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发现上帝的人——莱奇》（1971年）
第7章 结论
既然莱奇在某些领域中被当作一位预言家和人类伟大的解放者之一，那么，对我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要对我在上一章末尾把他的生活描绘为“痛苦的、困惑的和无意义的”观点作出公正的评价。
莱奇有一个痛苦的人格的证据是由伊尔塞奥伦朵夫·莱奇的传记所提供的——这是一本使人们不再着迷、但却怀着同情和忠诚的书，它完全是真实的。当莱奇14岁时，他敬慕的母亲自杀了，他17岁时，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的唯一的兄弟，他弟弟在他30岁以前死去。因而在他的早年，他就在波考温那失去了与他的亲人的所有联系。虽然当他还是一个医科学生时就成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但是，他从事精神分析的经历是不幸的；就是说在他不景气的中年阶段，他的分析者之一没有给他任何消息就离开他而逃往美国。他是烦躁的、过分活动的、嫉妒的、猜疑的和有占有欲的人，并且过度地抽烟与酗酒——但A·S·尼尔却描画了一张不同的图画，把他描绘成一个随意但容易发脾气的人，并且与前面的说法相矛盾，说他从未过度饮酒，甚至酒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他也经受了两种疾病的痛苦，肺结核和湿疹。这也许（但在另一方面也许并不是这样）是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心病症的。他很少有幽默感，他对待自已和工作都很死板。根据A·S·尼尔的描述，他发现极小声的谈话都是难以容忍的——“社交谈话对我来说意味着地狱”——他的谈话总是有关他的工作。在他和别人之间他总是保持一段距离。正如同A·S·尼尔所说“莱奇总是设立一道屏障。他称他的年轻工作人员为X医生或Y医生，他们称他为莱奇医生。我认为奥斯洛的奥拉·雷克尼和我是简单地称他为莱奇的唯一的朋友和同事！”
确实，莱奇总是与他人相对立，除了弗洛伊德之外，他觉得他似乎从未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支持和鼓励。在智力方面，他似乎总是一人探索；他的写作从不转达他与其他人的对话；他的信徒追随他的引导，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中有人献身于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阅读似乎更为直接地寻找对于他自己的观点的支持，而不是企图向他人学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内心孤独的人，一个被内心痛苦驭使和折磨的人，人们仅仅能推测，他把自己终生囚禁而无法成功地努力从他的防卫盔甲中逃脱出来。
他也似乎显然没有自我意识。伊尔塞·奥伦道夫·莱奇报道，他在社会上是天真的，他总是热衷于那些学会的头衔，弄得晕头转向而不能正确地估价它们，例如，他就不能区分它们在欧洲背景和美国背景下的不同含义。结果，他经常过高地估计到他这里来训练的人的学术地位。特别是有些以精神分析学家谋生的人，他对他人的动态非常健忘。对他来说，似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治疗的成功有时是他人格的功能，而不是他的理论。
莱奇被迫害这一情形显示在他的生涯中。他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共产主义运动驱逐。因为政治的原因在离开德国后，由于同行们的反对使他无法在丹麦和挪威工作。在美国，食品药物部门对生命能量储存器的发散颁发了禁令，随后他又因蔑视法庭而被监禁。
莱奇始终将这些迫害解释为他思想正确的证据。正如伊尔塞·奥伦朵夫·莱奇所强调的，在与宇宙的生命能量的直接联系上，他把自己与基督等同起来，他把基督当作原始的“生殖人物”，并把自己的生命视为殉难者之一。他把他的《谋杀基督》视为他最重要的著作。
最后我认为，为什么莱奇的一生被认为是一次失败或没有意义，其原因有四个——尽管在他的一生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并且他仍然被当作性革命的预言家。
第一，确实，他的那些为他所极重视的观点被当作古怪和荒谬的东西而不予重视。他的关于防卫和性格盔甲的心理学观点勉强地为精神分析所吸收，并且，成为了那些常常没有意识到他的贡献的治疗学家的理智方式的部分，甚至在他的“正统的”精神分析阶段，他的研究和对精神分析运动没有施加任何影响的态度也具有两个特征。这就是他的乐观主义和他的治疗的多战状态。莱奇相信，神经性机能病并不必然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为的产物，并不必然的是对幼儿期性生活的双亲的压抑的产物，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学家都追随安娜·弗洛伊德，认为从“人类生活中排除神经性机能病的希望是虚幻的”。在他们击毁他们的病人的性格盔甲的权力和侵犯性这方面，从来没有多少分析学家追随莱奇。莱奇以大多数分析学家所认为讨厌的坚韧闪电式地击毁他的病人的防卫。并且，少数几位私下里承认这种疗法并偶尔也这样做的分析学家。一般来说不愿意公开地介绍这一技术。在四十年代，当我还是伦敦精神分析学院的学生时，我一开始治疗病人，训练我的分析学家借给我一本莱奇的《性欲冲动的性格》（1925年），但是我已无法记起莱奇在正式讲课时所提及的东西了。《性欲冲动的性格》一书从未出版过英译本。
