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


一、党的思想
二、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右的布尔什维主义
三、国际主义与各个党团


　　在革命胜利之前的十五年，俄国共产主义已开始了它的政治生命，并具有自己的特征。它的创始人是列宁，它的化身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在运动的早期，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就已出现，它发展为政权和纲领之间的不统一，这可能是布尔什维主义在随后的关键性年代里，始终具有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当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已势在必行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对列宁的组织和政权学说感到陌生的集团。对后来的十多年政治论战来说，当时就已具备了论战的土壤，这场争吵直到忠于革命纲领的左派分子完全被消灭，以及斯大林建立起他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组织时才告结束。

一、党的思想


　　一九〇三年七月，五十一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开始作为全国性的组织而存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于一八九八年在明斯克举行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为数很少的会议参加者们成功地建立一个持久的组织之前，他们被捕了。）在布鲁塞尔的大会上，代表中已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当代表们被迫在伦敦继续举行会议时，这种不一致的意见仍未消除，尤其在讨论党的章程时，出现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争论的焦点看上去似乎在于一个细节问题——党员的定义。尔·马尔托夫[1]（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党的较为年轻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提出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当时他已以列宁这一名字闻名于世，三十三岁，同样是运动最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了意思略有不同的条文：“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2]
　　早在这之前，他们对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就已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成员资格问题只是已经出现的紧张关系的爆发。实际上问题涉及的是列宁本人，涉及他关于建立一个严密组织的思想、领导岗位的人员配备计划、他本人担任革命领导人和他谋求运动领导权的问题。
　　尽管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但列宁在党员资格问题上还是失败了。普列汉诺夫以空洞的言词表示了“强硬派”的观点：“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翻译成革命的语言就是说：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如果说革命的安全可能需要暂时限制一种或另一种民主原则，这时若犹豫不决就是在罪。”[3]对列宁的组织思想，特别是对他关于党应是一个积极革命者的秘密活动组织、并与它所领导的广大群众相分离的设想，人们提出了异议。马尔托夫在另外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勃朗施坦）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集团，以二十八票的多数否决了列宁的“强硬的”组织计划。[4]
　　然而，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权。他巧妙地进行活动，使党代表大会表示赞同党应有一个中央的领导集团。这时，犹太人的“崩得派”和修正主义的“经济派”的代表为此而退出了大会。这些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持“温和”观点的中间派退出后，列宁就在剩下的代表中占据了多数。因此，他的党团获得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的称号。列宁以十七票弃权，二十五票对二票的多数达到了改组党报《火星报》和设立一个编辑部的目的，这个编辑部由他本人、普列汉诺夫和作为少数派孟什维克代表的马尔托夫组成。[5]为了抗议免去当时的三名编辑的职务，马尔托夫没有接受《火星报》编辑的职务，少数派也拒绝继续参加大会的讨论。接着，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让代表们选举一个纯粹由“强硬派”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俄国地下工作，普列汉诺夫担任了同样仅由“强硬派”组成的党的最高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列宁的胜利并不长久，他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而普列汉诺夫很快就开始对他自己在分裂由他发起的运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他要求他的孟什维克同事重新参加《火星报》的工作，而这在当时就是意味着叫列宁走开。所以，列宁愤怒地退出了编辑部。在此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增选了其他几个“强硬派”参加工作，其中有列宁的心腹、著名的工程师、党的财政家和炸弹制造者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6]。这时，中央委员会在克拉辛的领导下蓄谋打破相互的“戒备状态”。中央委员会还采取了步骤，以重新建立与孟什维克的统一。“温和派”的三名代表被吸收到委员会里参加工作，列宁的统治也就结束了。[7]但是，在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准备回击时，他们坚持采用了“布尔什维克”这一名称。这一词语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含义（在两个俄国马克思主义集团分道扬镳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团经常处于少数地位），但现在它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举世闻名的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了。
　　列宁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在他的《怎么办？》这篇名著中以论战的形式阐明了他的党的学说，这一论战是针对要把重点放在工会方面的“经济主义”派的。列宁强调指出，党对革命运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党本身必须实现这些严格的要求，以便卓有成效地完成地下革命工作：“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8]这一思想就是以列宁关于党员的定义为基础的。
　　列宁强调党及其秘密活动组织的重要性，不仅是对处在一个警察国家里的秘密革命集团面临明显困境的反应，它还反映了，或者说来源于他对革命力量的某种估计和解释。他认为，不能指望群众（包括产业工人）会自动产生革命的思想。《怎么办？》一文中最闻名的观点是：“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9]要把群众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原则始终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思想。列宁写道：“（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10]
　　按照列宁的观点，这种革命军队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脾性；而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中的主要职位又不可避免地为这些知识分子所占据。为了抵制他们的典型的特性——无休止的争论，不坚定性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列宁特别强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他解释说：“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使我们除掉小组的刚愎自用，除掉小组的任意胡闹，除掉小组的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无谓争吵。”[11]
　　列宁给他的组织设想起名为“民主集中制”，今天，共产党人还在使用这个术语。[12]人们经常指出的是，列宁等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更多强调的是集中，而不是民主。虽然先决条件是由选举出来的成员代表决定政治路线，但在实际决定政策时，民主集中制就等于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所以，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和地方组织自治的原则正表明完全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批评不会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
　　而且不容许进行任何破坏或者阻挠党既定的行动的一致的批评。”[13]尽管列宁多次表示拥护民主原则，但他运用集中观点的结果却使民主理想成了幻想。如果集中制一旦获胜的话，民主制就要停止实行，因为它往往将破坏“行动的一致”。如果一个坚强有力的集团控制了按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那么，就不可能爆发出任何抗议的呼声，也不会出现违反党的最高原则的行动。按照列宁的观点，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都将变成反革命分子；“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4]但是，在僵化的组织内，以及在各种决定均由权威作出的情况下，要想为了阐述和解释像“社会主义思想”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而进行必要的探索，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就是列宁的思想；在他的追随者中，那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他不一致的人最终只有脱离布尔什维克党团，别无其他选择。
　　一九〇四年，《火星报》当时是孟什维克的传声筒，报上出现了激烈攻击列宁的组织观点的文章。作为回答列宁提出的运动中必须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央这一要求，一名孟什维克分子写道：“列宁同志更为重视的是官僚主义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列宁书信的主要缺点是：他过分强调我们活动的技术方面和军事革命方面，而完全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和任务。”[15]已经发誓完全放弃“强硬”学说的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犯了所有可能犯的政治错误——波拿巴主义的、巴枯宁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并企图建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16]孟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也赞同这一谴责。列宁由于大搞“职业革命家的个人崇拜”而遭到了许许多多的嘲讽。[17]更有甚者，列宁也同样不合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心意，正如不合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意一样。当时，《火星报》曾发表了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的文章，抗议列宁以教训人的口吻低估群众运动的行为。罗莎·卢森堡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但在我们看来，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18]
　　当时，托洛茨基（他后来成了共产党人）领导了这场与列宁展开的最激烈的论战。在《我们的政治任务》这篇较长的批判性的文章中，托洛茨基激烈地反对列宁的党的概念和他发表的历史见解。他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雅各宾分子；他要以党和由党的上层决定的神学代替群众运动，以便加快历史发展的速度。托洛茨基预见性地指出：“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办法要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最后结束他的文章时呼吁自由：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展开公开的竞争。他说：工人阶级“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干枯的树木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清除，“但是，这一复杂的任务不能这样去完成，即把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撤职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这样的一个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19]不过，托洛茨基在这里反对的学说最后获得了胜利，而他对此并不是毫无责任的。

