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了解他在美国时，他的治疗学实践由于获得了足够使他广泛的研究得以进行的经费而成功是重要的，并且，在他死后，了解人们能为他出版杂志，建立一个传播他的思想的基金会和一种促进它们发展的威廉•莱奇婴儿托管基金是同样重要的。

　　最后，我必须提及莱奇的受审和他的死，因为它们是在关于莱奇的神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事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莱奇自己相信在他称为生物子的囊细胞形式中分离生命的能量，并且把它贮存在所谓的生物器官匣中是可能的。他也相信，把癌和其它的疾病置诸这些匣子中治愈病人是可能的。在1954年，美国食品和医药行政机关颁布禁令反对散发这种生物器官匣，因为关于这种器官匣的声明是诈骗性的。莱奇拒绝服从这一禁令，并且拒绝承认法院的判断，认为法庭官员并不懂得科学的事实，他们非常不称职。最后他被指控为蔑视法庭而被判处两年监禁。监禁以后他被诊断为妄想狂而送到“唯一具有精神病治疗设备的”路易士堡监狱，在那里，当局声明“他是守法的，心智健全的和有才能的”。1957年11月3日他死于心脏病。



[1] 虽然莱奇具备在一个分析学家的训练方面所要求的临床经验之前就已成了一位分析学家，但是他接受分析的时间比作为分析学家的时间更长。谈及他的第一次分析时莱奇说：“这种分析由于莱奇未完成而中断了，接下来的分析也是如此。”后来，他在柏林的分析报告却说在他迁往美国后才被粗暴地中断。

[2] 日耳曼家族的一个分支，始于1100年。它包括奥地利皇室（1276-1918），西班牙皇室（1516-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1438-1806）。

[3] “版本”并非“版次”莱奇有给后来的版本完全重写本书的发疯式的习惯，他或者改用其他的方式，把原标题加在完全是新写的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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