鉴于莱奇对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贡献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它比一般所认识到或承认的要更大一些，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莱奇论弗洛伊德》[15]一书中，莱奇列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学家名单，照他看来，他们理解他，然而他们却对此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莱奇的关于生命和生命能量将变成科学的观点被当作异端而遭受严厉的抵制。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莱奇对他的经验和理论的论述有某些忧郁的东西。这经验似乎在一种无希望的业余的华而不实的方式中安置和执行，尤其是这种方式并不懂得把握运用的分寸，当他把理论置诸生物学和物理学中时就从根本上大错特错了。有人有这种印象，莱奇——甚至作为一个年轻人——缺乏掌握任何科学方法的才能，他寻找与他的观念相对应的“可触及”之物的愿望显示出他理论思维能力的某些缺陷。
第二，如果人们不把莱奇的生活和工作当做科学生涯而是当作一种精神发展或一种特殊的神学要求的形式的话，那么，他的结论有足够的独创性来证明，他为了达到它们而经历了痛苦和迫害。上帝不是宇宙的创造者而是宇宙本身，主观和客观是同一的这些观点周期性地出现在西方文明的神学传统中。他没有认识到这提供了一个他无能与别人对话的例子。结果，他不时在孤独地探索一条艰难的小径，他忽视了他人在他之前就探测到了它这一事实。
第三，莱奇著作中那种先知般的、传道式的、常常是尖锐的语调比他可能是的——更确切地说，比他的晚年状况——更使人把他当作一位极端分子和革命者来回忆。他在精神分析学同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毫不妥协的辩护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精神分析学的赞同都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人双重困境，并赐于他一个理智的血腥残忍的丑名，这回想起来似乎是太不公正了。现在，在和解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尝试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不适宜和不道德的东西——确实，在一些区域它似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运动——或通过联想，在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它的组成人员的心理结构之间也许存有某些内在的联系，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欧，马克思主义是政治而不是社会学，在职业的中产阶级的头脑中，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联在一块，两者都被当作一种威胁文明的大众普遍反叛的一部分。
莱奇不能被共产主义者和分析家们所接受是由于他宣称这一观点所造成的：“文化生活的深入的革命”（《性革命》，第14页）已在进行，它既不是历史的阶级的辩证法的结果，也不是精神分析影响的结果。这种没有游行、制服、鼓声或举手礼”的革命，这种导致了“生活的道德形式和苦行僧形式的彻底崩溃”的革命，莱奇归结为工艺学的变化，它们削弱了父亲的极权主义形象，通过使妇女脱离家庭进入工业，然而放松了家庭的联系。这是一个如今看来极平凡的论点；它的变种可在马尔库塞的“后期工业社会”和亚历山大·半契利奇的《没有父亲的社会》（伦敦，1969年）中看到。
后来莱奇对他早期的政治和性革命观点的否认看来是确切的。他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反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爱森豪威尔总统的热情的赞美者。他相信他确实与这位美国总统有一种特殊的，虽然是秘密的关系。他终于相信，介绍性自由的企图弊大于利：“如果任何人有胆量和能力规定性自由和自我调节应在夜晚建立，那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将不可避免地象洪水一样地淹没我们的生命”（《莱奇选集》，第512页）。
第四，莱奇要把性欲高潮作为他的理论基石的主张，使得这些理论易于遭受曲解和粗鄙的批评。虽然他一生都似乎坚定地相信，人的解放依赖于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态度——应给予儿童以自由去了解他们的肉体，应给青少年以自由去建立他们婚前的秘密关系——但是，他的理论能被逐句地理解为成年人的乱交是正当的，但莱奇自己极为厌恶这一点。在莱奇的生命快结束时，他意识到了人们歪曲他的观点的恐惧，他担心他的权威地位会引发一种“自由接交的可恶的传染病”。他最终以“生殖拥抱”的概念代替了“性欲高潮”的概念，并且更进一步地证明圣保罗关于“肉体”的限制是正当的，圣保罗认为，“在性方面，人必须建立有力的堤防以抵抗淫秽、肮脏与人类的病态灵魂，即使以真正的耶稣的牺牲为代价也是如此”（同上书，第514页）。
[15] 该书是莱奇与凯特·埃斯勒之间的一次讨论的抄本，没有经埃斯勒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同意就由诺恩德公司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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