二、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右的布尔什维主义


　　尽管有严格的纪律原则，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像全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样也开始染上了宗派主义这一全国性通病。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之后，组织各种宗派集团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它是以不同的特点和组织原则为基础的。此外，就纲领中的激进主义问题，左右派的分歧又有所发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一样也有左翼和右翼。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布尔什维克党团不断被左右派之间的派别争吵搞得七零八落，这种分裂状况直到革命爆发，甚至在革命爆发后的整整十年时间内始终贯穿在运动历史之中。
　　在列宁于一九〇四年失掉对党报和地下中央委员会的统治以后，他毫不犹豫地重新寻找政治机会。作为第一步行动是，他组织了一次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工党党人会议（与会者一直是他的忠实信徒）。会议于一九〇四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总共有二十二名“强硬派”分子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列宁本人，他的夫人和他的姐姐），[20]知名的参加者有后来的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21]，国民经济学家、后来的计划专家弗·巴扎罗夫[22]，后来的苏联外交官瓦·瓦·沃罗夫斯基[23]（一九二三年在瑞士被害），后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党机关领导人谢·伊·古谢夫[24]，马·尼·利加多夫[25]（一九〇七年后作为左倾分子出现，以后，即一九二八年，在右翼反对派内起了作用），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26]（后来的著名外交家）和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27]（后来曾一度作为苏联总理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当时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的革命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28]（马林诺夫斯基）的入党对列宁大有益处。他是革命的鼻祖，当时三十一岁，职业虽是医生，但作为党的哲学家而闻名。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强硬”学说的预言家，但往往是一意孤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基础就是正在发展的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工党的纪律和多数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之间的矛盾。[29]看来，波格丹诺夫说动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参加了列宁派；他自己则成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30]
　　“二十二人的布尔什维克会议”（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以它作为牢固的组织机构而开始发展的）满腔热忱地支持列宁反对正统的党的机关，并签署了一个提纲，其中说：分裂成温和派和强硬派，是“社团的思想与党的思想发生冲突的结果”。[31]这时，列宁主义者全力以赴地开始在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争取追随者。到一九〇四年秋天，他们甚至发展到能否定曾经摆脱列宁控制的正式的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权威这种地步。十一月份，经过亲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同意，建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它的领导人是波格丹诺夫。同时，布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创办了一份报纸，即《前进报》，他们把它看作是常务局的机关报。[32]有了这一武器，列宁就开始着手新的党代会的筹备工作。由于正式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其中有克拉辛）再次与孟什维克疏远并支持列宁的计划，这就使列宁更加容易地实现了这一计划。[33]
　　这次党代表大会（根据记载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五年四——五月份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表明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纯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而列宁还要求赋予这次党代表大会和由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为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作出正式决议的权利。党内分化已威胁到组织的统一，出现了日趋公开分裂的危险。但列宁仍毫不犹豫地反对党的权威，因为那不是由他创建的。如果说一种分裂有助于巩固他的权力，并使他能够控制由追随者组成的核心力量，那么，这种分裂将受到他的欢迎。列宁曾写道：“千万不要相信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和他们决裂，决裂，一定决裂。”[34]
　　一九〇五年的党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在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当构成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组成部分的人民的怒火迅速达到顶点时，布尔什维克满怀希望地宣称，通过革命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并宣布了要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设想。他们批评孟什维克“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来强调它的重要性，[35]并以此强调实行有计划的暴力的政治行动的趋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全面谴责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猛烈指责了盂什维克关于把革命政府的领导权交给自由党人的思想。当时，布尔什维克建立在革命极端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是空前的。为此，列宁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写道：“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那末立宪的幻想和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36]
　　就某些方面看，列宁的追随者比列宁本人还要激进些。行为轻浮的倾向一再造成党内的不安。鉴于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和孟什维克的批评给列宁造成了一些困难，列宁终于看到党在组织方面必将越来越趋向于民主。这时，他又遭到了他自己的追随者们的反对，他们以革命的纯洁性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名义违抗列宁！[37]
　　但是，却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愿意像列宁那样准备与孟什维克公开决裂。虽然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强硬”的组织原则，但他们认为，这是全党的学说，必须使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一原则。在俄国国内，处于地下状态的工人党员往往难以理解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那种愤怒情绪。一个后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人在自传中写道：“当我开始与党联系时，就跟孟什维克建立了关系，但这丝毫不是因为我想努力介入意见分歧。当时，作为一个工人积极分子，我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世界观。”[38]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出现了许多要求重新恢复党的统一的建议，列宁对此不得不进行抵抗，但最后他被迫同意了一项赞同统一的秘密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并拟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已分裂出去的部分合并的条件”。[39]
　　所有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统一的、“准备和解的”愿望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中是一种盛行的倾向，这种愿望一再出现，而且不只是在某一个地下小组中出现。看来，除了列宁，没有一个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曾想要一个独立的、处于列宁的无庸置疑的领导下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以及单独由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实际上，所有列宁的追随者都有和解的愿望,无论是左派或右派也都不像列宁那样在为党的分裂而努力。只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列宁才找到一批新人来担任党的领导，他们愿意殊死追随列宁的迂回曲折的方针。
　　表明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分化的这一程式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它表明，支持列宁的决议的人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这就为理解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两种对立思潮（当时已开始表露出来）的相互作用支配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个集团对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行动充满热情，它的目标是乌托邦式的，它迫不及待地而且一贯愿意采用暴力方式，这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开始形成的左翼——它激烈反对走议会道路，并相信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的党能够激励群众举行伟大的起义。而另一个集团首先是以谨慎而闻名，属于这一集团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因为认为群众中的革命力量很强大，从而感到列宁的组织体系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群众中的革命力量太微弱，因而，他们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他们热衷于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一个他们所相信的领袖来掌握。虽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右派之间有时会出现像与左派争吵时那样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列宁最终还是可以使他们服从。对他们，也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来说，党组织正象它所表明的那样往往是本身的目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很少是实现一种英雄目标的手段。
　　看来，在一九〇五年的政治斗争十分火热的时候，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大部分意见分歧，已为共同的事业聚集到一起了。此后不久，他们又公开要求结束由列宁召开分裂的代表会议所造成的形式上的组织分裂状况。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在统一运动中是站在第一线的，而且波格丹诺夫还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为教义上的意见分歧提供了一定的土壤。[40]一九〇五年九月，为制定党的策略而召开的联合代表会议在里加举行。当布尔什维克于十二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代表会议时，人们都普遍希望能出现一个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列宁不可能阻止代表会议赞同立即实行组织联合和召开一次能证实运动统一的党代表大会，[41]然而，这种形式的党的统一只艰难地维持了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举行了两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记载为一九〇六年的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一九〇七年的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四次党的（统一）代表会议（范围很小的、没有多大权威的党代会）。当时也有一个统一的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一九〇六年，除了七名盂什维克，有三名布尔什维克被选进这一委员会，其中有主张统一的克拉辛和李可夫。[42]
　　尽管如此，宗派仍同过去一样明显存在。布尔什维克还保留了它于一九〇五年在其党代表犬会上宣布为机关报的《无产者报》。[43]当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军事技术局”时，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这个机构的领导权，并给它下达了一个急速左转的命令：着手准备武装起义。[44]这时，非正式的列宁—克拉辛—波格丹诺夫集团已作为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在发挥作用，掌管着独自的财政，与地下活动保持着独自的组织联系。[45]列宁公开宣布了纪律的双重准则：“我们不要使自己上统1思想的圈套，我们也决不允许孟什维克管束我们。”[46]
　　党派之间存在的一个比较棘手的争执问题，即与党的财务有关的“游击小组”和“剥夺”问题。为了给运动筹集经费，一些布尔什维克小组采取了抢劫银行和其他的不正当的手段，这使孟什维克感到极不愉快。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某些布尔什维克无保留地维护游击队行动的观点，并批判了针对私人的剥夺行为和暴力行动。[47]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是不一致的，以调和派面貌出现的克拉辛同意禁止这类猎施。在布尔什维克中只有占半数的极端主文分子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48]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的几年对革命者来说是日益清醒和绝望的时期。沙皇政府经受了暴风雨的考验，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立宪许诺在激进的反对党和温和的反对党之间打下了楔子。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处在这种痛苦中而不得不放弃革命的希望，并做好反动派统治将持续很长时期的准备；相反，布尔什维克左派并不甘愿去适应这种状况。
　　寻求党在革命后的局势中应采取的正确策略，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暗中存在的分歧。引起争吵的问题是，党是否应参加第一届杜马，即那个具有有限职权的议会团体（它是由政府按照它一九〇五年的十月宣言建立起来的）。围绕杜马问题，在列宁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之间出现了长期的论战——它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后的十年内党内重大斗争的序幕。
　　在一九〇五年后半年的政治动乱中，革命的激情实际上已驱使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抵制杜马，并再次号召人们直接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当时有少数几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列宁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斯大林曾叙述过列宁在一无O五年十二月的塔墨尔福斯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所做的慎重的讲话（斯大林首次作为代表出现在那儿，而且与列宁面对面坐着）：“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希惊讶。”[49]在莫斯科进行的起义尝试和由它带来的革命希望显然已促使列宁支持抵制杜马的行动。[50]会议的正式声明表露了不妥协的激迸主义：“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努力搞垮这种警察式的杜马，拒绝参加杜马。代表会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利用选举集会，……，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并在各阶层人民中鼓动武装起义。应当迅速在各地准备起义，组织起义”。[51]
　　尽管所有坚持抵制杜马的革命党进行了阻挠，杜马选举还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举行了。革命党人恼火地发现，人民给仅能找到的最激进的政党投了赞成票，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的工人小组。尽管代表的选举制是不公正的和间接的，但杜马内部仍出现了一个敌视政府的多数派。孟什维克立即认为抵制是无用姿态，从而放弃了抵制，并把参加未来的杜马选举列为四月的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退却并强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积极筹建革命政府的必要性。克拉辛批驳了孟什维克的虚伪行动：“武装起义在俄国革命的客观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52]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如此寻求科学根据的。按左派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参加选举只能瓦解革命力量。只是利用选举大会进行革命宣传鼓动，这一策略重新被确认了。[53]
　　在这一点上，列宁坚决反对抵制并解释说，应该利用杜马作为革命的论坛。在党是否应该参加第一届杜马补选（首先是参加格鲁吉亚的选举）这个问题上，列宁与他的党团发生了分裂，并与孟什维克一道投了赞成票，而他的绝大部分老的追随者则弃权或采取了坚决不妥协的反对立场。[54]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选举获胜（一次真正的地陷）证明，新的方针是有效的。一九〇七年，社会民主工党人广泛地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结果是显著的：有六十五名社会民主工党代表被选上，其中有十八名是亲布尔什维克的。[55]列宁强迫布尔什维克接受的适应能力得到了报酬：在伦敦举行的统一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微弱的多数。[56]
　　尽管布尔什维克现在在整个党内仅占微弱优势，但他们却继续保持了这个派别中心，甚至还扩大了这个中心。从成员名单上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知名人物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和李可夫，加上另外几个新人：约·费·杜勃洛文斯基[57]（调和派领导人），维·巴·诺根[58]（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为著名的右派布尔什维克），巴·亚·罗日柯夫[59]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60]（两个历史学家）以及列甫·鲍里索维奇·罗森费尔德和格里哥利·叶夫谢也维奇·拉多梅斯尔斯基（他们当时都是二十四岁，后来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曾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他们在历史上以革命的假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闻名）。[61]
　　党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各革命政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九〇七年六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颁布了一项新的在相当程度上不包括真正人民代表机构在内的选举法，政府想以此来了结反对派占多数的这一令人恼火的局面。按革命者的观点，这是一次政变。这一来，不久前刚刚缓和下来的有关抵制的争论马上又激烈起来了。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以压倒多数投票费成重新抵制杜马。[62]在党的一九〇七年七月芬兰代表会议上，在场的九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八名（以列宁的副手波格丹诺夫为首）投票赞成重新开始抵制，这八名代表有：卢那察尔斯基、阿·谢·布勃诺夫[63]（来自莫斯科的年轻代表，一九一七年以后参加左翼，后来成了斯大林分子）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64]（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之一）。而唯一的一位与孟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派代表一道投票反对抵制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就是列宁本人。[65]
　　由于考虑到群众的革命情绪已让位于长期的反动统治时期，列宁认为重新抵制是一种不可同意的冒险行动。在劝说他这一派中的谨慎分子拒绝抵制上，他并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但是他这一派中的左翼却顽固坚持原来的观点。在很快改变看法的人中间，加米涅夫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66]与列宁的所有其他有名的同事相反，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显然没有参加抵制运动。这时，党的领导集团已开始有了轮廓，它与苏维埃政权早期的领导班子大致相似。
　　当一九〇七年秋天按照新法令举行大选时，社会民主工党在杜马中赢得了十三个席位——七名孟什维克和六名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举行的党代表会议上（它像通常一样在芬兰举行，以便逃避秘密警察的干扰），在十名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中反对杜马的人仍旧是多数。在与第三届杜马同时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工业中心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地区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代表。[67]从这一建议中，人们引伸出一个概括了当时一些左翼反对派的称号——“召回派”。列宁在右翼的孟什维克和左翼布尔什维克召回派之间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从而使他的路线，即利用杜马作为革命宣传的讲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68]
　　一九〇八年，召回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得到加强，并开始严重地威胁到列宁在党内的地位。在俄国国内的亲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中，列宁主义分子和召回派分子在争取党员追随者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列宁历尽艰难困苦才掌管住莫斯科组织，而由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领导的中央地方局仍顽固地持反对意见。[69]显然，在这一组织内存在着左的传统，因为这一组织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年是布尔什维克激进派的堡垒。
　　在彼得堡有一个较强硬的反对派变种占据着统治地位，即所谓“最后通牒派”。人们之所以这样称胖它，是因为它的追随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党团采取毫不妥协的激进态度。这个集团的领导人起初是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70]这些最后通牒派分子直到一九一〇年还统治着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们不仅激烈反对议会活动，而且反对参与工会工作和利用其它合法机会。[71]列宁在他的忠实追随者（特别是一九〇八年流亡前的季诺维也夫）的帮助下为争取控制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彼得堡组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敌对情绪非常强烈，以致于这个组织中的一些非最后通牒派分子也反对列宁的策略，他们害怕这样下去所有的最后通牒派分子会被全部驱逐出布尔什维克党团。[72]
　　在选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九年一月（旧历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时，召回派作为一个独立集团开始反对列宁，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一致公认的左翼领导人波格丹诺夫在会上以他们的名义作了发言。[73]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完全被这两个主要党团的各自内部的意见分歧所掩盖。正当列宁与他的左翼批评家产生意见分歧时，孟什维克本身由于“取消主义”的出现也发生了争吵；它的保守派建议限制秘密的政治活动或取消秘密的政治组织。列宁的右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左派孟什维克结成了同盟。[74]
　　这时，列宁主义分子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由于对哲学的先决条件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看法不一致，更加复杂化了。这一意见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波格丹诺夫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实证论哲学（它与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75]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协调。当波格丹诺夫开始说明他的想法时（一九〇〇年以后不久〉，普列汉诺夫立即指责它为唯心主义的倾向。在这场哲学争论中，列宁起初没有参与任何观点，他后来在给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信中说道：“我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内行。”[76]而他于一九〇四年却向高尔基说，他开始感到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但是，他们两人把有意见分歧的地方当作“中立地区”，因为在一九〇五年整个一年里他们（包括他们的追随者）在党组织和革命策略方面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在那以后在革命热情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团结得也很紧密。随着因对杜马的看法所展开的策略问题的争论（是建立在对革命形势乐观主义的评价和悲观主义的评价这一对立基础上的）开始后，哲学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了。整个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的前半年，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充满了有关哲学的论战和有关召回主义的政治理论的激烈讨论。列宁以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加了论战，并取得了胜利。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在扩大。一九〇九年初，左翼领导人为提高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在充满田园风光的喀普里岛创办了一所特别的学校。按说，这所学校与派别毫无关系，但是从教员的组成（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和阿列克辛斯基为最高领导人）来看，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正因为他们在那里讲授的是异端邪说，所以列宁反对开办这所学校。但是他们的活动一直很频繁，并且与俄国国内的地下党组织保特着经常的联系。[77]因此，列宁也仿效这种做法，在巴黎附近创办了 一所学校。在哲学问题争论中，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容忍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所谓的“造神说”,他们玩弄从马赫—波格丹诺夫哲学中推导出来的神秘思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形式。列宁对这种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倾向十分恼火，他的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是，在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倾向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团极为不利。[78]
　　一九〇九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分子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党团机关报《无产者报》的四个编委（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波格丹诺夫），三个来自俄国地方组织的代表（其中有未来的乌克兰领导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79]和来自圣彼得堡的真正无产者米哈伊尔·巴·托姆斯基[80]，他在二十年代成了苏维埃工会主席〉以及五个中央委员——其中有李可夫和列宁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81]。[82]当时左派仅有两个代表（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一个同事），[83]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左翼反抗阵线的前景是极为暗淡的。当时，在党内虽已引起了骚乱，但列宁已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防止党组织受到第二种异端邪说的影响，并有效地促使会议公开谴责分裂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波格丹诺夫谴责这种对待孟什维克的态度是“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84]
　　会议很快地解决了造神说倾向，波格丹诺夫本人赞成列宁主义者对造神派思想所作的批评，但反对对他们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列宁主义者以九票对一票（波格丹诺夫弃权）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谴责造神说思潮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倾向，并宣称将其代表人物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团是有充足理由的。[85]同时，列宁决心将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要把持不同政见者全部排除掉。代表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召回派分子被谴责为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产物，是“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文的分子”。[86]为了组织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团，列宁就是这样来刻画大多数在一九〇七年以前曾帮助过他的人物的特征。
　　波格丹诺夫的行动是虚弱的，他强调他们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并试图以此来保护自己，从而也就同意了人们对左翼中的召回主义进行的谴责。[87]这是反对派首次犯下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一再重犯了这种错误：赞同消灭异端分子和企图通过牺牲许多坚定的同志，来保持运动的统一以及使他们的温和观点为全党所接受。波格丹诺夫为保护他的最后通牒主义所采用的手腕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会议指出：“现在，最后通牒主义同召回主义在政治上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当时典型的做法是，把所有批评列宁的左翼分子都一律同等看待，并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等同起来，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反面”。[88]波格丹诺夫立即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以会议名义发表的公报宣称，“派别”必须要有真正的“思想的一致”。[89]这一准则在列宁建立了自己的党之后，又被认为是对“党”适用的。决议说，波格丹诺夫和“造神派”的背离行径已经威胁到党的统一，[90]正是由于这种背离，他们自绝于派别，自绝于党。也正是由于列宁本人解决了统一问题和驱逐了反对派，才使这种对统一的威胁得以消除。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列宁派的一种典型作法。
　　列宁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决裂是彻底的。列宁对他的党团摆脱了这些“左的蠢人”甚表高兴，并声称：“由于它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已经扩大了党的思想阵地”。[91]打倒倔强的反对派集团并将它们清洗出党，这种策略是与列宁的集中制一脉相承的。少数反对派集团由于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不愿接受党领导制定的政策，这就等于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就不能占有位置。
　　在列宁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强行造成分裂之后，布尔什维克左派已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集团，他们开始从喀普里岛党校回击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起草了一个文件，其中表示，小组对“保持我们党内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革命倾向”十分关切。[92]他们警告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们不支持激进主义，他们将失去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信赖。（这就招来了对他们自己的谴责：他们竭力与这些集团同流合污，并使自己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93]）这些左派分子把自己比作是一九〇四年的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并要求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代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他们开始发行自己的党团机关报，并给它取了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九年曾用过的报名，即《前进报》。[94]根据这一报名，左派党团就获得了“前进派”的称号。
　　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巴黎会议上（这次会议作为一次认真谋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作的会议而著名），前进派分子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党团而出席的。他们激烈批评当时所采取的组织合并措施，并以同样手段回敬列宁，指责他倾向于孟什维主义和致力于解散布尔什维克党团。列宁主义者一方也控告前进派分子，说他们缺乏反对孟什维克“取消主义分子”的坚定态度，并违反了列宁主义的严格的党的组织原则。[95]
　　事实上，前进派分子这种在党内任意发表派别观点的行为巳接近一个诚挚的党容许其成员保留各色各样派别观点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极限。他们被开除出了列宁的集团，但这却使这些左派分子更加公开地沿着他们自己的倾向发展下去，并且在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民主思想而反对严厉的组织约束。他们是那样地敌视纪律，从而人们完全可以按列宁的观点把他们称为孟什维克倾向分子。（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布尔什维克中的左派和孟什维克中的左翼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清楚地表现在这两个集团竟然于一九一〇年在波洛尼亚联合创办了一所新的党校这个问题上。[96]
　　在召回主义运动全盛时期，左派分子要比列宁本人更倾向于搞革命密谋活动。从许多方面看（特别是从他们拒绝参加任何议会活动看），召回派分子巳类似无政府主义者；[97]就像三、四十年前的巴枯宁[98]信徒那样，他们蔑视在群众中进行的平凡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拒绝任何妥协。一份同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文件曾这样描写了左派及其地下活动，他们“完全与工人运动相脱离，致力于徒劳的军事准备工作”。[99]由于布尔什维克左派轻视经济力量的缓慢作用，突出地夸耀政治组织和坚决行动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们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面超过了列宁。然而，与训育导师列宁很大不同的是，左派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密谋活动上，不是因为不太信任群众，而是因为过分信任群众。按照他们的观点，只要坚决地攻击政府，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就会变成起义行动。
　　波格丹诺夫宣称，党面临着两种对立的前景：“离新的革命浪潮”或“按部就班的发展”。“如果我何把方针放在按部就班的发展上，那么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根本不存在革命—军事问题和任务。按部就班的传统是一种有害的因循守旧的传统……在俄国，这种缓慢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只不过是十月党人的梦想。”[100]波格丹诺夫排除了社会渐进发展的可能性，并认为党的任务仅在于激发和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正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持的观点。列宁在谋求政权的过程中从这些左派人物方面获得的支持多于列宁分子的支持，这不是偶然的。
　　在左派的眼里，列宁的保守主义使其强硬的组织原则失去了根据。在一九〇九年六月公开决裂之后，左派开始以回忆孟什维克过去提出的论点这种方式向列宁的集中制组织原则发起攻击。在各式各样的文章中，列宁的观点被指责为“党内的独裁统治”、“党的沙皇主义”和“党的君主政体结构”。[101]利亚多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造成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并断言说：“对列宁来说，党的集中制问题只不过是加强其在俄国运动中个人影响的合法性问题。”[102]当波格丹诺夫就列宁的特点进行笔战时还写道，“对级别低于自己的人采取粗鲁和傲慢的态度，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表示尊敬，这是当今社会中权威心理的一般特征。”[103]
　　在召回派—前进派的历史中——正如在革命前的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中所表现的那样，关于革命运动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首先是有关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争论，使革命前的统一的左翼布尔什维主义走向崩溃。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小制度，而是一个可变的整个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即“建立在同志关系的社会基础上的组织”。这就是说，“绝不能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仅仅看作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战争”，社会主义是随着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逐步提高而产生的。[104]前进派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翼对这种“修正主义”发起了激烈的攻击。[105]不断的理论冲突以及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所引起的厌恶导致了这一集团的迅速崩溃。[106]
　　尽管列宁分子和前进派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大部分前进派分子先后又回到了列宁的党内。在这个集团解散后不久，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马上又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进行合作，波格丹诺夫甚至为彼得堡《真理报》（它是现在《真理报》的前身）撰稿。但后来，《真理报》的编辑以一种婉转的口吻反驳了他的一篇文章，《真理报》的文章说：“只要前进派的政治主张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混淆不清，马克思主义者就将把它看成是冒险主义的。”[107]这时，波格丹诺夫停止了撰稿，并与孟什维克建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系。革命爆发后，他退出了政治领域，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化”解释工作，并作为生理学家从事着科学工作。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他的名字再次与反对派的活动一起出现。波格丹诺夫属于一个自称为“工人的真理”的共产主义小集团。一九二六年，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一次医学试验时牺牲了。（也有谣传说，他是自杀的。）[108]
　　一九一四年，阿列克辛斯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断了联系。他成了“护国派分子”，并公开支持俄国进行战争。后来，他一直发展成为君主政体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在内战期间，他站在白军一边，最后作为流亡者移居巴黎。[109]然而，前进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像列宁分子和大多数孟什维克那样忠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思想（为了保卫祖国，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这些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观点，大多数前进派分子重新靠拢布尔什维克，并在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第一次有组织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失败，正好与列宁克服种种阻碍使其党团保持团结所获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列宁的组织思想是完全适合俄国国情和俄国气质的，正是列宁所警告过的弊端（例如：缺乏高度的纪律性，花费大量的劳动来建立繁多的理论，知识分子的极端个人主义，策略不能完全适应变化着的政治形势）导致了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失败。
　　一九〇九年，列宁解决了左倾问题后不久，右派又开始骚动了。后来，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又再次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斯大林在排除了左派之后就马上卷入了与右翼反对派的争吵。当列宁在一九〇九年排除左翼时，从未消失的主张调和的倾向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在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一九一〇年一月巴黎会议上，几乎所有在场的布尔什维克都主张与孟什维克搞统一。[110]起初，调和派分子的领袖是列宁的新的追随者杜勃洛文斯基，但他的政治生涯立即随着流放西伯利亚而告结束，并在那里被迫自杀。[111]后来获得声誉的其他调和派分子是李可夫、诺根和一些较新的领导人：索·阿·洛佐夫斯基[112]（他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犹豫不决，后来成了共产党工会国际领袖）和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113]（后来的苏维埃财政人民委员，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追随者）。似乎，统一运动也得到了加米涅夫的一些支持。[114]
　　一九一〇年一月决定的、把党统一起来的措施，超过了一九〇三年以来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派别报刊（它始终是引起流亡者在政治上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被停办了，为办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台编辑部，它由布尔什维克二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二人（马尔托夫和唐恩[115]）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一人（阿道夫·瓦尔斯基[116]）组成。（自左派被清除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两个非调和派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从这时起，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在一九一七年事变严峻考验他们的合作之前，季诺维也夫受到列宁的完全信任。）巴黎会议不仅批判了左的倾向，而且也批判了右的倾向，即不仅枇判了反对从事合法活动的前进派分子，也批判了拒绝搞地下工作的取消主义分子。不过，列宁认为，这一批判还不够尖锐。[117]
　　由于在原则问题和人事问题上一直发生争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持久的统一仅是一种幻想。列宁是一个不会屈服于相反意志的人。一九一〇年四月，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道：他不忍看到号称已经统一起来的党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希望肃清所有的倾向分子。[118]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遵守保持统一的条件。孟什维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约束或开除取消主义分子，而布尔什维克却根本没有放弃使其同盟者严重不安的剥夺一类的暴力行动。[119]一九一〇年秋天，各个派别又采取了好战态度。这时，接替了已被逮捕的调和派领导人杜勃洛文斯基职位的李可夫，自己也因执行一项任务而在俄国被捕。这对列宁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人能接替李可夫，流亡者中的调和主义运动开始崩溃。[120]这时，列宁正在竭尽全力地为召开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而努力。这个会议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举行，它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彻底决裂。
　　此外，列宁并不想把布尔什维克党团仅仅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党，而是要求把这次派别的代表会议变成代表所有温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会议。一个新的、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产生了，它自称代表全党。但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成员中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尽管他们从未像左倾分子那样正式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团）。除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新的。为报答他们的忠诚和组织能力而被提拔上来的人物有：奥尔忠尼启则[121]、戈洛舍金[122]、施瓦尔茨曼和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123]（他是一个莫斯科工人，与马林诺夫斯基—波格丹诺夫没有亲戚关系，他如火一般的宣传鼓动才能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候补委员有：布勃诺夫、亚·彼·斯米尔诺夫[124]（后来是农业人民委员）和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斯塔索娃[125]，这三个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还有两位新人物：苏廉·斯潘达罗维奇·斯潘达良[126]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27]（他是一个家长式农民，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为止，是苏维埃国家元首）。[128]马林诺夫斯基进了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一个新党团的代表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是沙皇保安局的密探。会后，还有一名地下工作者被增选进中央委员会，他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他当时已开始以其最新的假名斯大林而闻名，他刚强、冷酷无情，并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列宁召集布拉格会议并宣布它为党的正式会议时，前进派分子和孟什维克联合提出了抗议：这对所有希望恢复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人都是一种打击。前进派发表的文章说道：“会议竟敢命名为‘全俄’代表会议”，它是“一个使党分裂的集团单方为篡夺党旗所进行的一次明显的尝试”。[129]与他们希望召开“一次全党会议”的心情相适应，前进派分子支持孟什维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即所谓的八月联盟代表会议。阿列克辛斯基作为前进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会议，但他不能接受由控制会议的孟什维克右翼提出的路线，从而退出了会议。[130]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局限性——对孟什维克来说，它太左了，对列宁分子来说，它又太“温和”了。
　　就是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会议和由它所引起的相互指责也都没能扼杀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为了迫使这个党完全分裂，列宁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方面，当时从上到下混杂在党内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的保安局密探也助了列宁一臂之力，他们当然欢迎革命者之间发生争吵，保安局并逮捕了主要的调和派分子。例如，一九一一年李可夫的被捕似乎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使列宁的分裂政策更容易地得到了实现。尽管如此，一九一二年秋被选进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仍坚持调和的立场，投票赞同尊重社会民主工党整个代表团的统一；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新《真理报》的编辑——斯大林和年轻的地下工作者维亚切斯切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他是一个作曲家的侄子，后来以莫洛托夫[131]这一名字而闻名）——感到不得不压低一下列宁反对统一的语调；特别是社会民主工党杜马代表赞同部分地合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彼得堡的报刊。这时，列宁再也忍耐不住了。[132]
　　他特地在克拉科夫召集了一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以便对《真理报》出版发行者施加影响。通过他直接的指示和派遣新的人员前往俄国——其中有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33]，他革命后成了党的第一书记和第一任国家元首，列宁在报刊上贯彻了他的方针。[134]一九一三年秋的另一次会议终于使布尔什维克认识到：永远与孟什维克决裂是必要的。这时，得到保安局批准作为布尔什维克被选进杜马的马林诺夫斯基（由于他的口才而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团领导）以暗暗得意的心情执行由列宁和保安局委托给他的任务，制造更大的分裂。[135]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终于破灭了，但人们对重新统一的希望并没有破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间，有许多讲演都建议在国际主义的反战宣言的基础上使党重新统一起来。一九一七年三月，即在十月革命的前夜，统一的希望再次出现，事实上也出现了许多次会谈。但是，当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国并使布尔什维克党坚定地走夺取政权的道路时，统一的思想又消失了。此时，国际主义者大联合的思想起了最后的、但是重要的作用；激进的孟什维克（其中有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自那以后，他们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和在随后的反对派运动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际主义与各个党团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爆发使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像所有欧洲姊妹党一样）陷入了一片混乱。在第二国际中的大多数党党内，多数人支持他们的参战政府，这在反战集团看来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明显背叛。但“保卫祖国”则被许多人看作是进一步取得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其他各地的情况不同，“保卫祖国”的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并不占统治地位。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都同样地投票反对战争贷款。然而在孟什维克中，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甚至有一些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前“前进派分子”阿列克辛斯基离开了国际主义队伍。在布尔什维克巴黎党委会的五名委员中，有两名委员自愿报名参加了法国军队，其中一名在战斗中身亡。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自愿报名参军或以另外的方式支持反对德国的战争！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反战派分子曾长期地犹豫不决，直至列宁肯定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才坚定起来。[136]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起初也同样犹豫不决。当沙皇政府于一九一四年秋作为对列宁公开兜售革命失败主义的回答，下令逮捕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时，这些人才试图以疏远领导人的极端行动来进行自卫。[137]
　　关于“保卫祖国”与国际主义这一问题的争论，充斥在各个派别集团的内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完全新的分化和改组。这已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盘种新的分化与改组打破了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派别关系，并导致了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说道：“前进集团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以及左翼普遍的加强都是战争的结果，”这种情况“导致了早期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左派集团融合成一体而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统一的共产党”。[138]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九〇三年的分裂就已勾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后期的轮廓。像一九一七年那样的运动不可能单纯由同意列宁组织原则的人所组成的党所发动，它首先是由反战的国际主义者的党所发动的。许多从不拥护列宁组织原则的人被引诱进了布尔什维克圈子，那些政治历史极不相同的人也逐渐被卷进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一九一四年，列宁主义者、左派布尔什维克和左派孟什维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一九一七年，这个联盟形式上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在这个党内，大多数领导人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倾向都不是独特的列宁主义的。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中的国际主义者的两个主要聚集点之一；另外一个聚集点是巴黎日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编辑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德·扎·曼努伊尔斯基[139]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40]（他后来是十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苏维埃政府最初的三名军事人民委员之一）。在这一报刊的周围聚集着许多非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有的是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持有相同的政见或者对报纸持同情态度的人。从他们的来源看，既有布尔什维克左派，也有孟什维克左派。与报刊保持紧密联系的有前进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洛佐夫斯基和索柯里尼柯夫。[141]安东诺夫曾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之间徘徊不定。[142]同样，马克思研究家达·鲍·梁赞诺夫[143]也时常为报刊撰稿，他同经济派分子、列宁的党团以及前进集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144]回顾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们后来成了共产党党内的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我们的言论报》还有一些生活在法国以外的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后来的人民委员契切林[145]、急进的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46]（她一九一五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莫·索·乌里茨基[147]（他在被杀害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前，是一个主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契卡干部）、波兰社会主义者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148]、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拉科夫斯基[149]（根据出身，他是保加利亚人，后来成了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和后来的苏维埃外交家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150]（在参加了孟什维克的几年之后，他与新政府[151]讲和了）。[152]
　　尽管厌恶列宁的组织思想，《我们的言论报》集团却仍倾向于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一个编委曾写道：“人们不应该也不要有宗派狭隘思想，但不可否认，在俄国，由于迫切要求政治行动，列宁主义巳消除了宗派色彩——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的报刊）联合起来的工人小集团现在在俄国是唯一积极而又坚定的国际主义力量，……；对那些无派别的国际主义者来说，除了与列宁主义者联合外，没有其他出路。”[153]似乎正是那些过去与列宁比较亲近的编辑们为重新统一开辟了道路。托洛茨基当时对此有点犹豫不决，他和列宁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列宁曾试图劝说托洛茨基与一九一五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的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会议保持距离，而托洛茨基则拒绝放弃在国际主义反战宣言的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民主党重新统一的这一希望，当托洛茨基声明他同意以联合作为奋斗目标时，马尔托夫则顶住了布尔什维克的吸引力，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报社，以表示抗议。[154]在中间派集团内部出现了这次分裂之后，中间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极分化的形势迅速明朗。
　　在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国际主义的最坚固的支柱，而孟什维克则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整个孟什维克组织崩溃了。但当时仍存在着几个较小的、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中间派小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彼得格勒[155]区联委员会（它是各区之间的联合组织，所以它的成员被称为“区联派”）[156]。这个组织主要由那些同意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但反对列宁的狭隘派别思想和赞成整个杜会民主工党重新统一的工人所组成，他们很自然地得到了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的非列宁主义者的同情。一九一五年，“区联派”开始向国外派遣代表团，与流亡分子建立联系；许多《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成员也开始为区联派想要创办的报纸撰稿（但这份报纸还没有问世就被保安局查封了）。区联派的口号是：“第三国际万岁！俄国统一社会民主工党万岁！”[157]这种纲领上的“左的”观点与组织上的“温和的”态度的结合，正好说明这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者的特点。
　　区联派作为组织桥梁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许多国际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就是通过这一桥梁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二月革命后，政治流亡者成群结队地回到俄国时，《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许多成员也像其他的非列宁主义者一样加入了区联派，其中有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阿·阿·越飞[158]（他一九一八年作为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成了托洛茨基的继承人）、索柯里尼柯夫、曼努伊尔斯基、鲍里斯·列别捷夫（当时的前进派分子，后来成了作家和斯大林分子）、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举行的第四次党代会上，这个集团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的国际主义者，其中像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尤里·拉林[159]（米·亚·卢利叶——译注）和洛佐夫斯基则于一九一七年单独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正象卢那察尔斯基所表示的那样，“所有左派集团合并”的倡议主要来自非列宁主义者。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俄国所有反对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新组织。典型的例子是，重新活跃起来的“前进派”号召：“所有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应不顾那些不涉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歧而联合起来。”[160]然而，国际主义者如此迫切希望的统一不可能马上就实现，因为从前的组织问题又出现了。非列宁主义者想要在广泛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老社会民主党和尽可能多地把护国派分子拉到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161]他们遭到了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们拒绝与护国派在组织上实行明显的决裂。于是，“前进派”就公开谴责了列宁的“不健康的分裂主义倾向和命令方式”。[162]列宁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深感不安，因为统一思想对他在俄国国内的追随者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威胁到他本人的政治影响。[163]
　　在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中，在统一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这在一九一五年二、三月召开的伯尔尼党代会上已充分暴露出来。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领导下的一个小组首先对列宁进行了批评。布哈林老早就是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所赞赏的人，后来成了一个杰出的反对派领袖；他起先站在左派一边，后来站到了右派一边。[164]尼·瓦·克雷连柯[165]支持布哈林，他老早就已表现出工团主义倾向，后来成了苏维埃军事人民委员和司法人民委员之一。[166]他们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只有与其他的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特别是与《我们的言论报》集团进行合作才可以着手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然而，这一动议被列宁主义者否决了。[167]
　　组织问题仅是伯尔尼会议期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内，一个新的左翼反对派又形成了。在伯尔尼会议上出现的布哈林派就是这一集团即将形成的首次征兆。像非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样，这个新出现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也认为列宁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太顽固了。
　　列宁以“推翻沙皇政府”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的口号概括了他的思想。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种僵化的失败主义把事物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它实际上是在帮帝国主义德国政府的忙。“主张推翻俄国政府是社会爱国主义在政治上作出的不适当和不公正的妥协，它不是沿着反对战争和反对导致战争的各种关系的革命斗争路线，而是沿着所谓‘祸善最小’的路线而采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解决办法。”[168]如果说托洛茨基反对简单的失败主义和主张把建立“欧洲联邦”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布哈林集团和当时的前进派分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他们拥护“没有并吞和赔偿的民主和平”[169]这种不太激进的口号。
　　布哈林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为依据的、极左的国际主义的典型代表。根据这种理论，金融资本主义使世界变成了一个经济整体，那么，人们所盼望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因此而超越国界地在全球展开。列宁不赞成这种盛行一时的观点，他强调说，各个民族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170]可见，列宁认为，希望通过“欧洲联邦”来简单地解决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仅是一种“和平主义的幻想”。
　　与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反，列宁从革命过程具有不同特点这一思想出发，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纲领。这种承认民族感情的思想与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左派所代表的纯国际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布哈林与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171]一起站在左派布尔什维克反对自决权原则的最前列！拉狄克和柯伦泰等作为左派孟什维克的代表和残存的前进主义左派布尔什维克（其中有波克罗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172]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73]（一个狂热的波兰人，在苏维埃政权开始几年内领导过契卡）在民族问题上开始以左的面目出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显然是受罗莎·卢森堡的影响。[174]
　　依据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左派论证说：自决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毫无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一种无用的障碍，因此，托洛茨基说：“民族国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范围、阶级斗争的基础，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了。”[175]他警告人们当心那种弥赛亚[176]式的民族革命的情绪，从而相信民族国家定能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177]就是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争论也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当时，拉狄克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拒绝自决权思想，说它具有时代性的错误。当列宁不能说动他的党刊《共产党人》杂志反驳拉狄克时，他就让报刊停刊了。[178]自决权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而且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革命利益问题在这期间又产生了。这些问题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间再次出现，并加深了左派教条式的激进主义与反教条主义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鸿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列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许多难题，对布尔什维克党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分化改组：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十月革命的党。接着，在这个党内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继续平行发展的列宁派和战前布尔什维克左派分支。然而，属于当时这一左翼流派的还有许多过去从未直接与列宁主义有过联系的激进的孟什维克，和一个新的从列宁追随者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左派集团。这个由各色各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内左翼反对派的核心。



[1]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录入者注

[2]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和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草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4、41—42页。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记录》，一九〇三年日内瓦版，第167—170页。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第263—285页。

[5] 同上，第376页。

[6]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сю，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召回派，此后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法国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国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录入者注

[7] 参阅费·伊·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四六年纽约版，第278—279页。

[8]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45、323页。

[9] 同上，第247页。

[10]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34页。

[11]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488页。

[12] 参阅阿尔弗雷德·G·迈尔：《列宁主义》，一九七五年剑桥版，第五章。

[13] 列宁：《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412页。

[14]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

[15] 《列宁同志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一九〇四年四月十八日《火星报》，第六十四期。

[16]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纽约版，第一卷，第32、33页。

[17] 参阅斯塔罗维尔：《我们的不幸》，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火星报》，第七十八期。

[18]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版，第二卷，第492页。

[19]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九〇四年日内瓦版，第54、105页。

[20] 参加者名单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21]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西班牙逝世。——录入者注

[22]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年7月27日——1939年9月16日），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期间是“新生活派”。1917年底发起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21年起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相继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和高加索地区。1939年逝世。1990年平反。——录入者注

[23]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录入者注

[24]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录入者注

[25] 马尔金·尼古拉耶维奇·利加多夫（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ядов，1872年8月24日——1947年1月6日），1890年入伍。1891年被开除。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期间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秘密回国，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国外。1909年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学校。1911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巴库新闻报》主编，接近孟什维克。1918—1920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员。1920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1932年退休。——录入者注

[26]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录入者注

[27]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28]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3年曾参与领导反对派组织“工人真理派”。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录入者注

[29] 参阅亚·亚·波格丹诺夫：《我们的误会》，莫斯科版，第二卷，第520、521页。

[30] 参阅大卫·舒伯：《列宁：自传》，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65—66页；有关波格丹诺夫的自传见《百科词典》，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30、31页。

[31] 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第一卷，第377页。

[32] 参阅马·尼·利亚多夫：《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三期，第62页。（《无产阶级革命》为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出版的历史杂志。——译注）

[33] 参阅伊·尼·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一九三四年纽约版，第一卷，第135、136页。

[34] 列宁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书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四卷，第294页。

[35]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内巳经分裂出去的部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93页。

[36]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117、118页。

[37] 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一九五二年维也纳版，第300—308页。

[38] 《美尔尼昌斯基小传》，《百科全书》，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版，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录，第32页。

[39]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139—204页；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准备同孟什维克合并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06页。

[40] 参阅《给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俄社会民主党干部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原编者注）的公开信》，由波格丹诺夫撰写，申央委员会署名。

[41]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08—109，113—119页。

[42]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194—195页。

[43] 同上，第220、221页。

[44] 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376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79—185页。

[45]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一九五二年科伦—柏林版，第140—141页。

[46] 参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一九三三年奠斯科版，第21页。

[4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30—131、156—158页。

[48]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 ，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第三版，第420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375页。

[49] 约·维·期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80页。

[50] 参阅《沃尔弗全集》，第349页。

[5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国家杜马》，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期，第91—92，198—199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20—121页。

[52] 《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记录》，第385页。

[53]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37—139页。

[54]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41—143页。

[55] 参阅阿尔弗雷德·莱温：《第二届杜马》，一九四〇年纽黑文版，第70页。

[56]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89页。

[57] 约瑟夫·费多洛维奇·杜勃罗文斯基（Иосиф Фёдорович Дубровинский，1877年8月26日——1913年6月1日），1893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被捕，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1913年在流放地逝世。——录入者注

[58]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审计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59]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柯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录入者注

[60]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61] 同上。

[62] 参阅沃伊廷斯基：《抵制主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35页。

[63]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鼓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64]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年9月16日——1967年10月4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89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流亡国外。1909年起是“前进派”领导人，鼓吹召回主义。一战爆发后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加入了“统一”派。二月革命后回国，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七月事件以后大肆诬蔑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契卡逮捕，随后获释。1919年起先后流亡爱沙尼亚和法国。1967年死于法国。——录入者注

[65]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18、224页。

[66]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一九二九年第八——九期，第44页。

[67] 参阅阿·谢·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33页。

[68] 参阅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策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30—232页。

[69] 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33页；马·尼·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一九二三年尼斯尼—诺夫哥罗德版，第56—57页。

[70] 参阅沃伊廷斯基：《抵制主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58页。

[71] 参阅奥斯转罗乌肖娃：《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27—30页。

[72] 参阅：奥斯特罗乌肖娃：《召回派和量后通牒派》，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30—32页，百科全书关于季诺维也夫的小传，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143页。

[73] 参阅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7页；奥斯特罗乌肖娃在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的文章，第20页。

[74] 参阅格·叶·季诺维也夫：《俄国共产党（布）的历史》，一九二三年汉堡版，第157页；沃伊廷斯基的文章，见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63页。

[75]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奥地利—捷克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录入者注

[76] 列宁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425页。

[77] 参阅弗・萨·沃伊廷斯基：《论“前进”集团》——一九〇九——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十二期，第73页；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8—59页。

[78] 参阅列宁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425—432页。

[79]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录入者注

[80]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8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录入者注

[82] 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42页。

[83] 参阅《关于“无产者报”总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69—271页，在这里波格丹诺夫和尚采尔仅是以他们的假名马克西莫夫和马拉特被提到。

[84] 参阅《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6页。

[85] 参阅《“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未发表的记录》：列宁反对造神说的斗争，见一九三一年《文学遗产》第一期，第17—18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麦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81—282页。

[86] 参阅一九〇九年六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仪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7—287页。

[87]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八——九期，第59—60页。

[88]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80页。

[89]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2页。

[90] 同上，第277—289页。

[91] 同上，见《列宁全集》第十卷，第98、99、109、110页。

[92]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88、89页。

[93] 谢·伊·古谢夫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信，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197—199页。

[94] 参阅奥斯特罗乌肖娃：《前进派》，见一九二五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期，第214页；《波波夫全集》第一卷，第243页。

[95]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93—103页。

[96] 参阅利亚多夫：《俄共（布）的二十五年》，第59页。

[97]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84页。

[98]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录入者注

[99] 古谢夫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信，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197页。

[100] 波格丹诺夫一九一〇年给“所有同志”的信，引自奥斯特罗乌肖娃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一期，第200页。十月党是一个保守党，它仅满足于政府一九〇五年十月作出的让步。

[101]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03页。

[102] 参阅马·尼·利亚多夫：《党的危机》（一九一一年），引自沃伊廷斯基的文章，同上，第104页。

[103] 参阅波格丹诺夫：《信仰与科学》（一九一〇年），引自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08（608）页。

[104] 波格丹诺夫：《当代的社会主义》，“前进派”文集第二期（一九一一年二月二日，第63页。

[105] 参阅D·金：《前进报》，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三卷，第388页。

[106] 沃伊廷斯基在“无产者报”上的撰文，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29页。

[107] 奥斯特罗乌肖娃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一期，第213页。

[108] 格奥尔格·德尼克的报告。

[109] 金：《前进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三卷，第389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469页；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46页；舒布：《列宁》，第403页。

[110] 参阅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62页；布勃诺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49页。

[111] 参阅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62页；舒布：《列宁》，第151页。

[112]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2年起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1914年被开除出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因支持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随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并担任党主席。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赤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国家出版局局长。1939—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37—194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7—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因卷入“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113]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被捕。1909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列宁，主张与区联派合并。1917年10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于1923—192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1926年期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7年初退出左翼反对派。1929—1932年任驻英大使。1932—1935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5—1936年任第一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在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录入者注

[114] 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49页；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248页。

[115]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录入者注

[116] 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1868年4月20日——1937年8月21日），原姓瓦尔沙夫斯基（Warszawski），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的朋友。1889年发起成立波兰工人工会。1898年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8年发起成立波兰共产党。1919—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29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录入者注

[117]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48—249页。

[118] 列宁一九一〇年四月十日致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69—270页；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55页。

[119] 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67—269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28—529页。

[120] 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28—529页。

[121]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122] 菲利普·伊萨维奇·戈洛舍金（Филипп Исаевич Голощёкин，1876年2月26日——1941年10月28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成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家庭。1922—1925年任萨马拉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省委书记。1933—1939年任苏联首席国家仲裁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61年平反。——录入者注

[123] 罗曼·瓦茨拉维奇·马林诺夫斯基（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6年3月18日——1918年11月5日），俄国内政部警察局暗探。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被莫斯科暗探局招募。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1914年任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主席。1914年因身份暴露而逃往国外。后秘密回国并加入俄军，被德军俘虏后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主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投案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18年11月5日被处决。——录入者注

[124]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77年8月27日——1938年2月10日），1896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同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兼农民国际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1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2—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因参加托尔马切夫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25]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 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MOPR）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退休。——录入者注

[126] 苏伦·斯潘达洛维奇·斯潘达良（Сурен Спандарович Спандарян，1882年11月3日——1916年9月11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成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6年在流放地逝世。——录入者注

[127]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录入者注

[128] 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274页。斯潘达良于1916年在西伯利亚逝世。

[129] 《每日题目》文集（一九一二年），引自奥期特罗乌肖娃一九二五年在“无产者报”第一期撰文，第212页。

[130] 同上，第212—213页。

[131]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录入者注

[132] 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40—562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41页。

[133]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录入者注

[134] 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147—149，159—160页。

[135] 参阅阿·叶·巴达也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三二年伦敦版，第12—14章。马林诺夫斯基一九一四年离开杜马和布尔什堆克党，以避免他的真相被揭露。尽管列宁的大多数合作者对他巳产生怀疑，但列宁却拒绝怀疑这个实际上已成为领导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第二号人物对革命的忠诚。直到一九一七年，人们从保安局的文献中了解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况，真象终于大白。马林诺夫斯基于一九一八年被判决。（参阅舒布：《列宁》，第126，194—195，333—335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49—557页。）

[136] 肖恩亚夫科：《在地下和流亡国外——一九一一——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斗争》第四期，第186—199页。

[137]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69页；布勃诺夫把那些极端的做法归咎于加米涅夫（见《布勃诺夫文集》，第600页）。

[13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伟大的转变》，一九一九年彼得格勒版，第52页。

[139]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录入者注

[140]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41] 参阅多伊彻：《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一九五四年伦敦版，第221—222页。

[142] 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8—9页。

[143]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话》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44] 参阅梁赞诺夫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31—232页。

[145]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录入者注

[146]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录入者注

[147]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随后逃出流放地流亡国外。1912年8月参加了“八月联盟”。1914年再次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等报刊工作。1917年10月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录入者注

[148]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149]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录入者注

[150]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曾在临时政府劳动部工作。同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工部长，被开除出孟什维克。1919年任高尔察克政府劳动部长，期间率探险队赴蒙古考察。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2年任西伯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顾问。1929—1932年任苏联驻芬兰特使。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53年2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0年平反。——录入者注

[151] 指反革命的西伯利亚政府。——译注

[152] 这一名单摘自多伊彻《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22—223页。

[153] 参阅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我们的言论报》，巴黎版；引自多伊彻：《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33页。

[154] 参阅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我们的言论报》，巴黎版；转引自多伊彻：《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25页注释2、第226—235页。

[155] 圣彼得堡一九一四年改名为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改名为列宁格勒，这里用的是当时巳使用的名字。

[156] 参阅康·康·尤列涅夫《区联委员会：一九一一——一九一七》，见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二期。

[157] 同上，见一九二四年《无产者报》第二期，第125页。

[158]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录入者注

[159]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在新经济政策期间，他在苏联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160] 转引自奥斯特罗乌肖娃一九二五年在《无产者报》第一期上的撰文，第218页。

[161]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336页。

[162] 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18—119页。

[163] 列宁一九一六年九或十月《致施略普尼柯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74—275页。

[164] 参阅布哈林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55—56页。

[165]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166] 参阅克雷连柯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242页。——录入者注

[167] 参阅M·西罗姆雅特尼柯夫：《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见一九二五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五期，第154—171页。

[168] 托洛茨基：《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文章，转引自叶·朱·雅罗斯拉夫斯基，《俄国共产党简史》，英文油印版，第二卷，第34页。

[169] 参阅西罗姆雅特柯夫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五期，第154—162页；托洛茨基：《前进派》，原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言论报》；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 114—116页。

[170]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8月23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21页。这种观点后来成了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把俄国当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设想，他仅认为西欧工业强国能成熟为社会主义。

[171]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172] 参阅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一九五四年坎布里奇版，第47—48页。

[173]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录入者注

[174] 同上，第48页；捷尔任斯基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五卷第一分册附件，第123页。

[175] 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撰文。

[176] 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译注

[177] 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撰文。

[178] 参阅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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